榆林杨家沟革命纪念馆

杨家沟革命旧址1978年辟为杨家沟革命纪念馆,位于米脂县城东二十公里的杨家沟扶风寨。
  主要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等革命家旧居、十二月会议、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庆祝宜川大捷大会和东渡黄河动员大会旧址,以及亚洲部保卫科、供销科,中央政治部,中央机关医院和新华社旧址等。
  毛泽东、周恩来旧居(新院),将西方建筑风格和陕北窑洞建筑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西方建筑风格之典雅,又反映出陕北窑洞建筑的雄浑,堪称中西建筑风格结合的典范,实为中华民族窑洞建筑之瑰宝。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杨家沟是转战陕北取得光辉胜利的标志点,是离开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杨家沟革命旧址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家沟革命纪念馆位于米脂县东南30公里处,是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也是他转战陕北时,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并在此写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11篇光辉著和。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亚洲部”为代号的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到这里。1948年3月21日经吴堡川口东渡黄河,走向解放全国的战场。 

杨家沟革命旧址

    杨家沟革命旧址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陕北米脂杨家沟村。是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时期的“中南海”,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地。毛主席转战陕北纪念馆,全面、真实、准确的反映了转战陕北这一重大革命史实,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丰功伟绩。杨家沟是马氏地主集团的百年庄园,也是全国最大、最具特色的窑洞庄园。著名的黄土影视拍摄基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来到这里,随行官兵共计600多人,中央机关设有:政治部、公安部、参谋部、后勤处、新华社、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保卫科、供销科、中央情报局、通讯班、西北局、陕西省委、印刷厂、运输大队等等。当时的杨家沟已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后来人们称杨家沟为中国的“小北京”。毛泽东主席当年为什么要选择杨家沟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后,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转战,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特别是米脂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消灭我党中央的计划,杨家沟已成为陕北的大后方。二是杨家沟村的土改工作在1947年春已轰轰烈烈的展开,极大的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而杨家沟村又是一个72户地主集团的庄园,有充足的窑洞和粮食供中共中央机关过冬。 

   三是杨家沟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便于毛泽东主席从事重要的革命理论研究工作,制定解放全国和指导全党全军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全国性的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作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有利于召开政治、军事、经济及土改等各方面的会议,便于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走向全国的胜利。站在观星台上,放眼四方,杨家沟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尽收眼底,建于清同治年间的瞭望台,是马氏地主为便于观察扶风山寨的安全情况。当年毛泽东主席晚上工作太累时,就站在此台,观望星辰,后来人们为怀念主席在杨家沟这段日子,称之为“观星台”,每当深夜,万物皆休,遥望天空,皎月高悬、星光灿烂、闪闪烁烁,好像细说着主席当年观望它们的那种喜悦心情。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旧址,是清朝时期的窑洞四合院,明五、暗四、六厢窑、倒座待客厅,是陕北窑洞建筑的典型代表院落,东西对称的日、月门,象征着该院与日月同辉。一孔孔革命家的旧居,默默的记忆着它们的光辉历程,十二月会议旧址,还在回旋着主席那里坚定而有力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那一阵阵掌声,像春天里的雷声,响遍祖国大地,响遍世界各国,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十二月”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最后发出了伟大的号召“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新院”──毛主席、周恩来旧居,地处杨家沟扶风寨半山腰,这一耀眼世界的窑洞建筑,把陕北窑洞推到了世界窑洞建筑之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周熙瑞,带着自己的研究生多次造访杨家沟,称新院为:世界窑洞建筑首屈一指。毛主席当年来到新院这个城堡式大门前称:这是一个既懂军事又懂建筑的设计家。主人马筑平亲自提写的“新院”从深处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世界,一新皆万新,新的院落,新颖别致的建筑,新的风貌,新的起点……一切从新的开始。整体院落后靠高山,前为130多米的高畔,状似腾龙的九个黄土山峁,承载着这部皇宫般的殿堂。马筑平是杨家沟马氏地主之一,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留学日本,专攻土木建筑,后因病回归故里,担任家族学堂校长。1929年陕北到处大旱,天灾人荒,马筑平以工代赈,开始建造新院,自己精心设计,亲自监造,一改陕北窑洞一线齐的呆板建筑形式,建为三关两套,就是三面突出,两面缩进,阴阳交错,是否与阴阳五行有关,难以说清,但若俯视观之,为一平睡的“山”字,意味着他的住宅、家业,就象泰山一样稳固;再看屋面设计,中间突出的为西方教堂式风格,意味着主人寄托着神的力量;左面缩进去的为日式风格,意味着主人留日学习的纪念;右边缩进去的为陕北窑洞建筑,意味着主人根在陕北,永不忘本,整体屋面上设置了八根通天柱,通天接地,天地合一。

  屋檐建筑更是民间独有,龙头螭虎(螭虎:传说中没有角的龙),精雕细刻,穿廊抱厦,搭檩飞檐,檐随窑转,回折连接,落落大方,完全为一派皇宫皇室建筑,让人看的心旷神怡。60多年过去了,吸引来无数的专家、学者,赞叹不绝。据房主人马筑平的后代讲,原准备在屋檐安上九个龙头,但风水先生力再劝阻,九五之尊,九为极数,只有皇宫皇室可安,你一个平民百姓,难以服住,小心遭灾。主人无耐,只安了八个,1961年主人去逝时,对他的儿女说:我要是知道毛主席住我建造的房子,我一定要安上九个龙头。但历史在这里巧合,一代天子毛泽东主席就来到了这里。正中三孔是主席办公、休息的地方,也是设计最精华之处,三孔进出门建在侧旁,一线相通,完全改善了陕北窑洞通风难的情况,屋内设有洗澡间,采用地下取暖,墙壁均用地方土建材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环保建筑,已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建筑设计理念。就在这里,毛泽东主席战斗、生活了120个日日夜夜,写下了40篇光辉文献,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十一篇,毛泽东文集第四、第五卷有二十九篇,为新中国的建立,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及土改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杨家沟的曙光,照亮了走向全国胜利的征程。毛主席转战陕北纪念馆,建立在杨家沟扶风寨的山顶上,原为马氏地主家族的讲堂和祠堂,也是重要的革命旧址,1948年1月至3月在这里相继召开了西北野战军高级干部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庆祝宜川大捷大会,东渡黄河动员大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转战陕北的战斗历程,提出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大了土改工作的正确开展,发起了全国冬季大练兵,指出了东渡黄河走向全国胜利的战略意义。

 “毛主席转战陕北”纪念馆馆匾是由人民文学先驱茅盾同志亲手提写,展馆为一双套窑洞四合院,共分九个展室:历史抉择、枣林沟会议、保卫边区、小区会议、沙家店战役、神泉号令、十二月会议、军民情深、历史丰碑、一个多媒体室。全面、真实的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革命风采。填补了在中共党史、军事史上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史实。杨家沟马氏地主,以四世祖马云风从明末清初开始经营,农商并重,18世纪中叶发家,19世纪中叶成为名门望族。全村270多户人家,马氏地主就有72户,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及延安等广大地域内,拥有土地数十万亩,1942年中共中央《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中指出:“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以有马光裕堂(一个地主集团的代号)而闻名陕北”。“开明进步办学堂、英才辈出洋财主”,这是陕北民众对杨家沟马氏深刻的文化印象。早在清代康熙年间,马云风就创办家塾,延请西席教子学文,参加科举求取功名,使五个儿子都成为太学生。清道光年间,七世祖马嘉乐创办了3所私塾,他的五子十一孙,有正四品2人,从四品2人,从五品3人,因功赏戴花翎者2人,还有知县、主事等,25个曾孙,有18人取得了功名或官职,3人出国留学。辛亥革命前后,马氏家族共有12名出国留学生。宣统三年(即1911年)马氏家族在杨家沟扶风寨最高处的平台上创建了杨家沟私立小学,名曰讲堂。原西大学校长、教育家马师儒,原延安大学校长、教育家马润之,原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校长、延安行知中学校长马济川,原《人民日报》编委、《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原《西安晚报》总编马汉卿,原国务院财委办公厅主任马豫章,我国著名化工专家马师伊,电力及自动化专家马师亮,纺织专家马师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明方等英杰都曾就读于马氏学堂。
    1915年,同盟会会员马师承回杨家沟开办了陕北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因马家女子上学早,使马家的女子胜儿男,如马氏三姐妹:原中国民航总局办公室主任马娴卿、原甘肃省人大常委副主任马谦卿、国家安全部研究员(有突出贡献专家)马多卿。原国家文化部干部局局长马佩兰、原国家林业部人事局副局长马克思、香港著名实业家马书媛等数十名厅局级以下巾帼英才。教育文化使马氏家族开明进步、在中国革命的每个浪朝中,涌现出了大批仁人志士。同盟会会员马师表、马师承、马子衡、马桂樵等,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五四”运动以来,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洪流,马汝骥、马汝翼、马济川、马继荣、马汉文、马豫章、马师冉、马润之、马钟锐、马克昌等成为中共早期党员,马汝骥、马克昌、马钟隽、马履元等血染沙场,为国捐躯。就连在杨家沟的马氏家族,也积极支援抗日救国战争,仅光裕堂给三五九旅赠送粮食1700石。“寨号扶风喜悦一方清泰,邺城新熄扫开万里尘封。”以扶风寨为主的杨家沟马氏庄园,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全国最大的窑洞庄园,清同治年间(19世纪六十年代),马氏家族正值发展到鼎盛时期,回民起义,马化龙部进攻陕北,绥、米形势严峻,马氏族人,为了防范回军攻掠,以收“保境安民”之效,开始动员营造扶风寨。扶风寨在选址上讲究风水地貌,它是一座独立的龙头凤尾的孤山,亦称龙凤山,涧水绕合、三山拱围,易守难攻。在规划上,建有瞭望台、炮台、水井、供排水设施,出入道路、广场、戏台等等,南北寨墙均建成双套城墙,各设两个寨门,南寨门为“骥村”门和“扶风寨”门,城墙及炮台上安有火炮,(即荷兰造的红夷大炮)、土炮,壮丁、细户以及家族子弟都配有来复枪、猎枪等武器装备。回民起义时,成功的保住了他们的族人及周边村庄百姓的安全。扶风寨对外寨墙高耸,城门威严,严于防范;对内则民居古道、供水排水、讲堂祠堂、戏院广场,统一规化,依山造势,功能齐全,俨然如欲建万世之基的小社会。
以窑洞四合院为主的杨家沟马氏庄园,同一始祖的后代在同一村庄内,经过世代经营,发展成为拥有数十户地主庞大集团,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理念,自设堂号,以堂为名,建起了风格别异,各具特色的窑洞四合院,成为陕北黄土高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几百年过去了,一个个残缺不全的大门鉴证着它们辉煌的过去,一处处失去当年威严的院落诉说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蜿蜒幽静的蟠龙古道,追忆着历史的脚印,古朴雄浑的城墙历尽沧桑,寄托着明天的希望。

毛泽东在杨家沟的日日夜夜

1948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十二月二十四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东北民主联军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8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告中央工委:“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义州,今义县]、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打虎山,今大虎山]、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
    1月9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习仲勋一月二日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分军官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并加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同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习仲勋一月四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中旬 修改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干问题,“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月14日 关于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粟陈唐全军十二月各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的大胜利,并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
同日 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致电邓小平,征询他的意见:“(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同日 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又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月15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作长篇讲话。他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要不要统一战线?还要。那时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巩固。他最后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批评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的一则电讯,指出: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电报又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决定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个决定草案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会后,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1月20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1月24日 致电刘少奇,对中央一月决定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关于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任刘邓野战军参谋长]。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华东局,邓子恢[当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中央工委电:“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指淮河以南的刘邓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陈粟野战军与陈谢集团]。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六、第四纵队司令员]。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陈士榘、唐亮]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即二、三、四月]。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即五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1月28日 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并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指示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二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吉洛[即姬鹏飞。]为副政委。苏北兵团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庆祝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电,庆祝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同日 转发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信,并写按语,指出:“朱德司令在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