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


影视资料:《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和蒋汪叛变     相关图文资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全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发展;以五卅运动为核心的反帝国运动日益高涨;经过两次东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而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各派军阀之间混战不休,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顺乎世界潮流,适应时代步伐,着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孙中山就《宣言》的宗旨作了演说,并说明通过的《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对内推翻军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大会正式决定国共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以《宣言》发表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增加了新的血液,加强了各革命力量的联合,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开始。北伐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叶挺、周士第等。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是1926年7月9日,广州人民举行集会欢送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随后,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经过1925年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7月1日,正是国民政府成立一周年,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确定战略部署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2、3、4、6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4届中央第3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西路进攻吴佩孚,四军七军和八军气势如虹,8月9日克湘乡,10日得湘潭,击败叶开鑫后,八军李品仙第三师在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8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4军主力和第8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至此,两湖战事,大体结束。“先定三湘,规复武汉”已经实现。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被誉为“铁军”,而第7军则被称为“钢军”。接下来枪口对准了孙传芳。对于进攻江西的部署是,123军为右翼,由蒋介石亲自指挥(蒋为北伐总司令):二军由赣南的吉安北进,三军由萍乡出高安,一军一师和六军为中路,程潜指挥,出修水,武宁,直指德安。七军为左翼,李宗仁任指挥,沿长江南岸东进,直捣九江孙的司令部。9月6日北伐军先发制人,攻下萍乡,控制赣南。19日程潜六军和一军王柏龄师乘南昌没有主力,在市民学生的帮助下,轻易攻入南昌。孙传芳大部队迅速反扑,北伐军无法抵抗,溃不成军。蒋介石得知南昌情况后,驻进高安,亲自指挥南昌方面战事。10月12日,又几批北伐部队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并于11月1日在南昌,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7日再得南昌。孙传芳逃入南京,北伐军又取江西。经过修整,扩编,北伐军再成三路,何应钦统领东路,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1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1924年6月16日,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因校址在广州黄埔,人们习惯称为“黄埔军校”。这是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检阅武汉黄埔军校

北伐军中黄浦同学组成的宣传队

周恩来: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领导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工作。1925年4月,任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北伐的中坚力量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领导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北伐是孙中山先生的多年愿望,而北伐军的阵容和实力,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要支柱的。”年逾八旬的程元虽然没有参加过北伐,但对父亲经常向他讲述的这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    程元告诉记者,黄埔军校创立的初衷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黄埔军校建校不久,孙中山就发表了《北伐宣言》。黄埔军校前几期学生毕业时也都宣誓,“决志于广东统一之后,更努力于全国统一”。    很快,以早期黄埔生600人为骨干,校军“黄埔军”在短短几年内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国民革命政府中央军,并成为北伐前锋和主力。    程元一一数来,蒋介石以校长之名出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任总参谋长,教育长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等为各军军长,他们在北伐中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萧楚女等在政治军事方面起到了重要骨干作用。    在北伐军各军事部门内,由黄埔军校教官任处长的也很多,在司令部的14个处中,由黄埔军校教官任处长者共10人。黄埔军校教官和学生共计有3.3万多人,都直接或间接投入到北伐战斗中去。    “军校前四期毕业的近5000名学生,加上潮州、南宁、武汉分校的学生先后分配到北伐军的许多军和各个战场。正是这样,北伐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得到了大大加强。”程元说。
    ■黄埔师生战功赫赫        从1926年7月广州誓师出征开始,到1927年夏天,短短一年时间,北伐军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    “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军威之盛,实为我国现代史上所罕见,其中,黄埔军校师生奋勇当先,立下了辉煌战功,黄埔军校的声威也进入了高峰。”同样是军人的程元对黄埔师生在北伐中的战功赞不绝口。程元没能赶上北伐,不过,1942年,程元自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毕业后,参加过北伐的父亲程潜将他送上了抗日的战场。    程元说,当时的许多攻坚战中,北伐军组织了不少敢死队,队员基本都是黄埔学生,这些敢死队员彼此互策互励,视死如归。黄埔一期生曹渊营长,在攻打武昌之役中,率奋勇队员登云梯爬城墙,身先士卒,在指挥部接到的报告中,签名的“渊”字最后一笔划得很长,正是此时他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在汀泗桥之战、贺胜桥之战中,黄埔师生冲锋在前,最先突破敌军阵地,为克天险、破要塞立下首功。此外,武汉分校的黄埔女生队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冒着炮火一面在阵地上抢救伤员,一面贴标语、演节目,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很快,以黄埔师生为主力的部队云集江苏战场,迅速占领了南京、上海。这样,长江流域中下游各个省,大半个中国均为北伐军所有,黄埔师生在其中建立了首功。    在北伐战争中,还有一批活跃在敌人后方的黄埔军校师生。他们隐姓埋名,瓦解敌军,在无形战线上同敌人斗智斗勇。军校教官茅延桢在1925年底东征结束后,便到河南进行地下工作。徐向前与几位第一期同学向校部请缨,回到北方从事政治工作。1926年底,周恩来秘密进驻上海,在1927年3月领导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参加总罢工人数从36万人增至80万人。
    ■黄埔同学盼统一        “广大黄埔师生以献出热血和生命凝结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也是北伐将士所向披靡的灵魂支柱。”程元深有感触地说,军阀部队与革命军相比,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数量上的优势却不可小觑,在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上,革命军与军阀的兵力相差悬殊,仅为其1/8,而且军阀还占据着许多易守难攻的天险和坚固的城池。“但是,在重兵和天险面前,革命者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却是军阀一方无可比拟的。”程元说。    在轰轰烈烈的战场上,黄埔师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据当年的一些资料记载,黄埔军校师生在两次东征和北伐中前后牺牲约有3000人,但后来在纪念碑或史书上能留下姓名的仅有600余人。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的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1927年3月,帝国主义借口外国领事和外侨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产党人被砍头

  1926年11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月6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蒋介石叛变后,4月15日,李济琛、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也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