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山雨欲来风满楼——九一八事变前夜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和进一步独霸东北,就在东北境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机构。其中主要的有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从各个方面对我东北地区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侵略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1927年初,日本国内连续发生金融危机,震撼了日本朝野。使日本的经济受到了沉重的冲击,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趋加剧。当时,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日趋高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浪潮,不仅直接打击了日本在华的侵略势力,而且也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化。为了转嫁这种危机,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策划新的“满蒙政策”,阴谋发动对东北地区的武装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公然否定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声称等待时机,以得寸进尺的方法独占东北,再进入内外蒙。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实际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干涉中国内政,欲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侵略政策。
为了给武装入侵制造借口,《纲领》编织了日本与东三省“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不受侵害、“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作为接壤邻邦的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责任”等一系列谎言,以掩盖其妄图武装
侵占的实质。
  日本帝国主义在寻找武装入侵东北的时机,同时为使这个时机早日到来,首先决定除掉张作霖。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驻守沈阳。张作霖本来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起家并称霸东北的,但是随着他地位的逐渐上升和势力的增强扩大,对日本构成威胁,日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军方认为,再依靠张作霖攫取东北已不现实,必须抛弃“同他生死与共的想法”,于是下决心除掉他。
1927年6月初,关东军司令部在《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中提出,要东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权中设置日本行政、财政、军事顾问。如张作霖不接受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时当准备使用武力”。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空大元帅,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应“内孚民望”。因此对日本强加的种种侵略要求,或予拒绝,或借故推托。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决意除掉张作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兵讨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时,张作霖决定从北京撤回关外。日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派间谍侦察张作霖准备坐哪月哪日火车逃往关外,并搞清列车经过的地点及准确的时间,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皇姑屯,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桥洞炸车,在此埋入黄色炸药30麻袋。
1928年6月4日5时30分左右,当张作霖率同要官及武官随从乘坐的专列经过皇姑屯附近时,轰然巨响,烟尘冲天,桥毁车翻,张作霖所乘的第八节车厢被甩出几丈开外,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死亡。
为什么日军要制造皇姑屯事件呢?只是要炸死张作霖就完事了吗?不!按照日军预定的计划,河本大作事先在沈阳大和饭店前集结了足有一个旅的兵力,事件发生后,再令参谋尾崎上尉紧急集会关东军,同张作霖卫队交战,搅乱局势,再以“维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领沈阳乃至东北。但是由于日军内部没有协调好,阴谋未能得逞。田中内阁的海相冈田启介后来在供词中说:“如果那时能够紧急集合的话,大概‘满洲事变’(指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就会发生。”由此可见,这是“九一八”之前日本武装侵占东北的一场预演。
日本炸死张作霖,欲武装占领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却换来了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总揽东北军大权,决心与国民党联合。日本人恼羞成怒,又大肆制造武装入侵的舆论。
首先制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说。1929年12月,松冈洋佑在广岛市召开的太平洋调查会议上,恬不知耻地叫嚷:“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向满洲投入了20亿日元的战费。这笔费用在10年之内,本利就可达60亿日元,中国偿还这笔钱了吗?”“日本在满洲还损失了10万宝贵的生命,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这就是松冈的强盗“逻辑”。
1931年9月6日,政友会头目森恪抛出《紧迫的满蒙对策》,不但重复了松冈的陈辞滥调,而且进一步声嘶力竭地鼓吹道:“日本消耗了20亿国费,并以10万同胞之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势力从日本的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之满洲里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月,他在名古屋演讲中竟然宣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是为中国人民立了天大的“功劳”,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本土的十八个省。”妄图把东北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是“满蒙生命线”说。日本人胡诌什么,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的“利益线”,“满洲为日中两国国民共同生活的地区”,“中国为日本海外发展的第一线,每年移民一万尚不为多”多奇谈怪论,这就是日本到处散布的“满洲生命线”说,其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就是“武装占领满蒙”说。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为大造事变和战争舆论,抛出这样的论点:“发原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自发展,两个文明现已形成隔着太平洋而互相对峙的局面。对峙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过战争走向统一,从而,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使人类文化进入黄金时代。”瞧,他讲的真“娓娓动听”,还给侵略行径戴上了文明的桂冠。
石原莞尔还进一步鼓舌道:“要对中国作战,首先必须占领满蒙。满蒙到手后,日本的繁荣自然得以恢复,失业的有识之上亦可有救。如因占满蒙而引起中日战争,则干脆连中国本部的要害地区也归我所有。”这是对日本政府“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政策的进一步注释。
舆论是行动的先导。日本帝国主义先制造一系列侵略中国的舆论,为紧跟其后的行动做好准备。尔后,紧锣密鼓地进行武装入侵的部署。
1931年,东北的中国军队约近25万人,驻守沈阳的军警即有2万多人,而当时关东军则仅有万余人,且分散在铁路沿线的独立守备队就占去了6个大队的兵力,机动能力也较差,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攻击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不进行周密的策划是不敢贸然行动的。
关东军的幕僚们通过一番策划,制订出了“以寡制众”的谋略,首先攻克沈阳城,然后向外辐射,占领整个东北。他们还商讨了若发生事变时,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这一总的原则方案。
方案出笼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事端,寻找发动事变的借口,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日本首先在吉林省挑起了“万宝山事件”。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
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恶棍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地500垧,租期10年,租契明白规定必须经县政府才能生效,而郝却不经批准即擅自将地转租给朝侨李升薰等人。李等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鲜人在伊通河截流筑坝,开渠10余公里,无理占用中国农民耕地百余垧,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险,中国农民派代表百余人来交涉此事,日本驻长春领事馆派警察60人携带机枪到此以保护现场为名横加干涉。
7月1日,万宝山地区的中国农民眼见自己的土地将面临水淹之患,忍无可忍,遂集合500余人填渠,并与李升薰一伙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当即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并抓走多人。2日,日方又增派警察40名,架设机枪督护李等继续施工,有意制造民族矛盾。由于日本的挑唆,后来事态逐渐扩大,朝鲜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华浪潮。一周之内即有百余华人被残杀、160余人受伤。
以延边学生界为代表的各界人民,向国内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事端、制造惨案的险恶用心,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扑灭挑拨中朝民族感情的恶魔”。南京、上海等地群众也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日本国内有人乘机鼓动向朝鲜和中国东北增派军队,并声称:为保卫日本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这真是欲找借口,何患无词。
在九一人事变前夕的沈阳,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了。日军在此多次进行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驾机枪,作攻城演练,还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训练,而且在沈阳东站附近修建了3座炮台。
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一次甚至贴近了北大营围墙。17日这一天,竟然有两个日警闯入北大营将电线切断;同日,沈阳的日本军人们臂缠黑纱,齐集沈阳南站的“忠魂碑前”,大喊大叫,发誓要为“帝国在满洲的权益而战”。另外,关东军还将秘密运到沈阳的2门24厘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装置在守备队的营区内。
九一八事变的前夜,日军在调兵遣将,紧密部署。他们有计划、有预谋策划的事变,很快就要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如何找到武装入侵的借口呢?日军又制定行动计划,在沈阳城北郊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他们自行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铁路,反污蔑是中国士兵所为,借故进攻沈阳城。
日本为什么要选择沈阳城作为首攻的目标呢?这主要是当时的沈阳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选定沈阳为夺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以便能控制东北之中枢。再者,这与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所规定的“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的原则也是一致的,充分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是早有图谋的。
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策划的。其具体计划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爆破地点,决定在距沈阳2.5公里处的柳条湖,因为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再者就是这里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二是把时间安排在9月28日,这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信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了不泄露机密和暴露目标,板垣和石原精心物色人物,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校和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俩负责组织爆破铁路的秘密班子。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阿本末守中尉找来,向他下达密令,让他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后来由于内部的意见分歧,遂决定18日动手,并又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今田准备好了42个黄色方形炸药包,等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9月18日入夜,川岛连长率领105名士兵向文官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湖爆炸地点3公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具体负责爆炸活动的是河本,他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是晚上10时20分左右。轰然一声巨响,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所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我北大营驻兵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今野去向川岛报告,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官屯的川岛连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我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劲旅第7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是陆军军官学校或讲武堂毕业,也有部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好,装备也好,所以日军发动事变,把7旅作为主攻目标。
7旅的驻地北大营,南距沈阳城三四公里,东距东大营10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距柳条湖不足500米。当日军炸毁铁路时,北大营7旅的官兵已经就寝,日军从西、南、北三面向营房冲来,情况十分危急。619、620和621三个团迅速集合队伍,准备对付来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政府事先命令部队将武器封存,事变发生当晚,旅长王以哲竟离开营区去参加水灾赈济会,3名团长中有2名归宿家中。爱国官兵不顾一切地砸开库门,夺取了部分机械弹药。官兵们“各持枪实弹,怒吼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有许多士兵已“装弹入膛,准备还击”,在这紧急的关头,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什么“军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什么“对进人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甚至还有蒋介石的训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对于上司传下来的“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官兵中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他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带队的军官也被问得哑口无言。
尽管上面有道道命令,层层“圣旨”,并没能阻止爱国官兵的抵抗。在日军逼近7旅营房时,参谋长赵镇落、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商议,决定还击入侵之敌。于是,在旅部和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愤怒和正义,向日军开火了。机枪、步枪吐着仇恨的火舌,向鬼子兵射去,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半夜子时。
九一八之夜,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官兵都是英勇的,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7旅620团毙伤日军40余名。他们是在“不准抵抗”的命令下这样做的,其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19日零点50分,当日军攻占北大营后,步兵第29团按照板垣的命令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了进攻。第一、二路日军进攻南市场和北市场,第三路日军进攻沈阳城。为配合日军进攻沈阳城的行动,本庄繁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支援攻击沈阳的日军。日军立即行动,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向沈阳发出13列军车,以加强日军的战斗力量。
三路日军齐头并进,向沈阳城扑来。先行占领公安局、警察局分所等要害部门。沈阳城内约有1.5万名警察,由于他们事先也接到了上级“不难抵抗’的指示,因此战斗意志松懈,思想麻痹,毫无戒备。在日军的突然包围之下,被强迫缴械。遂之一切官厅衙署先后被日军占领,“紧要物品,悉被掠夺。各机关之首领员司,除微服逃避外,悉被日人软禁。”至19日早6时30分止,沈阳城全部被日军占领。
被日军占领后的沈阳城,一片狼藉,大街小巷,日军遍布,充满了恐惧感。日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扫射,装甲车在市街上横冲直撞。日军还把炮台置于沈阳城鼓楼的旧址之上,还封锁了各交通道口,持械盘查行人,对稍有不满或有反抗行为的则任意枪杀,致使许多无辜百姓惨遭杀戮,街市上混乱不堪。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日本兵,专门搜捕我方文职、军职官员,对捕获到的军官迫令签字承认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先行发起攻击,并把他们反绑双手,看押在街头。日本帝国主义做贼心虚,自知理亏,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行推给中国,反污陷我方,其强盗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军在城内还进行了大肆洗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管是机关衙署、学校银行,还是官私宅邸均在劫难逃。例如中国银行的4000万两白银被掠劫,汤玉麟公馆“被日军掠夺之财物及军需物品约载十余汽车”。各机关文书、档案被焚毁,邮政总局被烧……城内硝烟弥漫,街头尸体横陈。沈阳全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市民闭户、路少行人,呈现出悲凉之状。
在北大营发生激战时,日军第29团开始向沈阳城发动进攻。19日上午,日军相继攻占沈阳市南市、北市商埠地和大小西关一带,驻在这里的中国警察分局按黄显声命令奋起抵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支,不得已向东关公安总队撤退。在抵抗日军进犯的战斗中,中国公安警察有二三十人为国捐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第2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又向东大营发起了攻击。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东山嘴子,是东北军的第二大营区,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驻有讲武堂学员和第7旅的1个营。9月18日夜,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大营也同时遭到炮击。但是由于切断了省城所有电线,东大营和北大营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失去了联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急忙商议应对之策时,见北大营火光冲天,方知已陷敌手。
北大营既已陷落,东大营孤掌难鸣,难以对付强大的日军,所以,当19日上午日军由南北两面向东大营围攻时,驻军及讲武堂学员不得不全部退出。当时的将官们不忍离去,兵士们抱头痛哭。中午12时,日军占领了东大营,而后“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钱款以及一应紧要品物,悉数搜掠净尽”。
紧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沈阳兵工厂也叫东三省兵工厂,地址在大东边门外东塔以西(东塔以东为飞机场),1921年建成,1924年进行扩建。工人最多时达2.5万人。厂内聘有日、德、奥、俄、瑞典等国的技师,能够生产各种炸药、各种口径步枪、轻重机枪、各种口径大炮、地雷,以及各种枪弹、炮弹等。该厂是奉军军火的主要生产基地。19日上午10时,日军在枪杀守厂卫兵40余名后,强行占领兵工厂,然后由他们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大门,并立上“日本军占领”、“除日军外,出入者格杀勿论”的字标,赤裸裸地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塔飞机场里有先后从意、法、德、英、美等国购进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教练机、民航机等262架,这都是东北空军1921年始建后,张学良先后任航空处长和航空军司令时逐渐买进来的,使东北空军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战斗力。可惜在九一八事变时,机场接到上级的电话命令:“今天不准飞机起飞,以免出事。”空军参谋长陈海华没了主张,束手无策。就这样在“不难抵抗”的命令限制下,武器装备齐全的262架飞机,在19日上午10时被攻占机场的日军掠为己有,并在飞机上涂上“日徽”标志,在东北航空军司令部牌子上贴上了“日军占领”字样。东北军10年惨淡经营起来的东北空军毁于一旦。
九一八事变,给沈阳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秣等不计其数。

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 东北三省沦陷 

  锦州一陷落,日军立即调头北侵哈尔滨。在此之前,板垣征四郎又捧起一名汉奸张景惠,此贼原为坐镇哈尔滨的东三省特殊区长官。1931年9月27日张景惠成立了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名为维持治安,实为"以图镇压当地军民的反日行动。"10月初,在哈尔滨成立的以诚允为首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竟被张撵至宾县。
由于张景惠的叛变,为关东军进犯哈尔滨提供了借口。但日军认为如果以日军主力进攻,会有国际舆论压力。因此,1932年初,日军利用吉林伪军于琛征部打着剿匪名义北上进犯哈尔滨。于琛征为黑龙江人,1925年任吉林陆军第56师师长,后因失职而被降职,"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投敌,在日军授意下成立所谓的剿匪军,进犯哈尔滨。1932年1月,于部在哈尔滨遭到冯占海、李杜等部的痛击而溃败。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天津街头耀武扬威。

视察锦州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右7)、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左4)、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右5)。

  利用于琛征的伪军阴谋失败后,日本第2师团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春集结,准备亲自上阵。

日军占领锦州

   在哈尔滨,抗日的冯占海、李杜、丁超部也严阵以待。1月31日,日军开始发动疯狂进攻,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抗日军与日军激战3天3夜,终因实力相差太大而败退,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至此,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从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手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万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短暂但却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九一八事变中爱国官兵的御敌要求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

辽宁各地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以利于调动方便。黄显声还把库存的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20余万支,分发给全省58个县的公安队,每支枪配发50粒子弹。这批枪支为后来该地区迅速地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18日下午,鉴于形势紧张,估计到日军可能采取行动,黄显声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候命令,并于当晚亲到公安局坐镇以防不测,果然事变发生。
为什么王以哲、黄显声等爱国将领的御敌愿望和抗敌要求没有实现呢?这完全是受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连续向张学良的东北军发布不抵抗命令。
   8月16日,蒋介石电张学良竭力退让,避免冲突。电之曰:“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黄显声也从张学良那里得到了蒋介石相同内容的指令。蒋介石指示说:“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因此不必惊慌。万一日本进攻也不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
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给东北军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引起了爱国官兵的极大义愤。事后王以哲旅长在谈起北大营遭日军血洗的情景时,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双目噙泪说:“如果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我们不理蒋介石的命令,全旅团结一心,坚决抗战,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敌人侵略的野心必然遭到遏止,他们的阴谋诡计就会彻底被揭穿,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这也是有口难辨啊!古语不是有句名言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事变发生后的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发表讲话,仍然不提抗战之事,而要求全国人民“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其后,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分别发表《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国府告民众书》及《致要人电》三份文告,全然不谈出兵抗日,而是重弹“安内可以攘外”的老调,鼓吹“根本铲除”“赤匪”。可见蒋介石是根本无心抗日,而一心一意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外族人侵,祖国山河遭受日军铁蹄践踏之时,蒋介石不是枪口对外,而是对着自己的同胞,伤天害理,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失去了给当时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良好机会。当时东北军除了张学良带到关内的以外,留在东北的正规军仍有20万人左右,而日本的关东军正规部队只有14760人,加上武装起来的所谓“在乡军人”,共计兵力不过26882人,正如东北将领何柱国所说:“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全军努力抵抗,则2万多日本关东军何难给予致命打击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个怂恿。使日军得以3天之内即占领了辽、吉两省的主要城市。尽管有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义愤,仍同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

九一八事变我方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与蒋介石不无关系。
还在这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进行第3次“围剿”红军的战争。蒋介石担心这一事件会导致全国的抗日运动,打破他消灭红军的计划。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捷外》书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他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敌。”
当时,面对日本关东军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准备发动事变闹得乌烟瘴气之时,东北军的一些爱国将领是有警觉的,他们从民族感情出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领土上的猖狂行为极为不满,并相应地做了一些御敌的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没有出兵东北,日本侵略军虽受了一些爱国军民的抵抗和反击,但未能阻挡日军大规模的进犯,不久即占领了东北全境,后又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的白山黑水被日军的铁蹄所践踏,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民族的尊严,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和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达14年之久,为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在东北进行抵抗日寇的是东北军的爱国官兵。自九一八事变之时起,他们面对凶狠残暴的敌人,不忍坐视国土沦陷和自己的骨肉同胞被日寇蹂躏、杀戮,激于爱国义愤,未忘军人的守土之责,置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于不顾,奋起反抗,可以说在全国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
除了前面我们已提到的北大营的王以哲、黄显声、马占山等率领官兵抗战以外,还有许多爱国官兵都进行了有力的抵抗。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吉林省沦陷后,汉奸熙洽与日军勾结,最先成立了伪政权,这种卖国行径遭到了驻吉林的东北边防军、吉林省防军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的反对。他们奋起抗日,省边防分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通电痛斥熙洽叛国罪行,表示坚决抗日,遂率部出击敌人。
1932年1月31日,冯占海与吉林东北军24旅李杜、丁超等抗日将领会商,决定联合组成吉林省自卫军,公报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在哈尔滨抗击日军。
1932年初,以原吉林步兵第27旅676团3营王德林部为基础,吸收各界群众参加,组成抗日武装,在延吉明月沟起义,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战斗在宁安、东京城、敦化等地。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和积极活动的影响,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王化一、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该会联络了流亡到北平的青年学生近万人,着手筹备援军工作,积极组织抗日义勇军。从9月末到11月底,仅仅两个月的时间,规模不同的抗日义勇军在辽西、辽北、辽南各地就发展到30余路,有四五万人之多,他们到处寻找机会打击日军。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4月,由于东北民众救国会的积极组织和张学良的暗中支持、帮助,东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发展到50万人。他们发表通电,痛陈“吾人泥首呼天,求生无路,惟不肯引颈就戮,始起而自卫。我中华裔胄决不甘做亡国奴。宁可杀贼以致死,不委屈以求全。”表达了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遍布东北地区城乡的义勇军队伍,在辽、吉、黑几省的广大地区之内,坚持抗日斗争。当时,东北共有172个县,其中102个县有义勇军在坚持战斗。他们的装备极差,在严寒中苦战,先后攻占县城达40余座,对日军盘踞的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也多次进行袭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采取阻击、伏击、夜袭等灵活战术,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3000多次,击毙日军达万人以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有关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这时,身处抗日斗争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及其广大党员,除了积极支持,参加各种抗日武装。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向东北各地派出的领导干部有杨林、杨靖宇、赵尚志等,到东北各地创建抗日游击队。截至1934年,已创建起15支游击队伍,活动遍及广大城乡。
各地游击队伍,在密林深处,在冰天雪地里坚持同敌人斗争,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是他们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各种抗日武装共同对敌,从而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发展。此后两年多的时间,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党的好儿子杨靖宇、李兆麟、赵尚志、魏拯民等分别是这些军队的领导人。他们带领部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在林海雪原之中,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英勇斗争。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当他在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到最后一刻,敌人包围他时,他毫无畏惧,继续向敌人射去仇恨的子弹,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中弹牺牲,殷红的鲜血洒在了他战斗的土地上,染红了身边的白雪。
当医生对其遗体解剖时,发现他胃肠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参加解剖的中国医生都无不为之动情,暗暗地流下热泪,都认为杨靖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男儿。甚至连敌人也暗暗佩服他那壮志烛天的豪气,也不得不惊叹:“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人。”
李兆麟是抗联第6军的政委,他与他的战友于天放、陈雷等合作,创作出了《露营之歌》,其中有几句歌词这样写道:“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蚊吮血透衫”,“霜晨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
寒”。这是他们艰难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缩影。
尽管在林海雪原中生活、战斗,条件是如此艰苦,环境是如此险恶,但革命的军人,抗联的战士们,不畏艰险,果敢冲锋,肩负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重任,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从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东北,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斗争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盗行径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影响下,迅速组织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之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了日本侵略者“贼喊捉贼”的无耻谎言和卑鄙伎俩,痛斥日军的暴行。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于9月20日、22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等,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本质,是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公开占领我国东北,是企图增加其在满蒙、华北的统治,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同时,也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顾民族危亡、只顾内战争权,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忍让、妥协、投降、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国主张,提醒全国民众不要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也不要希望依赖国联和作战公约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抗日主张,而且还根据实际斗争经验,提出了建立民众武装的组织形式——救国义勇军。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著文呼吁:“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国民党民主派的著名领袖宋庆龄于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宋庆龄宣言》,严厉谴责了蒋介石集团的独裁、内战和不抵抗主义,号召正直的国民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行径作坚决的斗争。事变发生时正在国外的另一位国民党民主派领袖何香凝女士也于10月3日发表了《告全国兵士民众书》,号召全国兵士民众勿为内战牺牲,而要奋起抗敌,“以造成我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光荣”。
除此之外,爱国人士、爱国将领李济深、冯玉祥、蒋光鼐、蔡廷锴、蔡元培、马相伯、沈钧儒、黄炎培等人也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言论。在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爱国人士的号召和影响下,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
迅速展开。
北平、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人、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9月21日,从东北沦陷区流亡到北平的学生和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3000多人成立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命”。23日北平各界在中山公园召开市民大会,抗议日军侵占东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上海,从9月24日开始,有10万大中学生举行罢课,并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还通电国民政府,要求其下决心抗日。数万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在日本纱厂的工人也随其后积极行动起来。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民众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军校学生也纷纷集会游行,并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外交部等处请愿,要求制止日军暴行。23日上午,各界人士举行了20万人的市民大会,声讨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各界民众的抗日救国会等反日爱国团体。28日,上海、南京两地学生共5000余人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学生们在盛怒之下捣毁了外交部,还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1931年11月,当日军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时,国民党政府仍然按兵不动,于是学生和各界群众又掀起了第二次赴南京请愿高潮。11月5日,在北平的东北民众600余人,组成赴京请愿团,11日冒雨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虽被迫出面接见,但对代表团提出的收复东北失地等8项合理要求支吾搪塞。天津、南京等校提出的“出兵授马”等正当要求,也被蒋介石—一敷衍过去。
     11月26日,北平、上海、无锡、常州、镇江、杭州等地的2万多名学生齐集南京,再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出兵支援马抗日。蒋介石虽于27日接见了学生,但他玩弄手腕,口头上答应出兵,随后又指责学生“逾越常轨”,进行威胁。
被蒋介石阳奉阴违激怒的学生,把情愿活动转为示威。12月5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游行至国民党政府教言门前时,突然遭到千余名军警的阻拦殴打,致使30余人受伤、180余人被捕。
为了声援北京大学的正义行动, 12月17、18两日,各地学生示威团共20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联合总示威,国民党当局再次出动军警镇压,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虽然被蒋介石当局镇压下去了,但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反蒋运动更加高涨。各界民众的抗日团体不断涌现,在全国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提出辞职书,宣告“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