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

——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
江泽民


  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一年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失去这位世纪伟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巨大悲痛,在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他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阔步前进。我们顺利地实现了香港回归,胜利地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哲人其萎,后世继之。可以告慰于邓小平同志的是:虽然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坚持您的理论,继承您开创的事业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199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第一年。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进一步学好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十五大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决策,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全党兴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新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肩负着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应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质,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方面作出表率。
  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要认真地、系统地读邓小平同志的著作,还要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读马列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要锲而不舍,不可浅尝辄止。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读懂读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把握了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同志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种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
  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学以致用。要把邓小平理论同国际国内的实际,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实践,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仅是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就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他指出,离开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空谈理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极其有害。邓小平同志也一再告诫我们,理论不能脱离实际。他指出,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我国当前的实际?这就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脱离了这个实际的理论,就不是正确的理论,是我们所不取的。因此,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学习理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曾经说过,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现在我还要说,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
  学习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迄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的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
  我们党在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宝贵精神财富以后,现在又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这是值得庆幸的。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倍加珍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我在十五大报告的结束语中曾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值此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刻,我再一次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高度自觉地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这既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
  (原载《求是》杂志第4期)(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邓小平同志与中国教育二十年

李岚清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一周年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小平同志任总书记期间,就非常重视教育和学校工作,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为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更是把教育放到突出位置。在全国人民响应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追忆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有谁能忘记20年前小平同志与教育结下的深厚情缘和他的历史性贡献呢!
  1977年,小平同志再次复出。面对“文革”后百业待兴的复杂局面,小平同志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首先对教育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两个估计”,使长期遭到破坏的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使我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模式;他在长期的实践中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上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光明之路;他非常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看作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教育,为各级负责同志作出了光辉的典范。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最快的20年,是全面奠定我国当代教育基础的20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20年。历史将铭记小平同志的伟业和英名。


  20年前,“文革”的劫难是结束了,但教育战线仍然被“两个估计”压得透不过气来。所谓“两个估计”,就是1971年由“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两个基本结论,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平同志复出伊始,就选准了这个突破口:“两个估计”不倒,教育的事就没法办,教育的春天就不会到来。他在分管科教工作后召开的第一个座谈会上,就专门讲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随后,他又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详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亲自部署和指挥这项历史性工作。他强调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启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强调对知识分子要采取鼓励措施,改善物质待遇,并认为“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否定了“两个估计”,正确认识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使教育战线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在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极大地焕发了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和满腔热情,这是为教育的改革开放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
  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以超常的效率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提出建立学位制度和学术、技术职称制度,提出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是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提出有条件的重点大学要办成教育和科研两个中心,提出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小平同志还就科教体制和机构问题,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问题,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大力整顿教学秩序和加强纪律问题、学风问题、后勤工作问题,以及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指示。他还强调,科研、教育部门的调整,第一位的是配好领导班子。
  小平同志对教育战线大力拨乱反正并亲自抓教育工作,使我国教育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迅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与科技事业获得迅猛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近3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4%。全国91%的人口所在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一半以上的人口所在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盲工作稳步快速推进,全国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6%;高等教育总规模已达550万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都取得显著进展,正在接受这类教育的人数达7000多万人,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适用的各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专业技术人员已近2000万人,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不同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都迈上了新台阶,高新技术产业化不断向前推进;在财经、政法、管理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方面,不但扭转了长期遭到忽视甚至中断的严重局面,而且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绘制了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研究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要从这一历史高度去认识,从邓小平整个科学理论体系出发去体会和思考。
  第一,关于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这是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相联的。小平同志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他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反复强调: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任何国家的教育,其本质都是为巩固它的社会制度服务的。我们的教育也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是为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我们办教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必须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进行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道德传统的教育,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后继有人;必须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保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小平同志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教育的任务和社会功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通过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早在1977年小平同志就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78年他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改革开放20年来,小平同志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报告,始终强调了这一主题。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实教育的战略地位,保证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功能的发挥。
  第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小平同志于1983年为北京景山学校的这个题词,被教育理论界视为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是对教育总的要求,是教育价值的基本取向,教育必须服务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教育要面向世界,是要求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采取开放的态度,发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创新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教育要面向未来,是要求今天的教育着眼于明天的中国和世界,着眼于我国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着眼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准备好各类人才。“三个面向”是有机的统一体。为了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化人才,小平同志还指示派遣留学生到外国去学习。他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只是派十个八个;并就具体的政策问题作出指示。我国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派遣留学人员26.9万人,分布于103个国家和地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90年代初,小平同志又指出,“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响应祖国号召,学成回国服务,回国总数以每年13%的速度递增。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1.6%,中国科学院院士的95%是回国留学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派出留学的。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我国留学生政策是成功的。许多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已扎根于祖国的沃土,他们与国内培养的人才一起,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骨干。多数还没有回来的留学人员,也以各种形式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我国的文化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成果。今后要继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第四,教育总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是对我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判断。教育不能脱离这个基本国情,教育发展不可逾越这个初级阶段。解放前,我国教育十分落后,造成了新中国教育的起点低,底子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较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解放后经过近50年的建设,我国文化教育科学的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些领域可以挑战世界先进水平;但毕竟中间经过了“左”的思想影响和“文革”的摧残,耽误了10多年的时间,使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和人口的文化素质至今仍然相当落后,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严重不相适应。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是时候了,耽误不得了!从我国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国情出发,我们既不能脱离发展阶段盲目冒进,更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要通过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少花钱多办事,充分挖潜,杜绝浪费,努力提高教育效益,发扬拼搏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力争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小平同志是科教兴国思想的奠基者,他对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并身体力行地指导实践。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是小平同志教育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小平同志全部谈话、报告和著作,结合党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教兴国战略形成和确立的过程,看到我们党对当代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看到小平同志为科技、教育和现代化事业所倾注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看到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追求。
  回顾历史,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的来讲我们党十分重视科学文化和教育工作。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先后召开过两次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会议,制定了科技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形成了关于文化、科教工作的“双百”方针。196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修改政府工作报告时,亲笔增写了一段话,提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就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明确、完整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给科教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知识分子受到打击,知识得不到尊重,贻误了发展时机,延缓了现代化进程。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在于,他第三次复出以后,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反思,及时、准确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节点,这就是从科学和教育入手,继续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从1978年到1979年1年多时间里,小平同志以70多岁高龄,多次出国访问,先后接见了牛满江、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著名华裔科学家,会见了许多国家访华代表团。通过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深入思索,小平同志看到科技、教育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了解到科技、教育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他先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等著名论断,为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的核心思想,对依靠科技、教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战略方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指导制定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大力推进体制改革。这一切都进一步丰富了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内涵和实践基础。
  《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共收入222篇文章,论及科技、教育的有119篇之多,其中更有37篇是专门或重点论述科技、教育的。这些论著绝大部分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特别是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60%论及科技、教育,近四分之一是专门或重点论述科技、教育的。这些宝贵文献记录了小平同志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理论遗产和精神财富。
  根据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为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相应地,中央先后制定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初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1994、1995年,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科技大会,颁布关于加强教育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阐明这一战略的深刻内涵:“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1996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把科教兴国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这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实施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带领全国人民夺取现代化建设的更大胜利。


  小平同志平生最关心的,莫过于青年一代的成长。越到晚年,他越感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越在更多的场合讲培养年轻人的问题。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四有”新人。
  小平同志关心青年,是因为民族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小平同志重视教育,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在1985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同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小平同志率先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把这看作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前提。他语重心长地说,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
  小平同志多次为学校教育作出指示,并为北京景山学校、《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他看到,今日的教育,正是明日的发展,今日的青少年,正是21世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他提出著名的“三个面向”,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勾画了中国当代教育的模式,充满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对教育的殷切希望;他重申培养人才的质量标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小平同志尤为关注高等学校青年学生的成长。这是由高等学校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决定的。高等学校的学生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这并不表明他们一定会成为明日中国的栋梁,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小平同志特别重视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指出“‘四有’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在各种社会思潮面前,注意对青年学生加强引导,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不能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要吸收外国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继承和发展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这些内容都是小平同志经常讲的,也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对青年优秀人才的要求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针对“文革”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从当代国际竞争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小平同志更多地讲到了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归结起来说,小平同志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人,应当品德高尚、身心健康、知识丰富、学有专长、思路宽广、实践能力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今天的教育还满足不了小平同志的要求,必须进行教育观念的转变,深化教育改革,使教育尽快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率先重视教育,并对各级领导伺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小平同志关心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关心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带头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
  我们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同志,要以小平同志为榜样,以身作则带头重视教育,为教育办实事,提供使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创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大环境,进一步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
  要继续花大气力抓好基础教育,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是落实“科教兴国”的基础,是实现2000年战略目标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必备条件。要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当前,重要的是进一步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采取有效措施使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各类人才。这迫切要求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建设。校长和教师具有了现代教育观念,具有了合格的综合素质,才能自觉地去实现这个转变,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要继续在各级行政机关选派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的年轻同志,去当一段时间教师,特别是去加强薄弱学校和贫困地区学校的建设,这样既锻炼了年轻干部,又支援了教育事业。
  要进一步办好职业教育,这直接关系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青年一代成材教育的重要途径;以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适龄青年有机会上大学的只是极少数,现代化建设又需要大量的中、初级人才。我们要造成重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社会风气,为大批社会成员接受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造各种条件。这是满足现阶段我国人民对教育的基本需要和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一条重要措施。这就对办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办好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办好高等职业教育也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不仅能为国家培养大量稀缺的第一线实用高级技术、管理人才,也能使高中毕业生多一种选择,拓宽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将来就业的门路。
  党的十五大强调提出“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打破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通过联合、共建等多种形式,实行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共建共享,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用有限的资源把高等教育办得更好。高等学校要在自己适合的层次上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绝不能用外延扩张的办法盲目追求“大而全”。大多数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面向实际,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承担国家高新技术科研任务,也可以以不同形式进入企业或同企业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高等学校的科技工作,要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最近对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指示,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统观全局,突出重点,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加强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要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奋斗目标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力争实现。高等学校要为此作出贡献。
  要进一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适当吸收够条件的现职优秀校长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继续改善教师住房条件,提高物质待遇;关心教师的精神需要和工作条件,创造机会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总之,要想教师之所想,急教师之所急,像小平同志那样当好“后勤部长”,少说空话,多办实事。
  小平同志为中国教育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推进教育的现代化,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牢记谆谆教导 推进伟大事业

吴邦国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香港回归祖国已顺利实现,党的十五大一胜利召开,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写入党章。这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可以相信,到下个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小平同志将含笑九泉。
  从1988年到1994年,小平同志连续7年在上海过春节,最长的一次在上海住了72天。当时我作为上海市委领导成员,受到小平同志亲切接见。1991年以后,我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任上海市市长。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同黄菊同志一起陪同小平同志在上海的各项视察活动。每次外出,我都是坐在小平同志旁边,亲聆小平同志的教诲。那时他已经是近90高龄的老人,但每次到上海,他都到工厂、建设工地、农村、商店、浦东新区、开发区视察,还与新老同志合影,活动很多。他在各个场合的谈话都饱含着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反映着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讲话,有的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每当回忆起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日子,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至今仍历历在目。值此周年忌日,以此文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怀念。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是上海,记得火车是1月31日早上7时15分到达上海的。据邓榕同志介绍,考虑到小平同志平时的起居习惯,原计划8时30分下车,但他老人家怕我们在车下等,一清早就起身,在火车上吃了早饭,火车一停就下车。
  这一年小平同志在上海的活动很多。2月2日他参加市新老领导同志的新春团拜,并向全国人民、上海市人民拜年;2月7日视察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工地;2月8日视察上海夜景和乘船游览黄浦江;2月10日视察生产集成电路的贝岭公司;2月12日视察闵行开发区和旗忠村:2月17日听取浦东发展规划的汇报,2月18日视察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从在上海活动的几件事上,可真切感受到他老人家对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的思考。
  2月10日小平同志视察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上海贝岭公司。该公司生产为数字程控交换机配套的集成电路,是由中方绝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这一天天气格外好,上午9时许,小平同志来到公司接待室,饶有兴趣地看完12分钟的公司简介录像,仔细听取了公司经理陆德纯同志的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他看了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听了介绍以后,在我、黄菊同志和总经理陆德纯同志的陪同下,小平同志走进参观走廊,视察在净化车间内集成电路的生产工艺。在参观过程中,我向小平同志汇报说,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有三条路: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买技术,三是中外合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合资、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可以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总经理陆德纯同志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就是通过合资第一次引进的。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我们,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当我们正在发愣的时候,小平同志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记得2月12日,小平同志视察上海闵行开发区时,又谈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这天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来到闵行开发区的紫藤宾馆。他坐在开发的巨型模型前,一边听取开发区总经理鲁又鸣同志汇报,一边提问。当汇报到开发区是全国单位土地面积引进外资最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是1:2.8,早已全部收回投资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说,这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并提高嗓音讲,这有利于社会主义。由于闵行开发区距离小平同志的住处比较远,视察闵行开发区后还要去旗忠村视察,而且
在闵行开发区的活动时间已大大超过原计划的时间,我怕小平同志太累了,就站起来催促说,我们应该走了。这时小平同志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说几句话。结果一讲就讲了近20分钟。小平同志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作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壮举,改革开放一下子破了陈规陋习,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当时许多人不赞成,第二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一,第三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二,第四年全跟上了。当时好吵呀。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是姓“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的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作假。你们闵行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是原投资的2.8倍,这就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小平同志每次到上海,都谆谆教导我们: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小平同志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已经深深植根于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行动指南。


  开发开放浦东,是我国继80年代创办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1990年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当时朱镕基同志是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主持上海全面工作,市委和部分老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提出开发开放浦东。当年3月,小平同志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同年4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李鹏总理亲自来到上海,主持起草并下发了支持浦东开发的国务院1990年第100号文件。浦东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小平同志不仅是浦东开发的倡导者、决策者,而且以满腔热情始终关注浦东开发的发展。他老人家在上海期间,每次谈话必谈浦东,并亲自到浦东视察。
  1991年1月至2月,小平同志在上海期间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并于2月18日在当时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陪同下,视察连接浦东浦西的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两段工地。
  1992年2月17日,小平同志在住处听取了我和黄菊同志关于浦东开发的汇报。小平同志仔细地审视浦东新区的规划图,在听取汇报后指出:浦东开发晚了,是件坏事,但也是好事。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以搞得好一点,搞得现代化一点,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后来居上,我相信这一点。就在这一年的2月7日,小平同志来到浦东,视察了已建成的南浦大桥和正在建设的杨浦大桥。
  1993年1月22日,小平同志在除夕之夜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庆春节时,对上海的同志说,对中国来说,大发展韵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不同,有着自己独特机遇,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最使我难忘的是小平同志1993年12月1—3日冒雨视察浦东的情形。
  这一天上午,上海寒风细雨,风力达6级,气温一下子降至摄氏零度左右。小平同志在我和黄菊同志的陪同下,乘小面包车视察浦东。经南浦大桥,驶向内环线浦东段,视察浦东最大的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沿路看见浦东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已经初具规模的浦东基础设施,他笑吟道:“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同来的邓楠同志说:“爸爸从来不作诗,今天怎么诗兴大发?”小平同志对我们说:“这是出自我内心的话。”汽车在雄伟的杨浦大桥上停下来,车门打开,一阵寒风带着雨点迎面扑来。这时,等候在桥上的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总指挥朱志豪同志迎上来说:“桥上风大,下雨,又冷,还是我上车向老人家汇报吧。”但小平同志不顾寒风细雨,坚持要下车。下车后,小平同志沿桥走了几十米,朱志豪同志在一旁汇报说,杨浦大桥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斜拉桥,并指着小平同志题写的、高高悬挂在大桥主塔上的“杨浦大桥”4个大字说:“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有14平方米”。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感谢上海的工程技术干部,感谢上海的造桥职工,向他们问好!”并握住朱志豪同志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
  1994年是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到上海过春节。1月1日晚,小平同志登上新锦江大酒店的顶层,观看浦东开发后上海的新变化。小平同志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就曾提出,希望上海同志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视察上海时提出,看看上海,一年有很大变化,三年将会有更大变化。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成为90年代振兴上海的强大动力和奋斗目标。这次,小平同志站在新锦江大酒店43层旋转餐厅上,居高临下,俯瞰上海不夜城的璀璨景色,深情地说,上海大变样了。
  正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小平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浦东开发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结出丰硕的成果,上海经济发展出现可喜的局面。从1992年到1996年5年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以上,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加快1倍;全市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年前的1000美元一跃突破3000美元大关,尤其是浦东,国内生产总值5年翻了两番多。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要求。不仅上海发展了,而且带动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这方面,小平同志在他的三卷文选等著作中有许多论述。他强调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一再告诫我们:“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对此“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了,“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小平同志在上海期间,对精神文明建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最令人难忘的是1992年2月12日在视察闵行开发区时,要求上海交出两份合格答卷,一份是经济建设,一份是精神文明。他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你们是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一个方面你们要讲综合国力,一个方面就是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早在江泽民同志、朱镕基同志主持上海工作期间,根据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就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精神文明建设的专题调研,并制定了市委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他一再告诫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领导是关键。他常讲的一句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朱镕基同志提出要紧紧盯住全市506个局级干部。他说:“民不畏我威,而畏我正,只要干部以身作则,一身正气,上海社会风气就会好。”1991年,市委根据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再次组织力量,一把手带队,就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近3个月的专题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市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1992年在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后,市委召开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万人动员大会,树立了精神文明十面红旗,十大标兵。上海解放前曾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糊涂认识,为防范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市委明确提出上海:五个不准”:一,不准搞跑马场;二,不准搞博彩公司和供外国人使用的赌场;三,不准选美;四,不准搞“三陪”和任何形式的色情场所;五,不准搞任何变相色情输出。并加强法制,综合治理,依法惩处各种犯罪活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全市干部群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得到发扬,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受到小平同志表扬。他说:“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
  关于小平同志关心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关心青年和中青年干部的成长,有两件事情我至今难忘。他对青年和中青年干部的关心和殷切期望,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件是1992年2月10日小平同志视察贝岭公司。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示的重要一条是强调提高人的素质。他关于培育“四有”新人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和期望。这天小平同志视察贝岭公司后准备离去,他看见站在旁边的一群欢送他老人家的年轻人后,没有上车,却走到青年员工中间。他老人家高兴地向青年们招手,年轻人看见小平同志走向他们中间,心情激动。一个青年发自肺腑地说:“邓爷爷,你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最德高望重的!”小平听了后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还没做,也来不及做。”小平同志的谦逊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接着小平同志一一询问年轻人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工作了几年?然后感慨地说:“21世纪靠你们年轻人”。年轻人满怀激情地对小平同志说:“请邓爷爷放心,我们年轻人一定会把中国建设好!”小平同志带着满意的微笑结束了对贝岭公司的视察,他留给人们的是美好的回忆、无限的自豪和更深的思考。
  再一件是1992年2月8日晚,我和黄菊同志先陪小平同志去南京路看灯;然后乘船观看黄浦江两岸夜色,陪同游船的还有老同志胡立教、汪道涵。在船上,我向小平同志汇报说,上海的老同志对我们工作很支持。胡立教同志接着说,我们对他们是三条,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预,三是随叫随到。小平同志听后高兴地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怕干扰别人,老同志都应该这样。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要搞干部年轻化,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缺点?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化要从基层搞起,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宝钢也算是一个基层。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听到这些话,我深有感慨:朋年代初,小平同志就提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并身体力行,带头破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表现出共产党人一生无私奉献的磊落胸怀。
  可以告慰小平同志在天之灵的是,党的十五大选出深受人们拥护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小平同志遗志,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道路,满怀信心地跨向21世纪。一大批中青年干部、有为青年,牢记伟人谆谆教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钱其琛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这是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进入大转折时期进行的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这次谈话语重千钧,如锤定音,不仅对国内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向世界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影响极为深远。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而今哲人长逝,音容笑貌宛在,谨忆片断,以表无限怀念之情。
  我记得法拉奇是于1980年早些时候向我驻意大利使馆提出采访申请的。她听说小平同志要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居二线,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之前来采访一次。是年约50岁的法拉奇以善于抓时机采访国际政坛风云人物闻名于世。她走笔天下,曾采访过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要,阅历丰富,又有很强的个性,被认为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记者。她专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一旦确定,事先总要进行充分准备,查阅大量有关资料,准备提出的问题。她提的问题往往十分尖锐,也可以说是刁钻刻薄,有时简直是挑衅性的。基辛格博士接受过她的采访,对她的印象颇为不佳。对这样一位记者要求采访邓小平同志,我们是很犹豫的,开始并未马上同意她来采访。当年9月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应邀访华,意大利方面也推荐法拉奇来华,更增加了她申请采访的理由。她说,先来采访邓小平先生,并像往常一样向全世界发表邓的讲话,有助于意大利总统访华的成功。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她。有些出版物说成是法拉奇直接到中南海求见,邓小平是临时决定在他的办公室接受法拉奇采访,这并不符合实际。
  她采访小平同志当然是有备而来。而小平同志也正有话要说。关于这次采访的国内问题部分大体已摘要发表,并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成为干部学习的重要材料。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层层深入,紧迫不舍。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从小平同志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权威信息,但仍然心有不甘,便把话题转向涉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问题:“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小平同志坦率地回答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接着,小平同志风趣地谈了他三下三上的经历。
  法拉奇听了以后感到有些惊奇,又好奇地问:“这里有什么秘密没有?”
  小平同志爽朗地笑着说:“没有什么秘密。就是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虽然有错误,但总还有点用处。”
  法拉奇又问:“很奇怪,你从来没有被他们抓起来,没有开除出党,你是否担心他们会杀死你?”
  小平同志坦然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
  法拉奇马上火上浇油地问:“当时你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小平同志非常冷静地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气愤也不解决问题。有不少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说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接着,法拉奇又问及周恩来为何一直能在台上掌权?
  小平同志怀着敬佩的心情恳切地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这时已近中午。小平同志谈兴正浓,言犹未尽。小平同志突然提出,是不是再谈一次。法拉奇求之不得,忙说:“好极了!”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原来法拉奇到北京后,就提出过最好谈两次,我们没有同意。我们考虑到小平同志工作繁忙,抽出半天接受采访已属不易,不可破例同意她的要求。我们也没有向小平同志反映她希望谈两次的要求。这时小平同志主动提出再谈一次,看来是因为法拉奇所提的问题,正是国内老百姓普遍关心,国际上非常关注的问题,法拉奇要求采访时有言在先,采访记将全文发表,这是一个好机会。
  8月23日上午,小平同志又就法拉奇提出的有关国际形势、党际关系和对外开放等问题谈了他的独到见解。法拉奇听得入神,不停地记笔记。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她采访的重点,她又冒出一个问题:“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多少分?”
  小平同志不假思索地说:“零分以下。”
  法拉奇顺势又问:“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小平同志微笑而谦逊地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谈话共4个小时。法拉奇对所提问题都得到直截了当的切中要害的答复,喜出望外。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法拉奇是意大利人,感到要用英文发表把握不大,要求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同志帮助进行校核。为了帮助她确切了解小平同志讲话的意思,选择确切的英语表达方法,花了比采访更多的时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难忘的谈话

刘复之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小平同志曾和我有过两次重要的谈话。他对文化工作和公安工作提出了精辟的意见。
  1977年底我到文化部任常务副部长。1978年8月29日上午10时,黄镇部长和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的住处,向他汇报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的情况。文化部是被“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清查整顿任务相当繁重。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高兴地说:“搞得不错嘛!”当黄镇讲到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时,小平同志说;“各协会都要抓紧搞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谈到如何处理文艺界的一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是错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了就行了。我们过去的某些批评,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毛主席是得到间接的情况后说话的嘛。最近,东北方面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小平同志特别交代,在清查工作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他说:“只是表现一般的就不要追究了。表现一般的和表现特殊的要区分开。”
  当汇报到文化工作的规划设想时,小平同志说:“就照这么办。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我看,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我这里书架上摆了这么多刚出版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技术水平还都不行。思想性、艺术性更谈不上。看个开头就知道结尾了。电影也一样。”谈到电影创作,他说:“可以分给一些老作家看看,人称夏衍是电影医生,可以请他多看一点。”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小平同志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实际上就是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小平同志说:“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要敢于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有些人就是不敢想问题,还没有从‘四人帮’搞的框框中突出来。像作品中不敢写恋爱,生活中怎么能没有恋爱,不要搞庸俗的黄色的就是了。但是,思想不解放,就是不敢讲。”小平同志这番谈话,显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襟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对文化部的清查运动和各项业务的开拓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3年春,我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工作。
  那几年,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如东北有个姓王的两兄弟,持枪到处杀人抢劫,被称为“二王”抢劫案,还有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我到任后,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并对报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主管我们工作的彭真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寒暄几句话之后,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小平同志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小平同志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同志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小平同志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在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
  回顾历史,我想,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的历时3年、持续3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小平同志是我的老首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1938年12月至1941年1月我曾在他身边当过秘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等率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华北敌人后方,以太行山区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部队进行了一系列著名战斗,同时,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先后创建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大战略区。
  1940年4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政委指定我任军政委员会的秘书,以后当主任秘书。当年4月,小平同志在山西黎城北社村参加了著名的“黎城会议”。我作会议记录。那时,小平同志年仅36岁,精力过人、睿智果敢,领导着太行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他留着光头,穿着和干部、战士一样的棉布灰军服与布鞋,生活十分简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941年1月初,邓政委找我谈话。他说:“要调动一下你的工作。有两个工作由你自己来选择,向政治部蔡主任(蔡树藩)汇报去。一是到师直属队当总支书记,一个是到政治部锄奸部。”他嘱咐说:“你年轻,聪明,可要注意不搞自由主义。”当时,在一些年轻人中存在自由主义现象。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始终牢记,受益终身。几十年以后,锄奸部的老战友说,我调入锄奸部前,小平同志曾对锄奸部长卜盛光说:“你们那儿老红军干部多,我给你们调一个知识分子。”那时,我才是个24岁的小青年,文化程度也不高,顶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从这里可以出小平同志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培养,可以看出他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贯思想。
  (作者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

初见小平同志

李葆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开始。
  我八路军于1937年8月底渡黄河开赴晋北抗日前线。为了配合八路军抗日,山西省工委决定我到晋北地区工作。当时晋北党组织在定襄、五台两县范围内有一个中心县委,十几个支部,党员约有二三百人。当时两个县有这样多的支部、党员,算是很可观的了。此外晋北30多个县,每县有牺盟总会派的一个特派员,都是共产党员,是准备在各县建立党组织的,在忻县还驻有决死二纵队,也有党组织,纵队主要领导人是中共党员,这是晋北当时我党的力量。
  我到定襄后,依靠党组织发动群众集合了几百人,准备成立抗日游击队。10月初,我到五台县城,住在县招待所,遇见舒同同志,他当时是总政秘书长,互问姓名,我说我叫“赵振声”,他听到后说:“总部找你几天了,赶快去吧!”第二天,我就到南茹村,见到了小平同志,同时也见到了任弼时同志。当时,任弼时同志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小平同志任副主任。他们住在南茹村一个胡同的院内,两人共住一间房,因是战地,房中除群众原有的土炕、桌子外,墙上挂着一张军用地图,别无他物。小平同志见我身穿长袍,比较单薄,马上指着放在炕上的一套棉军装叫我换上。这是一套新军装,是发给小平同志的,我当时就穿上了。小平同志负责与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歼敌一千余人,缴获甚多。”又说:“中央决定以五台山为中心,在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北方局决定让你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刘秀峰、王平同志已先去阜平了,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也驻在阜平并派出几个工作组到各县,帮助地方开展工作。冀西群众发动较好,形势不错。”接着小平同志又说:“中央已决定把聂荣臻同志留在晋察冀任司令员。”当时,我在小平同志房中还见到了聂荣臻同志。在与我谈话前,小平同志还曾与另一位到敌后工作的同志谈话,该同志要求发给他几十条枪,小平同志说群众发动起来,自然会有枪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南茹村的第三天,总部给我开了到阜平去的路条,先由南茹村派一群众牵一头毛驴带路,每天六七十里地到一村庄休息、住宿。清晨,再由村里派群众带路,约走三四天时间到了阜平,见到了王平同志。刘秀峰同志没在,他回完县扩军去了。我还在一一五师政治部见到罗荣桓同志。到此,晋察冀省委就正式成立起来,开始了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初次见到小平同志的情景还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说话简单明了,不讲空话,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小平同志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失时机地把晋察冀省委几位领导同志找来谈话,讲明形势、任务,迅速地派到新的工作岗位开展工作。
  小平同志的这些作风,使我永远铭记。
  (作者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

邓小平同志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张香山

  

实现邦交正常化,分两步走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是两国发展关系时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就中国方面来说,同日本签署《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方针;但《联合声明》是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和组织下同日本签署的;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是由周恩来总理设计,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主持下同日本缔结的。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采取了两步走。第一步是通过两国总理的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先把邦交恢复,结束两国的不正常状态;第二步是再经两国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但不是普通的和约,而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此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规定了在两国复交后进行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由于复交后还要签订《联合声明》所规定的4个业务协定,结果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推后了。1974年1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为商谈缔结航空条约来中国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向他表示最好在1974年内把《联合声明》内规定的条约和各种业务协定解决。周恩来总理说,这些业务协定和条约早日谈好,对两国都有好处,我们想在田中首相和你执政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你们两位。周总理还说了他对条约的构成和内容的设计。他说,我们要坚持《联合声明》,它是拟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政治基础。声明中的第一条到第五条是叙述历史,是已经实现了的,是肯定了的,可以在条约中不再提;剩下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就是两国政府间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再是不排他,不称霸和反对别国称霸的问题都应写入条约;再写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条款,当然只能写得原则一些。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已患重病,还在会见稻山嘉宽、保利茂、藤山爱一郎各代表团时,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其设计的问题。但终因病情沉重,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这样我国领导和主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任务就落在“文革”中再起的邓小平同志身上。

启动缔约,慢了一些

  1973年3月,小平同志恢复了党的生活和副总理职务。同年底,中央决定他为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工作。“文革”以前,小平同志在中央分工主管党的外事工作,会见的外宾基本上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其成员。这次复出以后,有一年多时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因此会见的外国代表团和外宾的范围更广,人数也更多。当时来访的日本外宾或代表团多要求见到小平同志。1974年一年间小平同志就会见了14个日本代表团,纵谈当时的国际形势、美苏争夺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国内形势。关于中日间缔结4个业务协定与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几乎是一定谈到的。对于后一问题,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一、催促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业务协定与和平友好条约。在1月间会见木村武雄率领的自民党议员一行时,小平同志说:建交以来,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正常的,但有些事情搞得慢了一些。业务协定在1973年谈定一个,航空协定的签署看来有希望了,但还有两个协定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没有解决,希望在1974年搞得快一些。以后小平同志同别的代表团会见时,还提出不必在谈定4个协定后才开始条约的谈判,也可以平行作业。
  二、指出谈判拖延的原因。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这不是由于我国,也不是由于日本人民,至于田中首相和大干外相所作出的努力,我们予以积极的评价。困难是由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是岸信介、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以及青岚会等这些鹰派和台湾帮,他们从台湾得到好处,死抱住台湾不放;此外还有那些仍然抱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人。也许早一些,也许晚一些,中国的领土能长期不回到祖国的怀抱吗?祖国不实现统一行吗?
  三、关于从什么角度来考虑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小平同志说,必须从政治角度、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中日关系。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它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有些问题可能成为尽快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如钓鱼岛问题,可以摆一摆嘛。否则谈上10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谈不拢的。
  四、要有国民运动的推动和支持。小平同志听到一些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家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说,他们为推动政府尽快缔结条约,已掀起了国民运动。小平同志说,这个运动很重要,我们两国建交,也是经过日本的国民运动,推动日本政府采取行动,同中国签署《联合声明》的。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也是一样,没有民间方面的推动是不行的。田中首相、大平外相还是热心的,但他们遇到了阻力,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国民运动来推动,对他们也是一个帮助。
  在1974年,经过中国政府和小平同志的敦促,并经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又缔结了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只剩下一个渔业协定没有签署,但双方同意原来由民间签定的渔业协定延长1年,以便在今后一年间完成签署政府间的渔业协定,鉴于这一情况,到日本去签署海运协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木村俊夫和次官东乡文彦时,向东乡提出可以进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谈了对条约的性质、内容以及把《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意见。当时东乡表示对尽快缔结条约以及条约内容不持异议。但对反霸条款有所顾虑和保留。
  是年11月26日,田中首相突然宣布辞职。这是因为田中的资金来源问题被《文艺春秋》杂志所揭露,引起舆论大哗,也使自民党内反田中派的派系斗争加剧。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保存实力,田中被迫采取了辞职的决策。这样,缔约的任务就不可能在田中内阁时期内完成了。

三木内阁未能顺势而进

  接替田中的总裁和总理职务的,是三木武夫。他不是经党内选举,而是由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根据自民党党章裁定的。椎名惟恐选举总裁会引起党内的激烈争夺相持不下,甚至有可能使党分裂,因此选定了素以清廉著名,处于福田赳夫势力和田中、大平的势力之间的、最小派别的首脑三木为总裁,并在国会中当选为总理。
  三木1972年4月访华,曾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如以后由他组阁,就一定同中国恢复邦交。后来,佐藤下台,在田中与福田赳夫竞选总裁时,他支持主张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任总裁并担任总理。田中组阁后,他曾任副总理。后因对田中不满,于1974年7月退出内阁。田中的资金来源被揭发后,他同福田一起,对田中发动强大攻势,并进而获得了首相的荣冠。
  三木就任首相后,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示“要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且在1975年1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开始同外务省东乡次官举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三木内阁期间,实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缔结条约的不利因素。三木派是个小派,三木首相仅仅依靠本派力量,是难以维持住执政地位的,而且这个政权又是在反对田中执政的状况下成立的,因此那些反田中、大平势力的有力者,如福田赳夫、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志、松野赖三等亲台人物就又占据了政府和自民党的中枢地位。担任外长的宫泽喜一,虽同大平一样,原是池田派,而且并不亲台,但他对田中、大平所敷设的日中友好关系却是消极的。
  针对三木内阁具有的以上特点,小平同志在三木上台后不久在会见前国务大臣保利茂等日本外宾时,就劝他们鼓励和帮助三木来完成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小平同志说: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泽东主席定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领导实现的。我们要贯彻这条路线。我们是一直高度评价田中前首相、大平前外相确立的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点的。我们很高兴新上任的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都声明要贯彻《联合声明》的路线。我们也深信日本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和日本人民赞成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继续来贯彻这条路线。当然,我们也了解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在日本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不赞成这条路线,并拖这条路线后腿的,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小平同志接着谈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他说:这个条约正在商谈。我们相信,在商谈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阻力,但日本大多数政治家、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政治家会支持三木首相抵制这种阻力。保利茂先生有机会遇到那些阻碍缔结条约的人,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中国的方针是希望中日双方都老老实实地商谈,如果大家都采取这个态度,两国缔结条约是不困难的。
  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就缔约的商谈,从1975年1月开始到5月,进行了12轮。在会谈中,对应否把《联合声明》中的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严重对立,致使商谈停滞不前。中方认为反霸条款已写入《联合声明》,而且是今后仍须执行的,因此必须写入条约。日方认为霸权这个词是“生疏”的、“不习惯”,不能用,继之又说条约是关于两国关系的,不能涉及和针对第三国,所以不能写。日方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在拖后腿,还由于三木首相的优柔寡断。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苏联方面的严重干扰。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拜会椎名悦三郎,对日中商谈签订条约表示强烈不安和关心。椎名又故意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报界发表。以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见日驻苏大使称,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反苏”。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写信给三木施加压力等等。在此情况下,三木就更加犹豫不决,但当他听到中国政府、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甚至三木派内的议员对他有所批评时,就又表示他有促进缔结的意向,并于6月下旬正式表明:一、这个条约不以特定的第三国为对象;二、反霸原则应同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是一种普遍原则,如中方同意这个意见,就可以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中。中方认为,这种把反霸变成徒有其名而无实质内容的意图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有以上的分歧,所以从4月到7月下旬,小平同志对来华访问、关心缔结条约的日本外宾反复地谈了我们对霸权的态度和看法,向他们进行工作。
  小平同志在4月16日会见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搞霸权就是要侵略、奴役、控制、欺侮别的国家。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接受反对霸权问题不应当存在困难。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无非有两个含义:一是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称霸。我们愿意用这一条来限制我们自己;至于日本由于有历史渊源,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是有益的、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现在的事实是,确有超级大国在这样做。
  小平同志指出:日方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是因为怕得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其实反霸条款是美国人写进中美上海公报的,所以,说得清楚一点,是怕得罪苏联。难道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还愿意和高兴苏联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吗?写了这一条,至少对你们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有好处。
  此外,小平同志还批驳了条约是正式文件,不能写入反霸条款,条约写入反霸条款就是干涉第三国内政等不成为理由的理由。
  小平同志托池田大作会长传话给三木首相:我们希望首相拿出勇气,下定决心,坚持《联合声明》的原则,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只会增加威信,不会受到损害。反霸问题是原则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请三木首相不要误解中国会同意在条约中不写反霸条款。
  小平同志还感谢创价学会和公明党在大阪为促进缔约举行大集会。
  以后,小平同志在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应询也谈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特别指出要从政治角度来处理缔约问题,不要玩弄外交魔术和外交权术。
  9月,中国外长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应日本外相宫泽喜一的要求,双方在纽约进行会晤。在会谈中宫泽把三木首相关于反霸条款的意见,归纳为以下4点:一、反霸不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二、不打算从《联合声明》第七条反霸条款后退,但在反霸上日中两国不采取共同行动;三、反霸不限于《联合声明》中所举的亚太地区,而是适用于世界的所有地区;四、反对霸权应同联合国精神一致。这四条后来被称为“宫泽四原则”。其核心意见是把两国原本一致同意的反霸条款,附加许多毋须解释的解释,特别是要免除反对苏联的争霸。乔冠华同志对此作了批驳。会谈后,宫泽利用会见记者机会,说中国方面好像还未理解日本关于条约的思路,恢复谈判是困难的,双方外长现在不可能互访。显示着不打算恢复谈判。
  鉴于以上情况,小平同志于10月3日会见来华替三木首相传话的小坂善太郎先生时,严肃地指出,我们和许许多多日本朋友都希望早日缔约,但日本现政府却不那么热心。像你一样,三木首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我个人来说,难以理解三木首相实际上连联合声明的立场都不能坚持,日本现政府究竟是三木首相作主,还是由滩尾、椎名、还有宫泽外相作主?宫泽外相就他在纽约与乔外长会谈所发表的消息是歪曲事实的。小坂先生说,我感到宫泽的谈话脱离了、违反了目标。小平同志说,我对日本朋友多次说过,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宫泽外长的话好像是从外交手法考虑,把皮球踢到中国方面去了,达不成协议不是日本方面的责任。因为三木首相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愿坦率地进言:希望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看远一些。接着,小坂说,他来华时三木首相要他向中国领导转达三点想法:一、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是很大的,对苏联的则无法与此相比;二、他希望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不要留下隔阂;三、双方对反霸条款的理解如果能够一致,那么就能找到在条约中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小平同志说,这次在纽约,宫泽外相向乔外长讲了类似的话,乔外长已正式答复了。现在双方的立场都很清楚,就是个决断问题。小平同志还说,日本某些外交家说,条约还要由政府来搞;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民间的推动。比如阁下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到了11月中旬,中国政府收到了三木和宫泽一起商议过的条约草案并表示同意重开谈判。但是进入1976年以后,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小平同志又被剥夺了工作;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内事繁忙;而日本方面三木政府从1976年2月后,也正利用洛克希德事件同田中及其派系进行权利斗争。这样,两国缔约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

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了

  1976年12月,三木首相下台。继之的是福田赳夫内阁。福田自称是“扫除大臣”,意思是说,他要把田中、三木内阁遗留下来的许多悬案扫除干净。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悬案,当然也被包括在内。
  1977年1月间,日本参议院议员河野谦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访华,福田首相分别请他们顺便了解中国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有无变化,并请他们把自己的两点想法转告中方。这两点想法是:他要忠实地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以及在日中双方意见一致下迅速进行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接着,福田首相在他1月发表的施政演说中,也谈了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他说: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两国一致具有打算很快缔结的意愿,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努力,在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状态下来实现这个目标。外相鸠山威一郎也在演说中讲了同样意思的话。3月,中国外交部官员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时,小川大使奉令转告了福田首相关于缔约的三点意见:一、日中关系进展顺利,值得高兴;二、忠实执行《联合声明》;三、在日中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状态下,尽快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这不过是复述老话,在外交上并未采取新的行动。福田首相这种“光说不练”的情况促使日本热烈支持缔约的各界领导人和群众团体发动了要求福田政府迅速缔约的国民运动。3月11日,日本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推进委员会”,3月20日,日中协会召集人代表茅诚司等拜访福田首相,表示“缔约事关国家的信义问题,国民的大多数希望很快缔约”。翌日,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召开全体会议,有496名议员参加,通过决议,要求政府迅速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6月6日,日本社会党还向众议院提出了促进缔约的决议案。
  7月中旬,小平同志被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无疑使我国争取实现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有了更强劲的领导力量。果然,在复职后,小平同志就在9月、10月间接连会见了自民党滨野清吾、自由俱乐部的河野洋平以及自民党二阶堂进等3批访华团,并同他们谈了缔约问题。滨野清吾是新任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他热情地告诉小平同志,现在参加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已经有525名,超过了国会议员的半数,虽然我们属于不同的党派,但是我们要依靠这个组织的力量,在各方面进行工作,要利用一切时机,采取一切手段来逼使日本政府下决心缔约。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那样做,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福田已处于不得不搞的地位。小平同志表示:十分感谢滨野先生的这番话,非常感谢500多位朋友在这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相信500多位所作的努力是符合日本人民、中国人民的愿望,符合中日两国的长远利益的。福田先生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他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当然他工作繁忙,此事也牵涉多方面。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所谓一秒钟,只是两个字:签订。
  小平同志所说的“一秒钟”很快传到日本,坚持中日友好路线的日本各界活动家知道中国对福田采取向前看而且正等着他的“一秒钟”后,结合着纪念即将来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5周年,把要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活动推向一个新高潮。9月29日,日中协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等43个团体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促进条约国民大会”,滨野清吾根据他同小平同志会谈的精神,指出: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拒绝霸权,是理所当然的,政府应该立即决断。社会党成田知已委员长在讲话中说,缔结条约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谁也不应忽视。在大会上讲话的人很多,最后通过了决议。决议说:已经取得了国民的同意,问题在于福田首相的决断,应该迅速决断,立即缔结条约。接着在日中协会主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在众参两院议长保利茂、安井谦、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已、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田一幸、日商会头等的包围下,出席集会的福田首相只好作了以下的表态:日中之间还留有最大的悬案,我是一刻也没有忘掉,我希望尽快在两国人民的庆贺的状态下来缔结,这不仅是我的想法,也是政府的想法。10月20日,曾经访华的自民党议员102位结成了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的“日中条约促进协议会”。这时访华回来,曾经同小平同志深入地谈到反霸条款的二阶堂进,向福田进行归国报告。说邓小平会见了他,讨论了缔约问题,邓小平还问福田首相对缔结条约是否已下了决断。正像滨野清吾先生说过的,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政治家正是“利用一切时机,采取一切手段来逼使政府下决心缔约”。
  正在这个时机,应日本外务省的邀请,我和外交部王珍同志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日。我们在拜访政府、政党、财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员时,都谈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并介绍小平同志所说的一秒钟就可签订的看法。
  我们还拜会了福田首相,谈了1个小时,谈了缔结条约问题,谈了反霸条款问题,也谈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福田首相强调中日友好,在谈到关于缔约问题时他还复述了一再说过的要在两国人民共同祝贺的状态缔约。但在结束谈话时,他说了一句“日中两国是命运共同体,共坐在一条船上。”福田首相是否向着决断的方向前进着呢?在我拜访滨野清吾先生时,他对我说,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带着像圆桌那样的大年糕,到你们的人民大会堂来吃红豆米饭的。

衷心希望福田首相成为我们的朋友

  11月28日,福田首相实行内阁的大改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调原官房长官园田直为外务大臣,调安倍晋太郎为官房长官。这两位大臣都自认是肩负福田派的人。前者在鸠山内阁时曾任外务省政务次官,5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可以说是中国的老朋友。安倍是岸信介女婿,是岸信介和福田两人要把他培养成为未来首相的。配备这两位担任新职,对于福田首相打算同中国签订条约,以及设法说服和调节自民党内和福田派内很多台湾帮反对签订条约是很必要的。
  福田作了政府内的人事变动后,为下决心重开缔约谈判,主要做了3件事情。一、说服党内、派内反对缔约的鹰派、台湾帮、青岚会的成员,并使得包括岸信介在内,都感到谈判是不能不重开了;二、训令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设法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官员,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以便为恢复正式谈判确定时间、方法和步骤等。三、为打开谈判大门,他要把自己对谈判的想法告诉中国。
  经过双方协商,这种非正式的接触和磋商,从1978年2月4日起就开始了。
  3月8日,公明党决定派以矢野绚也为团长的代表团访华。竹入义胜陪同矢野向福田首相作辞行拜会。于是福田约集园田、安倍同矢野谈了两次,把驻华大使佐藤同韩念龙同志接触的情况,以及过去缔约问题的过程等等告诉矢野,并托矢野把自己的两点意见传给中国领导人。矢野来华是由中日友协邀请的,因此他来华后于11日举行的第一场会谈和宴请就由我主持。在会谈中,他把福田首相的两点意见告诉了我,要我报告我国领导人。两点意见是“一、福田首相对缔结条约是热心的,他打算尽快地坚决进行;二、期望中国能够理解日本要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会谈结束后,我赶快把谈话和会谈内容报告了中央和廖承志同志。
  1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矢野一行。把我们对待条约的态度,特别是反霸问题,以及对福田首相的两点传话作了答复。小平同志说:请把我们的真意告诉福田首相,本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括反霸条款是可以顺势解决的,很遗憾的是,三木首相执政以后没能借这个东风顺势发展下去。三木首相单单把这个问题挑出来,使得不成为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拿出本来不必引起争论的枝节问题,使它变成了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了。本来苏联是说不出话来的,一看到三木首相这样的态度,就利用这个来施加压力。本来右翼是说不出什么话的,可后来这反倒成了他们的一张牌。既然这个问题挑到这样程度,在签订条约时就必须把它弄清楚。现在我们提出的反霸条款方案,差不多是照抄《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文,只是原来这一条的开头的一句话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现在改为“缔约双方建立和发展中日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下面完全是照抄原文。
  矢野问小平同志:福田首相提出的希望中国理解日本要同任何国家都要和平友好相处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能否理解为中国对此予以理解。小平同志说,同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我们可以理解,我国也是这样的。反霸条款本身并不带来另一种性质:不可以同另一个国家和平友好;问题是,如果苏联在横行霸道,实行霸权,难道也能对它发展和平友好吗?如果中国在东南亚或在亚洲搞霸权,能相信人家会跟我们搞友好关系吗?这个问题可以不用去说明白。
  矢野又问,外务省有一部分人,有强烈的希望,在本条约的前面加上,“本条约是以发展日中和平友好为目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阁下以为如何?小平同志说,这倒反而会挑起问题。请你转告福田首相、园田外相,苏联本来没有这张牌,是三木首相送给他们的。你越在这问题上表示软弱,他们就越觉得有机可乘。
  矢野又问,中国方面提出希望福田首相早作出决断,这个“决断”的含义是什么?小平同志回答说,很简单,就是不要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应该有所前进。即使不能前进,至少也不应该从《联合声明》后退。如果福田首相从《联合声明》的立场有所前进,我看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会写下他的光荣的名字,日本的后代也会替他写上这一笔,这是我们的真正看法。福田首相不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过去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见到福田首相,请你转告,这些我们并不介意,我们是衷心希望福田首相、园田外相,同田中首相、大干外相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
  12天以后,小平同志又会见了由飞鸟田一雄委员长率领的社会党第八次访华代表团,在谈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小平同志说:这是大势所趋,现在的问题仍在于福田首相的决心。不要有怕字,怕得罪苏联,其实真地签下字来,他们也无可奈何。小平同志称赞社会党在群众中做工作,推动缔约。当飞鸟田邀请小平同志访日时,小平同志回答说;我过去说过,只要福田首相下决断的话,我去东京。
  矢野和飞鸟田返国后,把小平同志对他们谈的话,都面告了福田首相,无疑这对福田下决心重开谈判是起到促进作用的。大概经过了两个月,到5月下旬,福田终于排除党内鹰派和亲台帮等的阻挠,下决心举行谈判,并且表示,既然为缔约重开谈判,就要完成缔约。
  促使福田下决断谈判和缔约,除上面谈过的中国的“促”,日本坚持日中友好的政治家和人民的“逼”以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一、福田首相从上台到下令重开谈判前,已过去了1年5个月时光,再过半年,自民党就将举行总裁选举。福田首相原本长于治理财经,但任首相以来,国内的经济财政困难并未得到改善;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大悬案,也无大的进展,这是不利于即将到来的总裁选举的。如果能达到缔约,这就是一个显著的实际成绩,可能有利于选举。
  二、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将积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日本财经界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经济交流。1978年2月,中日两国缔结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并且还打算缔结一个更高指标的长期贸易协定,所以日本财经界领导人物是支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就对我说过,他不同意日本搞什么等距离外交(当时还有8个副会长在场)。对于财经界巨头的意见,福田首相是不能置若罔闻的。
  三、在中日开始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以来,苏联一直采取干扰和破坏的态度,以加强对日本的压力。当1月底园田利用赴苏举行日苏定期协商,向苏方说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性质,再次觅求苏方的谅解时,苏方立即加以反击。后来勃列日涅夫还给福田首相写信,提出在不讨论北方领土的前提下缔结《睦邻合作条约》。这也逼使福田首相终于认识到“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也就是在处理日中关系时必须单独处理,而不应该同日苏关系联结在一起,这也是对苏不要怕字当头。
  四、美国对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持支持态度的。国务卿万斯、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等高级官员都劝日本要尽快同中国签署条约。福田访美,在白宫同美国总统卡特会谈时,卡特曾问及为什么“和平友好条约”还未签署?谈到霸权条款时.卡特表示把它写进条约又有什么问题呢!当福田首相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态度后,对于说服党内鹰派不反对第月就更有信心了。
  福田决定重开缔约谈判的计划,经内阁和自民党首脑等同意后,就训令驻中国大使佐藤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开始正式谈判的要求,并通知中方:日方的谈判代表团团长是佐藤正二大使,谈判可在6月后半月开始,文中放有何意见?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在7月21日开始谈判。中方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

共同完成历史大业

  代表团级谈判共计举行15次。在第一、二次的谈判中,主要是双方代表团各自阐述本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条约的见解,并表示了尽快达成的愿望。日方还把他们的条约方案交给了我方。进入第三次后就主要转入双方争论的焦点——反霸条款。日方坚持要在反霸条款中写上“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家”,经过讨论,我方提出了“条约不针对不谋求霸权的第三国”的措词。双方都不同意采纳对方的提案。
  在举行第八次谈判的8月1日晚上,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庆祝建军节晚会。会前我收到通知,让我看完表演后到体育馆会议室开会。原来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除常委到会外,有外交部长黄华、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长沈平,驻日大使符浩和我列席;在会议上由韩念龙同志报告了8次谈判的经过,以及目前还未打开关于反霸条款争论的胶着状态,但双方都在考虑提出新的对策,日方没有显示中断谈判的迹象。韩念龙同志表示应继续努力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会议经过讨论后,小平同志作了发言,他要代表团力求达成协议,中断或破裂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利。当然,也要作好不能达成协议的准备。
  在8月2日举行的第九次谈判中,日方提出此条款“不针对任何具体国家”的意见。中方仍没有接受。于是在第十一次谈判中,日方提出他们将派代表团内的外务省亚洲局长中江要介回国听取首相的具体指示,并与中方商定中江返国期间,仍可继续代表团会议。
  5日,中江返抵东京,向福田首相作了报告,福田认为代表团一级的谈判已到达了终端,决定请园田外相亲去北京进行外长级政治谈判。当福田首相把这个任务面告园田后,园日流了眼泪。因为园田就任外相以来就一再想去北京亲自解决缔结条约问题。现在福田首相终于放行了。这之后,福田同园日、安倍一道,召集外务省有关官员确定了条约的最后让步方案。共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同时另立一条,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第二个方案是,条约在列入反霸条款的同时,指明“两缔约国无意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意图”。
  8日晚,园田抵达北京。中日双方决定第二天就举行外长级的政治会谈。在佐藤向园田作报告时,佐藤告诉园田他已把外务省告知的两个让步的新方案在代表团级的谈判中提交给中方了。这样园田就失去了本来由他在谈判中陷入困境时使用的王牌。于是园田决定明天的政治会谈中他将不谈这个新方案,仍由代表团级的佐藤去继续商谈。
  9日,外长级会谈举行两次。在上午的会议中,主要由园田发言,谈日本外交以及与反霸相关的政策问题,当黄华同志询问他对条约的新方案的看法时,他不作具体回答,只表明他是为促成代表团谈判成功和签字而来的,具体条约方案仍可由谈判团继续商谈,同时他也问了一些中国将来强大后会否称霸等问题。下午由黄华同志主谈,谈了我国对反霸的态度,并回答了园田的一些提问。最重要的是通知园田,中国方面已同意采取日方提出的新方案中的第一个方案。这样园田外长也就不虚此行了。接着双方确定由韩念龙、佐藤正二两位再举行会谈,敲定条约的字句与行文。
  晚上欢迎园田外相宴会是很热烈的。
  10日下午,小平同志会见园田外相和日方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小平同志主要谈了以下的一些问题:
  他首先称赞园田先生在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一事上采取非常积极的、坚决的立场,对他亲自来华,直接参与会谈使我们能达成共同协议,表示感谢。
  接着小平同志谈了中日两国的交往历史。他说,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只有一小段走得不好,今后我们的友谊应该超过过去历史上的两千年。恢复邦交是稍微晚了一点,但复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不算慢,两国人民希望早日缔约,使两国的友好进一步确定下来。但是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需要我们走完这一步。
  小平同志在谈到条约问题时说,条约的中心内容就是反霸,虽然反霸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但是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但是第三国,也包括反对自己那样干。虽然这次写入条约的反霸条款,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但是保存了精神实质。我完全同意园田外长说的,这个文件不但是我们过去两国关系在政治上的总结,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发展的新起点。小平同志还谈了采取怎样的方法和态度来处理今后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是要取得你们的帮助,但我也深信,日本也要取得中国的某些帮助。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达不成,我们就不友好了吗?这个条约就可以不实行了吗?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处境不同,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同样语言。但是我们间共同点很多,凡事都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寻求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的途径。条约的性质就是规定了这个方向,正是你说的一个新起点。
  小平同志还对园田外相谈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前景问题。这是园田在同黄华同志会谈时提出过的,也正是日本的某些鹰派和台湾帮利用这个问题来妨碍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小平同志说,我可以正式告诉日本政府,这个条约已经失效了。我们至今所以没有用某种形式宣布,只是为了表示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条约规定:如要废除可在条约期满前一年宣布废除,明年正是条约到期的前一年,我们准备那时以某种形式来加以废除。
  会谈结束前,园田代表日本政府邀请小平同志访日。小平同志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并商定在举行互换条约批准书的仪式时访日。
  8月12日,两国外长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双方确认了经过两国代表团级又一次敲定的条约文本和各种文字的翻译,并认为谈判工作业已完成。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签字仪式。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出席了签字仪式。黄华外长和园田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两国总理相互致电表示祝贺。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前言和5项条款构成。前言上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应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愿意继续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往来。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地区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文还明文规定了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9月1日,中日友好协会等11个团体,在人民大会堂设宴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日各界友好人士2500多人出席。作为日本友好议员联盟庆祝缔约访华团团长的滨野清吾先生果然运来大量的年糕,同我们一起在宴会上共尝祝贺缔约的年糕和红豆米饭。
  两天后,小平同志会见了滨野清吾、藤山爱一郎、鲸冈兵辅、冈崎嘉平太等4批来华祝贺缔约的日本外宾。小平同志一见大家就说:“朋友很多啊,非常欢迎。条约签订了,这不但是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和许多日本朋友奋斗丁多年才实现的。从中国人民角度来说,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小平同志谈到了缔结这一个条约的深远意义。他说,首先,我们两国之间有了政治性的条约,这加深了我们的友谊,促进了我们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领域的发展。其次增强了日本、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能力,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以这个条约对世界和平,对世界反对霸权主义都有深远的影响。
  l0月22日到29日,小平同志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小平同志在日期间,同福田首相一道参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条约从此生效。他还拜会了天皇和皇后,同福田首相进行了充分地深入地会谈,并会见了长期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各界朋友。小平同志对这次访日,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以一片喜悦的心情而来到东京,并将以一片喜悦的心情回北京去。”
  时光消逝真快,转眼已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主持和组织领导缔结这个条约的小平同志离我们而去也已一周年了。特草此文,一则以纪念作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政治基础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再则以纪念我所敬爱的领导人小平同志。
  (作者曾担任中日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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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起义的卓越领导者

莫文骅

  
  敬爱的老首长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作为一名曾随他参加过百色起义的老战士,我无时无刻不深切地怀念他。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摇撼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立了红军第七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胜利的武装起义。作为这次武装起义的卓越领导者之一,邓小平同志为起义的成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广西,地处南疆,与越南毗邻,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交往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是一块光荣的土地,广西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传统,震惊中外的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爆发在这里。这里又是一块沉重的土地,外侮内乱,兵连祸结。当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新旧军阀以广西为基地,将魔爪伸向全国,把广西人民拖进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更加重丁人民的苦难。这又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热土,马列主义在这里秘密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在这里动员群众,发展组织,特别是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如火如荼。
  在内忧外患中,在新旧势力的激烈碰撞中,广西大地云谲波诡,变幻莫测。1929年春,爆发了蒋桂之间的军阀战争。当粤军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部队在广东三水激战时,蒋介石利用桂系内部矛盾,策动桂军指挥官师长李明瑞于武汉前线倒戈,迂回进入广西。这场战争遂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同年6月;蒋介石委任广西籍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这一政局的变化,给广西革命带来了有利的转机。
  俞作柏是新桂系元老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担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省政府农工厅长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第一分校(又称黄埔南宁军校)校长。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革命。他一直受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排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并查封家产,被迫退居香港。李明瑞是俞作柏的亲表弟,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有“虎将”之称。他也遭受桂系军阀李宗仁等人的排斥,积愤不平,早就想摆脱桂系的羁绊,故在蒋桂战争中,他与俞作柏一起,借助蒋介石力量,击败了李宗仁、黄绍汰、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集团,于同年7月率部进占南宁,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便决定利用这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邓小平(化名邓斌)、龚楚(化名龚鹤村,后叛变)、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后叛变)、杨茂、云广英、王逸(后被开除党籍)、林礼等40多名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邓小平同志就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传达党中央的意图,推动广西的工农革命运动。他通过中共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关系(俞作豫是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又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经过邓小平等同志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如陈豪人到省府任机要秘书,龚鹤村先任省府船务处长,后调任南宁市公安局长;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政治犯,起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当地的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俞作柏、李明瑞非常重视扩建军队,邓小平等同志便趁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并活动由徐开先和张云逸分别担任总队长和副总队长。该总队设3个营9个连,共有学员约1000人。党组织选送100多名优秀青年,安插到教导总队当干部或学员。9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学员中思想进步的人来担任,各连队都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仅两个月时间,就发展了300多名党员。该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实际上是中共为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武装而培养干部。由于加强对学员的政治宣传教育,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使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去,成为改造旧军队的骨干力量。
  接着,邓小平同志通过内部活动,推荐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驻南宁的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第五大队长。这两个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编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的,成分复杂,纪律性差,缺乏战斗力。张云逸、俞作豫等便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党组织的部署,对这两支部队进行改造。首先在士兵中进行革命民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士兵起来揭发反动军官克扣军饷和打骂、虐待士兵的罪行,果断撤换一批反动军官,另派中共党员干部去替代。同时,吸收一批工人、农民、进步学生参加部队,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比重,使这两支部队面貌一新,其领导权基本掌握在中共手里。
  邓小平同志在开展兵运,训练掌握革命武装的同时,积极推动广西的农民革命运动。8月中旬,随着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广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广西农民协会筹备处,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1人为执行委员。大会还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这个刊物实际上是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会议期间,经党组织安排,俞作柏会见了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并同意成立“右江护商大队”,拨给东兰、风山地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训练农军。
  会后,中共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由俞作柏委任为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进一步推动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9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同志和贺昌同志指导广西特委,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了“深入土地革命宣传和行动”、“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对后来举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汪精卫派陈公博、薛岳到南宁游说俞、李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俞、李迫于形势,决定参加反蒋战争。俞任讨蒋南路总司令,李任副总司令。邓小平同志得到这一消息时,立即与其他负责同志进行了研究,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只有3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其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因此决定:一方面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方面,做好应变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以便使我党掌握的武装部队,随时撤离南宁,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决定,中共广西特委对左右江地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建立和加强地方党的领导,为战略转移作准备。
  俞、李不听中共的善意劝告,于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会后即出兵广东,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邓小平等同志以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向俞、李建议让这些部队和军校学员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同意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
  不出所料,俞、李的讨蒋部队尚未走出广西,他的十六师师长吕焕炎、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和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都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后倒戈投蒋,俞、李只好带几个随从逃回南宁。
  这时,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个师逼近南宁。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在此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这三支队伍撤离南宁,挺进右江和左江地区。
  张云逸同志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向百色方向挺进,邓小平等同志带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指挥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经平马到达百色。
  在第四大队撤离南宁的前一天,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挺进左江地区的龙州。俞作柏经越南到了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后参加了革命队伍。
  1929年10月22日,我们大队人马沿着右江岸边,浩浩荡荡地挺进桂西重镇百色县城。
  百色,是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人口1万左右,杂居着壮、汉等各族人民。它是右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连接着云南、贵州交通要道。控制百色,可以北依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东兰、凤山两县,作为后方基地;南连左江地区龙州一带,与广西警备第五大队相呼应;它地处桂西山区,却相当繁华,经济上可以取得一批税收。我们警备第四大队的队部就驻在城里的粤东会馆,邓小平、张云逸等首长住在里边长廊楼上。
  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部进驻右江地区后,当务之急,就是与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相结合,缜密地筹划武装起义,做好创建红军,成立红色政权的准备工作。为此,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在百色召开了部队党委(后来改称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和右江地区的形势,制定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部队,壮大武装力量;第三组织和发动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会后,立即进行部队的整顿、改造工作,着重对士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犯罪行为和军阀作风,反对贪污克扣军饷,反对虐待士兵,严办了深为士兵痛恨的一个营长。对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则采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的办法,加以处理。同时,从教导队里抽调一部分党员加强基层党组织,并吸收了1000多名工农优秀青年入伍,壮大纯洁了队伍。
  按照党委会精神,部队公开在群众中宣传中共主张,宣传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支持工农运动。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充分发挥右江地区农民运动领袖共产党员韦拔群、黄治峰等同志的作用,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各族贫苦农民。同时,每个连队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队,深入山村、街道,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还派军事教官帮助各县训练农军。为加强对百色工人运动的领导,部队党委先后派出黄一平等7位政工干部,指导各工会组织工作。先后成立了12个行业工会,会员1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百色县工人联合会和工人赤卫队。在部队的帮助下,各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为武装起义进一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随着右江群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豪绅地主和资本家,开始坐卧不安了。他们把第四大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面明来暗往地纠集反动民团,占驻据点,妄图负隅顽抗;另方面,与尾随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反动第三大队互相勾结,妄想搞掉第四大队,镇压右江革命。
  原来,警备第三大队是由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收编而成,表面上与第四大队称兄道弟,而实际上貌合神离。该大队长熊镐极其反动,性好投机。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立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桂系军阀,他受其主子的密令,紧紧地跟踪第四大队。
  来者不善。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看穿了熊镐的险恶意图,决定斩除这只“狗熊”。
  恰这时,奉议农军截获到一份黄绍竑拍给熊镐的密电,指令熊镐要“先发制人”,对第四大队进行突然袭击。在这紧急时刻,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制定将计就计地歼灭第三大队的计划。动手前,仍按“友军”惯例,照常与第三大队来往,麻痹敌人,及时了解对方动向。
  10月28日,张云逸设下“鸿门宴”,以商谈防务之名,擒捕了熊镐,后把他枪毙。
  同一天,按照原定计划,第四大队一营和恩隆、思林、奉议等县农民自卫军共千余人,分别解除驻平马、那坡的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为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在此前后,东兰、风山、奉议、思林、向都、镇结等县农民武装,在第四大队支持下,也加强了扫荡地方反动势力的军事活动。如韦拔群和第四大队军事教官钟鼎率领东兰县千余农军,攻占了东兰县城,县长弃城逃窜。其他县的反动武装,有的被击溃,有的被缴械,有的逃到外地躲避。整个右江地区,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时,原从南宁派往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带来中央关于批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的指示,要求进驻右江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即速转变。这样,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紧进行。
  起义前的一天,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和百色农民代表大会。在这3个代表会上,代表们一致热烈拥护和通过前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决议。当天晚上,前委还在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邀请百色、奉议两县县长和百色商会要员赴宴,向他们说明将成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意义、政策,为避免泄密,暂把他们控制起来。同时,当夜派部队收缴百色公署公安局、禁烟局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团体的枪支共300多支。这一夜,大队部灯火辉煌,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以紧张的战斗,迎接广西革命历史上光辉、难忘的一天!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火样的朝阳刚从东山露出脸,整个百色山城便沸腾起来,一队队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城市居民,打起锣鼓,挥动着红旗,向东门坡广场走去。大街小巷贴满革命标语和红七军的安民布告,家家户户悬挂着五彩缤纷的纸旗。我们大队部驻百色的官兵也穿着灰色新军装,颈上系着耀眼的红领带,兴高采烈地列队到东门坡广场参加军民庆祝百色起义和成立红七军大会。会场上,红旗漫卷,号鼓喧天,鞭炮齐鸣,盛况空前。当宣布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时,全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会后,举行庆祝游行,整个百色山城沉浸在热烈、欢乐的气氛之中。
  同一天,在粤东会馆——红七军军部的大厅里,召开了部队排级以上干部和军部直属队共500多人的大会。红军指战员在火红的军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
  会上宣布了红七军的领导机构和编制:
  军长:张云逸
  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参谋长:龚鹤村(龚楚)
  全军共3个纵队加上军部直属教导大队、特务营、炮兵营共4000多人。这时,我任红七军司令部参谋。
  同一天,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胜利召开。各县的工农代表及红七军代表共80多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第二天,在平马镇举行有1万多群众参加的庆祝红七军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出席了庆祝大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百色起义的前夕,邓小平同志紧急赶往龙州,筹划龙州起义,并想动员李明瑞同志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途中二人不期而遇。邓小平同志与李明瑞同志促膝交谈,掏尽肺腑之言。在他的帮助下,李明瑞同志豁然开朗,彻底转变了立场,与旧营垒彻底决裂,毅然投身革命,参加龙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在百色起义的鼓舞下,从南宁转移到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按照中共广西前委的部署,于1930年2月1日,胜利地举行了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兼任红八军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军参谋长。李明瑞同志被中共广西前委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龙州起义与百色起义相呼应,革命风暴在左右江隆隆滚动,进一步震撼了西南军阀的反动统治。
  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一起,大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第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同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20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右江一带,红旗飘扬,红缨枪林立,打土豪,分浮财,烧契约,分田地。同时实行正确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使城市保持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红色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的山山水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浪潮汹涌澎湃。在红七军帮助下,有15个县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汇成了拥有lOO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
  红七军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下,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1930年秋,奉当时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调离广西。指战员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惊人的毅力,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从险境中杀开一条血路。历时10个月,纵横7千里,终于完成了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纪念百色起义胜利69周年的日子里,深切地缅怀百色起义的卓越领导者邓小平同志,真是百感丛生,思念切切。谨以此文表达对老首长的深切怀念。
  (作者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等职务)

对小平同志的片断回忆

林月琴

 
  小平同志逝世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我们迎来了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召开,三峡围堰实现了合龙,外交方面进行了中美、中俄国家元首的会谈,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这一切成果,是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分不开的。
  敬爱的小平同志是中国的历史伟人。有这样一副对联:“翻身不忘毛泽东,幸福不忘邓小平”。这副对联用非常朴素的语言概括了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他同毛泽东同志一样,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铭刻了深深的印记。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正因为有了他,中国才摆脱贫困,走向富强。他的历史功绩举世公认。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我有幸结识小平同志,曾亲眼目睹他的伟人风范,亲身感受他的同志情谊。
  早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小平同志。1937年,我同罗荣桓同志结婚不久,中央军委调荣桓同志到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前任就是小平同志。不过,我认识他还是在建国以后。
  1952年,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他到北京后就来我们家看望荣桓同志。荣桓同志对我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就曾在一起工作,彼此思想相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荣桓同志说,他们相识的时间是1933年。当时小平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错误批判后,被调到总政治部,负责编印《红星》报。荣桓同志也被王明错误路线排挤,调离一军团,在总政治部,先当巡视员,后当武装动员部部长。他们同在瑞金沙州坝一座土坯砌的两层楼内办公。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同志询问他和荣桓同志这一段时间交往的情形。小平同志言简意赅地说:“交了一个朋友。”
  后来在长征出草地后,他们又同在一军团政治部。荣桓同志任副主任,分管群众工作;小平同志是宣传部长。一路上,人烟稀少,他们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按小平同志的说法,是“跟着走”。《罗荣桓传》编写组的同志采访了当时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梁必业、李兆炳、萧忠谓等同志。据他们回忆,小平同志和荣桓同志这两位因为贯彻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遭到排挤和打击的战友,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他们认为,教条主义者在平分土地时规定“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把富农当成地主打,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他们还认为,对地主富农兼工商业者,没收后面住家的财产,只保护前面店堂里的东西,实际上很难起到保护工商业的作用。《罗荣桓传》编写组的同志曾请邓榕同志向小平同志询问这一段他们交往的情形,小平同志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他们两位当时烟瘾都很大,但是在长征路上,因为弄不到烟,常常“断炊”。我曾听荣桓同志说,没有烟抽,他就睡觉。而小平同志则常常出去找烟。但十回有八回是空手而归。有一次小平同志回来就对荣桓同志喊道:“老罗,快起来,我搞到烟了。”荣桓同志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些干树叶子。两人相视而笑,便用这些树叶子来过瘾,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患难与共,在一起度过了长征的艰苦岁月。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荣桓同志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小平同志先是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后又到一二九师。他们分别在山东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分别战斗在东北和中原战场。虽然有时通过电报互致问候,互相交流作战经验,但一直不在一起。
  建国以后,我们住在南池子18号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时我们已经有了4个孩子。荣桓同志在家办公,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又加盖了秘书的办公室和车库。院子里显得很挤。住处紧靠劳动人民文化宫,每逢节假日,人声嘈杂。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后不久,就来看望荣桓同志。当他发现护城河边游客游玩,划船声音较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传出的广播声很嘈杂时,便对荣桓同志说:这哪里行?你是病号,干扰太大。不久,组织上把东交民巷8号的一座楼分配给小平同志。他立即提出把那栋楼让给我们住,并多次催促搬家。以后小平同志出任党的总书记,工作十分繁忙,但还是经常来看望荣桓同志。记得有一次小平同志访苏回来,送给我们一个手拿的淋浴喷头。这种喷头现在许多家庭都有,但在当时,却是我们都没有见过的新产品。俗话说:“礼轻情意重。”这个小小的淋浴喷头体现的是小平同志对于病中战友的一片深情。
  进入60年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背警句”等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主张。荣桓同志不赞成,并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了异议。在这场争论中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了荣桓同志。他对此事印象很深。1973年,小平同志从江西返回北京,便打听我的住址。他先让卓琳同志打来电话,表示要亲自来看。我当时很激动,立即表示,我带孩子去看望他。随后我和孩子们在组织部招待所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小平同志。他比“文革”前消瘦了一些,穿一件旧棉衣,但精神很好。他一一询问孩子们工作、学习、生活情况,甚至关心地问他们:“结婚了吗?”“有没有交朋友?”这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同志间亲如一家的气氛。我们觉得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他怀着深情对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975年9月,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不久,小平同志第三次被“打倒”。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心情无比沉重,盼望着小平同志能够再一次为我们掌舵,使中国这艘航船能早日远离灾难,重新驶向光明。1977年5月,他在批判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再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的20年,是中国历史上进步最快的20年。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威望日益提高。中国进步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小平同志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年来,他的威信和声望如日中天,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一位慈祥亲切的同志加兄长。《罗荣桓传》编写组撰写了《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罗荣桓在山东》和《罗荣桓传》,请他题写书名,他都予以满足。1992年,在罗荣桓同志诞生90周年时,发行了纪念邮票。我的孩子们希望能得到他在邮票上的签名。我到他家里请他签字,再一次见到了已经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他笑吟吟地签了一版又一版。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豁达、爽朗的笑声使我终身难忘。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