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萧克

   当代军事家、军事教育家萧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萧克同志生平
萧克29岁当红军最年轻方面军领导人

百岁将星萧克的多彩人生
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 武将萧克文坛寄情罗霄
百岁将星萧克的多彩人生 

  一九五五年,萧克被授予上将军衔。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与萧克亲切握手。

  1938年,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萧克(右二)、彭雪枫等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

萧克与红二方面军的部分干部陈伯钧、关向应、王震、甘泗淇合影。

 

1946年3月1日,萧克与贺龙、蔡树藩、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在张家口合影。

  1998年11月9日,江泽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萧克亲切交谈。

  1947年4月,萧克(左一)与聂荣臻、杨成武在正太战役前线。

 1953年10月1日,右起:许光达、陈赓、刘亚楼、萧克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5年7月30日,萧克(右二)陪同叶剑英、徐向前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学员。
  (照片均为新华社发)

1992年1月,萧克与蹇先佛在海南“天涯海角”合影

 萧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十分重视向有知识的人学习。图为萧克会见著名科学家吴大猷和李政道。

 

跨入21世纪的萧克将军

萧克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萧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24日12时5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萧克同志,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小街田村,原名萧武毅。他受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学生时代就组织“共学社”,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冬,从本县甲种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广州,1926年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该教练所后归并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并随国民革命军征战江西、浙江等地。1927年初,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叶挺部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投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洪流,并于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萧克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在家乡组建中共嘉禾南区特别支部,组织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1928年初,他参加了朱德、陈毅组织的湘南起义,参与组建宜章独立营,任副营长兼连长,并率部参加井冈山会师,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历任连长、营党代表、营长、第一纵队参谋长。他身先士卒,数次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5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历任红四军三纵队纵队长、十二师师长、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组建和训练农民军,并率部参加了攻打长沙和解放吉安的战斗。1932年10月,他到湘赣苏区担任红八军军长,先后指挥了歼敌千人以上的九渡冲、棠市和沙市战斗,受到中央军委的通电嘉奖。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奉命率部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通道,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序幕;同年10月,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之后,立即发动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他参与指挥了十万坪、陈家河、板栗园、忠堡等战役,把国民党军120多个团的兵力吸引在湘鄂川黔边地区,创建了继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南方最大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他与任弼时、贺龙、王震等一起,率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苏区,声东击西,威逼贵阳,回旋乌蒙,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成立,他担任副总指挥,10月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1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带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为保存红军力量和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萧克同志于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副师长,与贺龙、关向应一起挥师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组织指挥了收复河曲、保德、偏关等7座县城的战役。1939年2月,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提出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发展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方针,在北平周围创造和发展了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开展有声有色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1942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坚持、发展和壮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指挥该地区的反“扫荡”战役,总结推广了冀中地区的地雷战、地道战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194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1944年4月,他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萧克同志历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委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指挥了保卫承德战役和叶(柏寿)赤(峰)战役,指挥部队控制联结华北与东北的交通枢纽,为我党大批干部和部队挺进东北创造了重要条件。之后,又成功组织指挥了正太、怀来、赤城、解放石家庄等战役。在国民党军两次偷袭石家庄时,他指挥不足1个旅的兵力击败敌6个师的进攻,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1948年5月,萧克同志根据党中央关于办“大军校”的指示,参与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兼任副校长。1949年5月,调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参与指挥部队南下,横渡长江,进军中南。他联络民主人士,组织策划河南张轸起义和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为武汉的顺利解放和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他参与指挥第四野战军千里追歼,席卷中南、西南,先后进行了6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中南地区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诸部共43万人,解放了湘、鄂、赣、粤、桂等省和海南岛,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上的残存主力。

  1950年6月,萧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他在组建军训部机关的同时,着重抓了筹建军事学院、组织编写军事条令和指导全军军事训练等主要工作。他亲自选定军事学院校址,挑选优秀军事指挥员担任教员。他提出了“三级制”院校培训体制,参与筹划创办了125所涵盖诸军兵种的各类军事院校,为我军院校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根据“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军队建设纲领,结合我军光荣传统,组织编写下发了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有力促进了军队正规化建设。他针对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装备和兵种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的训练方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他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领导制定了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计划,并先后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明港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南口战术演习、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推动了部队战备训练工作,为部队组织大规模战役训练演习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4年11月,萧克同志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4月,兼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负责全军的教育与训练。1957年11月,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同志遭到错误批判,并被解除职务。1959年9月,调任农垦部副部长,他坚持原则,反对浮夸,纠正在橡胶种植工作中的冒进计划,先后主持制定了《国营农场工作条例》、《国营农场领导管理体制的决定》等40余项综合性和专业性规章,对加强和改善国营农场的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打击迫害。1969年冬,他遭受错误批判,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逆境中,他始终坚定信念,坚持学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1972年5月,萧克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他重返军队院校领导岗位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同其他校领导一起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狠抓领导班子、教员队伍和教材建设,全面整顿恢复了学校正规的教学工作秩序。1975年,他顶住“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深入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治军必先治校”、“把教育和训练放在部队建设的首位”等主张,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同志的充分肯定。在他主持军政大学工作的5年中,学校共开设12个班次,培训学员6600多名,为后来军队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军队建设与发展培养了大批治军骨干。1977年12月,他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后又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他带头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坚持实事求是,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恢复和发扬我军治校办学的优良传统。他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各种措施,狠抓教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施教能力,营造尊师重教、讲求真才实学的风尚。他重视军事教学基础教材编写工作,先后主持编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全军第一部《战略学教程》,以及大量的协同作战战术教材、军兵种教材、政治教材、科技教材和全军通用的战术教材。他重视学术研究,组成学术委员会,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规划,倡导设立“刘伯承军事学奖”,亲自组织对许多重要科研课题进行学术攻关。他重视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实施教学,带头抓好科技知识学习,最早在协同战役战术教学中采用了计算机作战模拟教学训练。他大力推动与外军的交流,多次率领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学习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我军的国际影响。他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军事教育体系,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上报军队院校教育体制改革建议,提出四年制初级指挥院校设置方案,为新时期我军院校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12月,萧克同志退居二线后仍然十分关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他经常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和部队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他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亲自筹建了家乡的小街田希望小学,并用自己的稿费在湖南郴州设立了“萧克教育奖”。他积极组织和参加党史、军史编纂工作,先后参与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大百科全书》。他领导创办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编的百卷文化巨著《中华文化通志》,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创作出版的《浴血罗霄》获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还撰写了《萧克诗稿》、《朱毛红军侧记》、《萧克回忆录》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萧克同志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萧克同志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身处逆境的特殊环境,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忠贞不渝,百折不挠,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事事以大局为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从不居功自傲,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计较个人进退去留,保持了乐观豁达、荣辱不惊的高风亮节。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有胆略、有魄力、有毅力,身经百战,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领导才干。他善于从战略全局高度研究思考问题,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具有丰富的治军治校经验。他是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卓越的军队院校工作领导者。他好学善思,博采众长,被誉为“将军学者”、“将军诗人”。他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深入扎实,善于调查研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善于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他淡泊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党、国家和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崇敬与爱戴。

  萧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呕心沥血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萧克同志永垂不朽!

萧克29岁当红军最年轻方面军领导人

 萧克: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嘉禾的萧克,容战将、军事教育家和作家于一身。他25岁当军长,27岁率领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正式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战前夕,刚刚而立之年的萧克就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成为那一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同时还是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都担任过高级将领的将军,与十大元帅中的每一个都共事过的将军和南昌起义唯一健在的将军。新中国成立后,萧克曾任军训部长、训练总监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

  枪林弹雨中,萧克创作了日后引起巨大反响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小说还未出版就被批判两次。50多年后正式出版,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长征前的"长征",一张法文地图和一个外国传教士帮他找到了贺龙

  对于萧克来说,长征应该在1934年8月7日下午就开始了。

  时年27岁的萧克是湘赣苏区的领导者,是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他和另外两位苏区领导任弼时、王震并不知道,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

  萧克等人接到命令只是,到湖南去,找贺龙。按照中央的要求他们把苏区大搬家,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结果是一路走一路丢。国民党的报纸曾经形容说,红军是前头"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上来。指的是萧克先遣西征,中央红军随后跟进。湖南军阀没有想到红六军团会突然突围,显得比较慌乱。六军团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使敌人难以捉摸。不久就跳出了湖南军阀何键的包围圈,进入贵州境内。

  萧克回忆,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没有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当地的向导对五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六军团只能在贵州大山中艰难转战。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距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在旧州,他们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身份后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没有释放这两名传教士。这是因为,西征以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伤、病兵日益增多而又无药医治,萧克他们认为,传教士肯定有办法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在教堂,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萧克马上把墙上的地图取下来,一看全是外国文字就找来稍懂外语的张子意和袁任远,说不是英文看不懂。萧克听说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薄复礼说是法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完成了翻译工作。直到这个时候,萧克才知道,他要去与贺龙会合的地点在什么位置,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离开老黄平后,萧克带领部队向东前进,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敌人正在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六军团实施大包围。萧克在甘溪一带与敌人遭遇。结果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减员严重。52团是全军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损失惨重,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柱木棍指挥行动。萧克意识到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任弼时看出了萧克的紧张,问他:"怎么样?"萧克用力地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给自己打劲。在敌石阡至镇远封锁线上,部队找到当地老猎户引导,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见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这时南北两面湖南和桂系军阀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第二天天亮,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亲自指挥的萧克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跳出三省军阀的包围,历经80余天,转战5000多华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会师。从出发时的9000余人锐减到不足4000人。六军团的行动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这一天,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第8天。

  29岁成为红军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与贺龙一起被国民党称为"萧贺匪部"

  1935年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

  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五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萧贺匪部"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从开始的8000人发展壮大到21000人。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的革命局面完全由二、六军团支撑,他们成为革命群众唯一的希望。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8000人,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此时,他们并没有呆不下去,不过他们分析到:第三次"围剿"兵力大大超出以往,且多为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根据地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为大山,不利大部队展开;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长期发展困难等等。退出苏区之前,萧克等人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长征第一天的晚上,萧克就住在张家界边上一个小村子里。那一天,前卫部队行军120华里,主力行军80华里,宿营之后就休息了。直到1990年,萧克重返湘西,发现张家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风景区,而当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好的风景。几天后,二、六军团到达比较富裕的湘中地区,短暂休整了一个星期,本想在这个地方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发现大批敌人围了上来,只好撤往贵州。这时已经结束了长征的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他们:"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无奈的是,这一次他们依然没能站住脚,但是部队得到了20天的休整和补充,兵员充实,士气旺盛。

  1936年2月,二、六军团透过滇军防线,直趋滇东。在南北盘江地区,他们在长征路上第三次尝试创建根据地。这时,他们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来电,电报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他们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与一方面军闹矛盾的事,贺龙、萧克等人还不知情,二、六军团在盘县开会,大家认为在这里能否站住脚还不一定,全国形势来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北方,应执行总部的指示,于是决定北上。萧克认为,盘县的这次会议对二、四方面军,乃至日后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否则他们可能留在云南了。萧克建议部队佯逼昆明,却突然西进。他们在丽江和石鼓等地出其不意地北渡金沙江。蒋介石带着云南军阀头子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他们的部队追到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远去多时。后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率剧团来二方面军演一出戏,叫《破草鞋》,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接着萧克又连翻了三座大雪山,经过了今日也是著名风景区的稻城。于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他们的四方面军32军会合。

  7月5日,与四方面军大会师后的3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两个月后,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命令萧克代替生病的王树声出任31军军长,打胡宗南。10月20日,红军长征结束4天后,萧克正式赴任。至此,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开始后,萧克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在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中,他依然是最年轻的。(新华网专稿)

百岁将星萧克的多彩人生

吴志菲

 萧克将军,是目前唯一在世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目前健在的开国上将中,唯一同时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将军,并且,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还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如今,开国上将萧克已是百岁老人,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徜徉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中,可以觅到一个略显陈旧的四合院,四周的街坊们说:“这是萧老将军的家。”话语之亲切,竟没有一点“高攀”之嫌。
  


  1907年7月14日,萧克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小街田村,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及一个妹妹。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萧克家里有点田地,但多数年份还是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生活颇为艰难。萧克从记事起,就常常看到父母、大哥为生计而辛劳、发愁。

  萧克的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父亲5兄弟中有3个是读书人出身,其中三伯父的学问最好,家里收藏了许多书,萧克最爱到三伯父家去翻书看。萧克7岁入私塾读书,那时他的个头还没有三伯父的书桌高,却喜欢在学识渊博的三伯父的书案边上转来转去,听三伯父吟诗作赋。三伯父是位爱国文人,对袁世凯复辟充满了仇恨,对软弱的民国政府备感失望,他做了一首四言韵文,有七八十句,记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没想到儿孙中最先背会的却是侄子萧克。

  萧克就读嘉禾甲等师范简习所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书。好在校长很同情萧克,他让萧克晚上给学校刻蜡板、印讲义,这样可以得些补助。如此,萧克才完成简习师范的学习。那时,平时总穿着一件破旧蓝布长衫的萧克,和那些衣着鲜亮的有钱人家子弟站在一起,显得非常寒酸。但是,萧克以宋濂《送东阳马生叙》一文中的“贫非罪”观念鼓舞自己,努力地把书读好。为了读好书,星期天萧克很少回家,晚上也常常自学到深夜。

  爱好文学的萧克,决定走上革命道路却是因为报家仇。萧克的大哥性格刚烈,因此得罪了当地大地主萧仁秋,为家里带来祸事。1922年,地方官兵先后4次来萧家敲诈勒索,家中财物被劫掠一空,萧克也无法继续上学了。次年春,由于萧仁秋的陷害,萧克的大哥被团防局抓走,当天就被杀害。兄长死于非命,致使喜爱文学的萧克产生学武报仇的念头。

  1926年2月,萧克辞别家乡,远赴广州考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正式走上军事道路。毕业后的萧克于次年3月辗转来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十一军是由四军一部扩编的,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被分配到七十一团三连当政治指导员,终于实现他的愿望,成为“铁军”一员。北伐途经河南汝南时,萧克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实战。虽然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但他毫不害怕,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从书本上学到的军事知识终于有了实地演练的机会。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萧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7月上旬,萧克随部队从武昌乘船到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作为下级军官,萧克并不清楚此时国民党上层发生了变化,但也感到形势严峻。在离开九江前,叶挺来萧克所在团里训话,他要求部队要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叶挺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叶挺的发言,萧克记得很清楚,并很受鼓舞。后来,萧克才听说,此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7月下旬,萧克随部队到达南昌,部队进城后,驻扎在城南松柏巷靠近老城墙的地方休整。31日下午,萧克接到上级通知,要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侦察地形。晚饭后,萧克等人假装逛街,将附近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里已归附汪精卫的第六军五十七团敌营房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8月1日凌晨2点,起义爆发了。萧克所在二营任务是攻打匡庐中学的敌军。由于战斗前已将敌人情况摸清楚,起义军很快用火力将突围的敌人压得无法动弹,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部队,敌人只好又退回原地。天快亮时,一个营的敌人在操场上缴枪投降。

  南昌起义后,萧克随部队转往广东,在广东揭阳汤坑和海陆丰地区,起义部队接连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损失惨重。殊死战斗了数天后,萧克的连队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还被打散了。无奈之下,萧克只好转移到湖南老家,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1928年1月,萧克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参加了湘南暴动。后率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先后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还亲身经历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会师。

  1932年10月,年仅25岁却已身经百战的萧克调任湘赣红八军军长。次年6月,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不得已撤离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决定派出两支部队进行探路和引敌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按照中央军委指令,萧克率领由湘赣红十七师、十八师以及十六师合编而成的红六军团9758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退出湘赣根据地,踏上西征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之途。

  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全靠找向导问路,可是向导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在旧州,红六军团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的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提出释放两个传教士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在教堂,萧克找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外文标注的贵州地图。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萧克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一直跟随六军团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

  此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到了昆明,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了阻止红军两军团的会合,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

  到达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先后截为4段。萧克意识到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如果不脱离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经过10多天的奋战,在石阡至镇远敌人的封锁线上,红六军团击溃了敌巡逻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在当地一位老猎户的引导下,部队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

  这时,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南北两面敌军首先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有红军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才使部队绝大部分在午夜通过深谷。亲自站在谷口指挥部队行动的萧克又命令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

  就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80余天,转战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兵力已锐减到不足4000人。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二、六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坚持了1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蒋介石“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应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5日,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后,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随着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军作战任务逐渐减少,军队的教育与训练必然成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主要任务。1950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武汉汉口正式接到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的通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萧克说,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到北京的第二天,萧克急急忙忙地去总参谋部报到,向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表达自己希望尽快进行工作的迫切心情。谁料聂帅笑了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这时,萧克才知道,任命自己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工作人员。萧克不愧为有胆有识的一代名将,他接过了组建军训部的重担。经过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搭了起来,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

  萧克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萧克担任陆军大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在校址勘察过程中,采纳了刘伯承元帅的意见,选定南京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为筹建军事学院的地址。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从此,我军有了一所正规化的高等军事院校。

  此前,萧克曾对全军院校进行摸底,发现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都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他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1950年11月底,毛泽东同意了萧克的报告,又过了1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又迁到北京的南口。截止1957年,全军共建立了100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先后培养了20多万干部,并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教学人才。同时,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掌握新技术,学会联合作战”,这是我军军事训练的重要方针,对于我军为准备打赢现代化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进行军事训练,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军事训练方针,是萧克在1950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来的。萧克还根据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狠抓部队的训练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军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演习,丰富了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对治校与治军的关系,萧克有深刻认识,一支军队是不是能征善战,关键要看指挥员的军政素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军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军。1972年起,萧克历任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等职,负责军事训练教学,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为军队高级指挥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要求,时任军训部部长的萧克组织有关人员着手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那时,军训部没有礼堂,萧克就领着大家租用地方影院开动员大会。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他们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虽然办公条件不算好,他们却高质量地完成了三大条令的初稿制定工作。

  当时,周恩来指定刘伯承审定3部条令。根据刘帅的指示,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1951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解放军内务条令。人民军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三大条令得以颁发执行,为我军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制度的保证。至今,三大条令仍然是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法度、基本依据。作为三大条令的组织制定者,看到条令颁布,萧克的内心欣喜异常。
  


  在萧克工作过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偌大的笔架,毛笔悬挂,彰显着主人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兴趣。让人想不到的是,萧克还曾仰仗一笔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义后,萧克随起义部队南下,遭到伏击后,部队溃散,萧克流落到广州时已身无分文。为了生存,萧克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子上留了下来。平常,他给老先生铺纸磨墨;客人多时,他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挣几毛钱解决生计问题。

  一直到耄耋之年,萧克写字时仍很讲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他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每当父亲写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磨墨,看着父亲写的那些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他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由于自幼受艺术的熏陶,萧克也能写出一笔好字。

  萧克不仅爱好书法,还嗜书如命。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贪婪” 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逐渐开始学习文化,进而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在战争年代,几乎高小毕业的人就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头了。在这些将帅中,能诗善书的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正像斯诺前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萧克也不放过诗情迸发的时刻,硝烟尚未散尽,他就在山头简陋的指挥所挥毫赋诗了。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乎不可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说到萧克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跨越半个世纪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成为81岁的老人,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外人所难以体会到的。

  1991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84岁高龄的萧克,《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作者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之后,经夏衍等介绍,萧克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谈起萧克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有机会阅读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响也比他们深远,完全可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成长的历程为故事主线,以此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创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资料缺乏,萧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一点点回忆;没有草稿纸,他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一,大小不等。不久,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萧克成为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公务繁重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书名暂定为《罗霄军》。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3次大修改,无数次小修改。解放战争爆发后,萧克的妻子蹇先佛带着书稿和孩子,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前往华北。在河北滦平附近一个部队驻地休息时,发现装书稿的皮包不见了,当地驻军上下都被发动起来帮蹇先佛找皮包,可找了一天都没找到。谁知到了晚上,这个皮包又出现在驻地的一个汽油桶上。

  让萧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这部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小说手稿会给他们带来横祸。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那尘封了21年的书稿被当作萧克的“罪证”。为取得批判的效果,小说稿被打印出来,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萧克这个被批判者也“享受”了一套。得到了这个“善本”,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火炉了。“文化大革命”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造反派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批判他和小说。为批判萧克,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由于自己从小便爱读书,并尝到因家境贫寒而不能上学的苦楚,萧克把一腔回报桑梓的拳拳赤子情,全都倾注在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上。

  1998年,为了参加湘南起义70周年纪念活动,91岁高龄的萧克回到家乡嘉禾县小街田村,这是他继1981年首次返乡之后第三次回来。看到村里孩子上学难,他就多方牵线搭桥,促成3 位香港实业家捐资25万元建成了小街田希望小学。同时,为了给孩子们增添精神食粮,萧克还向县图书馆捐赠了万余册图书,整整摆满了五六个大书架,县图书馆为此专门设立了“萧克捐书专藏室”。

  “离家半纪经百战,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出,季子归来无锦裳。” 这首名为《还乡吟》的诗是1981年12月,萧克离家54年后第一次回家乡时所作。那次,萧克让司机在村口停车,自己摘下帽子,步行进村,他深情地说:“我是回家,不是来视察,是一个人民的儿子回故乡。”一边走,萧克还一边指着路边的房子辨认那是谁家,虽然已分别半个多世纪了,可他依然对每一家记得清清楚楚。看到前来迎接的村民,萧克用乡音大声打招呼:“你们好,大家都好哇!”他还特意走到村里的水井旁看了看井,说:“这样的井,水不行,要改造。” 1988年,老人第二次回来时,还召集村民在一块空地上开了个会,号召大家:“要勤劳,把事情做好,地种好……”

  萧克关心家乡子弟的成长,关心家乡的发展,但对自己的亲属,却要求十分严格。第二次回家乡时,萧克和亲属们围坐在一起吃中饭,桌上的菜只有酸青菜,主食是南瓜稀饭,可萧克还是勉励亲属说:“在下面好好做,虽然很辛苦,但有饭吃。”有一年,一个侄儿的孙女想当兵,体检时个头矮了一点儿,他们抱着一丝希望找到萧克那儿,萧克的儿子知道后说,老爷子是不会让走后门儿的,我们不能坏了规矩。

  严格要求亲属,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这是萧克行事的一个原则。其实,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萧克本人就是一个遵守组织纪律、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的典范。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年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前10名上将名序排列依次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虽然萧克名列第一,但无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萧克担任过的职务却不逊于任何一员大将。当时很多人认为按照萧克的资历和功勋授予上将军衔是委屈他了,为他抱不平。萧克对此却很坦然,他说:“很多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我早该打死了,评不评衔,评什么都行。”并随兴谈起了一段古人佳话: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战场上,勇不可挡,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从不参与争论,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克组织观念非常强,一直被熟知他的人传为美谈。由于需要,萧克曾多次被调动工作,从无怨言。1936年9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萧克代替生病的王树声出任三十一军军长,攻打胡宗南部。10月20日,红军长征结束4天后,萧克正式赴任。有人背后议论“这个萧克不动脑筋,他们六军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他放着副总指挥不当,去当军长”。萧克对此毫不理睬。至此,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开始后,萧克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在八路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中,他依然是最年轻的。后来,他又调任挺进军司令,实际上麾下没有多少兵马,可他照样欣然接受,干得有滋有味。

  1958年,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萧克被打为 “反党集团核心”,调任农垦部副部长。1968年1月,解放军“支左小组”进入农垦部开展“大清查”,萧克再次被隔离审查。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在1969年12月被安排去江西永修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和再审查”。永修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山里的冬天特别潮湿阴冷,冻得实在受不了,萧克就用跑步、劈柴等方法来取暖。尽管萧克身处逆境,但他那重原则的个性一点也没变。当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他调查核实有关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有啥说啥。

  当地山民并不把萧克当“改造对象”看待,反而主动与他聊天拉家常,孩子们也很喜欢他,要他抽空讲红军和长征的故事。身为开国上将,萧克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还很喜欢与群众交流,不论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萧克都跟他们谈得很投机。

  1972年1月16日,组织上通知萧克回北京工作。临走时,他将自己在“五七”干校当木匠、油漆匠时做的凳子、桌子甚至笨重的木工凳都带了回去,一直舍不得扔掉。他常说那是他在江西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一个永久纪念。此后,云山垦殖场的干部群众还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找他叙叙旧。他曾对门卫说,只要是江西的人来找我,就马上通知我。

  “我早已经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每当谈起江西,萧克总是感慨万千地这样说道。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对江西有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八一起义是在江西,在井冈山时期跟着朱德、毛泽东打游击还是在江西,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方还是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身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留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在我的梦中萦绕。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

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 武将萧克文坛寄情罗霄 

陈坚 吴志菲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上将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百战之身不失儒雅风范,千军之帅仍具书生意气。

  萧克好读书,善思索,阅览过大量中外名著,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不仅如此,他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不可 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

  说到萧克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部被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上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1991年的春天,84岁高龄的将军和当代作家刘白羽、路遥等一起走上了领奖台,《浴血罗霄》被评为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作者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

  谈起萧克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并塑造了英勇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萧克感慨万千:“我读完《铁流》,心里很不平静。我们经历的战争,远比《铁流》里写的要复杂得多,精彩得多。”他决心用自己的笔,来记下我军早年的辉煌业绩。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创作过程非常艰苦。在那个年代,战争极其残酷,环境十分艰苦,萧克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公务繁重,客观情况不允许他有大块的时间去搞创作。于是,他就不断地在腹中编排故事情节,在七七事变前开始动笔。没有稿纸,萧克就用办公纸、书信纸;时间有限,他就利用夜间和其他可以利用的间隙写;资料缺乏,萧克就全靠自己的记忆。

  有一天晚上,萧克正写得投入,爱人蹇先佛来了。那时他们的住地相距十几里山路,十天半月见一次面还得翻山越岭。蹇先佛一进门便急切地说:“孩子生病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寄养在湖南老乡家,结果死于日军细菌战。这第二个孩子刚满周岁,寄养在几百里外的晋察冀军区驻地。心急如焚的蹇先佛大喊了两遍,萧克竟没有听到,蹇先佛气得扭头就走。直到几天后,萧克到蹇先佛的住地,才知道这件事。

  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奋笔疾书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让萧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小说手稿会给他们带来横祸。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那尘封了近20年的书稿被用作批判他的资料。小说稿被打印出来,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文革”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为了批判他,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后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印刷了两次的小说。

  离休以后,萧克致力于党史、军史、战史的研究,笔耕不辍,除主编《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萧克诗稿》、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等书籍外,还出版了《萧克回忆录》、《朱毛红军侧记》等作品,并被复旦大学人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

贺龙、萧克的夫人——蹇先任和蹇先佛一对姐妹花

萧克与贺龙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合影,贺龙为120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

美国记者斯诺夫人的感叹

  贺龙、萧克两位红军将领,在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笔下,是“一对生死朋友”。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1934年10月会师后,这两位驰骋沙场的将领,就“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并成为一对亲如手足的连襟。

  然而,有关贺龙、萧克二人的夫人——蹇先任和蹇先佛姐妹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这两位长征过来的女红军,名声当然不如丈夫那样显赫。当然,她们也不曾因为高攀上两员战将而夫贵妻荣。之所以如此,乃是蹇氏姐妹的人生处世哲学使然,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归结于两个字:低调。

  缘于此,这一对默默无闻而又不事张扬的红军姐妹,有关她们的生平经历便不为世人所知。别说是一般读者,就连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1937年在延安采访时,面对蹇氏姐妹也是一无所获,不禁发出“为人所不解之谜”的感叹!

  斯诺夫人在她的《续西行漫记》第三部分“中国革命的半边天”一节中,写到“贺龙、萧克的妻子”一句,就特别加有一条注释,原文如下:

  贺龙的妻子和萧克的年轻妻子是姐妹,姿容艳秀,有大家风度。她们随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苏区出发长征,途中几度出生入死,最近才到达延安。身体很虚弱。有人告诉我说,她们是干练的革命者,又有才识。我曾请她们谈谈各自的生平,但是她们都谢绝了,也不同意为她们摄影,在我的这部著作中,恐怕她们仍是为人所不解之谜。

  蹇先任和弟弟蹇先为重逢在贺龙的军中
 蹇先任,1909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慈利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自幼聪明伶俐,读书知事,举止言谈很有教养。她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大弟蹇先为(当时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寒假回乡过春节)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打土豪杀劣绅,声势波及到了慈利县境。可是不久,驻防常德等地的国民党军开到了石门,残酷镇压农民革命运动。

  3月下旬,国民党军一个团将石门中学、石门女校和第一完小包围,逮捕和杀害了17名共产党员,制造了“石门惨案”。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开到慈利县进行“清乡”,动不动就抓人杀人。在此情况下,蹇先任、蹇先为姐弟二人,因在家中无法呆下去,不得不暂且隐蔽起来。蹇先任到了杉木桥舅舅家中,但仍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坚持斗争。

  姐弟二人分手后,蹇先为参加了袁任远等人领导的暴动队,在太浮山一带打游击。这支队伍坚持了三个多月,在国民党军的反复“清剿”中伤亡惨重,从而不得不化整为零,躲藏在深山老林里……在此期间,蹇先任、蹇先为姐弟二人已完全失去联系。

  1929年8月,贺龙、张一鸣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向大庸、慈利推进。8月25日,红军占领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就在这时,隐蔽在舅舅家中的蹇先任,和大弟蹇先为不期而遇。

  原来,蹇先为所在的石门南乡暴动队遭受挫折后,他由南乡转到了北乡。1928年8月,贺龙率领的队伍到达石门北乡时,蹇先为就参加了这支队伍,跟着贺龙闹革命。贺龙听说蹇先为是个中学生,参加过石门南乡暴动,对他特别喜欢,当下就将他留在中共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当宣传员,跟在张一鸣(时任中共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负责人)的身边,负责刷写和张贴标语、布告。

  张一鸣本是1926年入党的慈利人,部队一到杉木桥,他就打听和联络慈利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当他得知蹇先任就隐蔽在当地时,马上跟蹇先为一起,找到这个“女才子”,邀请她到红四军工作。这样,蹇先任就从地方转到部队,在红四军担任文化教员。因此,红军指战员都称呼她为“蹇先生”。

  红四军成立了训练队,军事、政治教学为主,同时兼顾识字学文化。训练队的开学典礼非常隆重,气氛也很热烈。蹇先任在回忆录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当我正在仔细品味着贺龙军长、董朗队长(训练队队长)的讲话内容时,忽听司仪彭伟高声说:“请蹇教员讲话!”只见贺龙带头儿鼓掌,全场响起一片掌声。我毫无准备,一时弄得面红耳赤,犹豫不定。不想,掌声更欢了。战士们都将好奇的目光投向我这个全场唯一的女兵,个别人还笑了起来。我镇定了一下,立起身,走上了讲台。

  “诸位同志,我是一名新兵,没有更多的话讲。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我自己介绍给大家,使我们彼此加深了解,以便完成好训练任务。”没想到,这几句话使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学员们静静地听,贺龙等也饶有兴趣地望着我。

  贺龙军长笑着走上讲台。他爽朗地说:“我忽略了,没有向大家介绍……蹇教员是我们湘西红四军第一名女兵,第一名女党员。她虽然是新兵,但已有三四年对敌斗争的经验,她是我们队伍中有革命经验的女干部。你们的队长、教员都是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你们要尊重他们,服从命令,努力完成训练任务!”

  贺龙军长的讲话,很有鼓动性,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满含着激动的泪水,再次向学员们敬礼致意。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我似乎感到我和学员们距离拉近了,他们了解了我,我决心努力使他们获得文化知识。

  1929年9月,贺龙与蹇先任结为伴侣,谱成了一曲马背上的婚恋之歌。多年后,蹇先任仍念念不忘地回忆说:“是革命战争把我跟贺龙牵到了一起,枪声就是我们婚礼的音乐伴奏。”

1939年,部分中国学员在莫斯科郊区共产国际党校合影,前排左一为蹇先任。

蹇先任一次又一次寻找红军,一次又一次扑空

  婚后不久,蹇先任调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文书科长。1930年夏天,贺龙率红军主力离开湘西革命根据地,东征到了洪湖地区。蹇先任因怀有身孕,不便随军行动,被留在湘西从事地方工作,坚持斗争。其间,她先后担任中共湘鄂边特委科长、中共桑植县委宣传部部长。

  这一时期,可把蹇先任折腾得不轻。她挺着个大肚子,经常在贺龙的亲戚家中躲来躲去,没个平安的地方。为了找到一处能够安身居住而又比较可靠的生育之所,她在1930年8月转移到了官地坪,暂且隐蔽下来,以待胎儿降生。

  官地坪地处慈利、石门、桑植、鹤峰四县边缘地带,境内山高林密,便于隐蔽居住。当地团防首领谷岸峭、向虞卿跟贺龙私交甚笃,与红军和平相处,互不侵扰,红军“不破官地坪”,也不在其防区打土豪。谷岸峭、向虞卿二人还秘密为红军代购子弹、医药,掩护红军家属、伤员等。

  就在这四县之间的边侧之地,蹇先任熬过了妊娠期的艰难痛苦,平安生下个女婴,取名红红。

  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慈利县团防局向官地坪发出通缉令:捉拿“悍匪”贺龙的老婆蹇先任!危急时刻,蹇先任怀抱着吃奶的婴儿,秘密来到了桑植县境内。她一面哺乳孩子,一面跟随特委、县委机关坚持斗争。从此,她开始了又一轮颠沛流离的困苦日子……

  1932年夏天,湘鄂西苏区的斗争形势极为严重。当时,蒋介石以左路军10万重兵,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攻势,对湘鄂西苏区发起第四次“围剿”。此次反“围剿”斗争,红军和地方游击武装损失惨重,中共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被迫转移到了洪湖苏区,桑植县委机关也被敌人打散,县委书记遭到杀害。蹇先任也和特委、县委失去联系。她把女儿放在背篓里,每日在深山老林里与敌周旋。经过几番惊吓和折腾,终于死里逃生。但不幸的是,她那不满两岁的女儿红红,却在饥饿疾病交困中死去……

  孩子夭折后,蹇先任拖着十分疲弱的身体,化装成流离失所的难民,秘密潜回到慈利县城。

  蹇先任的父亲蹇承宴靠着一副货郎担走村串户,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在慈利县城北门外开设了一个小作坊,煮酒熬糖,生意兴隆,日子倒也殷实富足。蹇承宴为人厚道,很讲义气,思想开明进步,而且倾向革命,除大女儿已经出嫁外,他把先任、先为、先佛、先超四个儿女,都送到长沙等地上学读书,指望他们能够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蹇先任落难归来后,仍秘密打探消息寻找红军。见此情景,蹇承宴二话没说,随即想方设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听说贺龙率部转战在洪湖苏区,蹇承宴就让内弟雇了一艘货船,以转运货物作掩护,将女儿藏在船内,乘船顺澧水而下,过洞庭,入荆江,直抵洪湖。谁知在此之前,由于国民党军“围剿”,红军损失很大,贺龙不得不率领红军主力退出洪湖苏区,转移到了鄂北大洪山……无奈之下,蹇先任又让舅舅掉转船头,顺来路逆澧水而上,继续打听消息寻找红军。

  1933年,当蹇先任听说红军返回到了湘鄂边区,便又急忙追赶寻找。从慈利经大庸找到湖北鹤峰,经过几番打听,才得知红军又转战到黔东边界去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寻找,一次又一次扑空,可蹇先任毫不灰心,始终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决心,仍在坚持寻找。直到1934年11月,贺龙率部由黔东进入湘西境内,蹇先任这才在大庸找到了红军队伍,并跟贺龙得以团聚。

  在这浴血奋斗的战乱岁月,蹇先任的弟弟、时任中共湘鄂边特委巡视员的蹇先为,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

  蹇先佛、蹇先超也来当红军

萧克与夫人蹇先佛

 1932年,贺龙率领红军主力退出洪湖苏区后,经由豫、陕、川三省边界,艰苦转战两个多月,行程3500公里,于1933年初返回到湘鄂边区。当时,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影响,红军经历了两年之久的流动游击活动。因为没有根据地为依托,伤病员无法安置,兵员得不到补充,红军主力先由1.5万人减到9000人,后由9000人减到3000人。几经挫折后,红军终于创建了新的黔东革命根据地,这才得以立足和休养生息。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和所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镇,迎来了由湘赣苏区转战而来的红六军团。不久,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红二、红六军团,这两支不同战略区的红军劲旅,从此握成一个拳头,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在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下,红二、红六军团于10月28日发起湘西攻势,揭开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红军攻势凌厉,相继占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县城。12月26日,贺龙率领主力,占领慈利县城。

  当天,贺龙就邀请岳丈蹇承宴及其家人,在一家小餐馆吃了顿便饭。当贺龙问起家中境况时,蹇承宴忍不住笑道:“先任、先为姐弟二人都参加了红军队伍,丢下老四、老五两个,在家也呆不住了……”言下之意,蹇先佛、蹇先超姐弟二人,也想参加红军。

  红军好不容易来到慈利县城,在蹇先任的鼓励下,蹇先佛首先来到红二军团司令部驻地福音堂,找姐夫贺龙畅谈志向。贺龙一见蹇先佛找上门来,不由哈哈大笑道:“欢迎,欢迎,欢迎你参加红军!”蹇先佛不禁一怔,心中纳闷:我还没有言语,他怎么如此痛快,就答应了呢?

  “你二姐是红军,你也应该参加红军。”贺龙十分果断地说。他讲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有关政策,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随后才说:“听说你在上学时,就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雄心壮志,中国工农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你想要抗日救国,就参加红军吧!”

  蹇先佛就这样参加了红军。与此同时,个头矮小的小弟蹇先超更是在家呆不住,哭着闹着要跟姐姐一起走,非要当红军不可。这蹇氏姐弟二人,同时成为贺龙麾下的普通一兵。

  蹇先佛曾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画画,就留在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小弟蹇先超,年纪只有十四五岁,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

  1935年,在红二、红六军团并肩作战、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艰苦岁月,经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92年1月,萧克与蹇先佛在海南“天涯海角”合影

 

“红小鬼”蹇先超献身雪山

  长征途中,蹇先佛每日与李贞、陈琮英、戚元德等人在一起。由于部队行动紧张,作战又十分繁忙,蹇氏姐妹也难得见上一面。姐妹之间的交往联系,往往也只能捎个口信,或写上一纸便条,托人带给对方。

  蹇先超参加红军后,经过短期医护常识培训,被分配到红二军团医院当护士。长征出发前,为充实和加强一线部队的医护工作,他又被调到第四师野战医疗队,亲临火线抢救、护理伤员。蹇先任和蹇先超虽说同在红二军团,又同在一条路线上行军、作战,有时还同在一处营地驻扎,但姐弟二人也很难见面。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以第四师为先锋,由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连续奋战三昼夜,红二、红六军团1.8万人全部渡过江去。当时,红军又面临着翻越更为艰险的中甸雪山,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都在加紧进行。

  说来也巧,红六军团曾在贵州境内扣留下几名西方传教士,其中有位年近40岁的瑞士籍英国人,名叫勃沙特,编织手艺十分精巧,一路上编织过不少鞋子、帽子、围巾、手套、腰带等,从而引起红军指战员对他的兴趣和好感。趁此机会,蹇先任让人赶忙送去一捆毛线和一根不锈钢钩针,让勃沙特为女儿编织毛衣。抢渡金沙江之前,两件小毛衣已编织停当,正好赶上过雪山御寒。蹇先任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名伤员骑乘的骡子尾巴,沿着先头部队第四师踏出的一条雪路,于4月30日翻过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

  5月初,红二军团到达得荣县城时,先期抵达的第四师师长卢冬生向军团参谋长李达报告了部队的减员情况后,特意找到蹇先任作了一番检讨。

  卢冬生十分沉痛地说:“先任同志,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弟弟,我身为师长没有尽到职责,在过雪山时全师减员一百余人……我向李参谋长表示,应当给我应受的处分,我……”

  蹇先任顿觉凶多吉少,不由得问道:“卢师长,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卢冬生语声哽咽地说:“你弟弟先超同志,他在雪山顶上……牺牲了。”

  原来在抢渡金沙江时,蹇先超感到两岸气候温暖,就将身上的棉衣甩掉了。翻越雪山时,因为没有衣物御寒,他又在山顶上歇了一会儿,吃了几口雪,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蹇先佛过草地做母亲

  红二、红六军团属于同一支长征队伍,同在一个方向、一条路上行军作战,但却很少在一地集中驻扎或宿营。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军团分为前后两个梯队,相隔数十里甚至百十里路程。因此,分别跟随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蹇先任和蹇先佛,一路上很难谋面。

  作为红军宣传员,蹇先佛在长征中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刷写标语,画一些宣传画,借以宣传和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她写得一手好字,当时还负责刻蜡版,油印各种文件、布告和传单。传教士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就曾记述了这位刻蜡版的女红军:“她沉默寡言,别人常常因为她不说话而嘲笑她。但她很能干,每天行军间隙,她都刻蜡版,同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儿,把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书。繁忙时,他们一天要印几千份。”蹇先佛的行动表现,由此可见一斑。她当时已身怀有孕,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坚持随军行动……

  1936年5月初,为便于沿途筹集给养,红二、红六军团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北上。蹇先任随左纵队红二军团由中甸出发,沿金沙江东岸的得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蹇先佛随右纵队红六军团经由乡城、稻城、理塘、新龙北上甘孜。6月3日,蹇先佛随同先头部队先期抵达理塘县境的甲洼寺,与罗炳辉率领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首先会师,并受到兄弟部队官兵和当地藏族群众的欢迎。数日后,红六军团又沿着雅砻江继续北上,于22日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蹇先佛在普玉隆、甘海子两地休整了一些日子,借以休养身体,同时也期待着姐姐的到来。6月30日,作为左纵队的红二军团,抵达甘孜以西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合。7月2日,蹇氏姐妹才得以相会在甘孜。

  就在这时,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以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委关向应。长征中一直分别行动的蹇氏姐妹,从此也就聚在一起,随同方面军总部机关行动。她们从甘孜出发北上时,就开始穿越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

  做了母亲的蹇先任,看到妹妹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很笨重。进入草地后,当姐姐的一面背着抱着八个月大的女儿,一面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妹妹,沿途给予关怀和照顾。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终于在红军过草地的关头降生于世。天苍苍,野茫茫,四周无遮无挡,没有一处可供产妇平安分娩的土屋或毡房。萧克及时找到一处藏族牧民转场后遗弃的牛场废址。原地上,留有一座船形炉灶和几堆倒塌的残垣断壁。于是,萧克就叫警卫员就近挖了一些草皮,急急忙忙整修了一下,当做产房。萧克将这一处牛场遗址称为“土堡”,故在孩子出生后,即取名“堡生”。
长征过后的趣闻轶事

  在蹇先任的陪伴和精心照看下,蹇先佛怀抱着婴儿,躺在担架上穿行于水草地。贺龙、萧克都把各自干粮袋子的口粮,匀出一半儿送给担架队员吃,以保证母子平安走出草地。

  走出草地后,穿越岷山峡谷,过了天险腊子口,来到了中央红军驻扎过的哈达铺。有一天,朱德将萧克召唤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当面授以新的任务:“现在,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三十一军去当军长!”萧克二话没说,即刻作了安排,便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到。就在这时,萧克把他的战马交给妻子。蹇先佛带着孩子由马夫一路护送,直奔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见到蹇先佛母子,就伸出拇指大加称赞:“勇敢,你真勇敢!了不起,真了不起!”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蹇先任母女随同红二方面军总部机关,于11月中旬到达环县洪德城河连湾。11月18日,周恩来由保安赶到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迎接和慰问红二、红四方面军。就在这个陇东小镇,周恩来迎接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时还见到分别多年的老战友贺龙。匆匆会见后,贺龙即刻又赶往红二方面军主力集结地——洪德城与山城堡之间的水头堡,部署兵力,待机歼敌。

  18日晚,随同周恩来前来为红二、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演出的人民剧社,在河连湾举行了首场演出。因为部队大都进入作战区域,观看演出者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领导外,只有红军总部机关和红二方面军的后勤、卫生系统成员。周恩来亲自主持了首场演出。演出之前,周恩来从蹇先任手中接过贺捷生,当着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等演出人员,高兴地说:“我们的贺龙总指挥,他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不能参加这个联欢晚会,派了这个小龙伢子当代表,观看演出。危拱之同志,祝你们演出成功!”这一别开生面的前奏曲,顿时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

  蹇先任母女由陇东移居陕北后,环境仍十分艰苦,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有一次,林伯渠和蹇先任母女相遇时,见蹇先任正在用玉米面糊糊喂孩子,可孩子却啼哭不止。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临澧与慈利相邻,与蹇先任也算得上老乡。在问明母女俩情况后,林伯渠不由得感慨地说:“不简单哪,这一岁大点的小丫头,是一朵长征之花呀!我得赶紧想点办法才是!”他马上将分给自己的一份羊腿肉,叫警卫员送给母女俩熬汤喝。随后,林伯渠又买了一只奶羊,这才解决了贺捷生的饮食问题。

  蹇先任、蹇先佛这一对盛开的姐妹花,长征中同时又哺乳着两朵“长征之花”,而且平安到达陕北,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就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萧克任副师长,都将整装率部奔赴抗日前线。为了减少负担和解除后顾之忧,蹇氏姐妹在丈夫的允许和支持下,先后都把孩子送回了湖南老家。这样,夫妻双方都可以轻装上阵,不必因孩子拖累操劳。

  贺捷生已近两岁,会走会跑,也会说话了。贺龙让十年前追随自己参加南昌起义的两位老部下把女儿领回老家,并再三叮嘱:“乱世岁月,祸福难料,如遇不测,捷生可以改姓,但千万不能更名。”两岁的贺捷生被送回到了桑植县,经历了极其穷困而又苦难的童年。解放后,当贺捷生回到大人身边时,已患有了严重关节炎。这个尚未满月就吃过长征苦头的“长征之花”,自幼就发育不良,犹如一株长不大的树苗,身体又瘦又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了,无不感到痛心。多灾多难的“长征之花”,当即被送到北京医院医治。

  在草地出生的萧堡生,长得虎头虎脑的,像铁蛋一般结实。谁知被送回湖南老家后,五六岁的时候,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不幸遇难。

  蹇先任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党校学习。1942年从苏联回国后,跟贺龙脱离了夫妻关系,可她一直认为贺龙“是个气吞山河的人”。蹇先任历任冀察热辽军区保卫科科长,中共围场县委副书记,中共四海县委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区党委党校组织科科长,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中共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国务院轻工业部干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等职。蹇先佛解放后的最高职务是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有趣的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蹇先任、蹇先佛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由于姓氏笔画繁多,姐妹二人的姓名排在最后,因此就更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04年7月25日,蹇先任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