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谭嗣同

(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

电视剧《一刀倾城》片断 :谭嗣同慷慨就义

 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继洵之子,出生于甘肃 武威。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著名维新派人物。北京半截胡同41号是他在朝为官时的故居,也是在这里被清政府逮捕.1898年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代表著作《仁学》,后人将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其候刑时,据说曾题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还据说这首诗被谭嗣同“篡改”过,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待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 留将公罪后人论。”
生平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与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77年,在浏阳,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文献资料
  
谭嗣同传

  作者:梁启超
  原文: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翻译: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已经下达,谭嗣同由于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被光绪皇帝宣召,恰巧生大病,不能去。到七月,谭嗣同才带病进见皇帝,他回答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皇上破格提升他,赏赐四品卿的官衔,做军机处办理文书的官,和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预新政,当时号称“军机处四大臣”。参预新政的人,就像唐、宋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皇上想重用康有为先生,可是皇上害怕西太后,不敢实行自己的意志。几个月以来,皇上有什么事情要询问,就命令总理衙门传达圣旨,康先生有什么事情要陈述启奏,就只能写在呈给皇帝的奏书里。自从四大臣进入军机处以后,皇上和康先生的意见才能略微沟通,皇上决心要进行大改革了。可是西太后和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的忌恨也更加深了,不到十天,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当初,谭嗣同刚进京时,有人同他说皇上无权、西太后阻挠变法的事,谭嗣同不相信。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要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令他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了历代皇帝的遗训给他,传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代皇帝都有开懋勤殿设顾问官的先例,要他查出来写在诏书中,原来皇上将要用这些材料于二十八日亲自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他退朝回来,就告诉共事的人说:“今天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到了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要开懋勤殿的事,认为今天圣旨就能下达,但终于设有下达,于是更加知道西太后与光绪帝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于是想给他密诏,上面有我的皇位将近不保,命令康有为与军机四大臣以及志同道合的人火速设法筹划营救的话。谭嗣同和康先生捧着密诏痛哭,但皇上手中没有一点权柄,没有什么办法。当时许多将领当中,只有袁世凯长期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强弱不同的原因,极力主张变法,谭嗣同就秘密上奏,请皇上拿优厚的待遇联络他,希望危急时刻或许能救助皇上,言词十分激昂迫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召见袁世凯。初三日晚上,谭嗣同直接到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直接问袁世凯:“您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贤明君主呀。”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确实听到过一些传闻。”谭嗣同于是直接拿出密诏给他看,说:“现在可以救助我们圣主的,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救救他!”又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想救,就请你到颐和园告发我,并杀了我,你可以凭借这得到富贵了。”袁世凯声色俱厉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和你同样受到非同一般的恩遇,救护的责任不仅在你。如果有什么指教,我自然愿意听的。”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于天津阅兵的举动,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调遣,将要用兵力挟持皇上逼他退位。虽然这样,董福祥、聂士成不值得一提,天下的英雄豪杰只有你。如果事变发生,你用一支部队抵挡他们二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肃清君主周围的坏人,整肃宫廷里的秩序,指挥起来镇定自若,这是当世无比的事业啊。”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快速驰入我的军营,传下号令来诛灭奸贼,那么我一定能紧随你们之后,竭尽一切力量来拯救。”谭嗣同说:“荣禄待你一向优厚,你用什么对付他?”袁世凯笑着不说话。袁世凯慕府里一个人说:“荣贼并不是推心置腹地对待慰帅,过去有人要增加慰帅的兵力,荣贼说:‘汉人不可给他大兵权。’他不过一向笼络慰帅罢了。就像前年胡景桂弹劾慰帅一事,胡景桂是荣贼的亲信,荣贼指使他弹劾慰帅,而自己来查办,洗清冤情来显示对慰帅的恩德。不久,胡景桂就委任宁夏知府,随即升为宁夏道,这是荣贼极其阴险奸诈的地方,慰帅难道不知道他!”谭嗣同于是说:“荣禄本是曹操、王莽似的人物。当代少有的奸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而视说:“如皇上在我的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互相详细地研究了救皇上的打算。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枪弹火药都在荣禄的手里,而营、哨各宫员,也多属于旧党人员,事情紧急了,既然已经确定计划,那么我必须急送回营,另选将官,并设法准备贮存弹药,就可以了。”于是再三嘱咐袁世凯,就离开了。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天了。到了初五那天,袁世凯又被召见,听说也接到秘密诏书了。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嗣同的寓所拜访他,相对坐在榻上,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救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我这个晚上就住在日本使馆,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我相见,劝我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所以遭了祸。 
  谭嗣同已经囚在监狱里,……在八月十三日这天,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达万人,谭君慷慨激昂,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喊刚毅上前来说:“我有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从容就义。啊!壮烈呀!
[编辑本段]纪念文章
  
剑胆琴心谭嗣同

  在浏阳乃至中国的历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他为戊戌变法慷慨赴义的壮举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经有一幅谭嗣同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嗣同短暂的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剑是英雄胆 1865年,谭嗣同出生在京城,当时其父谭继洵在京城为官。谭嗣同自小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于是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当时与他形影不离的是一把“七星剑”。13岁时,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大夫第”幽深的庭院里,他三更灯火读书,闻鸡起舞击剑。市文化馆潘信之老师在约百年后曾亲眼见过那把“七星剑”,剑身较长,上面镶嵌有7颗铜星,呈北斗七星状布列。大约在20岁左右的10年间,谭嗣同游历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七星剑”是他旅途的忠实伴侣,伴随着他壮游祖国山河,行程8万余里,足迹遍布13省,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特别是有一次谭嗣同仗剑策马射猎,7昼夜行程1700多里,虽遇“髀肉狼藉”,但他仍然“怡然自乐”。壮游期间,谭嗣同意外地从两个极其偏远的地方,得到了他平生最崇敬的人物文天祥的两件旧物:“蕉雨琴”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寸步不离。
  琴即英雄魄 中国古代文人修养讲究“琴、棋、书、画”四艺,更以琴列为其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思想家、艺术家,如孔子、蔡邕、嵇康都以弹琴名世。谭嗣同也不例外,寂寥天地里,他舞剑抚琴潇洒一生。在“谭烈士专祠”展览厅里还有谭嗣同用过的“崩霆琴”的照片,琴身乌黑锃亮,楷书“崩霆”清晰可见。据史料记载,某年盛夏,谭家宅院两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霆劈倒其中一棵,谭嗣同以梧桐残干,制成两架七弦琴,命名为“残雷”与“崩霆”,琴铭分别为“破天一声挥大斧,干断枝折皮骨腐。纵作良材遇已苦,遇已苦,呜咽哀鸣莽终古!”“雷经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于琴而无益于桐。”而文天祥所留“蕉雨琴”的琴铭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泪,不敢泣!”1898年谭嗣同应诏赴京变法,时年34岁,和夫人李闰分别时,除了赠以《戊戌北上留别内子》一诗,据说他们夫妇在别离前夜,还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依依惜别。北上时谭嗣同将“崩霆琴”与“残雷琴”以及“凤矩剑”带在了身边。多少年之后,不论是秋风飒飒还是春雨霏霏,在“大夫第”绕室徘徊,侧耳倾听,那屋宇栋梁间仿佛依然缭绕着他们那永不消逝的琴声!
  血见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 “残雷琴”现藏于故宫博物馆,而“崩霆琴”从此不知下落。“残雷琴”长119.8cm,肩宽19.3cm,尾宽13cm,为落霞式,髹黑色光漆,背面轸池下方刻魏体书“残雷”,其下刻琴铭,款题“谭嗣同作”,腹款刻“光绪十六年浏阳谭嗣同复生甫监制”。光绪十六年为公元1890年,谭嗣同时年25岁(一说此琴制于谭嗣同16岁时)。不知何故此琴后来到了一个叫钱君宜的人手里,并由他于1952年将此琴捐献故宫博物馆。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谭嗣同在北京就义后,尚有“七星剑”、“蕉雨琴”等遗物留存其故居“大夫第”,被李闰悉心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上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对浏阳古乐进行抢救性保护,在征集古乐器时了解到,“土改”时谭家曾将部分谭嗣同遗物交由佃户谭某保管。当时在文化馆工作的潘信之老师说,工作人员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谭某,不但在那里找到了24根铜制凤箫,还找到了“七星剑”,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谭某出于担心将谭嗣同遗物埋在了地下,“蕉雨琴”已经腐烂成为一堆木屑。“七星剑”由此被文化馆收藏,潘信之老师于1965年调到外地工作,1981年重回文化馆工作时却再也见不到那把“七星剑”了。通过多方打听,潘老师得知了“七星剑”遗失的过程:“文革”动荡中,县花鼓剧团造反派一头目闯进文化馆,拿走了“七星剑”,经常佩带在身招摇过市,用“七星剑”进行“文攻武斗”,很多人都看见。但潘老师找此人询问了几次,此人始终不承认拿走了“七星剑”,在谭嗣同手中叱咤风云的“七星剑”竟然就此不知下落。
  
谭嗣同与佛教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还记得人间的佛陀吗?当他逃离王室,放弃权力与富贵之时,包纳他那颗心的,是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这种对众生的悲悯与爱,就是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其实千百年来,却多落于空谈却使人难以体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众生成为无可实现的一纸空言。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暂的三十三岁的生命,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佛学之殿堂。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这年春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同年夏,在南京认识著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曾说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学佛时间虽晚,然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虽然从杨文会学佛,总计不会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 
  佛学使谭嗣同学风丕然一变,然而早年所学,又使谭嗣同尝试将佛学引导向社会之路,成为近代佛学变革的急先锋。在学佛之前,谭嗣同以儒家为学,而以墨家为行;从年轻时代始,谭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吾自少至壮……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与唐绂丞书》中又说:“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诸说,长号索偶,百计以求伸,至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强聒不舍。”从墨子的“兼爱”到佛陀的“慈悲”、“众生平等”,宗教与大哲们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大谈人生的终极之路,但历史却悄然使“慈悲”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行动,只是心灵上的安慰,而不是社会人生的大改造。谭嗣同决心来改变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极、与社会脱离的形象。 
  及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也正逐渐地构筑其理论的大厦。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良师益友与自己深思精进,谭嗣同开始构思并写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学》。 
  谭嗣同写作《仁学》,正是他学佛最精进的那段时间,此书粗看时,甚觉揉杂,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杂烩一样,孔、孟、老、庄、墨,礼、易、春秋公羊,周、张、陆、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科学,几何算学还有基督教等等,一时间让人眼花了乱,其实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谭嗣同英年早逝的话,那么他的学术成就,绝对不会在康有为与梁启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这部《仁学》,谭嗣同亦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更重要的是,《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 
  
浏阳河与谭嗣同

  浏阳河,一本古老的书,一幅沧桑的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我们漫步浏阳河畔的谭嗣同祠,闻着墨香,贴着文脉,用心灵感悟大自然的神奇造化,用脚步轻叩历史先贤的名河之踪,万般情思随波荡漾。祠中梁启超手书的“民国先觉”横匾,令人肃然起敬。两侧乃康有为的挽联,其间为谭嗣同照片,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峻目,闪闪似电,一派立山岳傲死神的凛然正气。
  浏阳河带着远古精魂奔腾着。也许是它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酿就了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惊世之作。
  河水奔流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北京菜市口,谭嗣同面对万人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刀一闪,血光如炬,直冲九天,中国的历史长空留下一道气壮山河的彩虹。
  浏阳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谭嗣同生命的意义,有如这万古不息的河水。他出身官宦人家,本可倚红偎翠,行乐市井,可有着浏阳河“变革”基因的他,偏偏遇上了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时代。面对山河破碎,谭嗣同矢志变法,救民于水火。1896年7月,谭嗣同深思精进撰成5万字巨著《仁学》,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中国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传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康有为从谭嗣同的“澄清天下之志”看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挥毫留下“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光莹”的咏谭绝唱。欧阳中鹄感慨万分:中国有救了,自己的学生不就是一道民族复兴的曙光吗?
  然而,救亡图存是一条血腥之路,就像故乡的浏阳河,要弯多少道湾?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谭嗣同受光绪帝召进京推行新政,慈禧盛怒。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囚光绪帝于瀛台,下令捕杀新党。梁启超力劝谭嗣同出走,谭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京师大侠王五复劝谭嗣同改变初衷,谭掷地有声:“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二十四日,谭嗣同因袁世凯告密被捕,留下生命绝唱: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十八日就义,由浏阳会馆长班李凤池收留遗体。次年魂归故里,葬于浏阳牛石乡翟水村,墓联云:“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谒谭嗣同墓

  正是在青山绿水之间,卧着一个年轻的灵魂。
  我来的时候,阳光灿烂,绿草如茵。我来的时候,一百年的岁月隔在我们之间,这个国度里,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许多东西依然如故。我是来祭拜一位烈士,他的受难,赋予中国近代第一次伟大的变革以纯洁的品格;我来探寻一方水土,这片土地,孕育出“扫荡桎梏,冲决罗网”般的中国自己的人权宣言。
  谭嗣同的墓在浏阳郊区,一路上,陪同我的是谭嗣同的侄孙谭恒旭先生,谭先生告诉我,由于谭嗣同墓地偏远,一般旅游者不会前来,所以反倒还让主人拥有了一分宁静。
  半山坡上的烈士墓,造型不同于一般的墓地。上下两段圆弧状的石板组成眼睛状的围栏,拱卫着烈士的尸骨。墓的面积不大,其表面用指头大小的卵石一颗颗地镶嵌而成。百年风雨,卵石已经变成了黑土的颜色,远远看去,浑然一体,只有走到近处,才会发现个中奥秘。墓后是三块相对独立又合在一起的雪白的碑石。最右边的辅碑写着立碑的时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中间的主碑写着:“清故中宪大夫谭公复生之墓”。最左边的辅碑则写着立碑人的姓名:“兼祧子谭炜立”。谭恒旭先生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三块碑石的情况。关于立碑的时间,是在烈士遇难以后的第三年。其实,在谭嗣同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光绪二十五年)谭氏家族就将他的尸骨收敛埋葬。但是,后党势力猖獗一时,对维新人士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为了避祸,谭家没敢立碑。直到1901年义和团之乱以后,清廷被迫更弦易辙,出现改革动向,谭家这才公开为谭嗣同立碑。主碑上的“中宪大夫”,是谭嗣同生前的最高官职。虽然他在政变后被处死,但朝廷并没有剥夺他的官位,所以在立碑的时候,族人依然使用。而谭嗣同生前并无子嗣,因此谭家决定让他的侄子谭炜充当其“兼祧子”,为其继承香火。墓地两边的石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这里的青草却尤其繁密,是否草亦有灵,自愿来点缀烈士的墓地,来安慰烈士的孤寂?
  谭嗣同就义的时候,据在现场亲眼目睹的一个老家人描述,死状极其惨烈。临刑前,谭嗣同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行刑手一连三刀都没有将头颅砍断。监斩大臣刚毅惊惶失措,命令将谭嗣同直接按倒在地上,行刑手又连续剁了几刀。那一年,谭嗣同刚刚三十四岁,正准备在维新变法中大展身手。下半夜,老管家花了十多两银子雇了几个苦力,从刑场上将遗体抬回,放在浏阳会馆谭家后院的老槐树下。当人们缝合头颈的时候,发现肩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刀痕。
  我在墓前的草地上向烈士深深三鞠躬,而谭恒旭先生在墓地右前侧向我鞠躬回礼。礼毕,老先生老泪纵横,情不能自已。率性为人,真情流露,真乃谭家人之遗风也。我与老先生谈及我最看重的谭嗣同遗著《仁学》,老先生大喜,说这本巨著长期被忽视,其实它堪称近代史上中国人自己的人权宣言。这部巨著“写出数千年之祸象”,鲜明地指出:“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几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与伦理感情巧妙地搅和在一起,导致了血淋淋的残暴被掩盖在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的面纱背后。在许多读书人的笔下,漫长的专制社会成了一曲怎么也唱不完的田园牧歌。继李贽、黄宗羲、戴震之后,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东方专制主义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批判,这一批判远远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维新派思想家。他敏锐地触摸到中国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的脉搏,认为大病应下猛药,“救天下亟待之大病者,用天下猛峻之大药也;拯天下垂绝之大危者,斥天下沉痼之大操也”。
  王船山所说的“历忧患而不穷,处生死而不乱”,是对人的胸襟和气量的最高要求。自古以来,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有几个呢?无疑,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个。康有为曾经这样赞扬谭嗣同:“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然而,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偏偏容不下这样的天才和英雄呢?谭嗣同必须以自己的被杀戮来证明自己的正义,这又是怎样悲哀和荒谬的现实啊!这块墓地,既是我们的光荣,难道不也是我们的耻辱吗?
  我们缓缓走下山坡,心口像堵了一大块铁。回首墓地,它已经隐没在一户农家的白墙青瓦之后。

谭嗣同就义目击记

 编者按: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在狱中写了首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梁启超把“两昆仑”解释为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但也有人认为“两昆仑”指的是与谭嗣同亦师亦友的王五和胡七。
谭嗣同就义的事,天下皆知,近百年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但他被捕和就义的细节却很少有人知道。下面我们摘录胡七的《谭嗣同就义目击记》,让谭嗣同的师父胡七把我们带回108年前的那个秋天。
在胡七的这段自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谭嗣同作为烈士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侠义一面,也可以看到他对父亲的至孝之心——为了不连累父亲,他在被捕前伪造了七封父亲训斥自己、最终与自己断绝父子关系的家信。后来谭嗣同被捕,慈禧太后看了谭嗣同伪造的信后,认为谭继洵不是不教子,而是谭嗣同这个儿子太不听话,因此,破例没有让谭继洵“连坐”,让谭继洵回家养老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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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十八名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我们各人有各人的一套绝技,只是缺少一位大哥,我们为想捧出一位大哥而追随谭先生,想把各人的绝技轮流传授给他,而他是做官的人,不便接纳江湖,所以让我和王五先出面,其余十六名兄弟暗暗相随。
刑部案发生,西后懿旨将下时,我们早一天打听得明明白白。当晚我跑到浏阳会馆送信说:“懿旨一下,人马立即发动;人马一发动,你就插翅难飞!”谭先生听了这个惊人消息,若无其事地把红漆枕头箱打开,里面藏着七封家书——他父亲寄来的信。他摹仿父亲的手笔,写好一封假信就烧掉一封真信,只留信封不烧,把假信套在信封里面,每封假信都写着父亲训斥儿子的内容。
港卸到第五封,天色快亮。我说够了,再写来不及了,他兀自十分镇静地写下去,果然第七封也让他写完了。捕快们蜂拥而至,我和王五像热锅蚂蚁般催他跳上屋脊,他反催着我们跳上。看他的神气是绝对不肯逃走的,我们陪死是白死。为另找救他的机会,我们在危机一发间一跃而上。我们猜定谭先生之不肯走,是怕连累老父的缘故。他父亲是当时的湖北巡抚谭继洵先生。
假使谭先生没有“成仁”之心,他何必从容不迫地连写七封假信?造两封不就够了吗?为着摹仿他父亲笔记,造一封至少刻把钟,七封信就足足费了两小时之久了。这还不够远走高飞吗?那时谭先生已学会了轻身术,就说手脚上有点不伶俐吧,有我和王五两人左右提挈,那还有什么困难?
谭先生有着过人的学识,并非愚孝愚忠。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以一死来唤醒当时醉生梦死的士大夫阶级,我们劝亦无益,所以那时我和王五抱着劫法场的一线希望。我们离开浏阳会馆后,找到十六名兄弟。兄弟们个个泣莫能抑。我们指定顺治门城窟窿为动手地点,等到临刑的那天,我们在城楼及附近一带准备一场苦斗。
可是糟了,那天步兵统领衙门派出重兵沿途警戒,队伍直排至菜市口刑场,惶惶然如临大敌,这种排场是平时行刑所未有的;而且把谭先生绑在囚车上,也是一个例外。大概刑部堂官之道谭先生颇有本领,也许还知道有我们这般聚会人物,所以防护得特别严密。我们面面相觑,血管像冻僵了一样。
我站在王麻子的屋顶上,那里黑压压挤满了看热闹的人,脸上都露出非常凄惨的颜色。头一刀杀康广仁,轮到第五刀,天哪!才轮到我们谭先生的头上。前清杀官员的刀和杀平民的刀不同,官越大刀越钝。那天用的刀叫什么“大将军”,一刀飞去,鲜血汩汩然冒出,脑袋还装在颈脖上哩。这不叫砍头,叫锯头,锯头比砍头的痛苦要添上几十百倍的。而对这痛入骨髓的惨状,第五个受刑的谭先生,一直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目击了这幕惨剧,心里晃晃荡荡像踏着一片虚谷。日一天天过去,这幅悲惨图画仍无时无刻不深嵌在我的心田中,我越想扔开,越扣得紧紧的,常使我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