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国丁汝昌

  丁汝昌(1836.11.18~1895. 2.12)晚清北洋海军提督。字禹廷。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庐江石头镇人。早年参加太平军,当太平军大势已去的时候,被迫随队叛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与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1879年(清光绪五年),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1881年1月,率北洋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带清政府在英订购的“超勇”和“扬威”巡洋舰回国。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出任北洋海军提督。在任职期间对北洋海军和北洋海防的建设呕心沥血,严于律己,但整肃军纪不够严厉,贪腐严重,但其人严重依赖李鸿章,言听计随,北洋海军在其领导下,俨然李氏家军.1891年,率舰队访问日本。鉴于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曾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采纳。1894年7月丰岛海战后,命令加强各舰防护,以备再战。9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舰队主力护送运兵船队赴大东沟,17日准备返航时发现日本舰队,即令舰队起锚迎敌。由于舰队所取接敌队形严重失当,加之负伤后中断指挥,北洋舰队遭受重创,被革职留任。1895年1月30日~2月11日,在威海卫之战中,指挥北洋舰队抗击日军围攻,但未得到上级命令,无奈港内待援,致北洋海军陷入绝境。弹尽粮绝后又无援军来援的希望,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的劝降和北洋海军洋员瑞乃尔等的逼降,但对大清政府已绝望,服毒自尽以谢国人。
1.无依无靠的安徽孤儿
  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2.捷报频传的淮军将领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淮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的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3.亲历黄海大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厘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开始,丁汝昌在战斗中负伤,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事 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中方军舰整体老旧,吨位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有一定失误。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已被革职丁汝昌负有一定的指挥责任。
4.威 海 卫 之 痛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军舰来华,北洋军舰日渐增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2月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