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毛泽民烈士

四集文献纪录片

《毛泽民》第一集:三兄弟_风雨情深 
《毛泽民》第二集:血与火_红色管家
毛泽民》第三集:踏征途_书写传奇
《毛泽民》第四集:新使命_西行无疆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位于乌市南郊风景优美的燕儿窝,这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党代会决定,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于1956年修建的。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1921年参加革命,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毛泽民故居位于乌鲁木齐市明德路29号,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毛泽民故居于1940年8月建成,是毛泽民担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时生活工作的场所。

1919年春,毛泽东同母亲文七妹、弟弟毛泽民(左二)、毛泽覃(左一)在长沙合影

毛泽民  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毛泽民(1896-1943),化名周彬,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
  1896年4月3日生,湖南湘潭韶山人。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他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动人的赞歌,他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存在共和国的丰碑上。他那不怕艰难困苦的跋涉、英武不屈的拼搏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乌鲁木齐市烈士陵园位于乌鲁木齐南郊风景优美的燕儿窝,这是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首届党代会决定,为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于1956年修建的。

毛泽民与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

    1933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局势越来越紧。7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搬往高围乡云石山的一座古庙里居住。毛泽民和他领导的国家银行也从沙洲坝迁至下陂子。这里距云石山不到2华里。突围前5天毛泽民率领国家银行踏上长征路一天,毛泽民心事沉重地来到云石山,找毛泽东商量国家银行金库搬家的事。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表情沉郁地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了一会儿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博古等“左”倾路线领导人,从军事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转为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决定,也没有对下进行动员布置,只是少数人秘密决定,即仓促实行“大搬家”式的突围。毛泽民在突围前5天才得知消息。他匆匆结束手头的工作,率领国家银行,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的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在左翼,红三军团、红八军团在右翼,红五军团殿后,分别掩护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作甬道式开进。中央纵队的辎重多得吓人,整个红军队伍如同一副八抬大轿,异常缓慢地向前移动着。
    隶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大队长袁福清、政治委员毛泽民、党支部书记曹菊如。全大队共有14名干部、200多位运输员和1个特务连(即警卫连)。15大队担负着运输国家银行钞票、金银等贵重物资的重要任务。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剩下的仍有几十担光洋、部分纸币,还有一些金子和珠宝首饰。这些都是毛泽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来,辛苦积攒下的最后家底,也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后备资金。由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大搬家”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的坛坛罐罐都搬出来了。15大队还抬着国家银行印钞票的石印机,挑着纸张和油墨。200多个运输员每个人的负重都有六七十斤。在长征途中,15大队一直履行着国家银行的职责。全军的经费开支由没收征发委员会和国家银行供给。红军部队集体采购大都支付银元。个人购买东西多使用苏区纸币。当长征队伍路过较大集镇时,国家银行都会设立临时兑换处,帮群众把手里的苏区纸币兑换成银元或白区纸币,以免群众蒙受损失。红军通过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才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西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他火速集结近20万军队,企图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血战湘江,红军几乎濒于绝境,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红军到达湖南潇水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部队实行了第一次轻装,15大队也把印钞机和笨重物资丢到了江里。到达遵义后国家银行设在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私宅里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遵义是贵州较大的一个行署,管辖十来个县,经济、商业都比较发达。军阀、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结。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店铺关门,满街垃圾,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没收征发委员会进城后,首先组织没收官僚军阀财产,分发给穷苦百姓,还贴出安民告示,宣布经商自由,买卖公平。遵义城的老百姓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二天市面就安定下来。为了尽快恢复商业,活跃市场,毛泽民深入到县商会会长和当地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家做工作,通过他们去说服、动员更多的商人开门营业。由于红军政策的感召,大大小小的商铺都开门营业,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商人们积极帮助红军办货,还有一些开明绅士主动向红军捐款,红军买到不少布匹、药品和急需的物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严格的纪律规定,沿途不准发行苏区纸币,但到遵义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银行试发行苏维埃纸币,纸币的面值与光洋相等。这在长征途中是唯一的一次。地处云贵高原的遵义,食盐价格昂贵,贫苦群众吃不起盐,患粗脖病的人相当普遍。遵义的食盐来自遥远的四川自贡,历来被军阀官僚和地主奸商所垄断。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仅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就价值几十万元。此外还没收了王家烈囤积的大量的“白金龙”牌香烟,这是王家烈准备在春节期间慰劳中央军薛岳部队的。毛泽民将这些食盐和香烟公开出售,而且只收国家银行的纸币。  红军进入遵义后,国家银行就设在老城红花岗区国民党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里,楼上楼下有几十间宽敞的住房,此时成了国家银行的业务室和宿舍。为了方便群众兑换苏区纸币,国家银行张贴出安民告示,在遵义城里设立了6个兑换点,考虑到驻扎在城外的红军部队,又在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溪、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红军不仅买卖公平,而且纸币完全兑现,大小商人都十分满意。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每个伙食单位除按人数领取伙食费外,自己还有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叫做“伙食尾子”。“伙食尾子”一般都分给个人自用。长期以来,红军官兵每人都多多少少存有一些苏区纸币,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由于没收了豪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就更多了。国家银行在发行苏区纸币的同时,也使红军官兵手中被“冻结”的“红军票”重新有了价值。
  据纪念馆的负责同志说,当年红军在遵义仅住了短短12天。国家银行发行“红军票”,又迅速回笼“红军票”的做法,在遵义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家都说,红军好,“红军票”值钱。有些群众还秘密保存了一些“红军票”作纪念。现在,还有不少“红军票”散落在民间。这些70年前的“红军票”,如今都已是珍贵的文物了。
  巧渡金沙江后国家银行只剩下两担金子1月19日,中央红军在英明统帅毛泽东的指挥下,离开遵义,移师北上。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
  在这期间,红军部队为适应机动灵活的需要,再次精简和轻装。国家银行倒掉了油墨和铜币,焚烧了大部分纸币,将剩余的几担金银分散到部队。由于人员减少,15大队的编制被撤销,国家银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曹菊如带着两担金子,曹根全带着银行的一部分东西,跟随林伯渠领导的总供给部行军。
  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民与红军先遣工作团团长杨至成一起,为部队筹粮筹物。失去根据地依托的红军,每天都处于流动之中,所需物资和给养,多数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临时筹措的。红军翻越夹金山时,虽然已是6月天,但山上积雪不化,寒气袭人。毛泽民和杨至成积极协助各部队筹措过雪山的物资。他们收购了大量的羊皮和羊毛,力争给每个红军战士缝一件羊皮或羊毛背心。他们还收购了大量的烧酒、生姜和辣椒,以备御寒。
  当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参加长征的有14名干部,路上牺牲了6位同志,到陕北时,只剩下毛泽民、曹菊如、郭金水、钱希钧、曹根全、任远志、黄亚光和莫钧涛等8位同志。他们是党和红军的精华,日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成为了人民共和国金融事业的奠基石。

从农民到国家银行行长 毛泽民的理财之路 

    韶山上屋场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多来自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斯诺根据采访手记,写出《毛泽东自传》一书。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汉 对照本《毛泽东口述传》。在书中,毛泽东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这些地,我们每年可以收60担稻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就有25担剩余。我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积累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使我家有了"富"农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最初怎样,何时走向富裕,怎样走向富裕,靠谁走向富裕,却难以探究。原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后,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1939年夏至1940年初,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曾为毛泽东代填了一份履历表,在"父亲"一栏里,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15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7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应为1920年)去世。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比毛泽东小3岁。他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从耕作转向半耕半商的过程。毛泽民8岁那年,便和哥哥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毛顺生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他对孩子很吝啬,让他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在他9岁那年,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3岁后,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感到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14岁的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他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别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积肥。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出去卖,付给别家"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那时,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从来没有一点怨言。

1915年至1918年,家里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堂弟毛菊生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的钱后,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建造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瓦房。可以说,上屋场真正富裕起来,是毛泽民与父亲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而此后的两年,毛家总是不顺:先是母亲文七妹生病;随后,家中不幸遭遇火灾,房屋被烧;军阀混战,流窜的败兵多次敲诈勒索,要粮要钱;家里还让强盗抢劫了一次……

母亲的病最终未能治好,于1919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十二)故去。1920年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初三),劳碌了一辈子的父亲也因患急性伤寒,突然病逝。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毛泽民终于下定决心,走出韶山冲

走出韶山冲,见过大世面的毛泽东,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一直想把两个弟弟都带出家乡,干一番大事业。但父母 尚在,需要有人养老送终,他只能先将小弟毛泽覃带到长沙读书。现在,二老均已故去,他决定把毛泽民也带出韶山冲,到外边去读书,做事。

1921年正月初六,毛泽东带着毛泽覃回到韶山。见哥哥和弟弟回来,冷清了一年的毛泽民夫妇格外高兴。王淑兰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统统拿出来,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晚饭后,全家人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聊天。

毛泽东十分了解毛泽民的为人。弟弟忠厚老实,做事认真,人也精明,所不足的就是读书不多,见世面太少,革命道理懂得有限。面对着通红的塘火,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开导毛泽民:"现在,爹娘都死了,屋里只剩下你们两公婆。这些田你们做不了,还要请人帮忙,加上兵荒马乱的,怎么过得下去呀?我的意思是,田,我们不做了,这个家,我们也不要了,把屋里收拾一下,我们都走

听到这儿,毛泽民实在坐不住了,急火火地问道:"我不种田,哪有饭吃?!"

毛泽东趁热打铁:"润莲小时候在屋里搞劳动,没有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四嫂和菊妹子也都一起走。"

一个是普普通通的湖南农民,一个是心怀天下苍生、不惜抛家舍业的革命者,兄弟二人的心灵在1921年这个寒冷的冬夜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尽管大哥讲的句句在理,但对于长期靠辛勤务农维持家计的毛泽民来说,要迈出离开故土这一步,实在太难了!

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吃苦耐劳的大弟弟,对他的劝说也更加耐心:"润莲啊,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只顾自己有饭吃,要使全国人民都有饭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就是走出去干革命!这叫'舍小家,为大家',那么,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了!"

在毛泽东耐心的启发和开导下,"舍家为国"这个理儿,毛泽民是想通了。但要完全抛弃这个家,心中确实难以割舍:毕竟这些田地、房屋,都是祖上几代人辛苦积攒下来的,其中还有他们夫妻的辛劳。土地、房屋带又带不走,送人又舍不得,都出去干革命,也要为家人留一条后路吧?如果连房屋都送出去,今后回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毛泽东最了解弟弟的心思,听了他的一番陈述后,笑着说:"这个嘛,好办又不好办。你们若是下了决心,出去就不再回来了,那就田和屋都不要了,这叫做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过,润莲的考虑也有道理,虽然我们是横下心来干革命,不要这个家了,但总还是有个后方好些,再说革命也需要经费。"

话是这么说,但要把祖上留下的家业安置妥当,也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田给哪个做,屋给哪个住,都要好好筹措一番。毛泽东想了一下说:"田让给又穷又会做田的人去做,屋就让做田的人住,你作主找人就是了。"

毛泽东又嘱咐毛泽民:"凡是过去对我们帮过忙的乡亲,都去打个招呼,向他们告别。再从鱼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屋里的东西,该送的送,该丢的丢,都处理掉,全都不要了。另外,你们去长沙,不要多带东西,只要带上铺盖和要穿的衣服就行了。东西带多了,就要请人送到银田寺,还要坐船,路费、脚力钱加在一起,等于买了这些东西。"

毛泽东在家里只住了4天。正月初十,吃过早饭,他就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菊妹子)先去了长沙。毛泽民按照大哥的要求,做好离家前的各项善后工作,不久也带着妻子到了长沙。

毛泽东在长沙给毛泽民已找好工作,在省立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1922年,毛泽民在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搞庶务工作。不久,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生涯。

解开毛泽民遇害之谜 

  武警边防部队乌鲁木齐指挥学校的学员们在向毛泽民烈士墓敬献花圈。当日,武警边防部队乌鲁木齐指挥学校的46名党员学员来到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倡导核心价值观”活动,他们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敬献花圈、参观英烈纪念馆。

 

  1946年7月11日,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129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从新疆集体出狱,回到延安。遗憾的是,毛泽民、陈潭秋等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已被杀害。毛泽民等人是何时被害的,凶手是谁,遗骨又埋在何处?直到解放后,这个谜团才被解开。 

查寻杀害毛泽民的恶魔 

  1949年秋天,西北野战军直逼新疆。当时的甘肃省武威市军管会主任刘护平,一到武威就迅速破获了一个潜伏特务网。他亲自审讯了这几名特务,为的是尽快搞清杀害毛泽民、陈潭秋等人的恶魔的去向,为死难的烈士报仇。“李英奇到哪里去了?”刘护平向特务严厉发问。李英奇是军阀盛世才手下的公安管理处处长和审判委员会副主任,盛世才杀人时,全由他来监斩执行,刘护平认为毛泽民的被害肯定与此人有关。不过,那几名特务知道的情况不多。与此同时,党中央有关部门为肃清新疆敌特一事,决定派刘护平去当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社会部部长。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社会部的黄秘书仔细翻阅着案头的一大叠敌伪档案卷宗,突然惊喜地高叫:“刘部长,审讯记录,毛泽民的!”“真的?”刘护平一把拿起卷宗,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看起来。卷宗上,毛笔书写的字很大,时间是1943年5月5日。问:“你是不是参加国民党而为三民主义而努力?”答:“我相信国民党,亦相信共产党。”问:“你表明立场?”答:“我是共产党员。”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思想问题,如蒋委员长信仰上帝一样。”问:“你究竟愿脱离共产党否?”答:“我不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问:“共产党要有于国家民族不利的事,你脱离党否?”答:“绝对没有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不会这样做……” 

毛泽民死于“无声杀人法” 

  寒冬过后的一天,武威发来的一封电报让刘护平兴奋不已:重要案犯张思信落网了!他是特务头子李英奇手下的执法队长。几天后,刘护平审讯了张思信。“人是我们几个人杀的。”在刘护平的严厉追问和铁的证据面前,张思信低头认罪。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示他与中共彻底决裂的忠心,下达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人的手令。此后不久的一天深夜,李英奇和特务富宝廉来到南门外的特别监狱,李英奇把打着红叉的名单递给了张思信。张思信追问了一句,“老法子?”他问的是杀人的方法。李英奇一撇嘴,冷冷地“哼”了一声,走进了办公室。一会儿,张思信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办公室内,分站门口两边。这时,几个狱吏从监号里带出几名头上蒙着黑布头套的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办公室门前。李英奇挨个掀开头套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督办要问话,即将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照犯人头上打一闷棍,然后就用绳索紧勒脖子。这就是盛世才所惯用的“无声杀人法”。“他们被埋在什么地方,你记得吗?”刘护平两眼冒火,盯着张思信问。“记得,记得。”张思信被押到一处山坡下,指着一排坟包说,他们就埋在倒数第六排的坟包里。挖开坟包,裸露无棺的尸体经过六年多的时间已是一片模糊,无法辨清是谁。张思信记得很清楚,坟包左边第一个是陈潭秋,第二个是毛泽民;右边第一个是林基路。刘护平等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烈士遗骸放入新备的棺中,重新掩埋,并在每位烈士坟前立下一块二尺高的木碑。 

杀人恶魔全部落网 

  1950年8月的一天,一个当年入过狱的维吾尔族人向刘护平报告说,有人亲眼在北京西单商场看到一个长相很像李英奇的人在那儿摆烟摊。刘护平立即将此线索电告北京市公安局,请他们马上查清此事。原来,1944年9月,李英奇的靠山盛世才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农林部长,李英奇一看不妙,就赶紧溜到了兰州。盛世才来电叫他去农林部当总务司长,李英奇找借口推辞了。到了1946年4月,他跑到北平做生意。北平和平解放后,李英奇混迹于小商贩中。有一天,一个维吾尔族汉子居然在他面前驻足盯视了很久。他心里有鬼,赶紧收摊回家,第二天就溜到了南京。一个月后,他怀着侥幸心理返回北京,一到北京就被抓了起来。与此同时,另一凶犯富宝廉在辽宁抚顺被捕。 

  经过多次审讯,这两个恶魔终于承认了大部分杀人罪行,原来李英奇在盛世才的指使下,妄图通过审讯逼迫毛泽民承认中共在新疆有“秘密活动”,要搞“阴谋暴动”,迫使他公开声明反苏和脱离中共。见毛泽民坚贞不屈,他们就施以酷刑。在常用的几种刑罚中,他们先对毛泽民实施了“打手板”。李英奇专门招募了一个施用此刑的打手,此人每打完一板子还要用板子在受刑者手上压一下,疼得毛泽民在受刑时咬破了下唇,又咬烂了衣领,鲜血淋漓的双手上裂出了深沟。打完40板子之后,他们将毛泽民送到另一个刑室“坐飞机”。毛泽民整天整夜被折磨着,偶一合眼,立刻就被烈性化学药水熏醒。三天过后,在反复恶性刺激下,他怎么也合不上眼了。在生命的最后七天七夜之中,他所受的最后一种刑罚是往胳膊上吊土块,也就是特务们所说的“挂炸弹”。1956年,毛泽民等三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乌鲁木齐北郊的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