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叶挺将军

 叶挺(1896.9.10—1946.4.8),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原名叶洵,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叶挺生平大事记
  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9年初 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 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
  1922年6月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
  1924年 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
  1924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 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十一军军长。
  1926年 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1927年8月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起义部队南下期间,周恩来要他注意蔡廷锴的动向和思想情况,他不以为然,结果蔡廷锴率部出走,投向国民党,导致重大损失。
  1927年12月 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和党中央代理总书记王明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
  1933年11月 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 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1939年5月 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初 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
  1941年1月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作《囚歌》明志“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仍被关押。
  1946年3月4日 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叶挺获释。
  1946年3月5日 他就要求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叶挺参加了国共谈判三人军事会议。
  1946年4月8日 他后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享年50岁;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以及叶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儿杨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写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叶挺与南昌起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大革命烈火映红的中国上空,顿时阴云密布,风雨飘摇。为了粉碎反革命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7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排除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成立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坚决抗击反革命的武装,准备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周恩来等人明确提出动用叶挺、贺龙领导的部队,相机举行南昌武装暴动。此时,叶挺为第11军副军长,兼任第24师师长。
  南昌起义前夕,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汪精卫相勾结,积极策动反共阴谋,强令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并欲借上庐山开会为由,趁机解除叶挺、贺龙的兵权,吞掉我党所领导和受我党影响的第20军、第11军的第24师和第4军的第25师等部。时任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的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获知消息,当即与叶挺、贺龙等紧急聚会,共商对策。7月27日,赶在敌人出动之前,叶挺和贺龙先后率部奔赴南昌,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一起,立即投身到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南昌起义的紧急筹划准备工作中。
  7月31日,叶挺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定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在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当时南昌驻敌有朱培德的警卫团、第3军和第6军的三个团,共1万余人。8月1日凌晨2时,由于第20军的一个营副告密,起义提前两小时打响。深夜,起义的红色信号将南昌城映得通亮,叶挺和贺龙等指挥所部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各个预定攻击地点枪炮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闻之胆战心寒。起义军经过四小时的血战,于拂晓前全歼南昌城内守敌,起义一举成功,奏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高亢序曲。
  起义胜利的当天,起义军以叶挺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列强及新旧军阀等一切恶势力而努力奋斗。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起义胜利的第3天,起义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按原计划相继撤离南昌,踏上艰难曲折的南下广东征途,准备到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叶挺率第24师历时近两个月,突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经临川、广昌、瑞金、转战福建,最后同贺龙率领主力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揭阳、海陆丰一带,坚持开展革命斗争。
[编辑本段]叶挺与项英的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编辑本段]叶挺与高敬亭之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叶正明回忆父亲叶挺
  叶挺(右1)与周恩来等合影“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知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克”。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等孩子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个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不都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

叶挺纪念馆
  
广东惠阳叶挺纪念馆

  坐落在广东惠阳淡水镇,在1991年9月10日举行揭幕典礼。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题词是:“北伐名将,抗日英雄,铁骨铮铮,浩气长存。”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题词是:“叶挺同志一生为正义,光明奋斗不屈不挠,我对他无限崇敬!”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学习和缅怀叶挺将军的革命斗志和历史功勋。”
  叶挺纪念馆是1986年4月8日奠基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平方米,馆名由叶剑英元帅题写,纪念馆正中大厅是叶挺的半身石像。纪念馆根据叶挺的生平分为:出身农家,从戎救国;赴法深造,编练新兵;北伐先锋,保卫武汉;举旗南昌,再战广州;领导抗敌,卓著勋劳;皖南浴血,铁窗铮骨等七个部分。
  
湖北恩施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

  湖北省恩施市叶挺将军囚居旧址纪念馆位于叶挺路112号,占地总面积3000平方米。它是1983年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恩施市筹资21万元,于原址处按原样修复而成的叶挺将军囚居旧址,并增建了纪念馆,于同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12月和1995年3月,先后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
  “皖南事变”中遭国民党无理扣押和非法拘禁的叶挺将军曾两度被秘密软禁于这里,历时2年之久,是叶挺将军被囚禁时间最长的地方。1942年底,叶挺将军从四川重庆押解到恩施时,被软禁在城东门“民享社招待所”(今三义宫38号),二三个月后,陈诚为了表示对叶挺的“宽松”和“自由”,且又易于看守,便选中后山湾这栋民房,将叶挺迁移于此软禁。1943年8月蒋介石将叶挺转押广西桂林,次年1月又押至恩施,仍囚居于这栋民房,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被押至重庆。在叶挺将军囚居恩施2年间,其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先后到此同住,经陈诚特许,其子女都得以在恩施上学读书。
  在囚禁恩施期间,叶挺将军通过开荒种地,饲养家畜,培植茶园,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经常接济附近的穷苦百姓。当人们获知他就是战功显赫的新四军叶挺军长,都深感惊愕,更加钦佩敬重他了,而且都喜欢和他聊天,交心谈心,听他讲抗日道理。如今,在叶挺将军纪念馆的展厅里,不仅陈列着叶挺将军当年开荒种地的挖锄、薅锄、镰刀等农具,还展设有将军手捧雏鸡与农民交心谈心的照片。
叶挺故居

  叶挺故居是广东省惠州首个获得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惠州市惠阳区;惠州市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基地。
  叶挺故居是叶挺的祖父叶沛林所建,到上世纪90年代时,房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故居里摆设了150多件珍贵的照片、实物、文物,大致概括了叶挺的一生。于1978年被列为惠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并于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纪故居自开放以来,成为惠阳区及周边市、县的学校、机关、厂矿、部队、党组织等单位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党史和军事教育基地。 
  相关部门于2001年9月开始对叶挺故居进行修缮,2003年5月完工,同年9月重新开放。
叶挺诗作《囚歌》


  
《囚歌》改编版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课文)
  叶挺《囚歌》手迹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囚歌》原文版

  (根据作者手迹抄录)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六面碰壁居士
  皖南事变后,叶挺拒绝蒋介石的殷切拉拢和所谓“优待”后,被先后囚禁于湖北恩施、重庆和广西桂林等地,这首诗就是写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的。
叶挺的婚姻与子女
  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及子女1925年,叶挺与李秀文结婚。
  长子:叶正大 
  二子:叶正明 
  三子:叶华明 
  四子:叶正光,媳董桂芝。 
  八子:叶启光 
  大女儿:叶剑眉 
  小女儿:叶杨眉(周恩来曾认其为干女儿)
  幼子:叶阿九
  孙子:叶大鹰(著名导演,作品有《大喘气》、《红樱桃》、《红色恋人》等;并在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我和爸爸》中扮演“爸爸”一角。)
“铁军”叶挺独立团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通称叶挺独立团),1925年11月21日在肇庆成立,全团2100多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担任北伐先锋,被誉为“铁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叶挺独立团是北伐战争中的左路军急先锋。1927年8月,朱德、陈毅、叶挺、贺龙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10月,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随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队长是朱德,政委是陈毅。1928年1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仍然是朱德,政委仍然是陈毅。1928年8月,改编为红四军28团,团长是林彪,政委是何挺颖。1929年2月,又改编为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一直是林彪,政委是陈毅。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叶挺独立团也是开路先锋;1935年5月红二连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强渡乌江天险。6月12日翻越夹金山。又用六天六夜开辟出草地通道。9月17日攻打腊子口,夺取哈达铺;抗日战争中,叶挺独立团一直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1937年参加平型关大战,痛击日寇;1945年攻打淮安,歼灭吴清泉;1946年4月,四平保卫战;1948年10月,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天津;继续挥师南下,1950年解放海南岛;1951年广西剿匪。
  1979年,是参加广西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部队。1984年到1985年,是老山、者阴山的铁军雄狮;1998年8月,紧急奔赴长江洪湖地区高桥闸堤段投入抗洪抢险,被誉为“铁军铁人铸铁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