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左权将军

   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左权老井村。 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和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 《埋伏战术》 《袭击战术》 《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左权在此与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这是他们的合影。

1936年2月,东征红军将领左权(左一)、聂荣臻(左三)、彭德怀(右一)

1938年2月,朱德(后排左三)、彭德怀(后排右一)、左权(后排左一)等,
在洪洞县白石村温家院接见美国记者露丝一行

左权与刘伯承有着深厚的同窗友谊,他们一起翻译《苏联工农红军步兵战斗条例》一书。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为此发布命令,号召全军要认真学习研究。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左权34岁时才由朱德做媒,同中央巡视团的刘志兰喜结连理。这是1940年送妻子去延安学习时在太北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生平简历
  1924年 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
  1925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2月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 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
  1931年12月 任红15军政治委员、军长兼政治委员
  1933年 任中革军委作战局参谋、副局长
  1933年12月 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1934年10月 参加长征
  1936年5月 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1940年8月 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1941年11月 抗击日军第36师团一部的疯狂进犯
  1942年5月 25日 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
革命生涯
  左权(1905-1942)——共和国早早陨落的将星。左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著名的高级将领。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市平侨乡黄茅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左权于8岁上学,几度辍学。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主要负责人有程潜、李明灏),同年11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编为第1期第6队。

1925年左权在黄埔军校


  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与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李之龙、陈赓等人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重要人物,同“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1次东征中,作战英勇,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军(党军)教导团排、连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7月,在程潜攻鄂军(后来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军)卫队任连长,参加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第2次东征。 
  1925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左权学习刻苦,善于思索。"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1936年2月,左权任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率部东征。5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率部西征。


  1930年6月,左权回到上海,9月经厦门、龙岩进入闽西苏区。初任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11月,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12月初为红新12军军长。1931年初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6月升为参谋处长,开始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12月,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宁都附近的固村圩,协同王稼祥、刘伯坚从事国民党第26路军起义的联络指挥工作。随后担任红军第5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15军政委,不久,任军长兼政委。1932年6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左权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至红军学校任教官。1933年12月,他任红1军团参谋长。这时,中央苏区的第5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战斗频繁而且极为艰苦。即使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也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随先头部队指挥作战。在攻打贵州施秉:城时,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敢,行动迅猛,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5月,在强渡大渡河的作战中,左权率部先是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之后一天急行140华里越过晒经关,他率军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渡之态势转移了敌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红1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中旬,在山城堡,左权、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一部完成了对胡宗南78师的包围。21日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2个团,胡部的另几个师也被红军兄弟部队击败,山城堡一仗共毙俘敌军15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犯,稳定了陕北的局面。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副总参谋长、1938 年 12 月,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1938年2月,日军4万人分三路进攻临汾,与八路军总部遭遇。在左权指挥下,他们坚持战斗,一直到后续部队赶到,击退了日军多次冲锋,这就争取到了3昼夜的时间,使数十个村庄的群众安全转移,使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顺利撤退,并使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大部分转运出去。两个月后,日军3万余人对山西晋东南地区发动9路围攻。左权根据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按照总部的部署,在内线,以游击战牵制、骚扰袭击敌军,将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寻找战机歼敌。4月15日终于光复了武乡县城,16日又在武乡县的长乐村布下口袋阵,全歼日伪军3000余人,此即"长乐战役"。随后,他率军在张店再歼敌1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解放人口百余万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9路围攻,奠定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础。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在日军的配合下,猛扑太行抗日根据地。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的左权,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4天4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进犯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部10个团,保住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将战役的整个部署安排得井井有条,真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左权不仅谋划整个战役的组织、参谋工作,而且还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战役。在最紧急关头,他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左权的魄力和勇气极大地鼓舞了指挥部的士气,结果日军第36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除60余人外,其余均被歼。左权有着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每在成就一件大事之前,都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兴建黄崖洞(在辽县、黎城交界处)兵工厂,他实地勘测地形,亲手规划工厂布局及保护工厂的军事设施的配置,经过一年的建设,一座年产足可装备16个团的兵工厂建立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八路军装备匮乏的现状。刘伯承曾经说:"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黄崖洞兵工厂的建立,很快就成了日军的重点进攻目标。
  1941年11月,日军第36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7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负责保卫黄崖洞的是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左权要求该团在保卫战中"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还就应当注意的战术原则和其它有关注意事宜作了具体的布置。11日凌晨战斗打响。日军来势极猛,并施放了毒气。守军按照左权副总参谋长的指示顽强坚守阵地,并利用机会组织反击,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日军接连失手后改变了策略,企图利用赤峪山东侧的悬崖,居高临下侧击守军阵地。左权及时指示特务团"待机行动,以变应变",重新配置了防御力量,继续给进攻的日军以重大杀伤,大量消耗了其有生力量,顿挫了敌军的锐气。 19日,黄崖洞保卫战进入尾声。八路军在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下伏兵,当退却的日军进入伏击圈后,立即被密集的弹雨打得阵脚大乱,伤亡惨重,向黎城方向溃逃。21日乘胜追击的八路军收复了黎城,胜利地结束了黄崖洞保卫战,此仗日伪军损失20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中央军委认为,这次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多次指挥战斗取得胜利,体现了他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他素以学习刻苦,精于钻研,而博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阅读了许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书籍,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于1942年被18集团军总司令部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战术问题特别是游击战术的研究颇有创新,"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其军事著述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原理。在八路军军队的建设中,他对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部队训练、军队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都有独到的建树和巨大的成就。左权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诸多颇具影响的军事著作。仅在华北敌后5年间即译著共20余万字。周恩来说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空前严峻。20日午夜时分,左权在战前部署会议上分析了敌我态势。说面对日军重兵的多路合击,我主力部队目前已转出外线,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以及新华日报社等尚处在敌军的合击圈内。眼下直冲我们的是由涉县、黎城、歧极关而来的一股日伪军,约3000人。面对重兵压境的日伪军,合击圈内八路军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警卫部队,等待他们的将是极其残酷的战斗。不过,左权提醒大家:从局部看,我们处在敌军的包围之中;但从全局看,敌人是处在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的包围之中。他对担负主要掩护任务的司令部警卫连连长唐万成说:"你们连百分之八十是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鉴于眼下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次日凌晨,由掩护撤退的总部警卫连所扼守的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爆发了惨烈的战斗。在这次"扫荡"中,日军专门组建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其队员均着便装,先于日军"扫荡"部队潜入根据地)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故多路日军均向麻田方向急进。警卫连仅仅200多人顽强地抵御着2000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敌军多次冲击失败后,便发射信号弹,召来了更多的援兵,射向守军阵地的火力更加炽密。日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将虎头山一线轰得地动山摇,步兵随着遮天蔽日的烟尘直逼八路军阵地。为保证八路军总部的安全转移,左权不顾周围炮弹不断爆炸掀起的气浪,站在虎头山后面的山头上沉着地指挥战斗。他心里不仅想着总部各部门的安全,也惦记着群众的安危。当他看到附近山上还有群众没有脱离险境时,便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从已经十分吃紧的兵力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吸引敌军,以便让群众转移。直到安排妥当,左权才不慌不忙地走下山去。 
  5月25日上午,突围队伍仍然未脱离险境,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集结着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党校、新华社的几千人马,四周都是激烈的枪炮声,日伪军以"纵横合击"战术构成的包围圈在一步步地收紧。天空中,日军飞机也不时地投弹、扫射,受惊的骡子狂奔乱跳,将密集的突围队伍挤堵在狭窄的山沟中。眼看秩序大乱,左权不顾日军飞机的威胁,跳上一匹黑骡子,跑前顾后地把混乱的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加快了行军速度。左权一边指挥突围,一边观察着战场情况的变化,他根据日军飞机反复投弹扫射,以及千米之外响起的密集枪弹声判断,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日伪军已经发现了合围目标,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圈。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1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2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面突围;后勤部门为第3纵队,由杨立三率领向东北角冲出重围。日伪军发觉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迅速收缩合围圈,并将一簇簇炮弹砸向密集的人群,给突围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面对这一极度危险处境,左权一边鼓舞士气,一边迅速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他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只要你安全突出重围,总部才能得救。"彭德怀关注着仍围在合围圈里的大批战友、同志,坐在高大的马背上就是不挪动。左权急了,以强硬的口气命令唐万成:"连人带马,给我推!"彭德怀被感动了,挥起马鞭,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向西北方向疾驰而去。目送彭德怀离去后,左权又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继续指挥着大队人马的突围行动,他的身体这时已虚弱得很厉害,但仍然尽全力招呼着每一个人。午后2时,在十字岭高家坡,利用短暂的休整,左权用嘶哑的声音激励着已极其疲劳的队伍:"同志们,尽管敌情严重,大家不要慌。我们要胜利,就得一齐冲。一齐冲就要听从指挥,只要冲过前面一道封锁线,我们就安全了。"尽管突围形势愈加严峻,左权仍然要求警卫战士"要警卫总部机密,要保护电台,保护机密材料,保护机要人员!"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身边的参谋人员、警卫战士分散到电台和机要人员中去。 
  当左权交待完上述任务后,突然觉得有人拉住了胳膊,他一看是唐万成,感到很惊奇,刚才不是安排这位警卫连长去保护彭总突围的吗?怎么小伙子又转回来了呢?当唐万成告诉他"彭总已冲过封锁线,现在你快跟我走吧!"左权拒绝了,坚决命令唐万成赶快去追上彭总。在他看来,彭总的安全远比自己的安全重要,这涉及到八路军的荣誉啊!现在自己的职责就是指挥突围。看着身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将军,拖着虚弱的身子像普通战士一样在炮火中奔跑,唐万成实在不忍心,他执拗地紧紧攥住首长的胳膊不放。左权气极了,拔出左轮手枪,喝令道:"你要懂得,要是彭总有个三长两短,我要枪毙你!"唐万成只得松开手,掉转身朝彭总突围的方向赶去。太阳偏西了,日军的炮火依然很猛烈。左权从容地指挥队伍继续突围,他登上一块高地,尽管他声音更加嘶哑了,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高喊道:"不要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同志们快冲啊!"大家见副总参谋长就在身边指挥,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左权将军纪念碑 
  当队伍冲向敌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火力更加凶猛。突然,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接着第二发炮弹又接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过早地失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2年5月25日,左权将军壮烈殉国。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左权陵墓

1952年6月1日毛泽东和左权唯一孩子左太北合影


  左权将军,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毕业,曾赴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军长、政委、第一军团长和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十字岭反"扫荡"突围中,头部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享年36岁。1942年9月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纪念左权将军,将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太行人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选址半年,在涉县石门村北精心修造了晋冀鲁豫抗战殉国烈士公墓,占地面积20000多平方米。在此葬有左权将军、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赖勤及其夫人、朝鲜义勇军领导人陈光华和石鼎等8位烈士。 左权将军墓现在处于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邯郸市陵园路中段。
  左权将军陵墓北依太行,面临清漳,建在上下有台阶相连的3个台地的最上层。第一层台地的中间有一荷花池,第二层台地的中间建有左权将军纪念塔,左权墓在第三层。陵墓用青石筑成,呈长方形。墓碑上刻有"左权将军墓"5个大字。左权将军纪念塔的正面刻有朱德总司令的悼念左权将军的题词: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撰写和手书的《左权同志碑志》,镌刻在左权将军纪念塔的左侧。 解放后,在邯郸修建了国内规模较大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遂于1950年10月20日将左权将军等8位烈士的忠骨移灵此园。石门晋冀鲁豫抗战殉国烈士公墓旧址因其气势大、修建好,至今仍存。 
  附录:纪念左权将军诗词
  
  <缅怀民族英雄——左权将军>
  枪林弹雨何所惧,勇为民族去献身。
  抗战胜利六十载,至今思念左将军。
  注:纪念中华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为《胜利之歌》征稿而作。
  ——张志真

左权 在苏区的岁月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1942年牺牲在华北抗日战争前线。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37岁。在1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左权不仅为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军事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被周恩来称誉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也赞扬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初到闽西的日子

   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创建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战略展开。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年的6月,左权和刘伯承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奉命回到祖国。1930年夏,左权由上海经香港辗转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心龙岩,就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负责教务工作,并担任了军事课程的教学任务。他热情地为学员讲解军事知识,介绍苏联革命,受到了广大学员的欢迎。一个月后,左权离开龙岩,到闽西根据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闽西地方红军的整编工作。1930年11月7日,由闽西红20军与红21军合并组建的红军新12军在龙岩成立,左权任军长,施简任政治委员。因左权当时不在龙岩,军长职务由贺声洋代理。
这期间,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闽西苏区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东线战场。在国民党军张贞部的进攻下,闽西龙岩、永定先后失陷。因前线战事紧急,左权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结束地方调研工作,于12月20日正式就任新红12军军长。他到任后,积极整训部队,拟制反“围剿”作战计划。针对闽西苏区当时的形势,左权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强烈责任感,于12月29日和政委施简联名向南方局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汇报了闽西苏区的真实情况,建议红军暂停进攻东江,改为进攻漳州,并提出“建设和巩固闽西苏区根据地,肃清残匪,巩固内部,是闽西党和新12军的主要任务”。由于当时“城市中心论”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作战,12月底,左权指挥新红12军以长汀为支点,运用游击运动战的方式,在龙岩以北的永定、武平、连城、长汀地区袭扰敌人,阻止了张贞的进攻。1931年1月初,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在新红12军的打击下,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围剿”也悄然收场。
毛泽东、朱德身边的作战参谋
    为适应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和红军的正规建设,从1931年初开始,红一方面军加强了司令部建设。2月间,左权调离新12军,来到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任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从此,左权开始了一生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生涯。
    对于毛泽东、朱德政治、军事上的雄才大略,左权在苏联留学时就有所耳闻。来到毛泽东、朱德身边后,耳濡目染,亲自聆听教诲,左权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在军事学校和教科书中学不到的东西,为以后参与指挥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作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担任作战参谋后,左权很快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才华和工作能力,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好评和赏识,不久,左权被提升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左权跟随毛泽东、朱德辗转苏区各地,参与作战谋划。根据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在作战间隙,他参与指导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干部的军事训练工作,并亲任军事教练。这年6月初,左权被正式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
   1931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从8月7日至11日,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莲城、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万余。在黄陂战斗结束后,左权奉命率领红34师、红10师冒雨向宁都方向追击毛炳文残部,一气追了10多公里,歼敌一部,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回到驻地后,为掩 护红军主力转移,遵照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指示,左权又率红34师、红10师东向闽西,牵制迷惑敌人。完成任务后,他率部队回到兴国与主力红军会师。

模范的红军政工干部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感召和红军不断胜利影响下,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在宁都起义。起义爆发前夕,左权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革军委秘书长刘伯坚一起,作为中革军委代表,携带电台到宁都城东南的彭湃县(当时中央苏区的新建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负责联络和指导起义部队。
    宁都起义成功后,第26路军改编为红5军团,辖第13、14、15三个军。由于第26路军上层军官大多为日本士官生、保定军校生、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为做好他们的团结工作,中革军委选派到红5军团军以上的政治委员基本上是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留学生。左权被派往红15军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红15军是由原26路军74旅和混编75旅、81旅各一部建立起来的。这支部队过去是冯玉祥倚重的力量,跟随冯玉祥时间较长,老兵较多,装备好。冯玉祥信奉基督教,在士兵中宣传基督教义,做礼拜,读圣经,唱圣诗,奏圣乐,祷告忏悔,基督教义在官兵中有很深的影响,加之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许多官兵不了解红军和苏区。左权到红15军后,政治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士兵是军队的基础。左权认为要将这支起义部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队伍,首先要改变士兵的信仰,把他们从崇拜上帝、盲目服从的雇佣观念中解放出来。为了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左权多次到连队为起义官兵讲课、作报告,讲解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教育广大官兵为工农翻身解放而打仗的思想。左权特别强调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他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军阀主义是头号敌人,必须首先打倒它。”在左权主持下,部队广泛开展了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按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了民主制度,连以下设立了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用民主的办法自己管理自己。部队实行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
    为了增加起义官兵对苏区和红军的了解,左权组织起义官兵到苏区党政机关、红军学校和部队驻地参观学习。广大官兵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根据地军民亲如一家,鱼水情深的情景,受到很大教育。同时,左权还让官兵们与驻地群众联系,帮助老百姓担水扫地,下田劳动,以密切军民关系。期间,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来到红15军,给官兵们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
   由于当时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起义部队在整编中,有人提出了“要兵不要官”的口号,一些愿当红军的军官,也被确定为遣散对象。在红15军,一时谣言四起,一些连队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十分紧张。据萧劲光回忆,当时在红15军发生了殴打政治委员左权的事件。在党内,有部分人对起义部队问题的严重性估计过重,甚至有人主张武力解决。这样就加剧了部队的思想混乱。
    针对红15军的情况,左权及时向上级报告,研究对策,同时主动找起义军官谈话,耐心地教育帮助,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为团结高级军官,左权多次找军长黄中岳谈心,启发其革命觉悟。原26路军74旅1团中校副团长苏进,部队改编为红军后,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根据苏进的表现和要求,左权和刘伯坚、高自立三人一起作为苏进的入党介绍人,为其办了入党手续。苏进后来回忆说:“入党以后,军政委左权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一个党员了,你要始终牢牢记住:任何关系都不能超过党的关系!’他谈完后,又送给我《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国际路线》和《斯大林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度执行情况的报告》四本书,要我很好学习,争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他的谈话以及送给我的这些书,对我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使我如获至宝,激动不已。”全国解放后,苏进任炮兵副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的思想改造工作,起义部队稳定了下来,还进行了军事训练,学习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术,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932年春,左权率红15军参加了赣州战役。这是红15军改编后第一次在战场上亮相,表现出了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打出了军威,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同年4月,左权又率领红15军从千里之外的赣南出发,一路斩关夺隘,为漳州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漳州战役后,为了教育红15军这支起义部队,左权组织了排以上干部到漳州参观,教育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强调要学习苏联红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由于红15军模范执行纪律,买卖公平,对老百姓和气,给漳州人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正当红15军在南靖开展群众工作期间,红15军军长黄中岳和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突然被捕。左权被任命为红15军军长兼政委。对这二人的被捕,左权虽有疑虑,但为了稳定部队,还是极力按中央的口径去教育部队。
忍辱负重的红军学校军事教官
1932年5月底,中革军委突然宣布撤销左权红15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到后方接受审查。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了中央领导权,他们在中央苏区大搞肃反扩大化。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称左权在任新红12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的文件。苏区中央局得到报告后,极为重视此事。左权回到瑞金后,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分别找左权谈话。左权向中央说明当时那份文件是上海的托派组织通过邮局寄给政委施简的,原保存在施简的箱中,为不使文件扩散,自己将文件封存起来,后来调离新红12军,文件不知遗落何处。接受审查时,左权承认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有错误,但坚决否认自己和托派组织有任何联系。
   早在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左权因与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人有过接触,曾被怀疑是托派分子。此事不久便被在莫斯科筹备召开中共六大的周恩来、苏兆征和共产国际查证核实,是王明蓄意制造的。这次托派文件事件发生后,尽管左权一再声明事实真相,却不能被当时的中央所相信,但是因没有确凿的证据,加之左权到中央苏区后,出生入死,英勇作战,且几乎每战必胜,表现一直很好,苏区中央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才没有将他当作反革命论处,最后给了他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左权牺牲前也没有履行撤销留党察看处分的程序)。
    由于左权曾在国内外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军事理论素质强,又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结束审查后,左权被安排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任军事教官。这是红军第一所培养军事、政治、特种技术指挥人才的综合性学校。左权到红军学校时,正值第3期开学。当时,由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由于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在红军学校的一段时间里,左权的心情是沉重的,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并且能在为人宽厚的老同学刘伯承领导下工作,左权多少也感到一些宽慰。在新的岗位上,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坦白胸怀,对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工作,根本看不出他是刚刚受到撤职处分的人。
左权在红军学校主要担负军事课程的教学任务。为讲好每一堂课,他都十分认真准备,重新研读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一些中西方著名军事家的军事著作。在左权的案头,除有党的文件,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外,还有俄文版的《列宁全集》、《苏联红军丛书》,伏龙芝、苏沃洛夫、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军事文集,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等。
左权在课堂上理论联系实际,善于以典型战例说明深奥的理论问题,达到了很好的课堂效果,受到大家的好评。据曾在红军学校学习的耿飚回忆:“左权同志学识丰富,给干部作报告、讲课谈笑风生,引人入胜。讲战斗有头有尾,绘声绘色;谈学习,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说历史,因事源流,头头是道。他既懂天文地理,又了解中外战略战术,深受干部战士的敬重和爱戴。”
在做好教学工作同时,左权翻译发表了《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撰写了《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原则》等文章,编写了《军语解释》一书。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推动当时红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32年10月,总参谋长叶剑英与刘伯承对调,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此时正是红军学校第3期学员毕业前夕,根据教学计划,叶剑英到任后组织了一次远距离的野战演习。左权和其他军事教员积极协助叶剑英,对演习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演习开始后,左权随演习部队从瑞金出发,经武阳围、谢坊、乐村、会昌,往返100多公里,运用山地、丘陵、平川、江河等地形地物,进行了近似实战的演练。这次演习是对红军学校教学工作和学员学业的一次检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前线的红1军团参谋长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前线战事紧张,为发挥左权参谋工作的特长,中革军委重新起用左权,将其调到总参谋部第一局任作战参谋。期间,左权参加了黄陂战斗的组织指挥。由于左权显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及在战斗中表现出对党的忠心耿耿,1933年5月9日,左权被提升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局长,协助局长张云逸工作。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一开始便陷入不利的局面。为加强中央苏区南线的作战指挥,中革军委调左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南线战事初步稳定后,10月下旬,左权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局局长。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原红1军团参谋长徐彦刚调任红1军团第2师师长,参谋长一职出现空缺。1933年12月底,红1军团在永丰以南丁毛山与敌展开激战。左权奔赴前线就任红1军团参谋长。为阻止敌人的进攻,从战术上找到出路,1934年2月10日,在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倡议下,左权参与起草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以聂荣臻和林彪的名义上报中革军委。建议今后不要处处修工事,应采用运动战,寻求机会消灭敌人。但这些来自战斗一线的呼声,并没有被当时的中革军委所接受。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方式,与国民党军拼消耗,使红军主力部队受到很大削弱。通过这场战役,左权对“左”倾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与广大指战员一起,为挽救红军的不利局面,竭尽职守,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由于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红军在战斗中不断失利,部队减员很大。经广泛动员群众,各部队补充了许多新战士。他们大部分是刚刚放下铁锤和镰刀的工人、农民,没有基本的军事知识,直接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为指导新战士尽快提高军事技能,左权在紧张的作战间隙撰写了《怎样使新战士很快成为熟练的战士》一文,发表在1934年7月10日出版的《红星报》上。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阶段,部队行军作战频繁,参谋工作纷繁复杂。左权担任红1军团参谋长后,一直战斗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前线。他按照林聂首长的意图,积极谋划,拟制作战方案和计划,并组织作战,督促作战计划的落实。当时的斗争极为艰苦,工作纷繁多绪,诸如布置通讯,指挥侦察,补充兵员,组织转送伤员,筹划粮草、枪弹,等等,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操办,他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战斗和工作中。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曾评价说,“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1934年8月底,左权派出的侦察部队侦知“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东路军一部在温坊活动。红1军团首长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歼敌4000余人,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胜利。然而,由于红军最高决策者战略指导方针的错误,这一仗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10月上旬,国民党军占领中央苏区中心地域,红军各个防御点被敌人分割击破,完全陷入被动。随后,左权随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朱根生

左权在敌后:以少胜多,战绩六比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炮轰上海,中日大战全面爆发。
日军的飞机大炮,轰灭了国民党蒋介石“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幻想,迫使其愿意和中共合作抗日。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改编令,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称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全军辖3个师,约4万2千余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左权号叔仁,原名纪权,小名自林。他1905年3月15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的贫农家,一岁多不幸丧父。1924年2月,他与张际春等结伴到广州,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讲武学校,11月入黄埔学校学习。他在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帮助下,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党组织选送左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中大毕业后,9月又进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左权1930年6月从苏联回国,9月进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创的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当红军。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红十二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红五军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等要职。他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5月,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千军万马,独当一面。
1937年9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上仍称八路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左权任副总参谋长。

八路军冒着敌人炮火前进
8月22日,第一一五师和一二O师浩浩荡荡东渡黄河,9月中旬到达晋东北地区。9月15日,左权和朱德、任弼时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后,同舟渡过黄河,辗转进入太行山区。途中,左权给母亲和叔父分别写信说:“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的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这一战争必然要坚持持久下去,也只有持久,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在总部指挥下,第一二九师于9月底开赴太原地区。至此,左权协助总指挥,把八路军三个师几乎全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你们这支部队,哼!这样差的武器装备,开上去送死啊!”左权将军碰到国民党退下来部队的一个军官这么说。
“敌人到哪里了?有多少人?”左权答非所问地反问他。
那军官双手张开说:“不知道。我们昨天听到枪炮响,长官就下令让撤下来了。”
“哎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往后撤,你们这点部队,开上去顶甚哩!”逃难的老百姓对开上前线的八路军说。
“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我们八路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定要保护国土,保卫老百姓。”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指战员们高唱《保卫黄河》前进!
朱总、彭总,左权等领导商量。“国民党节节败退,鬼子猖狂进攻,老百姓纷纷逃难,你们说怎么办?”朱总问。
彭总说:“我们必须选择好战场和时机,打敌埋伏。”
“对。”左权说:“我们必须打几个胜仗,才能教训敌人,稳住民心。”
朱德背手在屋内边走边说:“我看一一五师打的平型关这一仗很有把握。”
“朱总、彭总,好消息。”左权拿着电报说:“一一五师传来捷报。他们9月23日至26日,对侵犯平型关的日寇第五师团(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进行的伏击战获胜。”
彭总问:“歼敌多少?”“歼敌1000多人。”左权说:“不过,我军伤亡约500人。”
八路军首战告捷,打破了鬼子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人民群众纷纷慰问八路军。
日军攻陷太原后,八路军配合国军抗日转入敌后独立作战。
日本攻陷太原后,国民党溃军向汾河等地逃跑。八路军由配合国民党部队抗战,转入深入敌后独立作战。
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接连打了几个胜仗。4月初,日寇集中三万多人,从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博爱、邯郸、长治等,分九路围攻八路军,妄图一举消灭一二九师主力和八路军总部。左权根据总部决定,留守调兵遣将。
敌第一一七联队钻进长乐村地区一个天然的“口袋”,被我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歼灭。这次战役历时23天,敌人以被歼4000余人而失败,我军收复了武乡、长子等18座县城。
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从这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权说:“咱军民好比是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1938年12月,在晋东南建立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简称“前总”)指挥八路军前方战事。
为了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打破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想利用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
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发出了上报中央军委的请示,下达一二O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
8月22日晚,全线发起攻击。原定22个团参战,但各根据地有些武装力量自动参战。左权根据各地报来的数字计算了实际参战的部队说:“嗬,共有104个团,超过了一百个团。”这次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这次大战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收复40多个县。敌人惊呼:“土八路的厉害!”老百姓欢呼:“八路军打得好!”
毛主席立即给彭总等领导发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彭总、左权虽然熬红了眼睛,但很高兴。
敌人被打痛了,从华中调回一个师团,加强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日本在华北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力量。
1939年3月在榆社韩家庄成立了总部修械所,那时当鬼子来想捣毁这简陋的军工厂时,工人老是背起工具打游击。八路军总部为了发展军工生产,决定找个隐蔽的地方建兵工厂。左权亲自选择厂址。
左权亲自爬山越岭,先看中了黄崖洞易守难攻的地方,请求朱德和彭德怀一起到黄崖洞考察。朱总司令到实地一看,高兴地说:“这里真是藏龙卧虎的军事要地,兵工厂就建这里,组织特务团尽快上马!”
彭德怀说:“前方指战员急等枪炮子弹,工厂建设越快越好。”
朱总自荐道:“我兼任工事委员会主任,这样便于和友军暨各师部队交涉。左权兼任工事委员会副主任,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左权拉上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仔细规划。开工后,一天瓢泼大雨下起来,大家忙抢运机器材料。左权带一批总部人员冒雨赶到工地上。他边干边喊:“人在厂房在,不能叫机器受损失!”在左权的带领下,经过大家半年的苦干,终于建起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宿舍,修起来石碉和战壕,生产出新式手榴弹、步枪、掷弹筒,供给部队。
敌人尝到了百团大战的苦头,又听说八路军建起了兵工厂,就恨之入骨。他们调十万人马扫荡八路军总部和黄崖洞兵工厂。

以少胜多,战绩六比一
总部特务团除了留两个连警卫总部外,其主力转到外线,配合一二九师和决死纵队打击孤立的敌人。担任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仅一个排。
一天,突然从武乡开来2000鬼子,直扑兵工厂西北的左面大山口。左权命令兵工厂转移,掩埋机器,工人自卫队和警卫分队与敌人周旋。敌人杀气腾腾进山来。“轰”的一声,地雷爆炸,山上大小石头从天而降。鬼子被打得嗷嗷惨叫,抱头直往回跑。2000个鬼子逃跑了。
1941年10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第四、第六混成旅等部一万多人,分兵合击,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机关。11月7日,有5000余日军奔袭黄崖洞。彭总命令欧团长死守黄崖洞。黄崖洞保卫战,彭副总直接指挥,左权具体实施指挥。左权抄小路上山,来到特务团指挥所。
欧致富团长汇报了部队各项准备情况。左权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敌众我寡,敌明我暗,必须以静制动,‘稳’字当先,敌人配属有11门重炮,九架飞机。你要通知部队避敌炮火准备,暗火力点不要过早暴露。”
11日拂晓,敌各种炮一齐开火后,鬼子赶百姓的一百多只羊“趟雷”,让羊当他们的替死鬼。然后,步骑兵近500人,放心大胆地跟羊群前进。羊走过去,鬼子跟进来。“轰、轰轰!”地雷爆炸了,鬼子被炸得人仰马翻。
“八路地搞什么鬼?”鬼子指挥官大怒。他们那里知道,特务团埋的是大踏雷,羊群踏不响,人马踏上挨炸没商量。山上成千上万颗滚雷碎石从天而降,各机枪大吼,敌大乱。
鬼子兵多,不甘心失败。他们以更猛烈的炮火轰击,组织更多人冲锋,“左参谋长!”欧致富团长打电话说:“敌人那两门山炮太讨厌,我想干掉它,可是,我们团两门炮,仅有12发炮弹,请批准我们打2发行吗?”
“不!”左权说:“12发全打出去,打敌炮阵地,打集团目标,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
“太好啦!”欧团长对炮排一挥手说:“打,狠狠地打!”2发炮弹把敌炮掀翻,10发炮弹在敌群中开花。指战员们拍手称快:“咱们大炮显神威啦!打!”
万恶的敌人向我军阵地施放毒气弹。“毒气!”欧团长命令:“钟营长,通知各连,戴防毒面具……”话刚出口,他昏倒,不省人事。全团十多人中毒。
左权打电话说:“马上抢救中毒的同志。欧团长,你能坚持吗?”团长醒来说:“我,我现在冲锋不行,指挥行,我人在阵地在!”
彭总和左权调来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赶到。左权下令:“敌人已发现山外有重兵埋伏,可能要逃跑,各部队抓紧夜战,收复阵地,准备追击!”敌人果然撤退了,部队追下山。王村长笑着对欧致富说:“团长,不用你们追了。一二九师已干掉敌人500多,我们正在抬战利品呢!”
“我们在太行山上,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战士们高兴地唱起《在太行山上》
在彭总、左权的指挥下,黄崖洞保卫战,打8天8夜。特务团以不及一千五百人的部队,打退了5千多敌人的进攻,歼敌近千人,打出了威风。
此战,我军牺牲负伤166人。敌我伤亡是六比一,创造了抗战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

赴汤蹈火,以身殉职
1942年2月,鬼子以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进行大“扫荡”,总部决定转移。左权先护送彭德怀和罗瑞卿主任离开,自己坚持指挥警卫连一个连,与上千个鬼子战斗两个多小时,杀伤大量敌人,最后离开麻田。
左权给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信说:“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5月,敌人集中3万人,分5路再向总部大扫荡。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北方局党校集中学习的几千名干部,遭敌合围。
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机关分开突围。左权指挥仅有的2个团在东西两头阻击掩护。“太行山压顶也决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的安全!”左权向各部发出战斗令。
24日夜,机关突出敌人的三道封锁线。队伍正吃饭,突然两翼有一万多鬼子包抄袭来,敌飞机大炮漫山狂轰滥炸。 “唐万成!”左权命令警卫连长:“你快送彭总和罗(瑞卿)主任到安全地点。”“是!”
25日上午,总部机关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左权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还没上来,忙对警卫员说:“郭树保!你快去找到他!”
“是!”郭树保答应了,但未挪步。敌人又追上来啦,炮弹在周围爆炸。“你怎么还不快去找他?”左权斥问。
“我,我要保卫首长安全。”
“我没有事,找文件要紧。你快去快回,我等你。”
小郭对新调来的警卫员说:“我去,你一定要保证好首长的安全。”他说完冒着枪林弹雨走了。
左权率领机关冲到最后一个封锁点前,不幸被敌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37岁。指战员们化悲痛为力量。高呼:“为左权同志报仇!”的口号,冲杀突出重围。
周恩来称他:“英勇忠贞”“足以为党的模范。”
朱德赋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左权献身的地方山西辽县改为左权县,以示永久纪念。



左权两次放弃获生机会

 1942年5月26日,日寇对八路军总部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总部被迫转移,左权带领战士掩护断后。

  任务完成拒绝撤离战场

  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彭总已突围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作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完全可以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

  冒弹雨舍身指挥突围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左权理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站在高地上大声喊着,指挥战士们突围。他此时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结果,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嘎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指挥而安全突围。

  作为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的牺牲本可避免,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牺牲在弹雨里。

  当左参谋长已殉国的消息告之彭总,并呈上跟随左权多年的左轮手枪时,彭总难过得没有转身更没有接枪……”

  左权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悲恸万分,1942年9月18日,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日军疯狂扫荡八路军总部三次转移

  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大后方,集中了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新华日报社等重要机关,因此,成了日军扫荡的重点,在三次惨烈的反围剿中,八路军总部竟然三次被迫转移!  第一次是1939年6月,当日军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时,总部由潞城县北村出发经襄垣、绕黎城辗转驻进砖壁,直到同年的11月因砖壁缺水,总部被迫转移到王家峪村。

  第二次是1940年5月日寇从襄垣出发偷袭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总部第二次又被迫从王家峪又转移回砖壁,后因日寇疯狂围攻砖壁八路军总部,又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县)武军寺。

  最惨烈的一次扫荡是在1942年5月26日,由于日寇的报复扫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的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牺牲,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