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日夜战斗――陈寿昌

  陈寿昌,1906年10月出生于浙江镇海。1922年,陈寿昌离开家乡先后来到武汉、郑州,进入郑州电报局做工。1923年二七大罢工开始后,陈寿昌积极参加组织郑州电报局职工声援铁路工人的斗争。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陈寿昌从郑州转到武汉电报局从事工人运动,坚持革命斗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导下,陈寿昌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参与组织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寿昌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秘书、中共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28年秋,陈寿昌调到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和党的地下组织联络工作,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1929年,陈寿昌被党派到苏联学习,不久回国,继续在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的果断指挥下,陈寿昌和其他同志日夜战斗,抢先采取有效措施,保卫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

  1931年12月,陈寿昌按党中央的安排,与聂荣臻等同志一起,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1月,陈寿昌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任党团书记、主任。1933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7月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兼任红十六师政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陈寿昌受命于危难之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在反动派到处悬赏捉拿他的极其艰苦、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陈寿昌带领红十六师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1月,陈寿昌率部在湖北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与国民党军遭遇,不幸重伤牺牲。

父亲陈寿昌在中央特科

 

陈庭、邵茂芝


陈寿昌一九二五年在武汉

  【作者简介】

  陈庭 为陈寿昌烈士的女儿,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离休干部。1932年7月生于浙江宁波镇海。1949年9月入宁波财经干部学校及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并参加革命,后分配在宁波人民银行工作。1959年调至上海,在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历任银行办事员、科员、储蓄所所长、分理处党支部书记等职。被连续评为市金融系统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陈寿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他离开我们时,我才2周岁。我从没有见到过父亲,然而从母亲、祖母以及父亲老战友的回忆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他——我最亲爱的父亲,是那么高大,他像一座永远的丰碑高高地耸立在心中!(新华社2006年3月21日在“永远的丰碑”专栏中刊登了父亲的事迹)。

  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我想起父亲这么年轻就离我们而去时,我就会思绪万千、难以平静……

  脸盆烧饭

  父亲1906年11月15日出生在宁波镇海。1923年2月7日,郑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铁路工人大罢工,17岁的父亲积极参加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利用接触电报传递信息之便,有意延误军政电报,向罢工指挥部密报军阀来往电函的内容。暴露了身份的他不久就离开郑州,在武汉电报局继续投身工人运动。

  1927年元旦,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驱赶、刺杀在汉口听“庆祝北伐胜利”演讲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父亲参与组织发动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迫使英国当局在当年2月19日将汉口英租界归还给中国。

  祖母回忆这段日子里,父亲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有一次来了许多人,一起在楼上房间里议事,到中午还没有散,父亲下楼叫我烧点饭菜。我说,这么多人吃饭,家里饭锅太小,是否要去买只大的?他想了想说:“都是好朋友,不要了,省得招摇,就拿脸盆烧饭吧。”后来我们知道,那次吃脸盆饭的客人中就有一位叫刘少奇。

  这只烧过饭的脸盆,是很普通的搪瓷脸盆:玫红色的底面上画着几朵蓝色和白色的牡丹花。上面的搪瓷有些剥落了,露出了铁皮。这只又旧又破的脸盆,却被母亲珍藏着,一直到1992年被征集陈列在镇海“陈寿昌烈士纪念馆”。

  “奉帮裁缝”

  1928年秋,父亲从武汉来到了上海,调任中央特科任第四科科长。从工运领袖到党的卫士,父亲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使自己更快地适应隐蔽战线的工作,更方便开展工作,父亲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站”。

  据母亲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父亲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当年能经常进出我们家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其中以黑大块头和络腮胡子(陈赓将军)为常客,其他任何人如果突然来到我们家,父母即刻就会搬家。

  为了工作需要,他们在上海每个区都住过,最长时间不过二三个月,有时一个月就要搬几次家。父亲经常变换身份:电料商店老板、教师、裁缝。他和 母亲上街时,不让母亲抱着孩子与他同行。他说:女人抱着孩子在街上走,不可能离家很远。万一特务 盯梢,很容易被找到住地。当时,上海街头经常发生“抄靶子”,军警会突然搜查行人。有一次,父亲被军警拦围进行盘问。父亲故意用家乡话与军警交谈。对方听他是宁波口音,手里又夹着裁缝布包,打开一看,全是剪裁衣服用的尺、剪刀、划粉和各种各样的布。军警真以为他是奉帮裁缝,便很快将他放行,其实他正是这次游行运动的组织者。父亲回家风趣地对母亲讲:我这个“宁波裁缝”,在上海很吃香呢。国民党真是养了一群笨蛋!

  每当我看见家中的整匹布料,就会想到临危不惧的父亲,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

  陈赓拍照

  我们家里藏着一张珍贵的父母亲合影,那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陈赓拍摄的,背景是上海外滩外白渡桥堍。父亲那时20余岁,穿一袭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手持礼帽,风度翩翩。母亲梳着流行发髻,身着一件旗袍,足蹬皮鞋,是一位摩登女性的打扮。

  母亲说,那是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年代,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党被迫转入地下。当时在汉口领导工人运动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的父亲面对白色恐怖,毫无惧色,他摆脱敌人的追捕,从武汉辗转回到家乡。爷爷奶奶看到唯一的儿子回来了,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高报酬的生活,便在温州给他找份电报局的工作。但父亲没有去温州,只身来到上海,迅速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闸北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领导两个区的地下党工作。

  党中央吸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失败的教训,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任务是获取敌人破坏我党的信息,从事反间谍斗争,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这些从事隐蔽战线上的特科人员,正如刘少奇所讲,“党必须选择最好的共产党员去干这最艰苦最困难的事情。”1928年,父亲被抽调到中央特科,成为周恩来手下的干将“三陈”(即陈赓、陈寿昌、陈养山)之一。陈赓任第二科科长,父亲任第四科科长,负责情报和交通工作,与打入敌人虎穴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单线联系。

  为了方便工作,父亲把新婚一个多星期的母亲从镇海接到上海,住在四川北路横浜桥附近,以电料商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

  陈赓是我家的常客,有一天在吃了我母亲做的饭后,建议出去走走。那天大家兴致很高,在外白渡桥,将军问我父母有没有拍过结婚照?听说没拍过,将军便拿出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没想到这竟是我父母一生中唯一的合影!

  一只响铃

  小时候,我曾好奇地问母亲:那时你们穿得这么好,打扮得这么洋气,生活一定过得很好吧?母亲摇了摇头。

  1931年初,湖南党组织将一批没收土豪劣绅的金银珠宝送到武汉,要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党把这一重任交给了父亲。他扮作一个大老板偕同母亲带着当时才几个月大的我姐姐,另带一名警卫员(扮作听差)一起去汉口。他把足有半个枕套的金银珠宝,花整为零到银楼兑换成钱钞,陆续汇给上海党中央。

  有一次,母亲偶然见到金银珠宝中有一个小响铃(也就只有一颗花生米的大小),便随口而出:“这只响铃就给女儿戴着玩吧!”父亲说:“这是同志们流血牺牲换来给党中央的经费,怎么可以拿来用呢?”母亲从没看到父亲这样严肃的口吻,马上不吱声了。

  事实上,为了解决党的活动经费,母亲不惜把自己陪嫁的首饰变卖,得来的96元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母亲还告诉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不吸烟、不喝酒。和母亲结婚三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他们以开电料商店为掩护,实际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父母亲合影的那张照片上的“行头”,是他们两人唯一的“工作服”,父亲平常穿的却是一件很旧的灰棉布长褂。

  一只响铃的故事,深深地留在母亲的脑海中。在我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六十年中,母亲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的习惯。

  晚节可嘉

  1931年12月中旬,鉴于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苏区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父亲赴中央苏区工作。当时母亲正怀孕在身,还有两岁的姐姐,上有老祖母,但父亲以革命事业为重,劝慰母亲扶老携幼返回镇海老家。事后我们从聂荣臻的回忆录中知道,这次去苏区是与聂帅同行。这一条秘密交通路线就是由我父亲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中央负责同志都经这条路线被护送到苏区。苏区急需的物资如药品、无线电器材则通过这条路线运送过去。

  大概是1932年2月,母亲收到父亲从福建寄来的唯一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这里生意兴隆、蒸蒸日上,前程可观。”1934年11月22日,父亲与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抵达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一带。遇敌两个团的袭击,战斗十分激烈,父亲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抢救无效,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年仅28岁。后来湘鄂赣省委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在崇阳、通城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寿昌县”。

  那年,我才2周岁。母亲拖着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靠着亲戚接济度日,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时局动荡,日寇侵华,镇海沦陷,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漫漫长夜,整整17个年头,终于熬到了全国解放。

  1961年3月,身患严重心脏病的陈赓大将,在他去世的前10天,特地来我家看望母亲。他由两名警卫员搀着爬上陡峭的扶梯,用宁波话对我母亲说:“寿昌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他的牺牲和千千万万烈士一样,换来了中国的今天。”当他听说我已有身孕,马上对我母亲说:孩子是陈寿昌的后代,一定要姓陈,要继承他外公的遗愿!遵照母亲与将军的约定,我大儿子就姓陈。他特意托付李克农同志,要他好好照顾陈寿昌同志的一家。

  1994年2月母亲因病去世,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同志特地发来唁电,电文中说:胡有娣同志早年配合寿昌同志战斗在隐蔽战线,受到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赞扬,后又长期坚持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晚节可嘉。这是对母亲一生的最高的评价。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在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刻,我们更加思念亲爱的父亲和母亲。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你们为之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的女儿和外孙们都很争气,我和老伴都已离职休养,过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你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永远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来源:新民晚报

陈寿昌和胡有娣合影(陈赓 摄)
在上海为党传递文件(左为陈寿昌,右为胡有娣)
1995年,陈庭和丈夫邵文海在镇海陈寿昌烈士纪念馆
女儿、女婿及外孙正在为胡有娣过8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