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南征北战勇无敌――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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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10年生,湖南郴州人。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在《论青年人生观》一文中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3日在上海病逝。

一代名将邓华:从红军中“打铁的人”到深入冀东抗日
苏振兰 张贵平

朝中方面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左)、解方(右)和协助志愿军代表进行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前)、乔冠华(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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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1910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南郴县永宁乡陂副村的一个书香世家,他自幼天资聪慧,受到开明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勤奋好学,富有正义感。1925年夏天,年方15岁的邓华进入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受当年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的影响,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爱国学生运动,从此思想上日渐倾向共产主义,还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曾在《论青年人生观》一文中慷慨地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927年3月,在长沙读高中的邓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也成为了他终生的事业。

  1928年1月,他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发动的湘南起义,并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邓华历任红4军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29年12月,他出席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由于对政治建军原则见解深刻,深得毛泽东的赏识。

  1930年4月,闽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由邓子恢出任政委的红12军,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把红12军建设成正规红军,朱、毛决定抽调以邓华为代表的红4军军政骨干去充实红12军,邓华历任红12军教导队政委、红36师政委。到任后,他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迅速提高了所部的战斗力。红36师因为运动神速,善于独立作战而被誉为“铁脚板”、“两足高度机械化”部队。

  1930年6月中旬,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各地红军按地区分片集中,组建正规军团。于是,红4军、红6军(后改称红3军)、红12军经过整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毛分别担任过军团长、政委,邓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历任红一军团第1师3团政委、2团政委,率部参加过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凡是他担任过政委的部队都被誉为“铁的红军”,战斗力都极其旺盛,因此毛泽东称他为“打铁的人”。

  1934年春,由于能征善战,邓华进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其军事指挥艺术由此得到了提高。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历任红一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2师政委,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尤其是山城堡战役更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华担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团长杨得志)政训处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一战而天下惊。此后,邓华在抗日烽火中浴血奋战,历任115师独立团政委、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当时,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处于日军围困之中,而杨成武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的第一军分区更是深入北平、保定、张家口、大同之间,是插入日军心脏的一把尖刀。

  1938年2月,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2月20日,邓华率部从涞源出发,逐步开辟了平西、房山、涿县、涞水、良乡(今属房山)、昌平、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抗日游击区,并在平西部分县建立了抗日政权,组织了地方武装,扩充了部队,为挺进冀东建立了前进基地。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又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率部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曾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其后,第4纵队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个县和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武装10万余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曾充分肯定了第4纵队的功绩:“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

  1939年2月,在平西地区成立了以肖克为司令员的冀热察挺进军,邓华担任挺进军11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下辖3个团。在邓华的率领下,11支队在平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和筹措长期斗争的经费,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支援冀东的抗日斗争,为完成挺进军“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大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代名将邓华:攻锦州、打天津,邓华的两次进言最终改变战局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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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邓华远赴东北,历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称辽吉)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是林彪、罗荣桓手下主要战将之一。

  1948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毛泽东同时指出:“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我军一部首先远距离奔袭北宁路锦州至唐山段,连克绥中、兴城和锦北屏障之义县,完全孤立了锦州之敌,这是辽沈会战第一阶段。当时,锦州共有蒋军11万余人,并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不集中优势兵力是很难攻下的。林彪开始的战略部署,拟以主要兵力打援(以两个纵队阻击葫芦岛援敌,5个纵队阻击沈阳援敌,1个纵队围困长春之敌),以4个纵队兵力攻取锦州。时任第7纵队司令员的邓华认为:攻锦是战略第一阶段的重点,应以二分之一的兵力,即6个纵队在敌援兵未赶到之前拿下锦州。占领锦州,歼灭了锦州的敌人,打援敌就好办了;如果把主要兵力用于打援、阻援,虽较有把握,但是攻锦兵力不够,攻锦时间就要拖长。拿不下锦州,就可能使南北增援之敌会师锦州,最终形不成分割东北各点之敌、各个歼灭的局面。这条建议,他是反复考虑了几次后才提出来的。意见提出后,林彪当时没有答复。不久,他调来两个纵队,即部署五个纵队攻锦,一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作为战略预备队。进攻战役开始后,一天一夜就攻下了锦州,为全歼东北地区的蒋军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2日,东北我军以疾风骤雨之势解放了沈阳,全歼了东北蒋军50余万人,东北获得了解放。开始,大家还认为是林彪采纳了邓华的意见,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央军委指示林彪要集中主要兵力攻取锦州,不要在打援方面分散了兵力,是中央军委纠正了林彪的错误部署。也就是说,邓华和毛泽东在攻锦的作战方略上不谋而合。

  1948年12月25日,作为向关内进军的第三梯队,邓华的第7纵队从辽阳一带出发,经盘山、沟帮子、锦州、锦西、兴城、山海关、昌黎、唐山,到达北塘一带集结。12月底,第7纵队奉命同另两个纵队一道夺取塘沽,3个纵队都归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指挥。任务是歼灭塘沽地区守敌,封锁平津敌人从海上逃走的去路。当纵队进到北塘以后,邓华进行了现场勘察后,发现塘沽蒋军是以塘沽外面的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用炮兵火力和舰炮火力支援战斗。我军进攻部队利用盐堤作掩护,作为冲击出发地区还是可以的,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到了平坦的盐滩,没有任何掩蔽物,整个部队都将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这样伤亡必大。邓华感到仗不好打,所以他先用一个营作了试探性攻击。在攻击中,我军虽占领了一段盐滩地,但伤亡较大,这时邓华果断地命令停止攻击。

  当天晚上,邓华考虑,中央军委和以林彪为首的平津“前总”决定打塘沽,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打塘沽部队伤亡必大,因为敌人军舰摆在海上,我军不能沿海岸包围塘沽敌人,平推只能把敌人逼到舰上,从海上逃跑。夺取塘沽只能完成封锁塘沽海口,阻止平津之敌从海上逃跑的任务,而不能全歼塘沽的敌人。攻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军有利,拿下了天津,也就封锁了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经过考虑,邓华拟向平津“前总”提出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意见。第二天,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与协同作战的兄弟纵队首长共同勘察了地形,对敌我情况作了进一步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样的地形和敌情条件下攻塘沽,部队伤亡太大,如果用3个纵队协同兄弟部队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而且有利于全局。这样,邓华又考虑了一天,最后向平津“前总”(总前委)如实的反映了情况和意见。次日,平津前线参谋长刘亚楼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及司令部作战处长和参谋人员,又和纵队首长们一起重新对地形和敌情进行了勘察,最后一致认为打塘沽得不偿失,攻取天津对封锁北平之敌东逃更为有利。于是,邓华和刘亚楼共同报告中央军委及平津“前总”,详细陈述了地形和敌人的守备情况,提出了不打塘沽转而攻取天津的建议。中央军委和“前总”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塘沽之敌,主力攻取天津。接到“前总”“立即向天津东北郊前进”的命令,邓华立即先派出纵队及各师侦察部队侦察天津情况,部队随即开进天津东郊。

  1949年1月,6个纵队在经过10余天的战斗扫除了外围之敌,做好了攻城准备后,仅以一昼夜的时间便攻占了天津,10余万守敌被我全歼,也彻底截断了北京之敌从塘沽上船南逃之路,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代名将邓华:邓华洪学智携手两次建议彭总,为志愿军入朝初战奠定胜基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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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19日,13兵团作为首批志愿军入朝,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是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主要副手,两人很快在战场上结下了深厚友谊。邓华善战,不仅有勇,而且有谋,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建议,有的对整个战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是在10月9日,彭德怀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彭总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确定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要求十天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夜深了,邓华、洪学智等13兵团领导仍无倦意。他们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10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其中仅美军就达3个军6个师约12万余人,而且已经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也多达4个军10个师和1个空降团共约13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拥有作战飞机1100余架,各型军舰300多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仅出动2个军,即使仅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

  “二位还有事吧?”彭总见邓华、洪学智来到房间,主动询问。

  “有一件事我们还不放心。”邓华报告说。

  “军中无禁忌,只管说。”

  “两个军过去兵力太少,形不成优势,是不是考虑四个军一起过江?”邓华明确建议。

  “美军飞机已经多次飞到鸭绿江地区侦察扫射,他们已发现我军在边境集结,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洪学智补充道。

  “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总的回答很干脆。

  10月10日一早,彭总致电中央军委:

  “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毁,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彭总:“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着非常重要,如果志愿军仅仅只有两个军,就不可能取得初战的胜利。

  10月11日,彭总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和洪学智等人再次向彭总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

  邓华说:“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火力悬殊太大,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南朝鲜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调部队。”

  洪学智说:“我们这四个军开到前面去以后,谁来维护后方呀!没有部队维护后方,后方供应怎么保障呢?应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

  彭总认为意见都很好:“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有关部队应当提前调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

  中央军委接受彭总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请令宋时轮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10月22日,又决定将天津地区的第66军车运安东,编入志愿军序列。这个军入朝的时间仅比最先入朝的四个军晚6天。与此同时,第9兵团(即宋时轮兵团)也于11月7日开始入朝参战。这些部队的迅速入朝,为第一、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代名将邓华:六、通过朝鲜战场的考验,彭德怀对邓华很欣赏:“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过不少好主意,是个好帮手”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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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5月底,邓华受彭德怀司令员委派,率首批入朝的3个军长、1个政委前往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并请示军机事宜。刚在北京饭店住下,邓华便受到了毛泽东的召见。

  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同邓华握手:“劳师远征,辛苦辛苦!”志愿军出国作战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会见邓华。

  邓华汇报了朝鲜目前的战况和关于对军队编制、装备、军工生产等诸多方面的意见后,说道:“您5月26日的电报,我们作了研究,认为非常正确。主席说的‘零敲牛皮糖’,比喻非常贴切。”

  “啊,彭老总和你都是湖南人,晓得‘零敲牛皮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兴致勃勃,“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敲它的牛皮糖。需要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经过五个战役的较量,美国人已经认识到,要把我们赶回到鸭绿江边,是不可能的,因此,它愿意同我们会谈,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喝了口茶,然后继续说道,“同样,我们也认识到,在目前条件下,要想一气呵成,将敌人赶下海,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后每次战役,只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越过南汉江、昭阳江。”

  邓华在小笔记本上飞速地记录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主席的这几句话实在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军事行动的“指针”啊!有了这个“指针”,一切就都好办了!

  邓华又大胆建议:“主席,我还有个想法:在朝鲜与高度现代化装备之敌作战,有许多新的经验,让军队和干部轮流实战学习很有好处。建议军委作个通盘安排。”

  在此之前,中央提出过“轮番作战”的方针,那主要是从部队战时休整和补充着眼。两个月前,邓华曾向中央建议,从锻炼部队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考虑,分期分批让部队轮番入朝作战。

  “对,意见很好。”毛泽东赞赏地瞧了邓华一眼,很欣赏他每每能在战略全局方面提出建议。“朝鲜战场好比是个大学校,又好比是个大演习场,在那里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你在春上提议过,军委正在制订轮番计划。”毛泽东最后笑着说,“如果一旦停战,我们要找这样的演习场还找不到哩!”

  回到北京饭店,邓华怎么也睡不着……他终于在写字台旁坐下来,提笔写了《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几个竖行字。他的思绪仍然萦绕在那战火纷飞的战场。文中他既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又结合朝鲜战争的实践,谈了他对毛泽东指示的认识,介绍了他对过去八个月战争的总结和实施战略转变后作战的指导意见。

  1951年6月15日,邓华一行带着毛泽东关于战略转变的新指示,也带着他那篇《论朝鲜战争之持久战》,启程返回朝鲜前线,用“零敲牛皮糖”战略把美国人敲到了谈判桌前。

  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中朝方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美韩方面则要求中朝方让出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他们“海、空优势的补偿”,这一无理条件遭到了拒绝。谈判陷于僵局。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的邓华仔细研究了敌我控制区的实际情况后,认为就地停战,以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中朝方不吃亏,可提出就地停战方案以打破僵局。邓华向毛泽东、彭德怀提出这一设想并得到同意后,中朝方提出就地停战方案,美方接受,双方于11月达成协议。敌方附加一条:三十天内未签字,以实际控制线的变化为最后分界线。美韩方仍抱有一丝幻想,企图在签字前向北推进,而到最后划分军事分界线时,实际上是中朝方将控制区向南推进总共三百三十二平方公里。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早在1951年8月,志愿军总部曾决定于9月间发动第六次战役,目标是打到三八线以南,收复三八线以北敌控制区。当时,邓华在开城参加停战谈判,得到通报后,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动这一战役对我不利,不如等待敌人向我进攻时再予以大量消灭,遂向毛泽东、彭德怀发电提出建议并得以采纳。果然,9月间敌发动“秋季攻势”,志愿军取得歼敌79000人的重大胜利,各国军事评论家都对这一战役计划的改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通过朝鲜战场的考验,彭德怀对邓华很赞赏,他说:“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过不少好主意,是个好帮手。”
一代名将邓华:邓华预见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毛泽东称赞“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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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一生战争经历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在朝鲜战场书写的。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7月7日,为预防不测,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7月8日,经林彪提议,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13兵团司令员。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7月7日通过决议(常任理事国苏联未出席会议),授权由美国组成司令部、指派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干涉朝鲜内战的各国部队。7月8日,美国军方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如此巧合,如此针锋相对,看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侵略者之间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50年7月13日,罗荣桓给邓华打来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你出任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13兵团所部须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党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道: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邓华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他要将洪学智等15兵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一提议得到了批准。

  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美国出动大批兵力之前,在短时间内歼灭李承晚和已经入侵的美军,完全解放南朝鲜全境。然而,就像冯·克劳塞茨说过的:“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一厢情愿也许是要坏事的。邓华曾经认真研究过麦克阿瑟——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五位五星上将之一,曾任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具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防止麦氏重演两栖作战故伎尤为重要。

  在被任命为13兵团司令员的当月(7月),邓华即以个人名义亲笔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军委(他一生凡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信、电、文大都亲笔起草),陈述了对朝鲜战局的看法:“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处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天平失去平衡,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增;而且,倾斜的指向明确:朝鲜东、西海岸的中腰部。报告的语言在这儿没有一点含糊。

  接着,深深的忧虑从邓华的笔端流出:

  “显然,如果以朝鲜人民军弱小的海、空军和后方留守的陆军,阻止美国从两侧而不是下面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企图是很困难的,况且,朝鲜三面环海,东、西海岸线较长,给人民军集中、重点防守带来不便。”

  报告在谈到美方很可能在朝鲜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企图后,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洛东江前线决战与东西海岸的防守,在兵力配备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7月下旬,邓华北上途经北京,毛泽东接见他时评价甚高:“你在给军委报告中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

  邓华兴奋地说道:“是的,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打。美军的武器装备好,火力组织也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他的现代化装备,最怕的就是联络被切断,被人包围。我军从侧翼或侧后迂回、渗透、穿插,实行切断、分割、包围,打近战、夜战。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看来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办法。”以后在朝鲜战场上,邓华基本上都是在奉行这一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扬起眉毛,那眼神中透露着欣喜。邓华把他的同美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发挥得这样具体明确,无疑是认真研究过同美军作战的战术问题的。这当然使毛泽东很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赠语:“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8月31日,邓华在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再次研究了朝鲜战场形势后,又由他执笔、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进一步大胆地预测说:估计敌主力可能在人民军侧后的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人民军将处境困难;我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同时减少(我)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我)供应运输线。”报告发出15天后,美军在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在美军接近中朝边境后,志愿军参战。后来,志愿军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皆因敌战线拉长拉宽,分兵冒进而被志愿军分割包围歼灭。时至今日,研究朝鲜战史的专家,仍然对邓华的战略预见能力钦佩不已。
一代名将邓华:邓华预见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毛泽东称赞“这个分析很有见地”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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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华一生战争经历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在朝鲜战场书写的。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军队大规模入侵朝鲜。7月7日,为预防不测,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为主组建战略预备队。7月8日,经林彪提议,毛泽东正式批准由邓华出任东北边防军13兵团司令员。

  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7月7日通过决议(常任理事国苏联未出席会议),授权由美国组成司令部、指派指挥官,统一指挥参加干涉朝鲜内战的各国部队。7月8日,美国军方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如此巧合,如此针锋相对,看来中国人民和美国侵略者之间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50年7月13日,罗荣桓给邓华打来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你出任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司令员,13兵团所部须立即北上鸭绿江地区布防;党中央还同时决定,组建以13兵团为主的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境地区安全。罗荣桓最后郑重地说道:还要准备在必要时渡过鸭绿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邓华接到命令后,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他要将洪学智等15兵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全部带去,以便于指挥,这一提议得到了批准。

  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后,朝鲜人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美国出动大批兵力之前,在短时间内歼灭李承晚和已经入侵的美军,完全解放南朝鲜全境。然而,就像冯·克劳塞茨说过的:“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一厢情愿也许是要坏事的。邓华曾经认真研究过麦克阿瑟——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五位五星上将之一,曾任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校长、美国陆军参谋长;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指挥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具有丰富的两栖作战经验。因此,防止麦氏重演两栖作战故伎尤为重要。

  在被任命为13兵团司令员的当月(7月),邓华即以个人名义亲笔起草了一份报告上报中央军委(他一生凡以个人名义签署的信、电、文大都亲笔起草),陈述了对朝鲜战局的看法:“鉴于朝鲜人民军战线南伸而处长。美军凭借其海、空军优势,于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天平失去平衡,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大增;而且,倾斜的指向明确:朝鲜东、西海岸的中腰部。报告的语言在这儿没有一点含糊。

  接着,深深的忧虑从邓华的笔端流出:

  “显然,如果以朝鲜人民军弱小的海、空军和后方留守的陆军,阻止美国从两侧而不是下面的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企图是很困难的,况且,朝鲜三面环海,东、西海岸线较长,给人民军集中、重点防守带来不便。”

  报告在谈到美方很可能在朝鲜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企图后,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洛东江前线决战与东西海岸的防守,在兵力配备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7月下旬,邓华北上途经北京,毛泽东接见他时评价甚高:“你在给军委报告中关于美军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中腰部,实施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登陆作战,这个分析很有见地。”“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

  邓华兴奋地说道:“是的,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打。美军的武器装备好,火力组织也好,从正面攻击不容易奏效。而他的现代化装备,最怕的就是联络被切断,被人包围。我军从侧翼或侧后迂回、渗透、穿插,实行切断、分割、包围,打近战、夜战。你打你的优势,我打我的优势。看来这是我们对付美军的办法。”以后在朝鲜战场上,邓华基本上都是在奉行这一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扬起眉毛,那眼神中透露着欣喜。邓华把他的同美军作战的指导思想,发挥得这样具体明确,无疑是认真研究过同美军作战的战术问题的。这当然使毛泽东很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赠语:“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8月31日,邓华在与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再次研究了朝鲜战场形势后,又由他执笔、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进一步大胆地预测说:估计敌主力可能在人民军侧后的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人民军将处境困难;我参战时机,“待敌进到三八线以北为有利,不仅更有政治资本,而且军事上也是有利的,敌人拉长拉宽(我)更好打,同时减少(我)对海上的负担,缩短了(我)供应运输线。”报告发出15天后,美军在汉城地区的仁川登陆。在美军接近中朝边境后,志愿军参战。后来,志愿军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皆因敌战线拉长拉宽,分兵冒进而被志愿军分割包围歼灭。时至今日,研究朝鲜战史的专家,仍然对邓华的战略预见能力钦佩不已。

一代名将邓华:挥戈晋察冀,邓华成为聂荣臻的爱将,授命镇守战略要地
苏振兰 张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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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春,晋察冀军区成立第五军分区,邓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完全开始了其军事指挥生涯。第五军分区下辖3个团和1个支队,他一方面开辟雁北根据地;另一方面开展政治整军,提高军政素质,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同年8月20日至12月5日,邓华率领第五军分区军民参加百团大战,军区任命邓华为涞(源)灵(丘)战役左翼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向涞源、灵丘、广灵地区之敌出击。战前,邓华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勘察地形。9月23日,他登上涞源老虎岭,从山顶望去,涞源城尽收眼底。根据勘察地形的体会,他要求对各据点之敌情、地形侦察务须十分详尽,强调“不打无把握之仗”。随后,他和参谋人员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对于战役的发起,他还强调兵贵神速,要突然发起攻击。攻占涞源北口、南坡头、枪风岭等地,准备工作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及至战斗打响,敌人还蒙在鼓里。10月8日夜,邓华亲临战场前沿指挥强攻南坡头据点,一举歼灭日军70多名。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表扬说:“打得十分干脆漂亮。”百团大战期间,邓华领导的第五军分区共进行战斗9次,歼敌500余名。

  1941年起,华北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极其困难的阶段。因根据地面积相对缩小,晋察冀军区撤销了第五军分区,邓华被调到第四军分区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刘道生(建国后担任过海军副司令员)搭档。第四军分区下辖5个团和2个支队,所属10多个县处于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让邓华镇守这一地区,可见聂荣臻对他的器重。

  1941年秋季,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兵力达7万多人。其中,进攻第四军分区之敌有1.5万人之多,他们兵分六路出动,妄图寻找邓华部主力决战。在邓华、刘道生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了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他们指挥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敌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通过灵活运用我军的战略战术,邓华率部屡屡重创日军。比如,第四军分区的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区就牵制敌3000多人,“麻雀战”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5时,日军被搞得晕头转向,被打死100多人。此外,他还领导发动广大民兵参战,使日伪军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1942年起,日伪军在根据地周围大量修筑据点、堡垒,挖封锁沟,建封锁墙,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实行“蚕食”,他们还经常派出部队“扫荡”,使第四军分区面积进一步缩小。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极其严重的局面,邓华、刘道生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对敌斗争的方针,一方面积极组织部队和民兵打击进犯之敌;另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邓华还组织精干的游击小分队到根据地周围的日伪统治区,建立小块根据地,进行反“蚕食”斗争。

  1943年2月1日,在邓华的指挥下,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对日军以白龙少将为指挥官的进犯之敌发起攻击,一举攻克敌小口头据点,毙伤敌人200余名。随后,他率部三打刘库池、夜袭东寺、强攻谭庄,10天内共毙伤敌人700多名。同年9月至12月,在日军进行的所谓“毁灭性扫荡”期间,第四军分区军民与敌作战数百次,歼敌2400多人,挫败了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1944年2月,邓华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政委,开赴陕甘宁边区,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957年邓华与粟裕大将(右)



彭德怀与邓华的生死情谊 不吝言词表扬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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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

  他们就是彭德怀与邓华。

  相识——富有主见的彭德怀为邓华而改变,轻易不下赞语的他多次不吝言词表扬邓华。唯一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引为一生憾事,他说:“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彭德怀和邓华两个人基本上不了解。红军时期,邓华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下效力,而彭德怀指挥的是第三军团,不属同一个系统。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而邓华只是八路军115师的一个团政委,后来任分区和纵队的司令员及政委。两人虽属一个系统,但因为职级相差太大,加上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也没有机会接触。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捉对厮杀,而邓华则跟随林彪在东北战场征战,更没有机会相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当时,邓华是十五兵团司令员,中央命令将邓华的十五兵团番号改为十三兵团去任志愿军,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十五兵团司令员。不久,邓华带上四野实力最强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和华北军区的六十六军共五个军进入朝鲜。就这样,彭德怀和邓华终于有了相识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

  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入朝前,彭德怀原准备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0月24日,彭德怀宣布:“我向毛主席请示了,毛主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把你们十三兵团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志愿军的领导机构。你们几位,也同时改为志愿军的领导。”顿了一下,彭德怀眼望邓华微微一笑:“我已被任命为司令,你就不当司令了,你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彭德怀风趣的话语,使邓华深受感染。自10月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以来,他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个来月的时间,开始慢慢改变了关于彭德怀的某些传闻在脑子里留下的刻板印象。这些日子来的密切接触,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统帅,他的高瞻远瞩,他的当机立断,他的虚怀若谷,使邓华深受感动,特别觉得彭德怀的严肃之中有着使人温暖的亲情,严厉之中包含着诚挚的爱护。这一切都让邓华倍感亲切,为自己能够作为彭德怀的助手而高兴。

  第二次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邓华仍无倦意,他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十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而且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已经多达13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出动两个军,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基于此,他找到彭德怀,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德怀的回答很干脆。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10月11日,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再次向彭德怀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立马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这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邓华这段时期的表现,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

  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这次战役准备出动志愿军13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并有志愿军炮兵、装甲兵支援步兵作战,还计划志愿军空军出动10个航空兵团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求歼灭敌军2个师左右,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通过几次电报往来,彭德怀并没有责备邓华,而是对邓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并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最后,第六次战役事实上被取消。

  期间,有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一直引以为憾。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役,即第五次战役。会场上的气氛活跃,但似乎没有感染到邓华,他处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须贯彻,第五次战役必须打响,可是这次战役怎样打,他还有许多保留。面对会场上沸腾激昂的劲头,邓华感到不踏实,于是不顾大家的劲头,泼起了“冷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是,他还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可惜的是,最后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和敌人可能登陆的情报,没有采用邓华提出的小穿插战法,而是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相持到5月21日,历时一个月。此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虽然歼敌8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也高达8万余人。战后,彭德怀自己承认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为此,他还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相知——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从未骂过邓华,邓华则千方百计保护彭德怀的安全。当邓华准备让贤的时候,彭德怀选择了坚持

  彭德怀对邓华军事才华的欣赏不自觉地演变为对邓华的关心和照顾,邓华也始终敬重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

  进入朝鲜战场后,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刻,彭德怀第一句话总是大声地问身边人:“邓副司令员怎样了?”彭德怀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特别大,一不顺心就骂出来了,志愿军司令部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是邓华是个例外。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后来与邓华的夫人李玉芝说:“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李玉芝听后笑着说:“这就好啊!我还担心邓华那个倔脾气呢!万一要和彭老总吵起嘴来,那叫糟糕呢!”

  邓华对彭德怀也特别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彭德怀为中心,替他分忧解难。为了搞好团结,邓华让彭德怀带来的人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各处担任正职,而让兵团原正职担任副职,有效地保证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团结。入朝作战不久,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的邓华即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代表党委负责彭德怀的安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敌机异常猖獗,志愿军领导机关更是敌机千方百计想要袭击的目标。彭德怀曾经两次在着弹前一两分钟被工作人员拉开,才幸免于难。虽然志愿军党委曾开会讨论过防空的问题,要求领导机关所有人员在警报发出后都要进入防空洞,可是彭德怀却不在乎,敌机临空时他照常工作。邓华、洪学智等急得没办法,只好向中央报告。中央回电指示,彭德怀的安全由党委集体负责。邓华身为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彭德怀)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了解彭德怀的脾气,弄不好他犟起来就更难办了。邓华找到洪学智、韩先楚(志愿军副司令员)等党委成员一起想办法,终于研究出一条“妙计”来。原来彭德怀别无嗜好,只在休息时间喜欢下象棋,有时爱和洪学智杀两盘。洪学智身高力大,平时又爱和彭德怀说两句笑话。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一“艰巨的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洪学智。于是,防空警报一响,洪学智即上前将彭德怀一把拉住,嘴里说着“走,战一盘”,然后拉起就走,其他人跟着一拥而上,硬把彭德怀拥进防空洞。此时的彭德怀便也无可奈何,只有听凭大家摆布。

  彭德怀与邓华的惺惺相惜在邓华让贤的事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期间的一天,邓华在饭桌上停住筷子,瞄了彭德怀一眼说:“总部领导的位子,是不是重新排一下。”“怎么哟,想到这里来了。”彭德怀颇感唐突,“你这个人呀,我早就知道,你胆大心细,能打仗。毛主席、军委选你来朝鲜是对的。来朝鲜后,我们一块共事,我看你干得挺好的嘛。”说完,继续夹菜扒饭,仿佛没有商谈的余地似的。

  “陈赓同志要来,我看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就由他担任好了。我自己则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兵团司令,主要抓第十三兵团,第二副司令则由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担任。”邓华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位子排出来了。

  对于邓华提出的排位子问题,彭德怀也确实斟酌了一番。邓华的主动让贤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愿军的情况,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在志司几个月共事的观察,彭德怀发现邓华是一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办事情抓得起、放得下,是一位肯动脑子、善于思考的难得的将领。因此,彭德怀回绝了邓华的请求,说:“这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尽管彭德怀不同意,邓华还是于1951年5月15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把他向彭德怀说过的志愿军司令部副司令位子安排意见说了,建议军委采纳。

  听说邓华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主动让贤的事后,5月27日,彭德怀亲自执笔拟稿,向毛泽东主席发电,要求邓华留任第一副司令员,电文写道:“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这就是说,邓华第一副司令员的位子不变。三天后,6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彭德怀建议,邓华位子不变。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即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的推荐下,邓华于6月11日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1954年9月5日,彭德怀辞去在志愿军中的职务,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相守——不管是在得意时还是在失意处,他们都紧紧守护住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高唱了一曲人间颂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战场上亲密合作获得的巨大荣耀把他们的事业带上了巅峰。回国后,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先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东北军区代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党的八大中央委员,职务上超过了许多老资格的上将。

  回国后,他们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和密切的往来。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副总参谋长,分工主管作战方面事宜。任命前,彭德怀专门征求过邓华的意见。任命后,彭德怀多次要求邓华赴京就职,还亲自为他一家寻找住房,但他一直未赴任。最后,彭德怀同意邓华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镇守东北。1955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在辽东半岛进行。彭德怀亲率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怀着极大的兴致前往观看,他们或屏息观之,或频频颌首,对演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台湾方面在观察完这场演习后评论说,邓华是“彭德怀正规化建军路线的主要执行人”。1958年11月中旬,邓华与沈阳军区参谋长曾思玉等人来到北京,准备去东南海防前线参观学习。彭德怀听说邓华要到东南沿海参观,便安排邓华代替他到前线去看看。邓华为人很谨慎,说:“那不合适吧?”彭德怀说:“什么不合适,你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去吧。”彭德怀专门安排邓华坐他的伊尔18专机,到福州军区和广州军区代他巡视军事训练和国防工事,直到12月底邓华才结束这次视察,返回北京向彭德怀报告情况。

  如果说此前交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看不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品格的话,那么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非常岁月,则是一个试金石,检验出了两颗伟大的心灵。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客观情况的信件的彭德怀。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匆匆飞往庐山。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怀的那个组,因为邓华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内心讲,他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因为“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他本来都已酝酿好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形势,让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火上浇油:“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邓华听后轻蔑地说:“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有挨骂。”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林彪汇报时给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定了调:“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会后,撤销了邓华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退出军界,并于1960年6月发配到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副省长生涯。

  被打倒后的彭德怀除了对自己的问题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申诉外,还时刻关注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邓华的情况,特别是邓华因替自己仗义执言受到牵连,这让彭德怀感觉非常过意不去。听说他远去成都之后,彭德怀伤感不已,以为两人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1965年10月,毛泽东找到在吴家花园“隐居”赋闲六年之久的彭德怀谈话,让他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11月28日,在前往成都的列车上,彭德怀的心情特别激动,一是自己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另一则是也许能见到分别六年而杳无音信的老战友邓华了。

  一天,彭德怀到省委总府街招待所理发,认识了曾参加过志愿军的理发员贾月泉,从他那里得知邓华住在童子街29号,距自己住的地方步行20分钟、坐汽车5分钟的路程后,心情特别激动。彭德怀立刻叫人买来一张成都地图,戴上老花眼镜,在上面寻找邓华家所在的童子街的位置。很快,彭德怀便找到了童子街29号。他取下老花镜,兴奋地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天一黑,我们就立刻行动!”

  谁知天刚黑下来,天空却下起了蒙蒙细雨。景希珍见天气有些寒冷,路面又滑,担心彭德怀的身体,就问:“彭总,还去不去?”彭德怀如同战场上指挥战斗一样,将手一挥:“走,定了的事,就是下刀子也不能改!”为了防止路人认出彭德怀,牵连这两个被错误罢了官的功臣,景希珍只好让彭德怀戴上大口罩,经过大约半个小时后,冒雨来到白天早已侦察好的邓华家的那个小院子里。

  彭德怀站在细雨中,抬头朝那座小楼看去,只见蒙蒙雨幕中,小楼里的电灯亮了,一个身影在屋子里走动着。彭德怀兴奋地说:“就是他,就是他,邓华,那背影一看就是邓华!”彭德怀这位硬汉子,这位在血与火面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铁骨男儿,一下子热泪盈眶。可是,当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不觉又停了下来。景希珍不解地问:“彭总,怎么不进去呀?”彭德怀此时此刻是多么想敲响老战友的房门,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老战友的手啊!然而,他却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用牙齿咬住宽厚的嘴唇。在细雨蒙蒙的这个夜晚,庐山会议的情景也许又浮现在眼前,前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是一个铮铮的硬汉子,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宁愿被无情的烈火烧成灰烬,也决不会再去连累邓华。彭德怀轻声地说:“不了,我们不进去了。”说到这里,一串泪珠从彭德怀眼眶里涌了出来,与脸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彭德怀久久地伫立在雨幕中,看着小楼的灯光下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这一老一少,在邓华家的窗户下,在漫天的雨幕中,站立了许久,直到邓华关灯休息了,还久久不舍离开。直到彭德怀离开成都,邓华都不知道,自己思念已久、咫尺天涯的老首长曾经到过他家的窗户底下,对着他的背影泪流满面。

  尽管邓华不知道彭德怀来看过他,但是他却为彭德怀被抓走感到愤怒。1966年12月28日傍晚,邓华的秘书和司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告诉说彭德怀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走了,现扣押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邓华听了心情特别难过,愤怒地说:“真是无法无天了!堂堂的元帅、政治局委员就是这样被抓走,岂有此理!”

  自此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而逝;一个在成都如履薄冰,时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再也没听到对方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彭德怀临终前还留下遗言让家人把邓华送给他的金质烟盒物归原主。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后,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在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华也像当年彭德怀站在他家的窗户底下一样,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只是彭德怀也像当年邓华一样一无所知了。在邓华弥留之际,唯一留在他床头的东西,便是彭德怀重新送还给他的金质烟盒。

邓华:掩护中央过湘江
张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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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邓华等率一师二团,参加了冲破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的战斗,出色地执行了掩护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西进的任务。

  在惨烈的湘江之战中,邓华曾陷入空前的绝境之中。1934年12月1日,红军经过奋勇拼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终于突破了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午后,师部传来军团电令:部队节节抗击,向西转进。当时,在前面开路的刘瑞龙团长已经率部队突过了封锁线;指挥断后的邓华,却遇上从后面和左右方向三面敌军的进逼,他所率领的三营(实际上只剩下200来人,一个多连的兵力)已经冲进到前方山包后面了,而邓华,还有一位参谋、一位警卫员,却被左右两方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卡住了。前面收割后的稻田被子弹打得片片飞扬;后面的枪声也一阵紧似一阵。三人匍匐在一条田坎边,进也不得,退也不得。

  狭路相逢勇者胜。“冲过去!”邓华向参谋和警卫员发出命令。

  他随即纵身猫腰跑起,冒着前后左右穿梭的子弹,飞步跨过山丘田块,翻身滚到田坎下,他回望刚才起跑处,不见参谋和警卫员跟进。“冲呀!”他再一次发出了命令。仍然不见他俩起步,也没有听到回话或任何回应的示意。这时,前面山包处响起了三营同志接应他们的密集机枪声,邓华一个健步,飞奔到山包边,终于脱险了。而跟随他多年的参谋和警卫员却再也没有回来。

  邓华脱险来到团部,同团长刘瑞龙等人汇合。然后下去看望部队。那情景,比在战场上惨烈的厮杀还要使人肝胆碎裂。如今,朝夕相处的战友再也回不来了,亲如手足的伙伴葬身在血泊里了,好端端的一个团由湘江之战前的17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八九百人!许多干部战士在抱头痛哭,炊事班做好的香喷喷的饭菜,搁在那里原封未动,竟然没有一个人吃。

  这哪里还像个部队!邓华自语道。

  他立时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着战士们,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确实痛心啊!”他的嘴微向左下方抖动,熟知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激动时候特有的表情。但是,他没有眼泪,他立在那里,腰板铁硬,尖棱的古铜色的面庞向着大家,凹陷的两眼喷射着严峻的光束。

  “但是,”他抬高了嗓音,“我们全团指战员都是铁打的好汉,都是英雄!我们顺利完成了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

  他从被硝烟染黑的口袋里拿出一份电令:“这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今天凌晨3点半发来的电报,电报说,‘一日战斗……胜负关系全局……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告诉同志们,中央首长所在的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已于今日全部渡过湘江,红军大部队都渡过了湘江。同志们流血牺牲,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已经胜利开辟了西进的道路。”邓华顿了一瞬,两眼扫视全场,“同志们,吃饱饭,鼓足劲,迈开你的双腿,让我们西进去同兄弟的红二、六军团汇合吧!”

  他示意随行参谋给他拿来一个搪瓷碗,舀了一碗饭,顺手折了两根树枝当筷子,便大口大口地吃饭了。像闪电一般,在这个坡地里的数百名红军指战员,立即跟着行动,那一桶又一桶的饭菜,随之底朝天了。半个小时后,嘹亮的军号声响了。

  刚刚经过惨烈战斗的红二团,又踏着威严的步伐前进了……

  差不多20年后,邓华指挥百万大军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时候,一日,与战友聊天,当这位同志谈到自己几次遇险,大难不死堪称福将时,邓华说:“我也是多次大难不死,也可以称为一员福将”。然而,他的话锋一转:“每当我想起千千万万牺牲了的战友,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战士,肩上像压着沉重的担子一样,没有他们我这个福将是福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