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优秀指挥员――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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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向应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优秀指挥员。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泽东赞颂他“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朱德称他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

  关向应,1902年生,辽宁金县人,满族。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1928年7月在共青团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书记。1930年初调中央军委和长江局工作。

  1931年冬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红3军政治委员、红2军团副政治委员、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创建黔东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1月,同贺龙、任弼时等指挥红2、6军团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作了坚决斗争。后任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与贺龙率120师主力开赴冀中,任冀中区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参与指挥齐会、陈庄等战斗,巩固了冀中根据地。1940年11月起任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环境,关向应积劳成疾,1941年秋到延安休养,仍十分关心党的工作和部队建设。1946年7月21日在延安病逝。
人物春秋·关向应
毛泽东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集会参加关向应同志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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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向应(1902~1946) 原名关治祥,曾用名关致祥、郑勤、李仕真,化名仲冰、小关、西一。满族。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人。中共党员。曾先后任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一二O师政委等职。

  1922年3月,关向应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毕业,被分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日营)当职员,因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辞职回家。同年夏,经朋友介绍到《泰东日报》庶务部当职员。1923年,有朋友在铁岭办报,他被介绍到《铁岭公报》学印刷。1924年2月,党中央派共产党员李震瀛到大连从事革命活动。李经常与关交谈,并把革命书刊《新青年》《向导》《苏维埃劳工政策》《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等给关向应阅读。同年4月,由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举为小组组长。从此,关向应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帮助李震瀛办《民国日报》,整顿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并组织印刷界职工成立了大连印刷职工联合会,还陪同李震瀛深入到工学会的夜校宣传革命道理等,他工作积极努力,深得李震瀛的赏识。1924年5月中旬,关向应随李震瀛到中央所在地上海,边在上海大学读书,边在闸北市民协会即国民党第一区党部从事秘密工作。同年12月,党组织派关向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回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同年6月,在上海沪东区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8月,被派往济南,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济南地方委员会负责人。同年11月调青岛后,任共青团地委书记。 1926年初调回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武汉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斗争,下半年被派往河南,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28年初,关向应被调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长。6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1930年3月,关向应出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同年冬,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调到上海工作,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经受敌人酷刑折磨,1931年夏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1932年1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西分局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职务。他与贺龙一道,抵制“左”倾错误的干扰,为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作了许多工作。1934年7月,关向应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挥下,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开始了突围长征。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二、六军团合并为红二方面军,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他同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一道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不懈斗争,终于取得了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久,中央任命关向应为红二方面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关向应任八路军一二O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委。9月间,同贺龙一道率军东渡黄河,在晋西北开展抗日斗争。随后又挺进冀中,同彭真、聂荣臻一起创建了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年2月,关向应与贺龙率部回师晋绥,平息了顽军叛乱,挽救了晋西北的危局,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

  关向应由于长期征战南北,奔波沙场,积劳成疾,不得不于1941年秋回延安治疗休养。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因医治无效,于1946年7月21日不幸与世长辞。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悲痛中为关向应写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关向应在长征中
穆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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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征中,关向应非常重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和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长征开始前,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有针对性地对干部、战士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长征途中每当地区的变换、敌情的变化或遇到艰难险阻,他总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向干部战士讲述全国的政治形式,讲党和红军的光荣使命,讲革命征途上有利条件和困难,用部队中英雄模范和革命先烈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增强战胜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

  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迪沙前进,准备到中甸作短期休整,扩大红军和补充物资再继续北上。

  从金沙江畔到中甸必经的玉龙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耸入云,人迹罕至,是积雪不化的万年雪山。部队渡过金沙江,就被玉龙雪山支脉哈巴雪山挡住了去路。抬头望去,一片银白。虽然已是5月,每到下午,山上还是狂风四起,大雪纷飞,严寒刺骨。红军通过这座险恶的大山,需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付出巨大的牺牲。关向应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出发前后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千方百计,要做到不落下一个人,不丢掉一匹马。队伍来到山前,贺龙率前卫四师走在最前面,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艰难地朝上攀登。刚走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大作,迎面扑来,雪花跟着飘洒下来,哈巴雪山顷刻笼罩在昏暗之中,一会儿下起了冷雨,又忽然转变成鹅毛大雪。积雪很快结成了冰,溜滑难走,奇寒难耐,呼吸困难。有的战士被锋利的冰壳划破了腿,雪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快到山顶的时候,又一阵狂风怒吼,鹅毛大雪纷飞,一时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昏暗。有的战士看不清路,一脚踩空,滚下山坡。贺龙高喊道:"同志们,打开背包,把被子披起来!"又说:"同志们放油,不要停下来,危险!"他的关切,给大家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忘掉了寒冷,忘掉了疲劳,勇敢攀登,奔向顶峰。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边,不停地鼓励大家振奋精神,勇往直前,使队伍信心百倍地翻过了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

  5月1日,红二、六军团主力抵达中甸。中甸在版图虽然划在云南省,实际归西藏噶夏政府管理。部队到了这里,发现原来寄予很大希望的中甸,是一个只有几百户藏民,海拔四千米的荒僻山城,根本无法在此休整补充,部队准备稍作逗留休息继续前进。红军在此停留时间,召开了全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以及关于在西北创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指示。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提出二、六军团当前的任务。为了顺利通过这一带藏族聚居地区,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对部队及时进行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教育,要求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贺龙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主席名义发布文告,说明红军是为扶助藏族人民解除痛苦,为藏族人民谋利益而来,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号召广大藏族同胞和喇嘛僧侣"各安居乐业,毋得惊惶逃散",并希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等等。

  当时关向应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依然勤勤恳恳,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部队由此进入藏民聚集地区,藏民吃的酥油糍粑很多战士吃不惯,他首先学会吃,并且告诉大家:"如果不学会吃酥油糍粑,雪山草地走不出去,会要命的。"

  红二、六军团在中甸地区前后逗留了几天,于5月5日继续前进,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二、六军团分作两个纵队先后由中甸出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率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今巴塘)、白玉;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今乡城)、稻城、理化(今理塘)、瞻化(今新龙),同时向甘孜前进。

  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到中甸,总共走了146天,8100多里路。在这一百四十多天里,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红军边走边打,经常处在紧张的战斗形势中。从中甸到甘孜,还有漫漫的长途,皑皑的雪山。一路上,二军团要翻两座海拔4000米和两座海拔5000米的雪山--海拔4500米以上是万年雪山。沿途峪谷纵列,雪山重迭,地势雄险。单是那怪戾的气候,就足能把一个部队拖垮。

  关向应从长征开始,一直随五师或六师行动。五师、六师是后卫,担任阻击敌人的任务。据颜金生回忆:部队从中甸往甘孜前进时,位于左翼的二军团,沿着金沙江北上。经过连续的长途行军,在中甸等到的一点点粮食全吃光了。在渺无人烟的山沟里是无法找到粮食的,大家把希望寄托到前面的得荣县城。关向应随着五师走到这座县城一看:东面是索美河,西边是高耸入云的大山,中间一块小平地上,有几间破旧的房子。人们指着路旁那间快要倒塌的房于说:"你看,这就是县大爷住的房子。"在这里,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一缕炊烟,哪里去筹粮食呢?黄昏,指战员都只"喝了一碗清水一样的糊糊。"临睡前传来上级指示:"明天去喇嘛寺筹粮。"

  第二天,关向应和五师的领导干部亲自带着师总务处的同志前往喇中夺去筹粮。中午,部队在路边休息时,关向应一行走过来了。人们看到,他比以前更瘦了,小黑胡子也更长了,但精力还是那样充沛。原来他们没有找到喇嘛寺,关政委和师首长正在为这事着急。按说去打探道路的人也该回来了,不知怎的连个影儿也不见。有的战士饿急了,就在山地里找点野菜,放在火上烧着吃,或者在山上打野兔,有的躺在山坡上呼呼大睡。关政委和师首长看到这情形,更加焦急不安,来回踱着步子。

  三四个钟头过去了,侦察员用马驮来一个喇嘛。关政委急忙迎上前来,把喇嘛扶下马。那喇嘛一脸恐惧,身上还有点发抖,闭着眼睛,头都不敢抬。关政委坐在他跟前,用十分和蔼的口气通过翻译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我们路过这里断了粮,听说这附近有喇嘛寺,想去借点粮,但是找不到路,请你给我们指点一下。"关政委足足解释了半个多钟头,那喇嘛才微微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看了看,好一会才有了笑容。大概他也逐渐看出,红军不是那种杀人放火、欺侮藏民的土匪,就对关向应等人说:"你们走错路了,这大山是翻不过去的,必须返回得荣,再顺大路向西南走,绕过大山再往北就到了。"

  关政委谢过喇嘛,命令部队后卫变前卫迅速下山,返回得荣取道向喇嘛寺前进。下山前,关政委又把到各师帮助工作的同志找来,交代了三件事;各单位把现有的粮食集中起来,明天一早一定叫部队吃顿饱饭;行军中加强收容工作,保证全部人员到达目的地;最后,到喇嘛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单位要有组织地去筹粮,筹完粮一定要登记留借条。关政委还特别嘱咐我们:粮食要统一上缴,因军直和后卫部队也正在饿肚子。讲完这些话,他非常关心地扫视大家一下,亲切地说;"同志们,我知道大家这些天都很辛苦,有些小鬼快变成老头子了。但是,同志们,在我们队伍面前没有走不通的路!要走,一定要和中央红军会师。越往前困难越多,要懂得干部能吃苦,就会使战士少吃一些苦!多为部队服务,这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光荣。困难当头,要身先士卒。"

  部队下山了,关政委亲自扶喇嘛上马,并告诉他明天去喇嘛寺请他带路。喇嘛已经不怕红军了,他连声允诺:"行!行!行!"第二天,由喇嘛带路来到喇嘛寺。一大片金碧辉煌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大殿、小殿、高塔、低房足有几百间。可是,寺内空旷,静无一人,原来喇嘛听了反动宣传都跑了。红军所需要的东西--大米、白面、青稞、糍粑,样样都有,但是没有主人。向谁去征集呢?这使红军有些为难。后来关政委把许多银元和一封致谢信,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并且再三道歉:"寺院里没有人,只好请你替我们向主人道歉了。"随后,红军又把一份粮食清单交给当向导的喇嘛。关政委拉着喇嘛的手告别:"谢 谢你喽!如果我们给的钱不够,还可以拿着我们的信向后续部队要。"

  关向应就是这样一路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个指战员。他有一匹战马,却经常让给受伤或生病的战士骑,自己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给战士讲革命故事,鼓励战士前进。有一天,两个战士搀扶着一个受伤的战士,行动十分吃力。关向应看到,立即跳下马,关切地询问那个战士的病情,亲自扶病号骑到他的马上。身边的同志看着他那瘦削的身体,纷纷要求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他坚决不同意。同志们说:"首长身体不好,步行把身体累坏了怎么办?"他风趣地说:"部队都累垮了,我还给谁当首长呢?"反转过身来问身边的一个战士:"你是怎么参军的?"战士回答说:"我是自愿参军的。"他又问:"那么,国民党的兵呢?"战士们回答说:"都是抓去的。"他笑了笑,对大家说:"我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官兵互相帮助,彼此团结,这是我军的性质所决定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以后当了干部,可千万要注意爱护战士阿!"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步行了3天。在登山的途中,关向应走在队伍的后面,关切地注视着每一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三十多个因饥饿、寒冷和过度疲劳掉队的战士,他们蹲在雪窝里,冻得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浑身直打哆嗦。一问,原来是前卫部队和指挥部直属机关的同志。关向应立即命令跟随他的战士:"扶他们上马!"一边说一边和战士们把8个战士扶上了马,回头对其他人说:"在这里等一下,我们送这几个同志过山后,再回来接你们。"说罢,便牵着马护送8位同志过山。翻过雪山,天色将晚,看着他异常疲劳的神态,大家劝他在山下休息,由别人去接其余的同志,他坚持要去。有的人身体过于虚弱,在马上坐不住,他就一直扶着他们。这一天,关向应同其他同志一共翻越了4决山,把掉队的人员全部接过山来。

  部队进入草地,关向应仍经常跟随后卫部队行进。从甘孜出发后,敌人不再追击了,饥饿却常常严重威胁着部队,饥饿、缺氧,加上时雨时雪的恶劣气候,许多战士病倒了,牺牲了。六师翻过麻尔柯山时,下了一整夜雨雪,第二天到绒玉清点人数时,发现有一百四十多人牺牲了。二方面军在地旷人稀的康藏高原已经行军作战了两个月,沿途筹集到数量不多的青稞已消耗殆尽。这次行动以前,只筹集到几天的粮食,进入草地很快出现了粮荒。开始可以采集野菜充饥,关向应就告诉大家野菜的种类和吃的方法。后来野莱都被先头部队采集光了,后卫部队连野菜也找不到。在断粮的日子里,关向应穿着一件破烂的灰军衣,背着一条空荡荡的干粮袋,和战士一起边走边谈,鼓励他们战胜困难。部队宿营了,他却忙于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有时总指挥部给他一袋挂面,他一回到师部,就把挂面分给大家吃。他一个人几天的干粮,往往一下子就分吃光了。以后的日子,他和战士们一样,也靠野菜充饥。他见有些新战士鞋子坏了,赤脚走路,就召集于部开会,说:"骑兵靠马,步兵靠脚。"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打草鞋。

  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关向应总是这样以身作则,和战士甘苦与共,真正做到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一路上,他继续把马让给病弱的战上骑,自己依旧跟战士一块步行。他说;"这些同志都是忠实于革命的,只要他们还能走一步,就要拖他们走。"他要求部队各级领导机关加强收容工作,务必保证全体指战员都能顺利地走出草地。他很爱抽烟,刚进草地时,还有纸烟抽,慢慢地纸烟抽完了,他就抽草烟和兰花。以后连草烟和兰花也弄不到了,他就把砖茶揉成碎末,用纸卷起来抽。部队的帐篷很少,常在狂风暴雨中露宿,幸而找到一块干燥的高地野营,大家只能背靠着背,挤在一堆以御风寒。关向应原来也没有帐篷,从湘鄂西起,只有一条旧军毯。到甘孜后,四方面军送给他一顶帐篷。这顶帐篷,他从来没有独自一个人住过。一到宿营或休息时,他总是把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和一些生病的战士统统叫进去,小小的帐篷挤得满满的。"以挤满为原则",往往挤得伸不开腿,翻不了身。

  贺龙和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贺龙看到大批干部战士在草地上凄然死去,心如刀割。他曾命令各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不能丢掉伤病员!我们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抢救阶级弟兄。为使部队度过难关,他也和大家一起挖野菜,掘草根。他把自己的炒面分给这个一茶缸,支援那个一小碗。他还号召大家到河沟、水塘里抓鱼,抓青蛙,抓草地上的蚂蚱。沿路凡是遇到河沟水塘,他都要带头去钓鱼。他是早已出了名的钓鱼能手,钓了鱼,总是和大家一起共享。有一天,他到河沟里钓了半口袋鱼,回到宿营地,就把装鱼的口袋交给司务长,叫他:"全都煮了,让大家在草地上吃一个'饱顿'吧!"司务长烧了满满一大锅鲜鱼野菜汤,贺龙亲自掌勺为大家分鱼汤,从副政委关向应到通讯员、警卫员、炊事员,每人都分了一菜缸后,贺龙才给自己舀上。

  经过雪山草地上的艰苦磨难,关向应和贺龙的身体都受到严重损伤。他们之间经常彼此关心、相互照顾。关向应见贺龙身体十分虚弱,非常着急,曾跑到前卫部队四师十二团,对团长黄新廷、政委杨秀山说:"赶快想办法给贺老总找酥油,他已经瘦得不行了,最近皮带又紧了两格。"贺龙对关向应很关心。他知道,他的两个政委--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副政委关向应身体都不好,任弼时的健康状况尤其差。长征前夕调到贺龙身边当勤务员的陈文科说:"在行军途中,总指挥常常停下来问我们:'看看,任政委到了吧?关副政委和甘主任怎么样?'总指挥还常常停下来,亲自去看。尤其是对待任弼时政委,常常问,反复看。总指挥对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和尊重。当时,任弼时同志身患肺病,面黄肌瘦的……"因此,一路上贺龙格外关心任弼时的生活和身体。他对关向应副政委、政治部甘泗淇主任也同样热情照顾。他几次对陈文科说:"我是个大老姐,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什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嘛,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他常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向应同志身材不算高,一遇到上坡或者攀崖,贺总指挥总是大步上前,然后回过身来,伸手拉关副政委一把。有时,还笑着说:"伙计呀,上!加油哇!"

  有几天,部队全部断粮,前面仍然是茫茫草地,到哪里去找粮?周围的野菜也被挖光了,关向应和战士一样,一天只能喝几口野菜汤。他看着战士的睑,一个个青里透黄,有的人脸上开始浮肿。他走到剧团训练班的驻地,这里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耐不住饥饿,有人饿得哭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关向应的心里像火烧一样。一定要想办法弄吃的来!他一面派人出去寻找羊只,一面安慰孩子们,抚摸着他们的头,温和地说:"哭是没有用的,要坚强些,饿肚子的同志多着哩,大家都哭怎么办呢?"他又说:"我们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派出去寻找羊只的同志,明天一早就会回来的。给养不够,我们一定设法调剂、补充。"听了关向应这一番话,孩子们都破涕为笑了。以后,在行军中一遇到困难或者再听到有人哭泣,这些红小鬼就学着关向应的口气,慢条斯里地说:"哭有什么用呢!慢慢想办法,会有希望的。"从剧团回到驻地,他就把干部召集起来,进行政治动员。他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无坚不摧的,是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的!蒋介石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被我们一次一次地粉碎了,眼前的这点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现在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我们也一定能够到达陕北,走到毛主席身边!"关向应消瘦的身影挺立在月光下,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草地上空回荡,激励红军战士战胜困难。

关向应在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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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向应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卓越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在济南留下过光辉战斗的足迹,为济南党史增添了新的光彩!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曾用名李仕真、郑勤。1902年9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屯一个满族农民家庭。自幼上学,1922年毕业于大连伏见台公学商科学校,在大连《泰东日报》社工作。1923年秋在铁岭创办《铁岭日报》,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终身为革命奋斗的战斗生涯。同年5月,关向应离开大连到上海。在上海他一面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一面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同时筹划赴苏事宜。1924年底,关向应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部委工作。

  1925年9月,团中央派关向应以特派员的身份由上海到济南,任团济南地委书记。他和团地委其他委员经常分赴各地,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很快在律浦路大槐树机厂、鲁丰纱厂、齐鲁大学、济南一师、济南一中、济南女师、济南工专、济南农专、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等大工厂和大中学校恢复和建立了团的组织。同时,使益都四师、曲阜二师、潍县广文中学、潍县乐道院也都成了团组织活动的中心,还广泛建立了“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教育团结了广大青年群众。

  同年11月,中共山东地执委遭敌破坏,邓恩铭等6人被捕(不久,邓恩铭“保外就医”出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即改为山东临时地方执行委员会。不久,中央派张昆弟到山东,恢复了山东地委,张昆弟任书记,委员有李耘生、关向应、王兰英、延伯真和宋伯行等。

  11月23日,关向应由济南到青岛工作,化名郑勤,重新组建团青岛地委,关向应任书记。他住在青岛市北京路,以青岛育英小学等地为基点,联络群众,发展团员,开展党团工作,他亲自到工厂、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和青年交朋友。他通过山东早期的共产党员鲁伯峻,结识了胶澳中学的学生鲁广益。在关向应的启发、帮助下,鲁广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共青团,井成为团的干部。

  经过关向应等人的积极工作,青岛团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团员由21人发展到64人,分设8个团支部。

  为了开展党团工作,关向应奔波于青岛、济南之间。1926年1月,关向应利用寒假的机会,找到了中共齐鲁大学支部书记张同俊,和他一同到潍县视察工作,住在潍县乐道院电机房工人、共产党员牟光仪处。次日,张同俊陪同关向应到庄家村会见早期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庄龙甲。两人一见如故,进行了长时间交谈。而后,庄龙甲带领关向应首先到潍县文华中学,听取团支部书记王仰曾的工作汇报,又在乐道院召集文华中学和文美女中等校的十几名青年学生开会,关向应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和目前形势,鼓励他们阅读进步书刊,走革命道路。在这里,他曾多次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还到二十里堡等地考察农村党支部的情况,到茂子庄视察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团组织和农民协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1926年2月2日,青岛党团组织遭到部分破坏,关向应临危不惧、沉着应变,在群众的掩护下,巧妙地同敌人周旋。3月7日,关向应参加中共山东地委在济南召开的关于农民问题讨论会。他与济南、青州、广饶、齐河、潍县、禹城、淄川等10余处的代表交流农民运动的经验,学习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检查和研究了同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决定训练教育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关向应返回青岛后,帮助国民党市党部召开了关于研究农民问题的会议。提交会议通过的工作方针及决议案,也是由他亲自审定的。

  1926年6月,团中央调关向应回上海,担任沪西地委书记。7月,山东各地团的组织迅速发展,经团中央批准,成立了团山东区委,林礼周任书记。10月,关向应受团中央之命,又从上海调到济南,接任团山东区委书记的职务。数日后,在千佛山东边的大佛寺,由关向应主持召开了团山东区委临时会议,研究部署了团的工作。

  关向应来济后,隐蔽在济南西关制锦市鲁佛民律师事务所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经常化装到济南铁路大厂。鲁丰纱厂和大中学校去,进行革命工作,有时彻夜不眠,累得面容消瘦,眼睛布满血丝。

  一天,关向应在四里山半山坡召开团的会议。会议开始前,他热情地握住进步青年刘君雅的手,温和地说;“据我了解,你在青岛胶澳中学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很好,你拥护共产党,要求参加革命活动,愿意加入共青团。丁理育同志愿意作你的介绍人。今天正式吸收你为共青团员,以后我们是同志,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为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全中国共同奋斗!”

  会议开始,大家低声唱起《国际歌》。随后,关向应以坚定的语调、仪态从容他说:“自从国共合作以来,已有两年多的时间,革命队伍壮大了。这是在共产党影响下,实行“三大政策”的结果。但是就山东来说,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张宗昌,把山东变成反革命营垒,阻碍革命力量的发展。”接着,又鼓励大家说:“济南是全国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的发祥地,济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济南有许多工厂,工人力量比较雄厚,这是革命的基础。我们党、团员要认清形势,努力工作,为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英勇奋斗!”各校团的负责人在汇报情况之后,关向应一一交待任务。最后,他耐心地对刘君雅说:“正谊中学里只有个别党团员,还没有形成组织,你回去要积极发展团员,建立组织,由你担任团支部书记。”

  会后,关向应和刘君雅一齐下山,井向他介绍了地下交通站的情况和联络方法等。

  数日后,关向应又到正谊中学去找刘君雅,并给他带去了两瓶密写药水,还详细交待了使用方法。不久,刘君雅按照关向应的指示,在正谊中学建立了团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他努力工作,主动团结进步同学,逐步吸收了张连城、杜汝廷、丁观海等十几名同学加入了共青团。

  后来,关向应帮助正谊中学团支部创办了地下刊物——《传观报》,每月出一期,内容除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刊登对社会、学校重大事件的评论。《传观报》上的重要内容常常由关向应审定。复写的《传观报》由团员带在身上,趁机塞到其他同学的书包或书桌里,有的散发在宿舍、饭馆、商店里,先后发行了10多期。

  同年冬的一个晚上,关向应在济南铁路机务段工人宿舍,向围在火炉旁的中青年工人报告形势:如今黑暗的旧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工人、农民是这运动的主力。北伐军之所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攻占长沙,击败北洋军阀,主要是工人、农民的支援。目前,分三路北伐的革命军,已经控制长江的中游,形势发展很快。这是中国人民值得欢欣鼓舞的大好事!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害怕工农群众起来,害怕中国革命这样迅猛地发展,必定要破坏中国革命,窃夺革命成果。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工农就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说到这里,他语气变得特别深沉。他缓了一口气继续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运动,像目前这样蓬勃地发展下去,前景是乐观的。但是,我们要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我们应该积极工作,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时刻想到只有“自己救自己”才能团结战斗。对国民党右派所代表的反动势力,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必须头脑清醒,有充分的认识。

  这番话,给人以鼓舞和启迪,提高了人们的认识,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教人们辨明方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散会时,不少工人特意走过去和关向应紧紧握手,表达对他的敬重和谢枕。

  关向应每周主持召开一次各校团支部负责人会议,主要内容是汇报各校的情况,分析革命形势,讨论组织发展,研究斗争策略。一次,他们开会重点讨论如何对付军阀张宗昌逮捕山东大学进步学生张裕民、镇压学生运动一事。出席会议的同志义愤填膺,一致要求发动抗议示威。可关向应的态度却始终很冷静,他耐心而又沉着地提醒大家,当前革命的重要问题,是迅速发展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不要过早暴露自己,使组织受到损失,并掌握国民党的动态,配合北伐,迎接胜利,万万不能因小失大。最后他还特别指出:“这样就是对张宗昌逮捕学生最有力的反击。”

  当北伐军攻克武汉以后,以关向应为首的团山东区委配合中共山东地委,动员全省数百名团员、青年先后去广州或武汉投考了军校,参加了北伐。

  关向应在济南工作期间颇多建树,成为这一时期济南、山东团组织的中流砥柱。他以高尚的情操,卓越的才识,炽热的革命激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济南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7年2月,关向应离开了济南到上海,不久即奉命从上海去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工作,1928年6月,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回国,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中共中央军委和长江局工作。1932年初,他受中央派遣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委员。1934年10月,三军和第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第二军团番号,他任副政治委员,与贺龙。任弼时一起领导二·六军团,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1935年1l月,参与指挥二·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开始长征。次年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积极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1月22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同年12月,他任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一二0师政治委员,与贺龙师长率部挺进晋绥敌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他与贺龙率师主力开赴冀中,进一步巩固了冀中革命根据地。1940年2月,他返回晋西北。历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职,对巩固和发展晋缓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关向应一生勤俭朴素,刻苦自勉,在长期恶劣的环境中,为革命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21日在延安病逝,终年44岁。7月23日,延安各界5000多人在东关外飞机场墓地隆重举行安葬仪式,中央领导同志给予关向应同志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挽词中写道:“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同志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己。以至关向应同志千古!” 

贺龙与关向应在晋西北前线。  

  贺龙与关向应,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两人友谊非同寻常,用当时的话讲,叫做:好得穿一套衣服,亲得像一个人。不幸的是,关向应患了肺结核。那年月,那环境,肺结核算得上是绝症。  

  一天,贺龙的妻子薛明去看望关向应,关向应微笑着说道:“我们共事十多年了,我对贺龙佩服,我就希望他有个孩子。我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没事情,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薛明心里非常感动,但看到他重病的模样,说:“关政委,你好好休息,这事以后再说。”关向应干咳一阵,深深喘口气,坚持说下去:“贺龙的孩子应该是学字辈,叫学什么呢﹖我们俩都特别欣赏一个人。”“谁﹖”薛明连忙问道。“我们都喜欢岳飞。岳飞字鹏举,叫学飞不好,叫学举也不好。名字么,有名有字。把岳飞的名和字各取一字,我看就叫鹏飞吧,好不好﹖”薛明想,这名字确实不错,可是……她又说道:“关政委,您是有学问的人,当然起的名字好,只是这事还早。”“不早。”关向应擦去额上的虚汗,胸脯微微起伏,“你愿意就是这个名字吧,我不定哪天就会死呢……
1944年9月28日,大雨倾盆。薛明同志要分娩了,她说道:“又是下雨。”在贺龙的家乡,迷信的老人们都说贺龙是条水龙,晴天不打仗,一下雨就打,一打准赢。岁数再大些的老人作证:贺龙是跟雨一块来到人世间的。如今,贺龙的后代要出世了,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难怪薛明要喃喃一声“又是下雨”。隔了一会儿,听到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这个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同志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第二天,贺龙才骑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道:“来,咱们给孩子洗澡吧”“白天先不要洗了,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不,就现在洗。”贺龙喜得手脚不知放哪里好,“让儿子早得水。”

  一会儿,贺炳炎将军闯进来,兴高采烈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薛明接道:“关政委说叫鹏飞好。”“嗨,叫什么鹏飞呀。我的儿子是雨天打雷生的,就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叫,应该叫雨生吧”随贺炳炎将军一道赶来祝贺的军人们便七嘴八舌地参谋起来,“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小名叫贺小龙。  

  贺龙的儿子叫贺雨生也罢,叫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听说贺龙得子的消息后,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关向应因为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党中央特别决定供应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上,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禁,他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取的名……”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思念的“鹏飞”,便永远成了贺龙之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