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高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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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高君宇,山西静乐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接触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生,在北大崭露头角,成为学生领袖。1919年参加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罢课,发表革命文章。1920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1920年冬,高君宇加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在北京大学被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1年3月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之后回到山西,于1921年5月发起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7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编辑,并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1923年10月任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1924年夏回山西筹建共产党组织。1924年下半年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24年底陪同孙中山北上,协助进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5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时年29岁。

高君宇:我愿生如闪电 死如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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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自题诗

  [高君宇简介]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1912年考入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士登瀛州”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研读。

  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锷等人护国反袁斗争。翌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学习。

  在当时进步思想的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

  1919年10月,高君宇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骨干和领导,同邓中夏一起在城市、农村讲演,宣传进步。1920年3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指导、有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高君宇也是重要对象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高君宇于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担任党报《向导》的编辑。翌年在党的“三大”上担任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1924年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广州商团叛乱时,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他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1924年10月,他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同年3月,高君宇因猝发急性阑尾炎割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29岁。

  [高君宇与陶然亭公园]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青年女作家,著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他们在同乡会上相识,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

  石评梅虽然也爱对方,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高君宇患病动手术后于第二天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青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

  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

  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

  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

  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

  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 《墓畔哀歌》

  解放初期,周恩来曾经到高君宇、石评梅的墓碑前凭吊过,表示了对亡魂的怀念。1956年6月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便讲到这一对墓碑,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革命是不朽的,青春也是不朽的。让宝剑和青春永远闪光吧,让世世代代的少男少女们,在漫游陶然亭时,在这一对恋人的墓碑前留步沉思吧。

陶然化蝶--高君宇·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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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 


  1924年5月1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所发生爆炸,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5月21日,一伙军警冲入了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的腊库胡同16号,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骨干成员——张国焘和高君宇的秘密居住地。

  高君宇的义子高丕存回忆道:“当时我父亲他好像正好是在那个厢房,靠近门口厨房的这个房间里面住,张国焘他们一个在上房,还有一个在东厢房住,所以几个军警一进院,我父亲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当时看见是情况非常紧急,已经来不及通知上房的几位去,最后就很快地趁军警不注意他就溜到厨房去以后,就自己把脸上抹了一点灰之类的,换了一下厨子的衣服,提了一个菜篮,然后出去了。”

  这个从军警眼皮底下溜走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的重要领导人——高君宇。张国焘等人的被捕,使北京城的气氛骤然紧张。此时的高君宇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准备回山西建立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北京女高师附属中学的教师,石评梅。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石评梅正坐在寓所里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写信。石评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后来改名评梅。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评梅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

  1919年秋,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过后不久,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不久,在北京校园和文学界,石评梅已是小有名气,更有“京城才女”的美誉。

  高君宇的突然出现令石评梅颇感意外,她意识到高君宇正身处危险之中。这不禁让她想起了三年前与高君宇初次相识的情景。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石评梅和朋友走了过来,他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这个演讲的年青人就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娄烦县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高君宇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以及《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详加研读。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20岁的高君宇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是中国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流派的汇聚地。 平常,除了校刊每天出版以外,宿舍楼和校园的墙壁上,随时都会出现新的海报和布告。甚至有人在厕所里也开辟了“厕刊”,互相辩论。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举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5月4号,北京各大高校学生3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所,痛打了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代表章宗祥,高君宇也因此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山西会馆的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石评梅

  “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君宇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于了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她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这一夜,石评梅倚靠在窗前久久无法平静,痛苦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她的心头。

  《高君宇传》的作者王庆华介绍道:“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名叫吴天放,这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学过,留美。他虽然有家室,但是一直疯狂地追求石评梅,而石评梅就像一个刚刚出笼的小鸟,非常憧憬,单纯,便把她的这一颗心交给了吴天放。”

  在石评梅与吴天放相恋的第3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石评梅选择了离开。这次的感情挫折,不仅给石评梅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也令她丧失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高君宇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春风青冢——石评梅》的作者都钟秀介绍说:“她认为别人离婚是因为她的关系,她觉得这个不道德。她有两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完成爱情,理智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旧时代的彻底的叛逆,就是我不愿意打散别人的夫妻。如果完成理智,爱情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薄幸人,这两个非常矛盾。”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经对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写到: “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的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君宇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准备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发生了腊库胡同16号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尽快离开北京。然而这一别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石评梅非常担心高君宇的安全。

  时间已经很晚了,高君宇几次想开口表达什么,都被石评梅找个话题回避开了。起身告辞之前,高君宇告诉石评梅,这次回山西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除自己的包办婚姻。石评梅没有说话,默默地送他到门口。高君宇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而此时的石评梅已经决心抱守独身主义,终生不谈婚嫁。

  回到山西的高君宇给自己的岳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信中提到与妻子名存实亡的婚姻对二人实为不公,且自己是四海飘零之人,不敢以此而误他人一生之幸福。1924年秋,这场延续了10年的婚姻划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石评梅的生日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此时,石评梅才真正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

  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同孙中山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北京市民30万人齐聚欢迎,争睹这位民国伟人的风采。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身患晚期肝癌,病势沉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回到北京的高君宇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多年以 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高君宇住进了当时北京的德国医院。

  高君宇的义子高丕存回忆说:“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或者隔一天总要来一次,来探视高君宇,所以我的生父和石评梅的接触也就多起来。他有时候从外面回来以后,就发现本来石评梅还不应该来接班的时候,发现评梅早早地已经到了,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两个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这当中他就发现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说说笑笑,好像是外人一看,就看不出他们之间还有什么隔阂来。”

  农历1925年的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评梅又一次来到了陶然亭。面对一片白茫茫的芦苇荡,高君宇感慨到:“北京城这个地方,被他们糟踏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剩下陶然亭这块荒僻的地方,还算干净了!” 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评梅说:“评梅,你是真爱我的朋友,倘若我有什么不测,你就把我葬在这里吧。”

  刚刚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手术后突发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

  高君宇的去世对石评梅的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冲击,她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石评梅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她觉得她害死高君宇了,她欠他的太多了。

  石评梅和朋友们将高君宇埋在了陶然亭畔的那块荒地上。在墓碑的左侧,刻着石评梅手书的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侯。

  从此以后,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吊。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

  《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两个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要保存好“高石之墓”。

  1970年代中期, “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存。

  高君宇烈士的遗骨火化后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石评梅女士的遗骨迁移别处。

  1984年,“高石墓碑”安放回陶然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