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何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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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首诗是为纪念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24位革命烈士而写的。在这24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1898年6月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谊。1919年3月,何孟雄入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受《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加入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同年秋,任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同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1925年5月1日,任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1926年初,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6年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何孟雄于1927年10月奉调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何孟雄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2月7日,何孟雄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2岁。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第5人是何孟雄,第7人是缪伯英。

 

何孟雄同志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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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正礼,字国正,号坦和,化名刘小山、刘元和、廖慕群、慕纯、陈方,笔名静、之静、江囚、孟翁、梦雄,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9岁起先后就读于本村龙门学校、酃县梅岗高等小学和长沙岳云中学。1916年春在岳云中学就读时,因带头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被校方开除。后陆续到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修业中学、长郡中学听课。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工专机械五班。不久当选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曾代表学校参加长沙学联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1918年夏,与毛泽东、张昆弟等同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9月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之一的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入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

  1919年5月4日,随北京大学同学前往天安门游行集会,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随后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干事会交际股工作,积极营救被捕同学。6月3日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经各方营救得以出狱。同年底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工读互助活动,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12人开办“俭洁食堂”,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教育指导下,开始逐步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于同年春与缪伯英、邓中夏等一起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革命道路。同年5月1日,因组织部分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再次被反动军警逮捕,直到5月17日才经李大钊等出面营救获释。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曾赴南口、唐山、长辛店等处了解劳工情况,筹组工人组织,并于12月发表长篇论文《劳工运动究竟怎样下手》,对中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1921年3月,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上当选为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4月,在赴俄途中于满洲里被捕,第三次入狱。6月,经北京大学保释出狱。回京后于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与缪伯英结婚。同年秋至1922年,先后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员,《工人周刊》编委、主编,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交际股主任等职,并曾列席参加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一面积极从事北方共产主义运动,一面大力推进工人运动。先后创办了京绥南口工人夜校和张家口工人夜校,领导成立了以保护京绥路权为宗旨的“京绥铁路同人总会”,积极领导京绥路广大工人和职员开展爱国护路斗争和由此引发的京汉路、长辛店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1922年10月,又组织发动张家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各校学生集会,带领与会学生与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并积极组织追悼死难烈士等活动。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全力从事北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协助李大钊筹建北京国民党组织。

  1924年,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不久又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助理,领导开展了北京地区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国民革命运动。年底和缪伯英一道离京回长沙养病。1925年4月,重返北京,随即赴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被聘为总工会秘书。1926年,任中共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1927年春,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7月中旬,积极支持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集中我党全部武装力量,采取行动推翻汪精卫、唐生智,保卫武汉革命政权的倡议。月底,奉调江苏、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部秘书,协助省委制定了第一次农民暴动计划,并赴淮安、淮阴一带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组织农民暴动。12月,任中共淮阴县委书记。

  1928年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针对年初淮安横沟寺农民暴动失败的情况,起草并主持下达了《关于淮安北乡农民暴动的批评和决议》等一系列文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使江苏农民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0月,在省委常委中分工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兼任农委书记。此后,由于在对革命形势分析和党的战略策略部署等问题上与党中央负责人发生重大分歧,遭到错误打击,中共江苏省委亦被解散后重新组建。此后,先后被调任中共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

  1929年11月,在新组建的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1930年9月,因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并停止工作。在逆境中,坚持真理,多次向党递交政治意见书。12月,经党中央决议予以平反,但随即又遭到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与林育南等联名发表《告同志书》,旗帜鲜明地与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中山旅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因禁于龙华监狱。2月7日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 



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何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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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首诗是为纪念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24位革命烈士而写的。在这24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何孟雄。

  何孟雄,1898年6月生,湖南炎陵人。早年在长沙求学期间,与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交往密切,建立了革命友谊。1919年3月,何孟雄入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受《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何孟雄加入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同年秋,任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同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1925年5月1日,任刚刚成立的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1926年初,调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1926年冬,调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

  在此期间,何孟雄作为北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成员,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京绥铁路、开滦煤矿、唐山铁路机车厂、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许多重大斗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何孟雄于1927年10月奉调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安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何孟雄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1931年2月7日,何孟雄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的人
——记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王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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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12月,身居莫斯科的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检讨时,提到了何孟雄,并且以敬佩和歉意的语气说:“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来反对我的错误,根据这一点来责备他右倾是没有理由的。”李立三的这句话,显现出何孟雄在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非凡之举。

  李立三抛出“左”倾冒险主张之初,他就站出来公然反对

  何孟雄第一次公开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张,是在中共江苏省委(1930年10月改称江南省委,但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当时的江苏省委和中央机关同在上海,领导现今的上海、江苏全境和浙江、安徽部分地区的党的工作。因此,中央对江苏省委的领导最为直接,江苏省委对中央的许多重要情况也是首先获知。1929年11月18日至25日,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在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的要旨是: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中国革命已“成熟复兴”并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党必须采取进攻的路线,“用群众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向总同盟罢工走到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第一次在党的大型会议上,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他的“左”倾冒险主张。他的报告自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为之得意的李立三没想到竟会有人持不同意见。在20日上午的小组讨论会上,会议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郑重指出,李立三的报告不切合实际。何孟雄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只是“开始复兴”,而“不是成熟复兴”,因此不顾客观和主观条件,而要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南京、无锡、南通等城市,迅速进行无条件的暴动,是不适宜的,应该加紧日常小斗争,由小的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而不能冒险蛮干。

  李立三根本听不进何孟雄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蒋介石、汪精卫分共、屠共准备不足,大革命惨遭失败。之后,中共党内向往革命高潮到来的情绪一直持高不下。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国内又发生了军阀混战,反动力量的后方显得空虚。在这种情形下,加上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革命高潮的到来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20日下午李立三作政治讨论结论时,把何孟雄的意见看成是对敌斗争不坚决的危险表现,当场给何孟雄戴了一顶“调和派”的大帽子。

  时龄31岁的何孟雄比李立三只大一岁,是湖南酃县人,中学时代结识毛泽东,后与毛泽东等赴北京勤工俭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投身革命运动,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党中央调至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他历来注重深入实际,对革命形势的洞察比较冷静客观。但李立三是中央主要领导人,又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其观点的影响力自然要比何孟雄大。结果大会形成政治决议案,充分肯定李立三的政治报告,批评何孟雄的意见“是明显的调和思想”,并强调“在政治上一定要和调和主义斗争”。何孟雄从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的纪律出发,表示服从党的决议,申明保留个人意见。

  他指出立三路线将葬送中国革命,李立三终于忍无可忍

  1930年6月11日,是立三路线的确立之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的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张成了党的纲领。这一天,何孟雄夜不能寐。他清楚地意识到,3个月前,中央常委秘书长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后,由于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已为李立三所掌握。现在李立三的政治主张已危害到了中国革命,必须要与之进行斗争。随后,在讨论中央决议的各类会议上,他坚持认为决议对中国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要求中央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李立三尽管心中不快,但当时何孟雄的意见只得到极少数人的支持,并不妨碍大局,于是保持了克制和容忍。

  为了贯彻决议,在李立三主导下,中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于7月间有重点的部署实施。何孟雄深感后果严重。8月20日,在中共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他严厉指出:“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李立三,加上这之前共产国际也向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和信函,严令停止武汉、南京武装暴动计划,李立三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

  9月1日,李立三亲自主持召开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强调不赞成中央的计划就是反对中央。何孟雄不顾“警告”,仍然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央“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立三同志的路线,非国际指导路线。立三把国际的信带在袋里,现请立三公布国际路线”。李立三勃然大怒,禁止何孟雄发言,指责他有阴谋,是“取消派的暗探”,并叫嚷:“政治局里有争论,国际代表反对我们的意见。国际代表的意见,我不摆在心上,其他政治局委员,我把他们转变过来了。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等南京打下来再和他们讲话,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会后第三天,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意见,撤销了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在被撤职后的第四天,何孟雄向省委及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万余字的《政治意见书》,进一步指出:不承认世界革命不平衡的观点是错误观点;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是对形势的极左估计;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争取群众,组织大城市武装暴动是冒险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脱离了斗争实际;许多日常工作陷于停顿,是合并党、团、工会组织所致;党内斗争存在过火化的倾向。他还郑重声明:“我们检阅党内一切刊物,立三同志的意见成为组织上的意见,这是事实,说他的领导有什么不可以”,“我公开提出我的政治意见,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员应有的态度。”

  这份难能可贵的政治意见书,招来的是更大的打击。9月10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专门批判何孟雄,认定他是“一贯的调和主义”、“隐藏在党内的取消派暗探”。何孟雄发言申辩,结果被说成“隐藏在党内巧妙的办法”、“巩固的机会主义者”、“一贯采取在党内破坏党”。会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接连发表社论和文章,号召全党批判何孟雄。

   立三路线以失败而告终之时,党内仍集中火力打击他

  在何孟雄被批判的同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赴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正着手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他们是8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国的。在他们的说服下,加上迫于共产国际停发了给中共的活动经费,李立三等中央领导才承认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同意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何孟雄得知这一消息,非常激动,欣喜地在支持他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面前说:“正以急切之情,等待着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结局并不是像他所期盼的那样。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极左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接受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决定。但是会议对于立三路线的严重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将其仅仅归结为“在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特别是对何孟雄的问题,不但没有作出正确的处理,反而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打击。在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中,把“战胜了托洛斯基主义与陈独秀取消派”和“打击了何孟雄调和派主张”,并列为党从二中全会到三中全会的两大成就。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同时也等于对何孟雄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央就致信何孟雄,指责他进攻中央等问题,责令他作出认真的检查和答复。10月初,中央再次致信何孟雄,要其认错。尽管如此,何孟雄仍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致信中央政治局说:并没有错而认错,“这种认错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我公开反对立三同志的政治主张,确已站在政治代表(的立场上)来说话”,“那些政治意见成为自己牢不可破的思想”,“只要你们根据我的政治意见书的错误指出来,我公开的承认”。10月9日,他又向江苏省委和中央致信,诚恳陈述道:中央“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受打击毫无问题,我还是要很忠实、很努力、很勇敢为党工作……我要到群众中去工作”。

  中央对何孟雄的态度非常不满,于10月12日发出通告,点名批判何孟雄。21日中央又发表《告同志书》,称“何孟雄是机会主义”,右倾路线的“代表”,“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号召全党“集中火力对付之”。江苏省委于10月28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在未让何孟雄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其省委候补执行委员资格的决定。其后,中央、江苏省委多次发信给何孟雄,要其承认错误。一时间,何孟雄成了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在全党公开受到猛烈批判的人。

   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作出肯定他政治意见的决议

  在批判何孟雄的火力正猛之时,曾积极拥护三中全会决议的王明突然跳出来反对三中全会。他打出了“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并联络何孟雄加盟。

  王明是1929年4月结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回到上海的,先后在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工作。王明虽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缺乏深入了解,基本观点比李立三还“左”,还喜欢搞小宗派。曾任过沪西、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对王明的动机比较清楚,没有加入他的行列。不过何孟雄通过王明的举动也猜测到,共产国际可能对中共中央有了看法。于是,他对改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充满了希望。

  共产国际确实对三中全会的态度产生了质的变化。在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国际把李立三的问题定性为“非路线错误”,是“个别策略上的错误”,这是导致会议对“左”倾错误思想清理不彻底的重要原因。没想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就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是“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根本对立的”。信中还不点名地批评中共主持会议的领导,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王明深得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校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器重。通过这一渠道,他预先得知了那封信的内容,便想当反三中全会的第一功臣。周恩来对王明的非组织行为和宗派活动非常气愤,在中央会议上严肃批评他说:王明“在立即夺取武汉等大城市和以之作为中国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等问题上,和李立三的观点是相同的”。王明自恃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不加理会,继续攻击中央,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后,不得不作传达。这样,又出现了一个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他们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完全否定三中全会和中央的领导,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政治局。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主的一批正直的共产党员,也要求召开类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迫于种种压力,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

  何孟雄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2月15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从思想上、理论上批评立三路线,要求中央重新处理他的问题。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何孟雄坚持共产国际路线,政治意见多数是对的,给何孟雄以“取消派暗探”、“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与攻击是错误的,停止何孟雄的工作、开除其省委候补委员是严重错误的。恢复名誉后的何孟雄满怀喜悦地等待着重返工作岗位。

  面对米夫和王明的非正常行为,他再一次站到斗争的前沿

  何孟雄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以及在和立三路线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贵精神,在江苏省委赢得了众多同志的敬佩。1930年12月23日,江苏省委常委会选举出以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王克全及何孟雄领衔的7名省委常务,并函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然而,恰在此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了上海。他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扶持王明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使中共更好地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当时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了给王明上台做舆论和组织准备,米夫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以此否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在米夫的把持下,1930年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中央紧急通告》,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路线的错误,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的意见。米夫还否定了江苏省委关于新的常委组成的函请,点名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这样,何孟雄恢复工作的事被搁置在了一边。

  1931年1月6日,何孟雄接到列席党的大会的通知。他以为是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并能为列席这一会议感到欣慰。然而,第二天召开的会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是在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文件都是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也是米夫圈定的,不少中央委员没让到会,到会的代表中有许多人和何孟雄一样,事先并不知道召开四中全会,会议还规定列席代表也有表决权。结果,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争吵。以罗章龙为首的夺权派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要求改期召开紧急会议。何孟雄也就会议的性质和议程与米夫、王明发生争执。他指责米夫、王明等践踏党章,破坏党的民主,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米夫毫不理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强制会议继续召开。因为米夫事先作了精心安排,在会议选举中,王明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由于王明宗派集团的骨干都是些不懂军事的书生,才让周恩来留在中央政治局,担任军事部长。会议形成的决议也是极左的。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认为,米夫以这样的手段,让比李立三还“左”的王明上台,这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和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会议一结束,何孟雄就主笔给共产国际写信,控告米夫的非正常行为,并与罗章龙等联名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告同志书》。后来,罗章龙等借反四中全会之名,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坚决反对,并脱离罗章龙一派的活动,坚持在党内斗争。罗章龙等失去了斗争的正确性,为全党所不容,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样,党内只有以何孟雄为主的一股力量在反四中全会,何孟雄自然就成了王明重点打击的对象。

  赴死含冤十四年后,党的七大决议给他以公正的评价 

  王明对何孟雄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他利用江苏省委书记的身份,诬蔑攻击何孟雄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要求省委集中力量与之斗争,并把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把何孟雄等的活动定性为“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严令参加和支持何孟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与之脱离关系,并进行检讨,否则一律开除出党。他代表省委作出决定:省委的干部除指定做何孟雄等“分化”工作的人外,余者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省委另建机关,不再与何孟雄等发生联系,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等,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对与何孟雄有联系的组织,省委就此切断与这些组织的联系;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和工作经费。

  由于失去省委的保护,何孟雄等的主要活动地点上海东方旅社已不安全。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36人,在东方旅社商讨反四中全会的对策时,相继被捕。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马上组织中央特科营救,但由于时间差错,未能成功。

  何孟雄等身陷囹圄后,王明仍继续对他们进行打击,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下达了《中共中央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称何孟雄为“右派分子的代表”。他还一手否定了中央政治局曾作出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将何孟雄打成“一贯反党反国际”的“右派”。在他的操纵下,全党掀起了批判何孟雄的高潮,竟然连关押何孟雄等人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也接到狱外党组织通知,不准将何孟雄等人编入党支部。

  何孟雄等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但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他们还在监狱的墙壁上,画了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将各自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上面。他们也没有放弃与米夫、王明的斗争。何孟雄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米夫和王明的错误行为,并通过地下工作者将信带出监狱,还告诫狱外同志一定要坚持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

  1931年2月7日晚7时许,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押解出位于龙华的看守所,当行至离看守所不远处的一座方塔前时,行刑队宣布对他们执行死刑。他们齐唱《国际歌》,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何孟雄等牺牲后,王明仍罗织罪名,操纵舆论,在全党猛烈批判他们,致使何孟雄等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历史是公正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谈到何孟雄两次挺身而出反对“左”倾路线时说:“谁敢反?立三有权的,王明还有一个米夫,反他们是很不容易的。”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写道:“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掘何孟雄等烈士的遗骸,并于龙华列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