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太行深处编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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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于浙江上虞县。1930年8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后转入铁道传习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停学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何云任该组织宣传部长。同年6月,被上海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逮捕。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何云。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华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备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总编辑。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诞生。从此,何云带领报馆员工,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报纸,编发延安新华总社的新闻,及时报道华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何云随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刘伯承、邓小平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在火线上编辑、审稿、刻印、发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百团大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未间断。《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民的聪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向导”。
  1942年5月,日军集结重兵,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何云率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和战斗。5月28日,他在率部突围与日军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躯了!”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忠骨移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葬在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新华日报》社长何云殉国记 
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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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云,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上虞县,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中央决定:何云去太行负责筹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到达晋东南后,经过紧张工作,于12月20日即出版了创刊号。

  1942年5月19日,日寇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及大批伪军共3万多人,进行“铁壁合围”、“篦梳式”的疯狂大“扫荡”,妄图摧毁八路军总部。何云见形势险恶,一面出报,一面组织报社的同志备战。

  5月25日,日寇以6000多兵力从西、北、南三面组织一个以艾铺为中心的合围圈。凌晨,八路军总部从麻田、大林口出发,何云奉命带领200多人的报社队伍,对外称八路军教导队,与总部一起向庄子岭、寺子沟转移。队伍经过南艾铺时,被敌人发现,双方在十字岭方向交战的枪炮声不绝于耳。

  何云率领的教导队与野战军政治部罗瑞卿主任汇合后,第二天拂晓,罗瑞卿率大队人马沿着高山狭路,向东南方向转移,走了三个多小时,发现前面山下有许多敌人。罗瑞卿命令全体人马兵分几路,分段行动,分头向西转移。何云指挥教导队,沿着山坡向西疾进。到了武安县馆陶川,爬上西边高山,突然南山头传来枪声,青年木刻家赵在青被机枪打中,摔下山沟,壮烈牺牲。何云怀着悲痛,带着队伍来到坡底深谷旁边,又与政治部大队人马会合在一起。罗瑞卿等各分队会合后,立即宣布:我们已陷入敌人包围圈,决定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经过讨论,决定分三路,其中一路由何云率领少数编辑、电务、印刷工人组成轻装小分队,随罗主任突围转移,继续出油印报。

  由于敌人封锁很严,何云带着小分队突了几次都遇到困难,只好隐蔽下来。到次日天亮前,大部分同志突出了包围圈,何云与部分同志还是没有冲出去。

  天亮后,敌人以密集的队形开始搜山。何云命令身边的几个同志:“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能当俘虏。”

  何云带着四五个人在敌人搜山之际,突围到辽县东南大小羊角村附近时,被敌人发现。敌人向他们疯狂射击。何云的行动本来就很困难,加上连日来水米未进,疲惫不堪,走不快,跑不动,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负了重伤昏倒在地。敌人退后,医生上来抢救,何云睁开无力的眼睛对他说:“我的伤不重,快去抢救倒在前面的同志。”

  医生检视完其他伤病员返回看望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二天,敌人又展开队形,向山洞、树林搜索,山上、山下到处是鬼子、伪军,很多同志阵亡。医生阎兆文不顾个人安危,白天冒险救治伤员,猝遇一股佯退之敌,惨遭杀害。报馆经理部秘书兼主任黄君珏、16岁的译电员王健和医生韩岩等三个女同志,躲在对面一个峭壁的山洞里,被敌人发现,当敌人逼近洞口时,黄君珏突然跃出,打死了几个敌人,敌人便窜到洞顶上,放上柴草,引火烧洞,喊话劝降。黄君珏誓死不当俘虏,飞身出洞,纵身跳下百丈深渊,以身殉国。王健和韩医生宁死不屈,被烟火熏死在山洞里……

  华北《新华日报》社在5月反“扫荡”的斗争中,牺牲、被俘、失踪共计47人。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太行庄子岭的山洞、隘谷、深沟,这是我党新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也是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血的追忆 ——悼何云同志
刘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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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夏,大约是5月中吧,我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工作了两年之后,北方局决定调我回太行山。一个勇敢的机警的地下交通员,一个具有明显的幽默气质的北方农村的青年同志带着我,大白天从内黄沙区出发,经过敌占区,一直向西行。到太行山东侧山脚下,交通员把我安置在当地伪保安团团总家里,悄悄对我说“同志,安心住下吧”。他第二天就返回边区去了。

  团总是个标致的中年男子,上海交大学生,热情而开朗。接待我时,他正在看我们的华北新华日报,沙发上还摆了一本精装的联共党史。他告诉我:山上在“扫荡”。我懂他这话的意思,就是暂时不能上太行山。这样,我只能住下了。

  主人的款待十分周到、体贴,随处使你感到一种热情。然而,我住在那里大约六七天,只要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我就想起我熟悉的太行山上的报社同志,想起何云同志,想起和他接触的一些日子。

  我是1938年9月中,从延安出发,跟随彭老总,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的。与我同行的,有两个燕京大学学生:一个叫龚澎,以后进外交界工作;另一个男的,姓名记不起了,也是去华北新华日报工作的。大家过去不相识,但见面以后都很说得来,一路上有说有笑,不感寂寞。龚澎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就停下来了。我和燕大那个学生、一个女报务员(东三省人),又走了两天,才到达沁县后沟村——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社驻地。

  这是深山沟里的小村子。人家不多,却有一家地主,两个大院,一排六个大窑洞。

  我放下背包,走出地主的大院,便看见在一个小小的场坪上,从武汉来的印刷工人同志们围着一堆机器在忙碌。几个人从一辆大车上卸一架四开平版铅印机,人们在搬一些木盒子,一面搬,一面大声谈论什么,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气氛很热烈,谁也想不到这是在敌人的后方。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从沟那边向我走来同我握手。跟在他身后的一位年青同志对我说“这是何云同志。”何云同志很热情,紧握着我的手。他那张文弱的宽厚的脸一下子把我同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我们似乎已经认识了很多年。“我们到窑洞里去谈吧”。他带我走进他住的窑洞。

  我刚在炕沿上坐下,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看过你写的短篇小说”,他爬上炕,在炕桌旁盘腿坐下。“我们急需派记者出去。我们现在人手很不够。报纸很快就要出版了。”

  他说话声音平静,低沉而浑厚。只有心地宽广的人才有这种声调。

  他问我在北京大学念什么系,问我的身世,问我的身体情况,问我从哪里到延安去的,甚至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他象一个长者那样,唠唠叨叨,说个不停。然后他谈他自己。从他的自述,我才知道他内战时期被捕过,坐过牢。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才由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手里要出来的。他对人的诚恳,把我完全吸引住了。他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个遇到的终生难忘的人。

  不久,我就拿着他的介绍信到北方局,见到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并由他当面将我介绍给朱瑞同志(他要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去),请他带我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这样,我就以华北新华日报的特派记者身分,随朱瑞同志到一二九师师部,见到了刘志坚同志,然后随军越过平汉路,进入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新闻采访工作,一直到1939年5月。

  1940年1月初,北方局派我到冀鲁豫边区工作,任务是创办区党委机关报。这份报纸创刊后叫《卫河日报》。

  临行之前,一天夜黑,何云同志找我到他的窑洞(这时,报社驻地已搬到武乡圪龙角村)。他告诉我北方局的决定,然后说:“冀鲁豫边区是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条件可能艰苦一点。派你到那里去办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能克服困难,把报纸办好”。

  我说,担子太重了,恐怕不胜任。他鼓励我:“困难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正是锻炼自己党性的良好时机。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就可以把任何工作做好。”

  他叫小鬼搞来一壶酒和一些花生,于是同我对酌起来。他兴致很好,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他说话很多,声调却很平静。

  “你知道魏奉璋已经派到太岳办报去了。你现在到冀鲁豫去。不久,冀南区还要派人去。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一个一个都要由我们派干部去……。”显然,他对党的新闻事业在全华北地区的发展,胸中有一个设想,一个大计划。他一面对我述说他的设想,一面似乎自己还在琢磨着,思索着。他的脸上放出一种孩子般的光彩。

  在团总的院中,有一条幽静的小道,我独自徘徊着,回想着这一切。两年前何云同志的声音和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冀鲁豫边区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实行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砍光)。我对太行山的同志们,对何云同志的处境,心的深处隐隐感到一种不安。

  几天以后,我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了太行山里。华北新华日报社又搬了家,搬到辽县的苏峪,在一个两面都是岩石山的山沟里,到处是石头。沟里是一条塞满鹅卵石的干河床,两边岩石山很高。

  晴朗的日子,岩石山头全是阳光,但走进村子里却有凉意。报社同志几乎人人的脸上都看不出笑意。第一个告诉我何云同志不幸消息的是我的小鬼,那个受尽地主折磨的放羊娃。述说这不幸的消息时候,他流了泪。我问:“地点在那里?”他说:“在辽县庄子岭附近”。

  我惊呆了。很快我了解到,不仅何云同志流尽了自己的血,而是四十六人的血都流于日本侵略军的枪杀。我以后再没有向报社任何同志打听过这桩不幸的事情;只要话头涉及到它,人人都迅速回避,把话头引开去。但从他们的缄默中,我看出他们对牺牲的同志的深沉哀痛,对敌人的巨大仇恨。我感到,大家似乎也感到,死去的何云同志,这个大家需要的同志,不是别人能代替的。但是,他们没有颓丧,仍然象过去那样紧张努力地工作。因为谁都明白,对于敌人,回答只有一个:就是工作!

  何云同志被日本侵略军枪杀的日子是1942年5月28日。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天把报社核心的负责同志的生命夺去了。他创办了华北新华日报,培养了一批干部,发展了华北的新闻事业,对党是做了重要贡献的。他的死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损失。他才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可以为人民大有作为的年龄。

  夜深了,繁星满空,我很久不能入睡。我一个人悄悄走到院中,在黑暗里,抬头仰望星空,静静的伫立在寒风中。我凝视星空很久,觉得群星突然消逝,一片鲜红的血在空中慢慢扩大。我又看见何云同志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浮动。我渴望红日升起,但这时天还没有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