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楷模 何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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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功伟,1915年11月出生,湖北咸宁人。中学时期,他积极响应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36年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随即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任鄂南特委书记。1939年9月到湘鄂西区工作,任区党委宣传部长。1940年2月任湘西区党委书记,8月任鄂西特委书记。1941年1月20日在恩施被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劝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辞拒绝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谓“自首”条件。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用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武器。面对敌人先后十余次利用其亲属到狱中劝降,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他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为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气。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返顾,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26岁。

英勇不屈献身真理---忆何功伟烈士
张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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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何功伟慷慨就义的消息,宣读了烈士的遗书和遗诗,并沉痛地说:“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让我们向何功伟同志学习吧!”

  我和何功伟1936年7月相识在上海全国学联。他改名何明理,又名何彬、何斌,代表武汉学联,在宣传部协助编印刊物、起草文件、通信联络。我在总务部工作,先后加入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不知道他已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入了党,是抗日救国青年团的党支部书记,只觉得他对我比较了解,也很关心。

  何功伟原是武昌省立高中的应届毕业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和几位同学联系各校,成立了武汉学联。12月20日凌晨,武昌学生近万人为要求抗日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愿,并准备会合汉口学生到日租界游行示威,却遭到当局的阻挠,封江停渡。原来的总指挥丢下队伍走了。功伟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夜,十里长街万人露宿,商店、居民热情送茶水,送干粮,送被褥,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驱散了严寒,迎来了黎明。终于在第三天赢得了三镇学生在汉口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的胜利。当时,功伟只是一个20岁的非党革命青年。

  1938年4月,我从桂林到武汉,想看看何功伟,再去延安。我到武昌三道街青年救国团,找到了功伟。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当然去延安了。他恳切地说:“前方后方都一样抗日。武汉也快变成前方了,何必不留在武汉一起干呢?”我犹豫了。快走时,他忽然想起来说:“你姨父李公朴也在武汉,你去看他没有?”谁知这一去,更使我下了跟姨父一起去延安的决心。我去向功伟告别。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快到农村去了,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包围大武汉’。我们一南一北,离得远了。但我们总要胜利的,总会见面的。”他是一个理智而胸怀远大的人,感情轻易不大外露。这次却一直送我到门口才依依分手。

  1942年,我在太岳区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何功伟牺牲的消息,我的眼睛滞留在标题上,怎么也看不下去了。回想分别时,他那穿着黑布学生装、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那浓浓双眉下深情地望着我的炯炯目光,他那带着笑容不断招手的神情,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晃动。他的人却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1938年8月,何功伟从武昌区委书记调咸宁任鄂南特委书记,他几经挫折,不避艰险,再次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9年9月,他调宜昌任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后任区党委书记。1940年8月又改任鄂西特委(省工委)书记。1941年1月20日在湖北恩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何功伟被捕后,在叛徒指认下,特委书记的身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开始就把他作为共产党要犯,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亲自指挥进行刑讯、劝降、诱降直至处决。

  在刑讯室里,敌人用火烙铁、老虎凳、铁钎子折磨功伟,但他怀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从容对敌,战胜了这些惨绝人寰的酷刑。

  陈诚曾指示军统:要“以理服之”,“以情动之”。敌人就改变手法,从以高官利诱,到派出“名士学者”、党政要员以至反共老手朱怀冰,同他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辩论,他都巍然不为所动,并且用八路军抗击日寇的英勇战绩、边区政治经济欣欣向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大量事实,驳倒了那些反共谬论,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最后在牢房里,只响彻着一个声音,他在辩论中说的一句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于是陈诚又妄图用骨肉之情,诱骗功伟父亲来劝降。功伟是个孝子,得知父亲要来时,立即写信劝阻。信被陈诚截获,父亲还是来了。在这封信中,他说:“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他父亲千里探监是为了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在恩施也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功伟又针对父亲的思想,写了第二封信:“……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这两封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远远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陈诚在看了截获的第一封信上,也不禁感慨地批了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

  功伟的父亲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最后一次探监时,老人和儿子一道睡在谷仓里,彻夜长谈。他不忍心与爱子永别,老泪纵横地对功伟说:“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了,只要你肯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老人竟跪在了儿子面前!功伟心如刀绞,一把扶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爷啊!你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

  11月17日是陈诚下令“秘密处决”何功伟的一天。行刑的地点在方家坝后的五道涧。从牢房到刑场要攀登一条几百级的石板路。在这最后一刻,敌人仍然没有放弃以生死相诱胁的最残酷的绝招:“你每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只要你头一回,就免你一死;如果走完石板路,还不回头,就枪毙。”以前有的人在这关键时刻动摇了,回头一望,就走下石板路,当了可耻的叛徒。功伟毫不理睬敌人的诱胁,带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国际歌》,一步一步攀登台阶,每上一步,就经受一次生死的考验。他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直登刑场,走完了他还差4天才满26岁的一生,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周恩来在重庆得知何功伟被捕和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积极进行营救,并指示钱远铎(解放后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速请功伟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办法。1941年2月25日周恩来亲自电告中央书记处:“1月20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共捕去四百余人,省委书记何彬被捕,现在设法补救中。”董必武也曾致电国民党元老多方设法营救,均未成功。何功伟牺牲后,周恩来又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英勇不屈献身真理---忆何功伟烈士
张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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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4月,周恩来在重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何功伟慷慨就义的消息,宣读了烈士的遗书和遗诗,并沉痛地说:“同志们,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让我们向何功伟同志学习吧!”

  我和何功伟1936年7月相识在上海全国学联。他改名何明理,又名何彬、何斌,代表武汉学联,在宣传部协助编印刊物、起草文件、通信联络。我在总务部工作,先后加入了抗日救国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不知道他已经胡乔木、唐守愚介绍入了党,是抗日救国青年团的党支部书记,只觉得他对我比较了解,也很关心。

  何功伟原是武昌省立高中的应届毕业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和几位同学联系各校,成立了武汉学联。12月20日凌晨,武昌学生近万人为要求抗日向国民党省政府请愿,并准备会合汉口学生到日租界游行示威,却遭到当局的阻挠,封江停渡。原来的总指挥丢下队伍走了。功伟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当夜,十里长街万人露宿,商店、居民热情送茶水,送干粮,送被褥,灯火通明,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驱散了严寒,迎来了黎明。终于在第三天赢得了三镇学生在汉口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的胜利。当时,功伟只是一个20岁的非党革命青年。

  1938年4月,我从桂林到武汉,想看看何功伟,再去延安。我到武昌三道街青年救国团,找到了功伟。他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当然去延安了。他恳切地说:“前方后方都一样抗日。武汉也快变成前方了,何必不留在武汉一起干呢?”我犹豫了。快走时,他忽然想起来说:“你姨父李公朴也在武汉,你去看他没有?”谁知这一去,更使我下了跟姨父一起去延安的决心。我去向功伟告别。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快到农村去了,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包围大武汉’。我们一南一北,离得远了。但我们总要胜利的,总会见面的。”他是一个理智而胸怀远大的人,感情轻易不大外露。这次却一直送我到门口才依依分手。

  1942年,我在太岳区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看到了何功伟牺牲的消息,我的眼睛滞留在标题上,怎么也看不下去了。回想分别时,他那穿着黑布学生装、头发未理、胡子未刮的不修边幅的样子,他那浓浓双眉下深情地望着我的炯炯目光,他那带着笑容不断招手的神情,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晃动。他的人却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

  1938年8月,何功伟从武昌区委书记调咸宁任鄂南特委书记,他几经挫折,不避艰险,再次开展鄂南抗日游击战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9年9月,他调宜昌任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后任区党委书记。1940年8月又改任鄂西特委(省工委)书记。1941年1月20日在湖北恩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何功伟被捕后,在叛徒指认下,特委书记的身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开始就把他作为共产党要犯,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亲自指挥进行刑讯、劝降、诱降直至处决。

  在刑讯室里,敌人用火烙铁、老虎凳、铁钎子折磨功伟,但他怀着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从容对敌,战胜了这些惨绝人寰的酷刑。

  陈诚曾指示军统:要“以理服之”,“以情动之”。敌人就改变手法,从以高官利诱,到派出“名士学者”、党政要员以至反共老手朱怀冰,同他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辩论,他都巍然不为所动,并且用八路军抗击日寇的英勇战绩、边区政治经济欣欣向荣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大量事实,驳倒了那些反共谬论,挫败了他们的阴谋。最后在牢房里,只响彻着一个声音,他在辩论中说的一句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于是陈诚又妄图用骨肉之情,诱骗功伟父亲来劝降。功伟是个孝子,得知父亲要来时,立即写信劝阻。信被陈诚截获,父亲还是来了。在这封信中,他说:“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他父亲千里探监是为了营救儿子,当面讲不通,在恩施也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功伟又针对父亲的思想,写了第二封信:“……今日跪接慈谕,训戒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这两封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的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远远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陈诚在看了截获的第一封信上,也不禁感慨地批了12个字:“至情至性,大节大义,其伟人也。”

  功伟的父亲在恩施滞留了40天,先后到方家坝探监10次。最后一次探监时,老人和儿子一道睡在谷仓里,彻夜长谈。他不忍心与爱子永别,老泪纵横地对功伟说:“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了,只要你肯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老人竟跪在了儿子面前!功伟心如刀绞,一把扶起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爷啊!你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头不可点!”

  11月17日是陈诚下令“秘密处决”何功伟的一天。行刑的地点在方家坝后的五道涧。从牢房到刑场要攀登一条几百级的石板路。在这最后一刻,敌人仍然没有放弃以生死相诱胁的最残酷的绝招:“你每上一步,我问你一次‘回不回头’,只要你头一回,就免你一死;如果走完石板路,还不回头,就枪毙。”以前有的人在这关键时刻动摇了,回头一望,就走下石板路,当了可耻的叛徒。功伟毫不理睬敌人的诱胁,带着沉重的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躯,高唱《国际歌》,一步一步攀登台阶,每上一步,就经受一次生死的考验。他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直登刑场,走完了他还差4天才满26岁的一生,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周恩来在重庆得知何功伟被捕和鄂西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十分关心,积极进行营救,并指示钱远铎(解放后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速请功伟父亲到重庆商量营救办法。1941年2月25日周恩来亲自电告中央书记处:“1月20日湖北恩施(陈诚所在地)实行全城检查,计共捕去四百余人,省委书记何彬被捕,现在设法补救中。”董必武也曾致电国民党元老多方设法营救,均未成功。何功伟牺牲后,周恩来又于1942年4月18日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青年楷模
何功伟:献身真理 斧锯不惧

杨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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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为真理,

父劝妻叮心有底。

斧锯临头不皱眉,

高声《国际歌》犹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