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何叔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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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

  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毛泽东眼中的何叔衡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五排左四是毛泽东;二排左八是何叔衡 人民网资料图片

  何叔衡与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始于1913年,因为二人志趣相同,很快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十分尊重何叔衡,特别欣赏何叔衡的办事热忱,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叔衡也常常向人介绍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何胡子是一头牛”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这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何叔衡就在这一天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其父何绍春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除在家种地外,每年利用农闲时节到洞庭湖沿岸打工。何叔衡从7岁开始就学着看牛、砍柴、割草、干家务活,家中孩子多,粮食少,特别是逢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就要在饭量上对孩子进行限制,因为何叔衡年纪小,每餐父亲只给他一碗饭,何叔衡常常感到十分饥饿。

  一天,何叔衡放牛回来的早,端起碗来几口就把碗里的饭吃光了,但他仍然感到十分饥饿,他看着刚刚端起碗的姐姐,想起了吃草的牛,说:“吃饭要是象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站在一边的父亲听到后说:“你长大了象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7岁的何叔衡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直到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止,他始终“象牛一样地做事”。

  1918年4月14日上午11时,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13人围坐在蔡和森家,宣布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何叔衡虽然参加了成立大会,但是直到1918年8月,他才加入学会,“原来何老自愧年长才退,不配与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经毛泽东等人几次劝说,才入了会。”何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

  何叔衡、毛泽东二人之间配合得十分好,当时在会友中流传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叔衡)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何叔衡同志被捕牺牲距今已经46年了。但是,他那老成持重,实干重于严辞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矍铄老翁何叔衡,建党初期立殊勋。作事不辞牛荷重,感情一堆烈火腾。”毛泽东也常常说:“何胡子是头牛”。

  “何胡子是感情一堆”

  1913年春,毛泽东与何叔衡同时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在第八班学习,何叔衡被编在教师讲习班学习。当时毛泽东20岁,而何叔衡已是37岁的中年人了,二人就这样认识了。半年后,何叔衡提前从“一师”毕业,到长沙市内的楚怡学校任教,担任主任教员,教小学高年级的国文与历史课,一干就是6年。

  在师生中,何叔衡有极高的威望,被称为小学校园的“老母鸡”。与学生谈话时,谈到动情时何叔衡常常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对此毛泽东说“何胡子是感情一堆”。毛泽东则在“一师”继续读书,前后共读了5年半,直到1918年才毕业,这期间毛泽东常常到楚怡学校同何叔衡彻夜长谈,交换各自对于改造中国的看法。

  何叔衡本来家道“小康”,当时他又有很高的社会威望,是个让人尊敬的读书人,而且还考中了秀才,纳妾对于何叔衡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为防止父女在外发生不测,他把大女儿留在家中照顾妻子的生活,他有一首诗中写到“此身合是忘家客”,这也表达了他对于妻子的一片深情及浓浓的爱意,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加入新民学会后不久就担任了学会的执行委员。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开始了驱除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驱除张敬尧的运动中,何叔衡被毛泽东派往衡阳,1920年3月1日,何叔衡到达衡阳,他以衡阳三师为基地,在衡阳组织了一大批群众,1920年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在驱张运动中,衡阳代表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因此称赞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6月17日,何叔衡从衡阳回到长沙后,开始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准备。

  首先何叔衡协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为了办书社何叔衡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了书社,他还陪毛泽东找到他教过的学生的父亲,当时担任长沙县长的姜济寰,使文化书社的办社资金得到解决。何叔衡在楚怡学校开办了贩卖部,还联系宁乡老家的好友在宁乡开办文化书社的分部。书社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以为了在湖南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

  为了介绍俄国的革命经验,何叔衡又与毛泽东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何叔衡早年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想法,毛泽东“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当何叔衡准备留俄时,远在法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叔衡似永不可离湘,去俄不如留湘之重要”的建议,最终何叔衡放弃了留俄的想法,而是组织其他青年赴俄国留学,由此可见,何叔衡当时在湖南的重要性。

  1920年9月,何叔衡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任命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并接办该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报》,该报本来是为了粉饰湖南的太平而办的,何叔衡先生请来文学功底厚实的好友谢觉哉任主编,还“请毛泽东同志来做指导”把报纸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湖南新军阀反动本质的阵地,得到了湖南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毛泽东也称赞何叔衡“这一年的《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船山学社是民国时期湖南的文化人为了宣传王船山的思想设立的学术组织,1920年秋至1921年夏,何叔衡曾担任船山学社社长,“一大”后,回到长沙的何叔衡找到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提出在船山校舍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得到贺民范的赞同,就这样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成立了,毛泽东、何叔衡亲自为学生上课,还聘请“一大”代表李达来校任教。不久,自修大学遭到反动军阀的查封。何叔衡又与毛泽东筹划创办湘江学校,继续为培养革命人才而奔走。

  同时,何叔衡和毛泽东在“一大”后也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湖南地方组织,经毛、何二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在“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湖南地方党组织宣告成立,他们又称是“三十节”,支部书记是毛泽东,何叔衡是委员。

  1922年5月,毛泽东、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委会,毛泽东仍然是书记,何叔衡依然是委员。

  这期间毛泽东还推荐何叔衡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接任他的主事的职务,何叔衡一面教书,一面培养发展党员,他介绍他的好友姜梦周、谢觉哉等人入党,这时的何叔衡被称为湖南建党的“老母鸡”。

  何叔衡被撤职,毛泽东深感无奈

  那是在1933年前后,先是“左”倾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王明等人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何老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错整。他们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据地监察、司法等项工作中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实际情况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权时恰恰是采取审慎而又稳妥的工作方针,认为不该杀的坚决不能杀,该杀的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不能滥杀。

  如,1932年5月26日,何叔衡审批瑞金县上报的一个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采取的慎重方针。朱当时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层法院决定判他死刑。何老复审时,认为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由死刑改“监禁二年”。这种审慎的作风和态度本来是司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却反诬何叔衡:“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活动用来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并且从1933年6、7月开始对他进行完全错误的打击和批判,在当年年底还撤掉了何叔衡担任的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

  但凭何叔衡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受错误打击、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对此,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十分不满,谢觉哉曾就此事3次去询问毛泽东,第一次毛泽东没有吭声,第二次,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第三次谢觉哉直接问毛泽东说:“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而当时刚刚到苏区的谢觉哉哪里知道,毛泽东当时虽然是中央政府的主席,实际上早已被排斥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了,后来,谢觉哉在日记里记到:“叔衡同志被撤职时,我问:‘是否须下撤职令’。毛泽东举目望我一阵,不说话。我站着等回答,他忽然起身走了。‘大概就这样吧’。我想……我太迟钝了,竟没有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文章。”

  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毛泽东跟随红军主力踏上了万里征程,这算是何叔衡与毛泽东最后的诀别。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长征时“五老”中只有何叔衡留在了中央苏区。对于留下何老的决定,四老和苏区的许多同志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也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打击何老的必然结果。

  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1937年,在何叔衡牺牲两年后,党中央才得到何叔衡牺牲的真实消息,在纪念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何叔衡牺牲的消息时,在场的人都十分悲伤。

苏区第一任“检察长”

1931年1月21日,何叔衡(左二)和他的战友们在瑞金。

位于瑞金叶坪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何叔衡办公室。室内陈列均为仿制品。

  何叔衡(1875-1935),中共一大代表。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历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代部长等职。何叔衡同志致力于苏维埃法制建设,是苏区检察工作、审判工作的开拓者,毛泽东称赞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同志在苏区的司法实践中主张“罪刑相当”。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能够在司法工作中坚持“证据”原则,需要具备相当的勇气和胆识。1932年5月26日,他在审批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第二号判决书时写道:“关于朱多仲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等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同年10月10日,他在给会昌县苏维埃裁判部的指示信中说:“第二号判决书主要是些偷牛偷鱼的事。至于与反动土豪通信,到底通些什么信,发生了什么影响,未曾证明,不能处死,需再搜查反革命证据或发现反革命的新材料,可以复审,不过主审人要改换。”在封建统治阶级“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腐朽没落法制思想和王明左倾路线把肃反扩大化和轻罪重判的交织影响下,何叔衡同志顶住压力,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不能把疑罪作为定案依据,开创了无产阶级政权司法公正、依法办案的先河。对于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何叔衡同志从不手软,就在为朱多仲减刑的这一天,他审理了闽西省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关于刘、张等反革命案。以刘、张两犯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策划、组织暴动,企图推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何叔衡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反革命案,立即批示将刘、张两犯执行枪决。
  何叔衡同志参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创了人民检察事业,为公正司法、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 

 

中共一大人物——苏区五老之首何叔衡

何叔衡,苏区五老之首。苏区检查、审判机关的创始人。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1876年生,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最长者。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到县城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秀才,时年26岁,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不干,断然回乡种地兼教 
私塾。
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新式的云山高等小学堂,他开始大量阅读外界新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1918年,毛泽东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叔衡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曾任执行委员长。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
中共“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掩护革命活动,他与毛泽东又发起成立了湖南自修大学,后来学校被军阀查封。何叔衡又建立了湘江学校并担任校长。
1926年,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何叔衡担任《民报》馆长职务,还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何叔衡经化装由湖南前往上海,被派到街头作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国民党警察密探在街头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讲上海话,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被捕了。在警察局审讯何叔衡时,审讯官认真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何根本不像是个革命者,穿着旧式长衫,一副学究模样,看上去既老又笨,迂腐气息极浓,不像是热血青年。就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何故意摇头晃脑,用抑扬顿挫地声音答道:“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随后何叔衡又讲起了《论语》,审讯官一听便把惊堂木一拍让何快滚!何不紧不慢地走开了,随后审讯官又审问别人,当得知刚才放走的是何叔衡时,就派人去追,这时何叔衡早已不知去向了。
何叔衡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何叔衡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 
1931年11月,何叔衡化装成海外富商,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是苏区检查、审判机关的创始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
瑞金时期,党内搞肃反,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诬陷为AB团而杀害。中国从来不重视辩护制度。党领导认定的坏人,谁敢为他们说话呢?何叔衡当时担任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叔翁就敢!何叔衡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
(毛泽东在1945年5月31日党的七大做报告时说: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是杀错了。后来我们做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组织决定留在中央苏区。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最高机关是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陈谭秋、贺昌、瞿秋白5人组成,后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等8人,项英为书记、陈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
到1935年初,中央苏区的形势变得异常的险恶,在这危急关头,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作分散突围的准备工作,项英派出数十人组成的便衣队,由邓子恢任队长,护送已花甲之年的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等去闽西,再绕道上海。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过去说是60岁,是虚岁。)
关于何叔衡牺牲的几种说法:
一。被俘后,坚决不跟“义勇队”(抓他们的人)走,被杀死。

肖三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何叔衡被反革命逮捕,他拒捕被打死。”

二。被围后,为了不拖累别人,开枪自杀。

  1942年谢觉哉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忆叔衡同志》一文。文中写道: 

  叔衡同志牺牲的地点是福建,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样牺牲的?有两说:一说“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杀死。”一说“被包围在山上,围者逼近了,特务员拖他走,叔衡同志说:‘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掏出手枪自击而死’。”“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临危不乱”的果决精神。所以后一说是很可信的。 

  三。跳崖牺牲

1952年,谢觉哉的《忆叔衡同志》一文被揖入《湖南革命烈士传》一书,谢觉哉又为此写了一个《补记》,文道:

  关于叔衡同志殉难情况,现已查清楚。邓子恢同志说:“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们——叔衡、秋白、月霖……被送出封锁线,护送队长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里走,天将晓,入一村庄休息,正在煮饭,被敌人发现,三路包围过来,知不能敌,上山逃。秋白及几个女的,坐担架,不能走,藏在树林里,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气走。后来走不动了,面色全白,说:‘子恢!枪杀我吧!我不能走了,我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 我要特务员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悬崖处,叔衡抓特务员的枪要自杀,特务员护枪,手一松,叔衡同志趁势向崖下一跃,坠崖牺牲了。我们走下山,不二里,过一小河,凭河把敌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险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许可勉强走到,不至于牺牲。叔衡同志殉难地点,是长汀县水口附近。” 

  四、跳崖又中弹而死

邓子恢生前就此事的回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突围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动,举枪自杀,未死;坠崖时又遭敌机枪射中,中弹,壮烈牺牲,即坠崖同时遭枪击而死。”

五。事实真相——民团曾起,抢了何叔衡的钱,杀人灭口。

罪犯李玉的口供

  1962年4月,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对直接参与当年抓捕工作的国民党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队长李玉进行审讯,李玉供称: 

  “战斗结束,于羊角溪北端河边集合时,曾起(该团特务连代理连长)向李玉报告说,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队由水口镇返回上杭县后,该营营副李致平又向李玉报告说: 

  水口之役,曾起报告在山脚下阵亡一个老大。据特务连士兵说,曾起当时带一个传令兵在山脚下发现一个老大,先搜他的身,发现有钞票,将钞票拿去后已离开几步要走,但一会儿又回头,把那个老大枪毙了。” 

  这个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何叔衡一行从江西出发时,每人发港币一百元,5个人的港币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与传令兵将何叔衡身上的款搜去后,恐怕别人知道此事,就杀人灭口,然后把搜到的款分掉。

李玉还供称,当时该团“连长以上的军官都知道此事”。可见曾起向李玉的报告是假的。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为表彰该团俘获瞿秋白、周月霖等有功,“嘉奖”十万元,其中七万被当时国民党福建军政部门扣了下来,该团只得到了三万元。按当时国民党福建省的规定,如果俘获三名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可得奖金四万五千元,由于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万元,该团不少军官闲谈中说:“被曾起打掉了一万五千元。”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曾起对杀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认不讳。

并说:我们进至水稻田附近,发现一个死尸,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伤未死的红军,将我足抱住了,随同我的号兵熊辉,看势不佳,打了他一枪,我也打了一枪。……(这个红军)没有枪,仅有刀一把,米袋一个,内有钞票……

  就此何叔衡的牺牲之谜最终告破。在何叔衡殉难的山崖处,当地的群众出于对烈士的敬仰,找到了他的遗物———“美最时”牌马灯骨架,烈士的这件遗物一直由当地群众保留到解放后。在何叔衡遇难处,即福建长汀县城南约60公里处的汀江东岸的小径村旁,竖立起了一座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难处”八个大字,寄托了对烈士的哀

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何胡子是一头牛”,“叔衡办事,可当大局。”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位与他合作共事多年,一同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战友何叔衡。

  综观何叔衡一生,确实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 
何叔衡经常告诫家人,“我不希望我家活多少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还不如死。”“我的人生观,决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他教育儿女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何叔衡,18762年生于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33岁时,受聘宁乡云山高等小学堂,教文史的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新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率先剪去头上发辫,并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跑到长沙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1918年,毛泽东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叔衡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后来诗人萧三回忆新民学会共处时的何叔衡,说他“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何叔衡是当时13名代表中的年长者。中共“一大”后,何叔衡回到湖南,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革命活动,他与毛泽东又发起成立湖南自修大学,后学校被军阀查封,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担任校长。北伐军进入长沙后,何叔衡担任《民报》馆长职务,同时担负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经化装由湖南前往上海,被派到街头做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国民党警察密探在街头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讲上海话,又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被捕了。在警察局审讯何叔衡时,审讯官认真端详何叔衡,见他穿着旧式读书人的长衫,一副学究模样,看上去既老又笨,迂腐气息极浓,觉得何根本不像是个革命者,就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用抑扬顿挫的声音答道:“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随后,何叔衡又讲起《论语》,审讯官一听便把惊堂木一拍,让他快滚!
  何叔衡巧妙脱险后,于1928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何叔衡回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他到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每一项工作,何叔衡都办得认真仔细,确实“可当大局”。
  1934年秋,红军长征,何叔衡因组织决定留在了中央苏区。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和瞿秋白、邓子恢等人由警卫员护送穿越封锁线。当行进到福建省长汀县小迳村时,被敌人发现,瞿秋白等不幸被捕。何叔衡则因年老体弱,最后被敌人逼到陡峭悬崖边,不幸用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和他的三个女儿 

  中国近、现代史上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中有很多是同胞姐妹。湖南宁乡的“何家三姐妹”,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3个女儿——何实懿、何实山、何实嗣。
  一

  沙田位于宁乡县西部山区,偏僻而宁静。何家三姐妹生于斯、长于斯。由于她们三姐妹分别在沙田何姓家族同辈中排行第十一、十三、十四,父亲在为她们取名时,取其排行谐音为其名。此外,这些名字还另有深意。大女儿于1903年出生,取名“实懿”,是希望她将来成为女中典范;二女儿于1905年1月12日出生。取名“实山”,希望她做一个实实在在、顶天立地的人;三女儿于1908年4月出生。至此,何叔衡已有3个女儿了,却无一个儿子。这一次,举家上下和亲戚本家都怂恿他纳妾。何叔衡说:“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这个女儿我就叫她实嗣,她就是我家的实际继承人。”
  1921年盛夏,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从上海回到了沙田,对3个女儿的人生道路作了安排和指引。父亲走后不久,何实懿嫁给了附近一个姓王的忠厚农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顾、陪伴着爷爷和母亲。实山、实嗣姐妹早就在宁乡县城读书。她们带头剪掉了象征封建传统的辫子。何实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何实嗣则是学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3年上半年,宁乡第一女校调来一个叫段蕴辉的人当校长,此人是个守旧派,满口“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的言论。有一次,此人又拿这些陈词滥调来毕业班训话,不满16岁的何实嗣就站起来质问:“五四运动都过去这么多年,清王朝也早已推翻,段校长怎么老是宣传这些封建思想?妇女解放还要不要?”校长哪能容学生顶撞,于是破口大骂,骂实嗣是不受教育的东西,养女不教如养猪。实嗣哪受得了,于是与之对骂起来。段校长气得面红耳赤,走过来准备将她拖出去,她竟一拳打在了校长当胸。这还了得,校方开除了何实嗣学籍。后来何叔衡知道此事后,笑着说:“我的女儿敢打保守校长,这还不错。”1925年,姐妹俩在父亲的引导和安排下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实山与何实嗣一同从长沙回到宁乡工作。此时的何实山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幼年同伴、少时同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夏尺冰结婚。姐妹俩回到宁乡后,发现县团防局等反动武装在到处捉拿共产党员,沙田老家早已不能立足了。不仅如此,她们还遭到族人的驱逐,不准姓何。只有大姐何实懿仍默默坚守着,家中稍有些事,她便想方设法回来帮着做。在那样的困境中,何实懿对这个家的照顾是爷爷和母亲最大的慰藉。实山、实嗣迫于形势,在组织安排下来到唐市张氏族校教书,秘密为党工作。不久后,中共宁乡县委机关秘密迁到唐市,何实山担任妇女委员,何实嗣负责青年工作。“何叔衡的两个女儿都在张氏族校教书”的消息不胫而走,危险悄然逼近……
  1928年4月初的一天,天还没大亮,张氏族校便被团防局悄悄围住了。情急之下,姐妹俩赶紧把平时学员们做的普通服装换上,打扮得越土气越好,决定实在躲不开了就说自己是女子职业班的学员——女子职业班的学员都是成年妇女。学员们知道消息后,为了掩护她们,都往学校里涌,然后故意又以今天不能上课为由要出去。随着人的出出进进,何家姐妹就夹杂其中溜出去了。
  经历这次险情后,姐妹俩先是投奔了安化县的一个亲戚家,后来又回到宁乡,住进何叔衡少时同窗——徐瑞贞的家里,在这一住就是半年。在此期间,何实山生下了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儿子,后来夏尺冰给儿子取名“威逊”。不久后,何实山随夏尺冰一起到湘阴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小威逊只好放在宁乡的亲戚家寄养。何实嗣则转移到上海。
  1928年秋,何实嗣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但她没有见到父亲何叔衡,何叔衡此时已远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去了。组织上将何实嗣安排在由毛泽民负责的聚成印刷公司工作。在这里,一位上海小伙子逐渐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叫杜延庆,上海嘉定人,为人热情诚恳,还介绍何实嗣转为了中共党员。1929年春节后不久,杜延庆和何实嗣在毛泽民家里置办了一桌新婚酒席。婚后,何实嗣随杜延庆回其老家嘉定。193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杜忠厚出生。何实嗣夫妇只在嘉定休养了几个月,便返回上海工作,小忠厚只好放在嘉定。回上海后,他们仍从事印刷工作,只是不在同一个厂。1930年9月,杜延庆因印刷厂暴露而被捕,被判8个月监禁。1930年秋,何叔衡返回上海。不久何实山、夏尺冰也来到上海。
  何实山在来上海前已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由于路上的奔波劳累,她到上海不久便因病流产了,医生说她不宜再生育,动员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何实山休养一段时间后,被组织分配到毛泽民负责的印刷厂,和妹妹实嗣同做装订工作。那时的局势已非常紧张,中共的地下机关大多被破坏了。何实山在印刷厂工作才几天,便与妹妹一道被捕了。
  更让人难过的是,夏尺冰在长沙英勇就义了。夏尺冰是3月初从上海返回长沙的,由于交通员叛变,他刚到长沙就被捕了。敌人知道他是何叔衡的女婿后,对他严刑逼供,前后折磨了两个多月,之后将其杀害。
  何实山与何实嗣出狱后,何实山闻此消息几乎晕厥过去。是年底,她被调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局,主要做内勤工作。该局的负责人就是此前和夏尺冰、何实山一道来上海的陈刚。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正式启程前一天,何叔衡叫来女儿、女婿,也把陈刚请来了,在住处亲手置办了一小席酒菜,算是自己的告别宴。何叔衡最不放心的就是二女儿:“实山啊,尺冰是不能复生的,合适了,经党组织批准就结婚,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他边说边看着陈刚。实山已是满脸绯红,陈刚则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何叔衡从手上摘下一个刻着“衡”字的戒指递给何实山,“你结婚时我肯定不会在场,这戒指就送给你作纪念吧!”他又叮嘱已有孕在身的何实嗣,要她注意身体。不曾想,这竟成了何叔衡对儿女们最后的叮嘱。
  1932年2月,何实山和陈刚经党组织批准正式结婚,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侣。 
  1932年的春夏之交,温柔贤淑的何实懿不慎感染伤寒,不久不治身亡,年仅29岁。何实懿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沙田,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她为这个革命的家庭默默奉献了一生。
  1935年夏秋时节,陈刚、何实山夫妇先后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和学习。1937年底,他们辗转来到延安。几日后,他们一同去看望了父亲的同乡兼老友谢觉哉。这才得知,父亲何叔衡早在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就不幸牺牲。而远在重庆的何实嗣直到1940年夏来到延安后才知此消息。
  在延安,姐妹俩经常见面。她们先后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何实山被分配到中央情报部,担任了人事处处长,何实嗣则留在中央党校秘书处工作。陈刚担任了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而杜延庆则干回老本行印刷工作,不久又担任了中央印刷厂副厂长。1945年,他们分别以中央机关代表和四川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七大。是年底,陈刚与何实山远赴东北,从这时起,何实山更名为石础。次年初,杜延庆和何实嗣再赴重庆,开展工会工作。 

  三

  1950年仲夏,古城西安。杜延庆此时已担任西北总工会副主席,中央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分配何实嗣到西安工作。刚到西北总工会时,何实嗣担任了劳保部长。没多久,她就坐不住了,恰好当时要派一支工作队入新疆,何实嗣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获得批准。到新疆后,她又主动请缨到形势复杂、环境凶险的伊犁工作。1954年,她作为西北总工会的代表随李贞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同年,她与丈夫被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回到全总后,夫妻双双被安排到干部学校学习,一学就是3年。
  1958年起,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50多岁的何实山不顾山路难行,在听了当地一位村长“即使3年不打一粒粮食,我们食堂也能维持下去”之类的汇报后,决定只带一个女秘书随行,到农民家里面看一看。了解完情况后,何实山失眠了。她决定把这次调查到的情况如实地向省委汇报。

  20世纪60年代初,何实嗣调任北京市化工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

  1961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开始复苏,姐妹俩又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让她们始料未及的是,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不久,陈刚被“勒令”停职反省,不用什么手续,一纸大字报宣布了事。1966年底,他被当作牛鬼蛇神关押起来。他们的家也被抄了,连何叔衡生前送给何实山的那枚戒指也被抄走。不久后,何实山也接到通知,要她到党校去集训。在北京的杜延庆、何实嗣也受到了冲击。两人先后都靠边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继而又进党校、牛棚、接受劳动改造……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竟然对何叔衡的历史提出疑问。这些人认定何叔衡是跳崖自杀,凡是自杀的都是自绝于人民。于是,在对杜延庆和何实嗣的批判中又多了个问题,问他们的父亲是不是烈士。何实嗣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早就作过了结论,你们去问他老人家吧!”

  1967年6月7日,陈刚在四川含恨离开了人世,时年61岁。何实山不禁失声痛哭。有人出来喝止:“哭什么?一个反革命死了有什么值得哭的?而且他是自杀的,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何实山强忍悲痛,坚决反击。她急急地离开了陈刚的遗体,四处找人反映情况。她要把这个消息报告中央。造反派此时慌了神,他们立即报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人指示他们,给陈刚加上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立即火化。然而,恰在这时,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陈刚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这个由中央负责,你们必须保护遗体,查明死因上报。按这一指示,成都、北京等地的医生对陈刚的遗体进行了鉴定,一致的结论是:“由于心脏病恶化,发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本来有这样的结论就足够证明一切了,但造反派刻意隐瞒了实情,直到1973年,问题才得以解决。最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为陈刚恢复名誉,批准为陈刚发丧,举行了追悼会。

  1977年11月,何实山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78年,她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9月17日,何实山在成都病逝,享年85岁。何实嗣则于1978年担任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84年还兼任了北京市参事室副主任。1989年1月,何实嗣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何叔衡 穷秀才可当大局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建党初期的何叔衡,与毛泽东在“一大”
上同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湘水之畔出英杰

浩气千古颂叔衡

何翁叔衡,矍铄英发;蒙馆授教,三湘弥遐。南湖首义,视党为家;闽西丛山,血沃繁花。有谢老觉哉,系烈士故旧,曾赋诗追悼,特录此慰告: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刻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时,53名党员大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汇聚在上海树德里的12名中共“一大”代表,有11名在30岁以下,却也有一名45岁的旧秀才出身的代表,就是与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何叔衡。

生平

■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

他却甘愿回乡种地教书

■看到守旧妇人不解裹脚布,他说:

“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

■毛泽东评价他: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何叔衡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虽被有人讥笑为“穷秀才”,却也因其正直和嫉恶如仇而颇受乡里称道。

不久,因清廷行“新政”后办新式学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自己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当众砍烂。

1913年何叔衡进入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五四时期的著名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过五十,仍学通了俄语

■“穷秀才”成为中央检查部长

“一大”会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他公开了身份,一面担任《民报》馆长宣传革命,一面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翌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此时他年过五十,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又进入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中任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诬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红军长征,未带何叔衡这位中共建党时的元老随队,留他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他心里虽难过,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派便衣队护送他向闽西突围,不幸于2月14日在途中壮烈牺牲。

背景 

■一个旧式秀才能够实现不断的思想转变

关键又在于何叔衡愿意与激进青年为伍

何叔衡作为历史先驱者之一,同毛泽东一样出自三湘。这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箫韶九成”,而是时势和特定的地理环境造成。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19世纪的中国广东,曾是西方思想与中华古老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上海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端的影响日占优势,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汇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的光辉。

一个旧式秀才能够实现不断的思想转变,关键又在于何叔衡愿意与激进青年为伍,投身于变革的实践。人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他在几个方面创下了年纪最大的纪录———师范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一大”代表……其实这恰恰说明他总身处于年轻人的行列中,有一颗不老心。因此,人们称赞他是老年人的模范、中年人的模范,同时也是青年人的模范。

故事

■审讯官得知

刚放走的人竟是中共元老

其头颅有上万元的赏格

再派人去追,已不见踪影。

何叔衡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参加共产党后从外貌看仍是一副旧式学究模样,有人还说他老而笨。深入了解他的人,却知道他全然没有旧学者的迂腐气息,不仅精明而且办事热忱。毛泽东就说过:“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27年秋何叔衡从湖南转移到上海,被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认为带有旧式文人习气,于是被派到街头进行宣传鼓动,作为参加第一线斗争的锻炼。当时街头警察密探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上海话,也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在街头宣传中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何叔衡的外貌和随机应变却救了他。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因此审讯官反复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此人不像是个革命者,而是抓错了的“土学究”。于是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叔衡故意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

接着,何叔衡又讲起孔夫子的《论语》,话还没说完,便听上面惊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滚!”

何叔衡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通过拷问别人,知道了刚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头颅有上万元的赏格,再派人去追,却已找不到任何踪影。

■何叔衡为掩护战友突围跳崖

苏醒后与团丁搏斗被连击两枪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的何叔衡年近六旬。1935年初国民党军杀声从四面逼近,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去闽西。他们一行昼伏夜行,2月14日凌晨到达了上杭县水口镇附近。

不太熟悉陌生环境的便衣队一时大意,天亮后在小村做饭冒出炊烟,结果很快保安团二营便包围上来。几十个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冲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紧追不舍。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又不愿拖累同志,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邓子恢的回忆,长期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亡。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进一步的详情。据凶手交待,他和另一团丁在战后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已头破血流,从衣服里发现了银元和港币。这两个家伙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住凶手的腿欲搏斗,结果被连击两枪打死。

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当年的知己、诗人萧三后来的称誉是———“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 

《北京青年报》 2001年4月28日 

 

何叔衡故居

  何叔衡故居位于宁乡县沙田乡长冲村杓子冲,建于1785年。群峰连绵、青松翠竹之中,平头槽门、土砖泥筑院墙之内,有青瓦土砖平房23间。堂屋门口悬有族人所献的“开国元勋”金字匾,堂屋正中挂有何叔衡遗像,右壁有烈士生平介绍,左壁有董必武、谢觉哉、熊瑾玎等的题诗。右侧正房陈列历史照片,书籍、书信手迹。卧室有书桌,衣柜、雕花床等实物。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诞生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