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罗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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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亦农生于1901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8年4月2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共中央在5月30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0期上,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专文,题目是《悼罗亦农同志》。文章写道:“亦农同志被害了,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文章高度评价了罗亦农的革命精神,指出:“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的楷模。反动派吴稚晖等提起罗亦农三字为之齿颤。他的死是莫大的损失!”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旅莫支部委员。1925年3月回国后,参与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

  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罗亦农夫妇

罗亦农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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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绅士家庭。7岁入私塾读书。1916年,考入美国人在湘潭创办的教会学堂――益智学校。五四运动后,为追求新思想、新文化,奔赴上海。在陈独秀的启迪下,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经陈独秀推荐,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去苏俄学习。1921年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同时,介绍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次年1月,与瞿秋白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初,当大批中国革命青年来莫斯科学习时,又因学习刻苦,俄文基础好,而被推选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专门从事留苏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另还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1924年夏,介绍前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代表林伟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其成为中国第一位海员共产党员。1925年回国。首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奉命留在广州,担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在同年春夏之交,在平息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斗争中,与陈延年等多次开会研究,作出“动员民众,督促国民政府肃清杨、刘军阀”的决定,并指导共青团广东区委成立临时宣传委员会,广泛开展平叛宣传工作。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多次起草传单以鼓动工人罢工斗志,并协助罢工委员会,妥善安排了进入广州二十多万香港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同年10月,被中央调往北方区委党校主持工作。

  1926年1月,出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为打破革命处于低潮的江浙地区的沉寂局面,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事先,曾在区委机关内秘密举办六期党团、工会组织负责人训练班,培训骨干一百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使全区党员人数由原来的1300人增至2500人,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同年夏,为直接领导工人武装起义,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央江浙区委决定,兼任上海军事委员会主任。随后,于同年10月和次年2月,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但均未成功。面对两次起义连续受挫,仍不气馁,于1927年3月21日,与周恩来、赵世炎一道,再次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四一二”政变后,奉命撤离上海,出任中共江西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随即,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

  1927年7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主持制定了详细的“鄂南暴动计划”,燃起了工农武装暴动的烈火。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负责领导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等省的工农革命暴动与党务工作。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年底,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中央所在地工作。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负责起草了《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与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正当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筹备召开“六大”之际,因叛徒出卖,于1928年4月15日不幸被捕。4月21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碧血洒龙华 红花遍神州 ——忆罗亦农同志
李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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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罗亦农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冬去春来,今年5月18日是亦农同志八十诞辰,可年仅二十六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罗亦农同志,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朝气勃勃地活在我的心里。

  一、在长江局的时候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汪精卫叛变后的武汉,当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国民党反动派杀气腾腾地从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党部清除共产党员,我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就在这年7月17日,亦农同志从江西调来武汉,接替张太雷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

  大概是那年8月初的一天,我到省委机关向亦农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我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省妇女协会负实际责任的常委。亦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具体工作待省委研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到汉口长江局工作。

  亦农同志兼任长江局书记,伪姓赵。赵公馆常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这里召开的中央会议。我便扮做女主人的角色,在楼下客厅应付。常来“作客”的有瞿秋白、杨之华、罗迈等同志,王一飞、罗章龙等同志也来短期住过。在此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亦农诙谐地向我介绍说:“他就是龙王”(意思是农民运动之王)。

  亦农同志当时忙碌、劳累极了。开会接谈、下乡调查、布置工作、草拟工作计划和决议案……,不分白天夜晚,经常废寝忘食。我们朝夕相处,渐渐彼此了解了。他是湖南湘潭人,五四运动以后,受《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刊物传播的新思想影响,十七岁就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了。他告诉我:“我就穿件蓝布大褂,夹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真的。”

  一天晚饭后,我陪他到长江堤边散步,在我追问下,他又对我讲起以后的事。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新书籍。1920年他进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和张太雷、俞秀松等同志组织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他经上海共产党小组介绍到苏联学习,同行的还有王一飞、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等同志,1922年到1923年,同学中又增加了由法国去莫斯科的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肖三等十二人。

  以后我从王若飞同志那里得知:亦农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成绩很好。1921年他第一批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亦农在那时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3年他留校当了教授,教中国班的唯物史观。

  二、江轮上的谈话

  1927年“八七”会议上,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下旬党中央迁往上海后,撤销了长江局,亦农就调到上海工作,我也调到了上海。

  11月4日,我们乘轮船离开了汉口。亦农和我在甲板上散步时,又对我谈起他回国后的情况。1925年3月他回国到上海,不久党中央调他到广东。那时广东是革命政治中心,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谭平山、陈延年、鲍罗廷和他五人组成驻粤委员会,就地指导工作。同年10月,党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广东推选他代表粤区出席。会后他留在北平办党校。党校办起后,党中央又调他到上海担任江浙区委书记。

  接着,他又向我谈起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经过。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当时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工人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党决定武装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垮军阀孙传芳统治势力,欢迎北伐国民革命军进上海。所以江浙区委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亦农来到上海,首先着手恢复“五卅”运动后遭到反动派破坏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做思想教育工作,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提醒他们注意蒋介石到南昌后的变化。果然,1926年10月24日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任的国民军司令部驻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封锁了消息,致使工人纠察队遭到孙传芳部队的镇压而失败了。

  1927年2月党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亦农同志担任了这次起义总指挥。但由于叛徒泄密,打乱了全套行动计划,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了。

  2月下旬,江浙区委召开了党员大会,决定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央同意了江浙区委的决定,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指定亦农、恩来、世炎等八人为委员。周恩来同志担任了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1927年3月21日凌晨,上海总工会根据区党委的指令,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亦农同志代表江浙区委,宣布于当天中午十二时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亦农同志谈到这里,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我和秘书乘汽车到全市兜了一圈儿,看到八十万工人全都罢工了,妙不可言,哈哈。”

  在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了三十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胜利了。亦农同志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调恩来、亦农同志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亦农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被派往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约两个月后又调到湖北。

  三、又到上海

  经过三天航行,江轮抵沪。这对亦农同志来说,是又一次到上海了。傍晚我们上岸,住在跑马场旁的新惠中旅社。第二天清早周恩来同志就来看亦农了。我们租赁到新闸路新闸里28号住宅,作为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亦农同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11月25日,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地区工作,又去了武汉。12月13日他离汉又回到上海。我那时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天晚上,他问我:“我们到农村去工作,你能吃苦吗?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这些话,我当时都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为他抄稿,才发现他在武汉期间发生了问题。

  原来在我们来沪之前,他10月从长沙回汉后,听到湖北省委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武汉政权的汇报,就召开了长江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亦农起草的决议:继续深入教育和发动群众,聚集和扩大工农的阶级力量,加紧农村中土地革命的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准备条件,停止原计划在武汉三镇夺取政权的总罢工。不料,一些犯有急性病的同志向中央控告亦农和省委常委“临时畏缩不前”,“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中央立即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于12月9日到达武汉。特委宣布停止亦农同志中央巡视员职权,并代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还取消了省委同志在扩大会上的发言权。亦农同志得不到申辩的机会,被强迫离汉回沪了。

  中央在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确认亦农同志在湖北工作的政治指导是正确的,亦农同志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工作。

  问题解决后,也快过新年了,亦农同志心情舒畅,伏案写了几十张结婚请柬。元旦这天,秋白、之华,恩来、颖超,富春、蔡畅等同志,还有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来了。大家向我们贺喜,气氛十分活跃。王若飞同志还学着我的话说:“胜会难再”。

  新年后,我们就搬到戈登路的住宅里。亦农1928年2月10日又去汉口了,我就住进了学生宿舍。

  四、永别

  1928年4月,亦农从汉口回沪。他每天忙于工作,住宅还没有找好,我只好又回校去了。

  大约是4月8日那天,他为我叫了辆黄包车,付了车钱,我上车后回头望了他一眼。不料,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

  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亦农同志在一个中央接头的机关被捕了。党中央派同志通知我出校住旅馆参加营救工作。大约是4月18日,亦农被引渡到龙华监狱,21日下午二时便从容就义了。

  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同志派人通知我搬出学校,住到王一知同志处,并亲自到那里看望我。几天后,党中央派同志备好棺木衣物等,随我又去了龙华坟地,把掩埋在一堆黄土下的亦农同志遗体抬到安徽会馆停放。后来,中央派人将亦农同志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湾第二公墓。上海沦陷后,日本将这里改建机场,亦农同志的遗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亦农在给我的遗嘱中说:“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我向党中央提出去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央批准了我的要求。

  五十四年弹指而过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农同志为之献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早已胜利完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亦农同志如英魂有知,一定又会为之放怀大笑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他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他那机警而沉静的神情、热情而幽默的性格……将永远地、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碧血洒龙华 红花遍神州 ——忆罗亦农同志
李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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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罗亦农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冬去春来,今年5月18日是亦农同志八十诞辰,可年仅二十六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罗亦农同志,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朝气勃勃地活在我的心里。

  一、在长江局的时候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汪精卫叛变后的武汉,当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国民党反动派杀气腾腾地从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党部清除共产党员,我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就在这年7月17日,亦农同志从江西调来武汉,接替张太雷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

  大概是那年8月初的一天,我到省委机关向亦农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我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省妇女协会负实际责任的常委。亦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具体工作待省委研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到汉口长江局工作。

  亦农同志兼任长江局书记,伪姓赵。赵公馆常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这里召开的中央会议。我便扮做女主人的角色,在楼下客厅应付。常来“作客”的有瞿秋白、杨之华、罗迈等同志,王一飞、罗章龙等同志也来短期住过。在此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亦农诙谐地向我介绍说:“他就是龙王”(意思是农民运动之王)。

  亦农同志当时忙碌、劳累极了。开会接谈、下乡调查、布置工作、草拟工作计划和决议案……,不分白天夜晚,经常废寝忘食。我们朝夕相处,渐渐彼此了解了。他是湖南湘潭人,五四运动以后,受《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刊物传播的新思想影响,十七岁就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了。他告诉我:“我就穿件蓝布大褂,夹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真的。”

  一天晚饭后,我陪他到长江堤边散步,在我追问下,他又对我讲起以后的事。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新书籍。1920年他进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和张太雷、俞秀松等同志组织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他经上海共产党小组介绍到苏联学习,同行的还有王一飞、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等同志,1922年到1923年,同学中又增加了由法国去莫斯科的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肖三等十二人。

  以后我从王若飞同志那里得知:亦农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成绩很好。1921年他第一批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亦农在那时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3年他留校当了教授,教中国班的唯物史观。

  二、江轮上的谈话

  1927年“八七”会议上,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下旬党中央迁往上海后,撤销了长江局,亦农就调到上海工作,我也调到了上海。

  11月4日,我们乘轮船离开了汉口。亦农和我在甲板上散步时,又对我谈起他回国后的情况。1925年3月他回国到上海,不久党中央调他到广东。那时广东是革命政治中心,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谭平山、陈延年、鲍罗廷和他五人组成驻粤委员会,就地指导工作。同年10月,党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广东推选他代表粤区出席。会后他留在北平办党校。党校办起后,党中央又调他到上海担任江浙区委书记。

  接着,他又向我谈起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经过。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当时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工人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党决定武装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垮军阀孙传芳统治势力,欢迎北伐国民革命军进上海。所以江浙区委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亦农来到上海,首先着手恢复“五卅”运动后遭到反动派破坏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做思想教育工作,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提醒他们注意蒋介石到南昌后的变化。果然,1926年10月24日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任的国民军司令部驻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封锁了消息,致使工人纠察队遭到孙传芳部队的镇压而失败了。

  1927年2月党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亦农同志担任了这次起义总指挥。但由于叛徒泄密,打乱了全套行动计划,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了。

  2月下旬,江浙区委召开了党员大会,决定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央同意了江浙区委的决定,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指定亦农、恩来、世炎等八人为委员。周恩来同志担任了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1927年3月21日凌晨,上海总工会根据区党委的指令,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亦农同志代表江浙区委,宣布于当天中午十二时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亦农同志谈到这里,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我和秘书乘汽车到全市兜了一圈儿,看到八十万工人全都罢工了,妙不可言,哈哈。”

  在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了三十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胜利了。亦农同志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调恩来、亦农同志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亦农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被派往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约两个月后又调到湖北。

  三、又到上海

  经过三天航行,江轮抵沪。这对亦农同志来说,是又一次到上海了。傍晚我们上岸,住在跑马场旁的新惠中旅社。第二天清早周恩来同志就来看亦农了。我们租赁到新闸路新闸里28号住宅,作为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亦农同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11月25日,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地区工作,又去了武汉。12月13日他离汉又回到上海。我那时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天晚上,他问我:“我们到农村去工作,你能吃苦吗?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这些话,我当时都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为他抄稿,才发现他在武汉期间发生了问题。

  原来在我们来沪之前,他10月从长沙回汉后,听到湖北省委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武汉政权的汇报,就召开了长江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亦农起草的决议:继续深入教育和发动群众,聚集和扩大工农的阶级力量,加紧农村中土地革命的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准备条件,停止原计划在武汉三镇夺取政权的总罢工。不料,一些犯有急性病的同志向中央控告亦农和省委常委“临时畏缩不前”,“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中央立即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于12月9日到达武汉。特委宣布停止亦农同志中央巡视员职权,并代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还取消了省委同志在扩大会上的发言权。亦农同志得不到申辩的机会,被强迫离汉回沪了。

  中央在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确认亦农同志在湖北工作的政治指导是正确的,亦农同志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工作。

  问题解决后,也快过新年了,亦农同志心情舒畅,伏案写了几十张结婚请柬。元旦这天,秋白、之华,恩来、颖超,富春、蔡畅等同志,还有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来了。大家向我们贺喜,气氛十分活跃。王若飞同志还学着我的话说:“胜会难再”。

  新年后,我们就搬到戈登路的住宅里。亦农1928年2月10日又去汉口了,我就住进了学生宿舍。

  四、永别

  1928年4月,亦农从汉口回沪。他每天忙于工作,住宅还没有找好,我只好又回校去了。

  大约是4月8日那天,他为我叫了辆黄包车,付了车钱,我上车后回头望了他一眼。不料,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

  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亦农同志在一个中央接头的机关被捕了。党中央派同志通知我出校住旅馆参加营救工作。大约是4月18日,亦农被引渡到龙华监狱,21日下午二时便从容就义了。

  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同志派人通知我搬出学校,住到王一知同志处,并亲自到那里看望我。几天后,党中央派同志备好棺木衣物等,随我又去了龙华坟地,把掩埋在一堆黄土下的亦农同志遗体抬到安徽会馆停放。后来,中央派人将亦农同志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湾第二公墓。上海沦陷后,日本将这里改建机场,亦农同志的遗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亦农在给我的遗嘱中说:“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我向党中央提出去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央批准了我的要求。

  五十四年弹指而过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农同志为之献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早已胜利完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亦农同志如英魂有知,一定又会为之放怀大笑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他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他那机警而沉静的神情、热情而幽默的性格……将永远地、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中共五大代表罗亦农亲手制作的木拐杖

 1923年4月,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张国焘(左四)、刘仁静(左五)等在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