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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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负责人亲临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这里向一位“自辛亥以来……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革命老战士”的六十寿辰表达了最真诚的祝贺。这位老战士,就是正逢虚龄六十,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3月20日生。早年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建立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在延安。

1939年董必武(右)、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60年,林伯渠与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的合影

1949年,林伯渠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会期间的合影

 在中共党内,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被称为“五老”。他们是最早入党的一批中共党员,终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功勋卓著。林伯渠,这位中共“五老”之一,他的一生以忠诚和执着为后人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

  1945年3月,在边区政府为林伯渠举行的60岁生日小型祝寿会上,应大家的要求,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他总结说,在三个关键时刻,他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20日(阴历2月15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05年下半年,正在日本留学的林伯渠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踏上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林伯渠在湖南做军运工作,为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1914年7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在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同廖仲恺等少数同志毅然打手印,宣誓追随孙中山。随后,他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1920年底,正当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益感困惑和绝望的时候,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在李大钊的介绍下,他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话。次年1月,他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家。对此,林伯渠后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的历史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前往广州孙中山的总统府任职,他经常向孙中山宣传、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联系的一座桥梁。1924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林伯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利用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安排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的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写信给林伯渠作介绍,林伯渠居中联系的。对此,吴玉章曾作诗赞扬:

  十月光芒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

  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

  作为代表,林伯渠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候补委员。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直接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北伐战争期间,林伯渠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军内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注意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使六军这支杂牌军很快成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对于这番“好意”,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拒绝了”,并义正词严地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随后,他在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

  1928年夏秋之交,林伯渠抵达苏联莫斯科,开始了为期4年的异国生活。1933年春回到上海,辗转来到中央苏区,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任命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同年8月,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

  此时的中央苏区,虽然在军事上刚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在经济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加上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已经发展到十万之众的红军和根据地群众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林伯渠采取积极办法,除从谷米较多的地方采购外,号召大家用竞赛的方法,在最近两月每人要设法节约谷子一斗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并开展以“倡办粮食合作社”和“建造谷仓”为主的储粮运动。在他的努力之下,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改善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林伯渠随军出发。在长征途中,林伯渠为保证红军部队的给养,仍然担负着筹粮筹款的重任。长时间的长途急行军,林伯渠的面容日益消瘦,脸色蜡黄,颧骨高高隆起,早已花白的头发更加银白,胡须也垂到了胸前。面对最艰苦的环境,他毫不畏惧,用自己的双脚胜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手举马灯照万人”,他在长征中的光辉形象,随着黄镇画笔下的《长征中的老英雄》而广为传诵。吴玉章赞曰:

  回国参加苏维埃,财经工作展宏才。

  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老人何壮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脑”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日,于1937年9月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从这年开始,直到1948年,林伯渠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连任三届。

  林伯渠非常重视边区的政权建设。1940年春,为调动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毛泽东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在林伯渠的领导下,从1941年开始在乡、县、边区三级政权中进行了“三三制”的选举。刚开始,许多人对“三三制”不理解,特别是要把曾经被群众打倒、但现在表示愿意抗日的士绅吸收到政权中来表示不理解,甚至有的人还有抵触情绪。这时候,林伯渠就亲自做干部群众的工作,向他们讲清楚党的抗日政策和实行“三三制”的意义,帮助他们打消了思想顾虑,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建设。在1941年11月召开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主席,陕北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1941年,面对边区出现的严重困难,林伯渠带领边区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带头参加边区政府人员的生产活动,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有个农民看见林伯渠每天起早拾粪,非常感动,就偏差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年纪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捡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还要坚持拾粪,参加生产运动。我也是普通的老百姓嘛!”

  在他的领导下,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成为新中国的“模型”。林伯渠作为政府的“首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勤勤恳恳,日夜不懈,为边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他十几年如一日,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质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得全边区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郛,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林伯渠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

中共中央为他贺寿

  1945年3月28日,是阴历的2月15日,正好是林伯渠虚龄六十寿辰。为了表彰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质,中共中央决定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同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寿辰献的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是:

  鹤发童颜,老当益壮。

  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

  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

  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蒿呼。

  林伯渠精神矍铄,他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后,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他兴奋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林伯渠作诗《六十自寿》一首: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攒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开国大典的主持人

  1948年11月,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中央决定调林伯渠到中央工作。林伯渠随即告别了生活14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前往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车离开西柏坡,于25日到达北平。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代理秘书长。此时,林伯渠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了,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不辞劳苦,有时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他端端正正写下了这样两句话:“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林伯渠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林伯渠主持开国大典,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

  接着,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毛泽东亲自开启电钮,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的首都冉冉升起。欢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

  面对广场上迎风招展的彩旗和欢乐的人群,站在毛泽东身后的林伯渠,静静地听他用洪亮的声音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从同盟会起走过漫长而曲折道路的林伯渠,满怀激情,欢呼着新中国的诞生。他高兴地观看了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8点半才离开天安门。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他,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之中,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操劳着。他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6日,因严重的心肌梗塞,林伯渠住进北京医院。数十年来养成的写日记习惯,因病情严重恶化,在5月25日写下最后一页日记后,再没有力气写下去了。29日与世长辞,享年74岁。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 ――《林伯渠传》序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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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1934年1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

  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与林伯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

  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延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列的富国强兵”的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1905年8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1921年1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林伯渠同志在他的一生中,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渠同志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共和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度。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原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同志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1958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二周年,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

  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中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心和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主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子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1943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又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讨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师。

  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他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的百年诞辰,学习他的高贵品德,《林伯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撰写了《林伯渠传》。它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从大处着笔,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对他的品德、风格着意地进行了刻画。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

革命一生无愧怍——纪念林伯渠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王首道 习仲勋 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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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年了。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缅怀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革命战士。

  林伯渠同志是我党少数几个从本世纪之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他的半世纪以上的战斗历程是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紧紧地联在一起的。他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曾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参加了推翻清朝帝制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长征,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和政权建设等工作。在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林伯渠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并以自己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在每个历史阶段,他都大公无私,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参加同盟会起开始革命活动

  林伯渠同志生于一八八六年。他在青少年时代,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四年他到日本留学,接触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革命者中间传播的各种思潮。他曾被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和维新学说所吸引,日本明治维新后自强不息的苦干精神对他也有所启发。他还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度认为西方文明可以拯救中国。遇到孙中山先生后,他很快就接受了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主张,于一九○五年在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这以后将近二十年,他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反对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等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去。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联络秘密会社,在各地组织反对清廷的起义。一九○七年,林伯渠被派往东北,在吉林以劝学总所所长的身份作掩护,暗中从事结交社会下层人士和绿林豪杰的联络工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被调回湖南,在新军和巡防营中做军运工作,从而推动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及其继承者所篡夺。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杀后,他在湖南参加了第一次讨袁之役,失败后亡命日本。这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流亡,着手建立新党,企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林伯渠旋即奉命回国,在湖南军队工作期间,先后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护国之役和反对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的护法之役。从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以来,他同许多爱国志士一道,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努力奋斗,历尽艰险,但革命一再遭到挫折、失败,反动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地维持它的统治,国家还是那样孱弱、混乱,人民还是那样困苦,前途还是那样渺茫。这就在他脑子里萦回一个问题:出路究竟在哪里?

  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这时他感到苦恼、迷惘。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那一套已被证明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所建立的同盟会后来虽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也没能改变中国的局势。但他没有灰心,仍然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切盼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他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的先进分子带来了希望。

  一九一三年林伯渠在日本流亡时,结识了李大钊,从此成为知心好友。他们之产间经常有书信来往,李大钊寄给他刊物,向他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阐述对中国当前革命形势的看法,并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和组织军队。他从李大钊和其他朋友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知识,虽然还只是一些初步的东西,却启发他去认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决心为人类解放事业去奋斗。五四运动更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他曾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孙中山大总统府代理参军长)一道,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刊物——《革新评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这期间,他继续协助孙中山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广州之间。当时各地已建立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正在酝酿联合起来建成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曾同陈独秀、沈定一、邓中夏、李汉俊一起开过会。他认识陈独秀是经李大钊介绍的。一九二一年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样,经过了曲折的道路,他终于找到了党—— 一个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导到解放和胜利的党。尽管摆脱他早年所受的思想影响不那么容易,但他很清楚,要革命只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资产阶级是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多年的痛苦经验使他懂得一个真理: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最终要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知道,前进的道路到处是荆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既认定了是正确的道路,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协助国民党改组和参加北伐

  一九二二年开始酝酿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当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于一九二三年底改组了国民党。在这一过程中,我党的主张是经过他向孙中山转达的,还通过他安排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会晤。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特使同孙中山的一些会谈,也是由李大钊通过他联系的。他本人也曾参与会谈。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他就在上海同李大钊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和越飞(苏俄代表)的会谈,一连谈了六天。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改组,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的。林伯渠同志在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我党派了一些党员参加国民党,有些担任了国民党的职务,在各地的国民党秘密党部,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负责的。林伯渠同志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作为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还被选进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一九二五年廖仲恺被刺逝世后,他当了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不久又发生永丰舰(即中山舰)事变,接二连三的事件使他看清了国民党一些政客的反动面目。

  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在第六军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注意提高军队的素质,使它的战斗力得到加强。第六军向江西进军,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打下南昌。这时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的勾结,革命力量内部分化的迹象已很明显,林伯渠按照我党指示力主先打南京。一九二七年三月第六军攻克南京。在攻克南京的当晚,各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军舰竟炮轰南京的革命军队与和平居民,制造了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事后,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反诬林伯渠为“宁案要犯”悬赏捉拿“罪魁祸首林祖涵”。

  在国共分裂迫在眉睫的时刻,林伯渠坚持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场,坚定地站在革命人民的一边。当时他的一个在国民党内共事多年的“老友”,多方诱劝他脱离共产党,背叛革命,被他严正拒绝。他曾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但当他面临国民党背叛革命时,就决心同它决裂并与之坚决斗争。他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国共分裂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联合叶挺等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在起义期间曾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失败后随起义部队转战到汕头一带,由于不能继续在国内工作,党组织决定派他到莫斯科去。长征前后的革命斗争

  林伯渠同志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和在海参崴工作了一个时期后,革命的责任感促使他向组织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经组织同意,他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秘密回国,一九三三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在偷渡苏区边境时,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曾被击伤。

  在瑞金,他先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起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他认真贯彻党的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合作社,开展对外(白区)贸易,把坚持革命战争同巩固革命根据地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前方的物质供应,解决群众生活的需要,给敌人的封锁以有力的回击。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他一路行军,一路工作。每到宿营地,他总是立即安排工作人员筹款征粮。尽管长征经过的地区筹集粮款非常困难,他还是严格要求部属注意政策,防止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对缴获的物品,除军需品外,尽量分给当地群众,以扩大红军影响。他以年近半百之身,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很少骑马,却处处关心病弱的同志。他手提马灯,拄着拐杖,满怀信心地行进在红军行列中的形象,不仅鼓舞了当年的红军战士,我们相信,也将激励八十年代进行新长征的后来人。

  在中华民族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我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后,林伯渠同志再次奉命去从事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和周恩来、秦邦宪同志一道前往庐山,参加了同蒋介石的谈判。在抗战初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驻西安,来往于重庆、西安之间,联络各方面人士,阐述我党主张,利用各种机会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认真执行我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对顽固派制造侵犯陕甘宁边区、扣押杀害我方人员等磨擦事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热情地接待一批批路过西安奔赴延安的青年,同他们亲切谈话,为革命和抗战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我党委派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的七名参政员之一,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代表我党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重要主张。

  致力于政权建设工作

  在这期间,他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致力于这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他努力贯彻《边区施政纲领》,在政权建设中执行“三三制”,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有效地调动了各阶层人士参加边区建设的积极性。他亲自做著名的陕北开明士绅、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团结工作,有事商量,尊重对方的正确意见。在大生产运动中,他率领边区人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移民、运盐、救灾,组织变工生产,兴建工厂。几年之间,被蒋介石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边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为支援前线和保证延安党政机关的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人民动员起来参军参战。当时他已年过六旬,党中央照顾老同志,想让他东渡黄河去工作。他觉得自己是边区政府主席,坚决要求留下来,同边区人民一起战斗,共同度过艰苦的战争岁月。他和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同志一道,转战陕北高原达一年之久,给当地军民以极大鼓舞。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他回到疮痍满目的延安,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整被破坏的家园,然后才离开边区,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模范地遵守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都是当地的一些年轻干部,从革命经历、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各方面说,林伯渠同志都是老前辈,久经考验,在党内德高望重,但他对西北局的领导非常尊重。西北局每次开会,他都拄着手杖按时到会,西北局作出的决定,他都坚决执行,模范地贯彻。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哪些事先经过西北局讨论后再提交政府讨论通过,哪些文件经过西北局审阅后发布,他都掌握得十分认真、严肃。他的这种高度的党性原则,给同他一道工作的同志以极为深刻的教育。他精心培养、爱护本地干部的事迹,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国解放前夕,党又派林伯渠同志参加筹备召开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同盟会起走过漫长曲折道路的林伯渠同志,是怀着怎样的激情和感受,来欢呼新中国的诞生啊!建国之初,他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协助国家主席处理日常事务,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人大会上再一次当选。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仍然豪情满怀,精神矍铄,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疾苦,始终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在建国十周年时,瞻望祖国前途,写下这样的诗句:“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波涛万顷望无极,稳掌南针总向前”。

  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鲜明

  林伯渠同志于一九六○年逝世。他的波澜起伏的一生,正象他自己所说的,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慈祥剀切的长者。他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革命活动,当过旧社会的高官,而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从不含糊,临难不苟。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格,总是顾全大局,处处以身作则,服从组织决定,勇于自我批评。他几十年如一日,“身酬革命轻艰险”(见陈毅同志悼诗),总是充满革命胜利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

  在我党的重大政治路线斗争中,林伯渠同志坚定地维护党的正确路线,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他在苏联学习时,一部分中国学生在大革命失败后存在失败主义情绪,有些人成了右派和托派,还有些人搞小集团活动。他同“特别班”的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在这期间,坚持正确的立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央苏区看到王明路线造成的危害,曾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的疑虑。因此,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时,他由衷地表示拥护,并经常向年青同志谈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庆幸党有了象毛泽东同志这样的掌舵人。抗战初期,当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企图向中央闹独立性时,他又起来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注意研究和掌握党的政策,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特别在一九五八年,他不只一次提醒别的同志注意调查研究。他光明磊落,重视当时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的意见,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又注意维护党的团结。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一再谈到虽然自己能力有限,缺点不少,但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能把握住大的方向。陈毅和林伯渠是战友又是诗友棋友,在一九六○年悼念林老逝世的诗中,他赞扬林老“革命一生无愧怍,路线正确是英雄”。

  革命到老 学习到老

  最感动人的是林伯渠同志从不自满、不断追求真理、虚心刻苦学习的精神。他曾说过,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列主义去解决革命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使自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明确的观点,不致左右摇摆。不管是在陕北窑洞里,还是在行军途中,他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学习,思考和钻研理论问题。“励志唯存马列篇”,(见林伯渠诗篇《六十自寿》)他就是这样激励自己,勤奋而顽强地学习。在延安,他在自己六十诞辰的前夕,曾向毛主席求教,提出:“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这种革命到老、学习到老的精神,确是一代革命者的楷模。

  他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表现在他严以律己,对自己的缺点错误,决不姑息、隐瞒,勇于解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陕北视察工作,他曾批评fū@①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差,但后来解放战争的考验证明,fū@①县的群众工作是好的,他的批评错了。他为这事特别找到原来受过他批评的同志,承认批评错了,并再三嘱托把他的这个错误公开转告该县的干部和群众。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发生“左”的错误,虽然他对“左”的做法也有意见,但由于自己是领导人之一,也负有责任,因而公开作了检查。他晚年经常同子女和一些同志谈到他生平引以为憾的一件事,是自己不善于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探索如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谈到当初最早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共产党宣言》等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也都读过,但没能象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了就能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他还常谈到他熟识的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认为有许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在旧社会生活的时间较长,因而要比别的同志更严格要求自己,注意加强党性锻炼。

  对于林伯渠同志这样一位一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具有无产阶级战士高尚品质的老同志,林彪、江青一伙在他逝世多年之后,还罗织罪名,对他横加诬蔑和诬陷。这一阴谋,也象他们搞的其他阴谋那样,已经彻底破产。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正义总是要伸张的,林伯渠同志的革命生涯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永远是那样崇高,他的彻底革命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

在林伯渠同志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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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3月20日是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同董必武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只差半个月,因此我们在这里对他们两位的百周年诞辰,一起举行纪念。林柏渠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是我们党内在本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为数不多的老前辈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总是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他对于创建中华民国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作出重要贡献。

  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父亲林鸿仪是一位开明人士,到过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在北京入太学三年,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道,不满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情劳动人民,赞成维新变法。这对幼年的林伯渠同志有过很大影响,他从十九世纪末就立志救国救民。1904年,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等革命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905年,他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为推翻清朝专制的统治而斗争。他在湖南积极响应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国家权力,同盟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化。林伯渠同志坚定不移,继续追随孙中山,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五四运动后,林伯渠同志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在李大钊等朋友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于1921年1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1923年起,林伯渠同志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地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国民党的一大以后,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两次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第一次国共合同时,他为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执行和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发展工农运动,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推动北伐战争以及后期的反对蒋介石、汪精卫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相继实行反共、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当时有位国民党老朋友曾劝林伯渠同志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加以保护。林伯渠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断然拒绝了,并且表明干革命就要干到底,决不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遂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林伯渠同志赴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翌年3月到达瑞金,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此后,在长征中,在由内战转入抗日、由抗日转入反对美蒋反动派等多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一贯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中国共产党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高度的原则性。

  林伯渠同志于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七大、八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林伯渠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贡献,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和财政经济方面,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主张与孙中山合作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重要的组织者之一。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他就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再次争取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抗日战争开始时,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随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他在任中共驻陕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同汪精卫等投降派和蒋介石等顽固派进行过许多斗争,广泛地团结了各界的抗日人士,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代表中国共产党首先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林伯渠同志为筹备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他晚年,还怀念在台湾与海外的许多旧友,期望能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由于林伯渠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党外朋友一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以关照,对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总是按照党的政策予以安排、照顾,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当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林伯渠同志这种善于团结党外广大朋友一道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林伯渠同志曾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政府工作中,林伯渠同志一贯主张政府的机构应该精干,具有高效能,他经常教育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十分珍惜民力,切不可使民力过于疲竭。他指出:“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进行工作,如果经过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他认为,在政府工作中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关键是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知道各种有关情况,参与指示、命令等的决定与实施。林伯渠同志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

  林伯渠同志长期担任根据地财经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中和到达陕北以后,他一直担负着理财的重任,对支援革命战争、活跃根据地经济生活、建立财政金融制度、培养财经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光辉的贡献。

  林伯渠同志在领导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工作中,历来都反对那种什么都想搞垄断性国家公司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而积极主张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挥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作用,在延安时他就提出:“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他还提出,“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

  建国后,林伯渠同志虽不再管财经,但对这方面工作仍然给予很大关注。他曾提出:“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1959年他还提出,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他的这些远见卓识,是切中时弊的。

  林伯渠同志直到1960年逝世前,还在念念不忘党和国家的事业,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一生所以能够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许多卓越贡献,就是因为他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的愿望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他以“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为座右铭,无条件地为解放和造福广大人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一生,始终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

  林伯渠同志根据他多年的艰辛阅历,非常重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深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延安时他就讲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虚岁六十寿辰时,他还专门就学习问题请教毛泽东同志。他问:“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曾多次讲述毛泽东同志与他的这次谈话。1956年,他出席党的八大时,还语重心长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他说:“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林伯渠同志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他一生为人民的事业而日夜操劳。长征途中,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小马灯,四处奔忙,为红军筹集粮食。建国以后,他已积劳成疾,还不断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他到外地视察时,不许各地迎送,不许设宴招待,拒绝一切礼品。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进北京后,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一生光明磊落,虚怀若谷,总是诚恳地欢迎党内外的批评,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躲闪。他对工作一贯严肃认真,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同林伯渠同志一道工作的同志都尊称他是“革命一老牛”。他的革命业绩和高尚情操,深受同志们与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纪念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回忆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和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毕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来源:(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人民日报 1986.03.06 第4版) 

 

林伯渠妙计化险境
魏子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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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多次遭遇危险。下面就介绍他的几次遇险故事。

  随机应变 巧装打扮

  1927年10月的一天,一艘英国客轮正从香港驶往上海。

  这艘客轮的四等舱里,坐着个身材瘦长的中年男子。他宽宽的前额,大大的嘴巴,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身着长衫,脚登皮鞋。疲惫的表情,掩饰不住他那气宇轩昂的神态;商人的装扮,遮盖不了他那儒雅倜傥的气质。他就是林伯渠。

  林伯渠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斗争,北伐战争前就已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农民部部长等职,成了国民党的显赫人物。北伐战争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大浪淘沙的岁月里,林伯渠毅然抛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厚禄,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来到香港避难。然而,树大招风,他一到香港,就遭到帝国主义鹰犬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在此情况下,组织上决定让他离港赴沪避风。

  “老板,您几天没合眼了,放心地睡会儿吧。在英轮上,不会出什么事的。”商贩打扮的警卫员曾福边说边倒在了自己的铺卷上。

  林伯渠见缺乏斗争经验的曾福把话说得过于明白,就含蓄地说:“海上风浪大,还是提防点好,你先休息吧。”

  疲劳的曾福,不大会儿便在自己的铺卷上“呼噜”起来了。林伯渠也很疲劳,但多年的斗争经验使他养成了警惕的习惯。虽然现在置身英轮,上船时也没有发现“尾巴”,但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革命,意外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怎能不高度警惕呢?

  黄昏,船近汕头时,一艘国民党海军快艇突然迎面飞驰而来,打着旗语让客轮停行。客轮停下后,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蜂拥而上,然后,客轮又继续航行了。

  这一切,被林伯渠看得清清楚楚。经验告诉他,国民党军警就要搜捕了,其主要目标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的。要立即想个办法,决不能束手就擒!于是,他连忙推醒曾福,擒起小包袱一同走进船尾的厕所里,紧张地商议对策。

  从厕所里出来,林伯渠的装束变了:灰布长衫脱了下来,代之的是一件破旧的青布短衫;皮革换掉了,一双麻耳布片草鞋套在了脚上;眼镜摘除了,脸上弄了不少污垢,头发也乱蓬蓬的。

  他俩径直来到伙房门口,见几个伙夫都是中国人,又正忙着开饭,林伯渠就拉着曾福走到一个领班模样的人的跟前,对他说:“大师傅,请您行行好!我内弟在上海鸿利洋行做工,得了急病,这是他的儿子。我们去看病人,走得急,盘缠不够了,让我俩干些杂活,不要工钱,只混顿饭吃,行么?”

  林伯渠又转而对曾福说:“阿来,把包袱拿过来!”

  曾福会意,“嗯”的一声,忙从包袱里掏出一小盒点心和两包香烟,递给了这个伙夫。

  伙夫接过后,看了看点心,见是一包质量粗劣的饼干,又扔给了曾福,只把那两包香烟塞进了口袋。这人把林伯渠上下打量了一阵子后,说道:“好吧!你到锅炉房去,那里缺人;这后生我留下,让他帮我收拾碗筷。不过话还得说清楚,工钱没有,饭一天两顿,管饱。”

  “谢谢,您真好哇!” 林伯渠非常感激地说。

  他俩刚刚进入角色,两个国民党军警就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手里还攥着一把照片。原来,这伙军警得到了香港特务机关的报告,正是前来执行封锁海面任务缉拿林伯渠的。富有斗争经验的林伯渠,对敌人视而不见,从容地拧开气门阀,顿时,小小的锅炉房里雾气缭绕。接着,他一铲一铲地往炉膛里加煤。国民党军警见他一副锅炉工的模样,根本不加盘问,就把目光移向了锅炉房的一个角落里。因为这里蜷曲地躺着一个汉子,身上还胡乱地盖着件衣服。两个军警以为这就是他们所要逮捕的人,其中一个奔过去飞起一脚,大声吼道:“站起来!”

  躺在地上的这个人是个真正的锅炉工。他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疲劳极了。被林伯渠换下后,他连饭都顾不得吃就倒头睡去了。怕他受凉,林伯渠给他盖了件衣服。这工人被踢醒后,见是两个面目严厉的军警,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一下子被吓住了。林伯渠见状,赶忙停下手中的活,擦着汗对军警说:“长官,他是这里的伙计,刚换过班,实在太累了,才刚刚躺下。”

  两个军警仔细打量着锅炉工,见他干瘦的身子,老长的头发,满脸的煤灰,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这哪有共产党人的一点“灵性”呢?便转过身来没好气地瞪了林伯渠一眼,骂道:“呸!关你个屁事!”就扬长而去了。

  镇定自如 摆脱盘查

  1933年初的一个傍晚,上海市风雨潇潇。此刻,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两个黑黝黝的枪口,正对准一个水手模样的人。

  这个水手打扮的人就是林伯渠。

  汕头遇险后,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经组织上安排,林伯渠于1928年夏到莫斯科学习去了。斗转星移间,林伯渠在前苏联度过了五个春秋。这时,国内的革命斗争又由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林伯渠再也按捺不住那颗要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激动的心!1933年初,正值万物复苏的时候,林伯渠踏上了万里归途,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上海。他打扮成水手的模样,机智地在码头上闯过了国民党特务的盘查后,便来城里寻找党组织。

  “站住!我们要检查!”其中一个吼起来。

  其实,林伯渠早就发现了这两个警察,甩了几次,都没有甩掉他们。既然甩不掉,他就只好采取静观其变坦然处之的态度。现见这两个家伙要“检查”,他就从容不迫地说:“那好吧!刚才在码头都查过了,鄙人是亚洲远洋公司的船员。”他边说边掏出个名片递过去。

  这两个家伙看了看名片,贼眼珠子转悠了一下,又吼道:“不行,得跟我们到局子里去!”

  林伯渠见这两个家伙很年轻,不可能认识自己,况且上岸时也没发现“尾巴”,便断定他俩很可能是冲着钱来的,于是,他试探地笑着说:“两位兄弟莫开玩笑,我是顺便上岸看一个朋友的,马上就赶回去。如果一耽搁,去新加坡的船一开走,那不就麻烦啦?一回生两回熟,二位何必那么认真呢?”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大洋递了过去,又接着说:“小意思,留下打个牙祭吧。以后二位如有机会到我们公司里去,我老哥请客!怎么样?”

  两个家伙看到大洋,心中暗喜。但为了多诈些钱,又故作严肃地说:“谁稀罕你这几块钱?咱们还是公事公办,跟老子走一趟吧!”

  从警察的语气里,林伯渠完全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于是,他强压怒火,从口袋里又摸出仅有的两块大洋,说道:“实在不好意思,几个钱都放在船上,谁不知道上海这地方扒手多,不敢多带呀……”

  林伯渠话还没说完,这两个家伙就迅速夺过他手里的皮包翻起来。接着,又进行搜身。见的确没什么可榨取的,就将皮包里的一套西装和两件长衫拿去了。

  “土匪,简直是土匪!”望着这两个家伙远去的背影,林伯渠愤怒地骂起来。

  被抢劫一空的林伯渠顾不得长途跋涉的疲劳和饥饿,顶风冒雨地在黑夜里寻找着希望。直到次日凌晨四点多钟,他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住进了中共临时中央的一个秘密招待所。

  勇往直前 血洒封锁线

  在上海小住数日后,林伯渠接到了中共中央要他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的正式通知。

  在去瑞金的路上,他又遇上了危险。这时,正值国民党对中共苏区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盘查得特别严厉。3月的一天傍晚,昼伏夜行的林伯渠,在离汀江不远的一个山坡上,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了。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啦!”敌人望着步履匆匆的林伯渠大声吆喝起来。

  如果“站住”,这将意味着什么,林伯渠自然知道。林伯渠还知道,只要渡过汀江,敌人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汀江那边就是苏区。所以,听见敌人的吆喝声,他赶紧跑开了。

  敌人见林伯渠跑了,料想他可能是共产党的什么人,就“砰!砰!”地开了枪。山坡上树木稠密,怪石巍峨,这几枪都被树木和怪石挡住了。敌人见没有打中,就撒腿追了过去。

  这一带山区,林伯渠并不陌生。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随南撤的队伍曾路过这里。凭着熟悉的地形,他左跳右闪,竟把敌人甩远了。

  “山下面就是汀江,看你往哪里跑!”敌人如狼似虎,边喊边追边开枪。

  汀江虽不太宽,但水深流急,很难徒涉。但事已至此,不渡江怎么办?因而,林伯渠哪管敌人的枪弹和吆喝声!只顾一个劲地向山下狂奔。

  不大一会儿,他就跑到了汀江岸边,恰巧,有只小船正向这里划来。林伯渠一见,赶紧靠过去对船主说:“请您行行好。我这么大年纪了,刚才碰上了几个兵,不知为什么,他们就向我开枪,马上就要追过来了,请您把我送到对岸去!”他边说边掏出块大洋,递给船主。

  船主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见眼前是个落难的老头儿,二话没说接过钱就让他上船了。船行了没多远,敌人就追了过来。他们望着快速行驶的小船,大声喊道:“喂,请把船划过来,这个人是共产党,交过来有重赏!”

  船主一怔,问道:“你是共产党?”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还当共产党干啥哟!”

  船主望了望这老头,觉得这话有道理。于是,他不再理会兵们的吆喝,只管快速划船。

  敌人见船主不听他们的话,就气急败坏地向小船射击。此刻,林伯渠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站在船上,极力掩护着摇橹的船主。突然,他感到左臂上似被沉重的东西撞了一下,他知道中弹了。低头一看,果见左臂上被子弹穿了个洞,殷红的鲜血顺着胳膊流下来。为了不使船主吃惊,他忍着巨疼,不动声色地弄块衣布将伤口缠紧,咬着牙挺了下来。

  小船终于靠岸了。

  敌人无奈地停止了射击,悻然而去。

  林伯渠看着船上的血渍说:“真对不起!把你的船弄脏了。”

  “呀!你受伤啦?”船主望着林伯渠那还在滴血的胳膊,很是吃惊:“怎么不早说呢?”

  “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船主帮林伯渠包扎了伤口后,在互道“保重”声中分手了。

  阳春三月,是花的世界,在这山山岭岭开遍杜鹃花的时候,林伯渠历尽千难万险之后,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瑞金。不久,他就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从此,他的心像杜鹃花一样火红,为革命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来源:中国红军网 

林伯渠故居座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林伯渠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