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 李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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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耘生,1905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1923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由党的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济南团地委书记,1925年6月任青岛团地委书记。1926年2月,调任中共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1926年底,为了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工作。1927年1月,李耘生来到武汉,任中共武汉硚口特区区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李耘生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春,党组织调李耘生到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在白色恐怖同样严重的南京,李耘生化名李立章被反动当局以“共党嫌犯”关押10个月后释放。出狱后,党组织调他到京沪线上做铁路工人的工作。

  1931年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重建市委。他化名李涤尘,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发展秘密党员,重建党的组织。1931年底,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李耘生任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工作。

  1932年4月,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叛徒出卖,李耘生身份暴露,被捕入狱,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百般利诱,酷刑拷打,逼他交出党的秘密,敌人对他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就是生路。”李耘生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在狱中,李耘生对被捕的同志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6月8日,无计可施的敌人将李耘生押往雨花台刑场。临刑前,敌人问他:“你有什么遗嘱?”在生命最后一息的李耘生坚定地对刽子手说:“我的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与你们斗争到底!”李耘生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李耘生:光辉的人生历程
赵英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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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耘生1905年6月3日生于山东省乐安县(今广饶)东南乡(今大王镇)西李村一个农民家庭。李耘生的童年时代,正值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风雨飘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故而在李耘生少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献身劳苦大众、追求新生活的幼芽。

  从济南到武汉

  1920年,15岁的李耘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青州第十中学。中学时代,他血气方刚,抱负非凡,满怀革命激情,积极参加了青州府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宣讲革命救国道理,盘查日货,开展反对昏庸腐败校长的斗争,成效卓著。经山东省早期共产党员王翔千老师的介绍,李耘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青年团青州十中书记。此时,他率领青年同学们加入了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行列。校内校外的一系列爱国活动,使他在革命道路上更加成熟。

  1923年,李耘生应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党的创始人王尽美之邀,来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翌年(1924)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济南,李耘生起初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专事学生运动工作。当“五卅惨案”和“青岛惨案”发生后,李耘生受中共中央派遣,去青岛接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之职。继之发动了1700余名学生参加的全面罢课游行示威,有力地推动了青岛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热潮。1925年1月,李耘生以山东团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2月,李耘生奉调中共山东地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此时,军阀张宗昌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山东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李耘生毅然决然地将已暴露身份的22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南方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进入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或工作。

  1926年,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李耘生离开济南被派往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在风雨同舟的工作中,他结识了时任妇女部长的章蕴,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结成了一对坚强的生活伴侣。

  1927年,斗争形势愈加严峻。“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下令镇压工人运动,“宁汉合流”,联手反共。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些动摇分子纷纷登报退党,甚至变节自首。而李耘生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的英雄壮志。苦战宁沪

  1928年春,李耘生遵照党组织的安排,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此时的古城金陵,国民党反动派耀武扬威,杀气腾腾,他义愤填膺,很想立即投入斗争,却苦于找不到党组织安排的“接头人”,奔波两月有余,经济拮据,难以谋生,于是到南京《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以便继续寻觅党的组织。其间无意中与叛徒王复元邂逅相遇。这王复元时任国民党中央党校干事,在山东时曾与李耘生共过事。王复元旋即密告李耘生是共产党员,李耘生被捕入狱,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李耘生幸遇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并通过他接上了组织关系。历经10个月的铁窗生活,终因敌人拿不到可靠证据而无奈罢休。1929年4月李耘生重获自由。

  出狱后,李耘生立即投入紧张的革命工作。党派他到宁沪线上从事铁路工人工作。此时,他租屋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623号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终日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风雨无阻,废寝忘食。

  1930年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围剿”,又加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工作几处瘫痪状态。为了重建南京市委,1931年2月,由中共江苏省委指派,李耘生赴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化名李涤尘。

  为方便计,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南京白下路贫儿院中学的历史教员。他以教书为掩护,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经常利用夜晚、假日深入工厂、矿山、农村或街道搞调查,做访问,并时常到大、中学校去作政治形势报告,又见缝插针地找一些党员或积极分子谈心交友。历经半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南京地下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他不啻在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中发展党员,还纵深到国民党的宪兵队、警备队及政要高层机关中,以至在国民党中央无线电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当时南京秘传“十八子挖心战”之说,实即指李耘生发展党员的事迹。这一年,李耘生即建立了党支部10余个,发展党员200余名。

  1931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这一时期,他发挥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京杭铁路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并及时建立了一支茅山武装游击队。那时他昼夜怀揣南京附近几个县的地图,指挥这支武装力量出没于京杭国道,不断地袭击敌人,使其叫苦不迭。怒斥敌顽

  1932年4月,由于南京军委的叛变,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岌岌可危。李耘生及妻子章蕴,当时住南京水佐岗3号,几乎随时都有敌人的特务盯梢与跟踪。为安全计,决定让章蕴装成病人,只身离开南京。4岁的孩子由妹妹李玉梅照管。

  一日晚,李耘生拟至南京游府西街老房东徐先生处,托其探望孩子,不成想刚一进门,便被敌人捕去,并立即押送南京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敌人万般狐疑,但无证据证明他是南京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狡猾的敌人竟将李耘生4岁的孩子带到看守所隔窗相认,当孩子大声哭喊“爸爸”时,李耘生的身份无奈暴露。

  审讯中,敌人威胁利诱,怀柔兼施,旨在让他“转变”,他只报以轻蔑嘲笑,不予理睬。敌人的“审判长”气急败坏,敲着桌子嚎叫起来:“我只要你说4个字‘愿意转变’!”李耘生怒目圆睁,义正辞严地斥道:“我是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倒是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敌人气得瞠目结舌,暴跳如雷,继而恼羞成怒,对李耘生使用各种毒刑。

  晦暗潮湿的牢房,5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气味恶臭难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他仍带领难友们坚持学习,认真阅读和研讨章蕴与亲友们送来的革命书籍。在学习中,他常对难友们说:“为人民,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屈,要在任何斗争中经得起考验!”

  在狱中,面对敌人残酷的折磨,李耘生组织发动了绝食斗争。他凛然仗义,代表难友向敌人提出“三不许”:其一不许克扣“囚粮”;其二不许烧霉米烂菜吃;其三不许打骂“犯人”。敌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只得答应上述条件,他领导的绝食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1932年6月8日凌晨,看守狱卒打开了重重的牢门,狼嚎似地喊着李耘生的名字。他意识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他态度镇静地脱下唯一的一件毛衣,扣好衣扣,又将铺旁的书籍逐本叠好放齐,无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没什么珍贵的礼物,这点东西给大家作个纪念吧!”然后跟难友们逐一握手诀别,从容迈出牢门。

  来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李耘生仍不放过最后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斗争机会,一个执行官假惺惺地问他道:“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李耘生怒不可遏地说:“家信早已写好寄出,遗嘱就是盼亲人们继续与你们拼到底,直到把你们这些家伙彻底消灭干净!”敌人羞辱难耐,连吼下令“开枪”。就这样,年方27岁的李耘生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人生历程。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2007年11月2日 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