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勇兼备 战功卓著――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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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05年生,陕西眉县人。早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后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1931年12月参加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长、师参谋长、军参谋处处长、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曾获二等红星奖章。1936年起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处长、师参谋长。1943年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晋冀豫、冀南、太岳等抗日根据地,协助刘伯承等组织指挥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磁武涉林等战役战斗和百团大战。1943年后曾指挥林南、道清和安阳等战役。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指挥太行军区部队的战略反攻。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指挥上党、邯郸战役。曾到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与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事宜。1946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1948年起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淮海战役后,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李达智勇兼备,战功卓著,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回国后历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7月12日在北京病逝。

解放战争时期的李达(右一)

周恩来总理为李达,肖克,颁发上将军衔



李达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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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55)。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郿县(今眉县)横渠区崖下村。11岁时,家里借债供他读了5年私塾。1922年初考入西安私立东道中学,后转入省立师范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毕业返乡,在横渠区当小学教员。1926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1927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任排长、连长、旅部参谋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所部被编入第26路军。1931年随部到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2月追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参加宁都起义,在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任连长。1932年到湘赣苏区,任红军独立第1师参谋长兼3团代理团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起任红8军参谋处处长、红17师参谋长兼50团团长,参与指挥抗击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进攻,并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1933年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7月随红6军团西征,8月任军团参谋长。10月率部在贵州印江地区与贺龙率领的红2军团会合后,调任红2军团参谋长,协助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发起湘西攻势,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指挥反“围剿”作战。1935年11月参加长征。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初任援西军参谋长,组织接应突围的西路军人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处长,随部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参与组织实施了七亘村、黄崖底、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太行区反“六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12月任第129师参谋长。重视司令部业务建设,强调组织严密的战前侦察,经常深入前沿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并作出准确判断,拟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等指挥香城固、磁武涉林、白晋铁路破击战等战役战斗和百团大战,并参与创建晋冀豫、冀南、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3年8月受命统一指挥太行、冀南军区各一部和冀中警备旅等部发起林南战役,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10月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领导太行区军民反击日军“扫荡”,同时进行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巩固了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春夏攻势作战中,指挥太行军区部队进行了道清战役、安阳战役和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敌人,收复大片国土。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9月兼任太行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的上党战役,有力地配合了重庆停战谈判。邯郸战役发起时,曾冒险越过火线,与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协商该部起义事宜。1946年6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陇海路、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战役。1947年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发起豫北攻势和鲁西南战役后,战胜敌多次追堵,向大别山进军。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宛东、襄樊、郑州等战役。淮海战役后,于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主持西南军区日常工作,参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夏季反击战役。回国后于1954年11月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部长。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调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对开展军事体育事业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非法关押4年。1972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曾兼任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主任。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解决基层的实际困难,并积极参与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规划工作。1980~198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7月1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回忆百团大战》等。 

军中“活地图”李达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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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将军(1905——1993),大高个儿,枣红脸,肥耳垂肩,慈祥可人。将军性温和,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极少动怒。凡遇不遂心事,只轻言三字:“乱弹琴!”

  李达将军,本名李德三,陕西眉县横渠乡人(原属西安,今属宝鸡)。1926年考入甘肃平凉国民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后,于冯玉祥部先后任排长、连长和少校参谋。1931年12月,参加著名的宁都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磨难,仍追随共产党一生。

  李达将军记忆超人,尤善记人名,凡见面一次,即能记住其姓名,数年不忘。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办轮训队。开学时,将军到队按名册唱名一次。半月后轮训队结业,百余人集合,将军站台前,见人唱名无一差错也。

  李达将军指挥作战,十分重视运用地图。红军时期,部队克湖南大庸城。李达将军见有石印局,即派人翻印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下发部队。抗日战争时期,将军亲自组织制图人员,并派出一个侦察排配合,北起九里关、南至漳河畔,运用简易测绘法实地丈量,将该地区村庄、人口、水源、资源等作了标记,彻底弄清了晋东南、太行山和晋冀鲁豫接合部之地形。后,又指导制图股完成了《最新华北明细图》,绘制了分层设色的《太行军区形势图》。

  毕节,黔西重镇,地处云贵交界,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两不管地区。1935年,红军二、六军团入黔,移师毕节,欲建根据地。任弼时问计于李达将军,李达展地图细察,力阻之。将军曰:一、毕节地势,雄视云南,云南不会不管;二、毕节公路,四通八达,蒋介石调兵方便,也不会不管。果如所言,不出十日,云南孙渡、湖南陶广和贵州部队,相继进军毕节。二、六军团急跳出毕节,西行而去。任弼时叹曰:“李达有先见之明。”

  1942年夏,李达将军带工作组至二分区检查工作,途中遇日伪军“扫荡”,深夜转移。至一十字路口处,侦察参谋不辨方向。李达将军策马于十字路口来回,指一棵大槐树方向,断然曰:“走这条路。”率工作组从敌人间隙中穿插,遂得脱险。事后,有人问李达奥秘,李达将军取地图告之:“你看,这个符号是一棵独立树,就是我们要走的那条路。”

  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进军大别山,途经黄泛区,李达将军率参谋先行设营。刘邓首长随后跟进。宿营地设毕,仍不见刘邓踪影。将军即嘱某参谋,越某山,过某河,至某庄,接刘邓首长。参谋急行,果见刘邓首长。刘伯承问李达将军,如何知我们迷路于某庄?将军答,某庄于地图上有重名,一东一西,以此断之。刘伯承赞曰:“李达是活地图!”邓小平曰:“李达这一手真了不起!”

  抗日战争时期某日,一二九师司令部某参谋于一份战斗报告中误将太行山区的“来远”写为晋察冀的“涞源”。刘伯承于笔误处画一条粗红杠,退李达。李达即组织召集开会,曰:“这是一只眼睛的人(指刘伯承司令员)看出来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两只眼睛的人都没看出来?”

  陶汉章将军言: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官兵多得“鸡婆眼”(夜盲症)。李达参谋长下令每个连队发一百块大洋,规定每人每天吃羊肝二两、羊肉四两、麦面一斤。约半月,“鸡婆眼”均治愈。1935年长征之前,将军正在前线打仗,忽接二军团司令部命令:速回司令部。将军急回,无事。屡次问李达参谋长:“我一没有打过败仗,二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调我回来?”李达将军皆“闷”着,不言。1974年,陶汉章将军随李达将军出访非洲,途经巴基斯坦卡拉奇小住,李达方道出缘由:其时,李达将军认为陶年轻,有文化,将来可大用,为避免过早消耗(牺牲)掉,故请示任弼时政委同意将其调离前线。陶汉章将军言此感慨曰:“李达虽不善于发言,却善于不发言。”

  李达将军教练射击,常援引刘帅“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名,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名”言,曰:“什么叫一以当百,这弹不虚发本身就是‘一以当百’的大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将军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针、放大镜。凡地形地物地貌,察之甚详。至黑龙江问,为什么地图上有第二个松花江?至广东问,“五岭逶迤腾细浪”的“五岭”是哪五岭?至云南问,“史迪威公路”在哪里?李达将军80岁高龄,仍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

  某日,李达将军由湛江乘飞机往昆明,途中遇雷雨区,飞机绕行。机长嘱随行人员:“莫惊动首长。”将军正闭目养神,忽问:“为什么总向北飞?”随从人员方如实报告。

  “文革”之初,李达将军被非法关押4年。入狱之时,造反派捆其手,蒙其眼,押其上车,并于北京城兜了几个圈子,再进秦城监狱。不料,李达将军下车即问:“为什么送我到秦城监狱?”造反派无不惊讶,亦不得不服其判断方位之能力。

  1971年某日。毛泽东遇李达,问:“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李达答:“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毛泽东曰:“李达不糊涂。”(吴东峰/广州市文联副主席)

上将李达和他的农民儿子 

  在共和国1955年首次授衔的57位开国上将里,有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陕西籍将军,他就是李达。这位从关中西府农村走出来的汉子,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129师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为我军任参谋长一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严词拒绝为儿子找工作 

  就是这么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竟然在老家有着一位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儿子。前些年,这位名叫李如龙的老人也已经去世。 

  父亲是威震中外的开国上将,儿子是普通的种地农民。这一现象,用时下人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也的确是真实地存在着。李如龙是李达将军的长子,因父亲早年即投身革命,后来一直忙于战事,对于这个家,确实未能尽到父亲的职责。直到1949年7月,就在他结婚一月过后,一个神秘的来客将李如龙带至驻扎在武汉的二野司令部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仅还活着,而且还做了高官。也就是在那一次,当李如龙希望管了数十万军队的父亲能给自己谋取一份差使时,李达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的儿子中也应该有一位种地的农民。 

  只送给儿子一辆架子车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59年,有的人靠吃树皮野菜过日子,李如龙一家也不例外。实在饿得不行了,他又上北京找父亲,看能否找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干干。将军再一次拒绝了,劝其回家安心种地。万般无奈,在吃了几天饱饭后,李如龙想回家。当李达问他需要点什么时,他想了想说想要一辆加重架子车,以便回家好好种地改善落后的面貌。那时的架子车属于贵重的东西,一个生产队也就那么几辆。将军听了眼睛一热,二话没说派秘书到京郊设法买了一辆。当李如龙喜气洋洋地从绛帐火车站下车,一路扛着30多公斤重的加重架子车,挽着裤子趟过渭河回到家里时,少不了引得村人围看稀奇。当然,也有人说他傻,父亲那么大的官,却为儿子办了这么一件小事,害得儿子满头大汗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回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却让李如龙当作宝贝一样看,这毕竟是身为开国上将的父亲送给自己惟一的礼物啊。在接下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辆加重架子车果然显出了威力:别的架子车三天两头出现故障,而这辆车子始终性能完好,还比别的车子装得多,跑起来也轻松利索。这,也许就是身为开国将军长子的李如龙颇感自豪的资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