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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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年10月生,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李达在中共“一大”前后
苗体君、窦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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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名代表中,李达与湖北籍的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参会,那年李达31岁。

  一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二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李达便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包惠僧对此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然后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紧接着,她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时不到15岁,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县人,因生活窘迫四处卖唱谋生,在广州偶遇李书城,李听说她是上海人,便对她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后来李的妻子去世,39岁的李书城便和15岁的薛文淑结了婚。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

  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三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这个秘密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李达看到其住处后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就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李达是中共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者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到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已经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但却遭到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来源:《党史纵横》2008年第二期

李达 共产党的哲学家
国防大学 马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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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

  生平

  因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他辞去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因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

  他虽在党组织之外,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三十年后重回党内,人生的“圈”终于圆满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泽东,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

  背景

  在建党初期,党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当时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如获至宝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

  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

  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

  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

  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泽东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泽东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

  故事

  1948年底李达接到毛泽东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

  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

  毛泽东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泽东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两位老友发生了激烈争执

  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泽东,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

  他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

  毛泽东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泽东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 

一九二一年前后的李达
湖南郴州高等师范学校 廖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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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前后的李达在动荡的历史中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他曾经担任党中央第一届宣传主任,为开辟和发展党的宣传阵地积极工作。

  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特别是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建党前后李达同志的思想实践活动,对于进一步了解我党早期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还在京师优级师范(北师大前身)读书时就受徐特立断指血书爱国行为的影响,积极参加学校的反帝爱国活动,成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13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东渡日本学

  习自然科学。这期间,他亲身感受中国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凌辱下的痛苦。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闻讯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救亡”运动。然而,他们的爱国行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破坏和镇压。积极投身运动的李达看到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科学救国”的愿望破灭,心急如焚。如何才能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正当他在黑暗中苦闷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从日本一些进步的书刊上读到了不少关于苏俄的情况报道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他更积极地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中去,并逐步成为领导者。

  1918年5月,他率领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向段琪瑞政府示威请愿。这次请愿的原因是这年4月份,段琪瑞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反苏协定。留学学生最先得知此消息,群情激愤,他们于5月7日“国耻日”在东京集会,抗议示威,遭到日本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捕。这一暴行更加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反抗,他们集体罢课,组成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经过奔走呼吁,发动了北平8个学校的学生与归国的留日学生一起于5月21日向段琪瑞政府示威请愿。由于宣传发动不够,组织不力,请愿失败。尽管如此,这次运动为次年的“五四”运动作了准备。请愿运动的失败,促使李达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只有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运动失败后,他毅然再次赴日,弃理学文,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攻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经典名著,还大量地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书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爆发时,李达还在日本,他虽未能直接参加,但他密切注意国内时局。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他积极撰文向国内投稿,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声援国内斗争。从6月18日到7月3日就连续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战前欧洲的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

  12篇文章。这些文章为“五四”运动后的革命洪流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李达以简明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文章还划分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线。这在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想鱼目混珠,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颇有市场的情况下,李达的文章无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后一年内,他又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说》、《社会问题总览》,并寄回国内发表。这三本译著大体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当时国内还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三本译著的发表对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影响。

  为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李达于1920年夏回国。回国后,他立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1920年8月,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后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各地共产主义者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究竟如何建党,怎样使各地组织连成一体,形成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当时要首先解决的迫切问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仿效列宁的做法,即创办全国性的秘密政治报刊,于1920年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主要是向各地共产党小组和革命者宣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扫除建党的思想障碍,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作思想、组织准备。

  为办好刊物,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人担负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

  在此期间,除了躲避反动当局的围捕,在思想上还要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攻。当时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反革命的敌人,他们打着假“社会主义”的旗号,攻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企图阻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主要代表是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另一方面,是一些赞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虽赞同革命,但反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中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这些揭批,给予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粉碎性的打击,为建党扫除了思想障碍,奠定了建党的思想基础。

  为使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免受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在这方面李达作出了很大努力。他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系统地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通过介绍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党的主旨,明确指出我们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进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成立不久,国际上出现了一个代表着极“左”思潮的“第四国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反对列宁主义。李达在“第四国际”成立不到半年就写了《评第四国际》这篇文章,批判了“第四国际”的错误理论和政策,进一步阐明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

  无产阶级的一切作战计划,全靠无产阶级的参谋部———共产党筹划出来,方可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就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李达虽不是直接负责工人运动,但他十分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1920年10月,第一个党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为配合这项工作,李达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他用通俗讲演的形式,鼓励工人组织团体与资本家斗争。1920年12月,他还发表了《劳工神圣颂》,热情歌颂劳动者的伟大、阐明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

  开辟和发展党的宣传阵地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后李汉俊因与陈独秀争执而辞职,由李达代理书记。从这时起到“一大”的召开,李达全面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上海,提出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同意后,由李达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北京、济南、长沙、广州、武汉、东京的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李达作为东道主,担负了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大会期间,他不仅参加起草文件,而且负责解决代表们的食宿、会议场所等具体事务。当大会遭到法国巡捕房的干扰后,李达设法把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嘉兴南湖。在那里成立了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

  在“一大”会议上,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为开辟和发展党的宣传阵地,李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继续主编《共产党》月刊外,还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一年之内,该社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5种。这在党建立的初期,及时地出版这样一批书籍,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战胜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围攻,起到重要作用。李达仍像主编《共产党》月刊一样,不仅要亲自译稿、撰稿,而且出版社的工作从编辑、付印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人承担,任务十分繁重,并且要冒很大的风险,随时准备着敌人的搜捕和破坏。1921年10月,为开展妇女运动,培养妇女人才,李达经和陈独秀商量,开办了平民女校,李达兼任校长。平民女校既是党开展妇女运动工作的据点,又是掩护党秘密工作场所。为更好地向妇女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妇女运动,党还创办了《妇女声》杂志,由李达具体领导;此外,李达还担任党领导的外国语学校(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教学,向青年讲授马列主义。1923年夏,由于与陈独秀在商谈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李达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他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

  来源:《人民论坛》 (2001年第十一期)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李达:路灯与红花
杨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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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马列振中华,

《共产党》灯照万家。

黑夜指明前进路,

《新时代》里尽红花。


注:《共产党》《新时代》为李达主编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