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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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浙南游击根据地创建人刘英参加革命时写下的一首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献身革命的铮铮誓言。

  刘英,1905年生,江西瑞金人。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曾独自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战友全部撤出战斗。1934年7月起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第19师政治委员、军团军政委员会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随部转战闽浙皖赣边。1935年1月红10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区遭敌重兵包围堵击,大部分指战员捐躯沙场,方志敏受伤被俘。2月,身负重伤的刘英奉中共中央指示与粟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任师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书记,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先后领导开辟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曾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闽浙边省军区政治委员。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特派员,指导闽浙赣地区革命斗争。积极开展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工作,卓有成效,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瞩目。周恩来曾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仿效的。”1942年2月在温州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5月18日于永康方岩马头山麓英勇就义,时年37岁。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父亲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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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刘英烈士牺牲已经58周年了。回顾父亲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不禁使人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在那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先辈们吃尽了千辛万苦,才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令人惋惜的是,父亲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一样,没能分享到革命胜利的喜悦,没能过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不过,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虽英年早逝,但他死得其所,死得重于泰山;党没有忘记他,战友们怀念他,人民永远纪念他。

  父亲的革命简史已被编入多种辞书。建国后许多战友都为他写了纪念文章。60年代初,曾与父亲并肩战斗的粟裕伯伯亲自对我说,在50年代初筹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期间,他向党中央打了报告,要求把父亲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后因为革命牺牲的志士实在太多,难以取舍,不得不放弃这一方案。1992年,为纪念父亲牺牲50周年,永康人民自愿集资在他牺牲的方岩修建了“刘英烈士陵园”。父亲的老上级聂荣臻元帅亲笔为陵园题了名,还有许多老前辈为陵园题了词。更值得告慰父亲的是,父亲为之奋斗、献身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新一代领导人的带领下,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祖国日益强盛,人民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父亲1942年5月18日牺牲时,我在浙江天台外婆家刚过两周岁不久,弟弟刘锡荣是遗腹子,父亲牺牲后两天他才在上海出生。我们对父亲的最初认识和了解,是通过仅存的几张照片和母亲断断续续的回忆获得的。回忆至此,我要感谢父亲的许多老战友和广大的党史工作者,是他们撰写了大量回忆录、纪念文章和党史研究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教材,使我们更深刻、全面地了解父亲的斗争历程和思想品格,父亲的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越来越鲜活,越来越高大。我愿再次向为党史、军史研究作出贡献的人们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在父亲的优秀品格中,最令我们崇敬的是,他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坚强的党性观念,以及坚贞不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思想境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战斗中失利后,党中央指示刘英和粟裕立即以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斗争。这副重担落在父亲肩头时,他还不到30岁,且身负战伤未愈。党中央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从战略上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并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当时挺进师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下,要以一支500多人的队伍,同数以万计的强敌周旋,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历史使命,真可谓困难重重。何况当时挺进师内部还有些同志对开辟浙江根据地信心不足,还发生过一些战士逃跑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支持着父亲,是无法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浙江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938年春,主力部队撤离浙江北上抗日后,父亲又同几十个同志在浙江坚持地下斗争达4年之久。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这么久的斗争,并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我党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父亲出生贫寒,他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亲身经历,使他极易接受真理,坚信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所以,他参军入党后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交给党。为此,他写下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的誓言。母亲在世时曾对我谈起:“我同你父亲结婚时,他对我说,共产党员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的,随时都要有掉脑袋的思想准备。”在这种勇于为真理献身的思想指导下,无论革命顺利发展还是遭受挫折,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父亲都坚定乐观、英勇顽强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着。父亲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父亲身上闪耀的另一个优秀品格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服从革命需要。挺进师入浙后,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此时,父亲是多么希望立即奔赴抗日第一线,为人民立新功啊!但根据革命斗争全局的需要,党中央提出,挺进师的两位领导人只能抽一个到部队北上抗日,另一个留在浙江坚持斗争。得知中央的决定后,父亲毫不犹豫地向前来传达指示的曾山部长表示,自己主要担负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同各阶层人士接触较多,对社会情况比较了解,留下来对开展工作更为有利。就这样,父亲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脱离主力部队,同少数干部留在浙江坚持斗争。

  主力部队开拔后,有些留下的同志乍一离开部队心中没底,感到不安。父亲就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开展思想工作,要大家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继续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力量。1939年秋,父亲率浙江省七大代表团到新四军军部待命。对父亲来说,这是一个回到党中央怀抱的极好机会,他多么希望立即飞到延安,见到久别的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亲聆他们的教诲呀,可就在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武装冲突。鉴于形势的恶化,党中央指示:浙江战略地位重要,浙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刘英不参加七大,返回浙江坚持斗争。尽管父亲对去延安向往已久,但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并立即与项英同志商讨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父亲之所以能迅速成长为红军的高级领导人,除了革命斗争需要外,还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勤于思考的钻研精神分不开。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只读到高小毕业就辍学在家,与祖父一起下地种田,但他仍然勤奋自学。“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他自书的这副对联,是他幼时勤学苦读的真实写照。参加革命担负领导工作后,又促使他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书籍,阅读各种进步刊物。父亲的战友,一些健在的老红军,对他利用战斗间隙读书看报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不仅自己学,还经常劝导身边的同志努力学习。他说:“革命者要有远大的眼光,没有文化不能为革命挑重担。将来革命胜利了,要做的事更多,哪件事都离不开文化。”他还经常向他们赠送钢笔、笔记本等学习用品,鼓励他们学文化。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学习使他的文化知识、理论水平迅速提高,使他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善于从政治上把握斗争方向,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能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战略思想。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1939年秋在新四军军部待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进一步修改了约7万字的《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一文,为这段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父亲对同志坦诚相见,关心战友,爱护群众。父亲曾书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大敌当前少说私情,相见以诚勿谈客套。”他为人处事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遇到错误言行,他会给予严厉的批评。但他是对事不对人,有错改了就好,照样信任、重用。是自己错了,他也能虚心地自我批评,从不计个人恩怨。一位出席七大的浙江代表在回忆录中写道:“刘英同志非常平易近人,亲切热情,使人感到接待我们的是同志和战友,而不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领导和首长。”为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每到一地,父亲就找一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调查社会情况。在他的帮助下,挺进师指战员有空就帮助农民种地干活,访贫问苦,有时还搭台演戏鼓舞群众,遇到一些有威望的革命老人过生日,年轻人的婚庆喜事,父亲都亲自为他们书写贺联。在一次部队转移行动中,他看到一位抬担架的农民兄弟穿草鞋磨破了脚,就取出自己仅有的一双新力士鞋送给他穿。看到他们晚上宿营没有被盖,就拿来自己的毛毯给他们盖上。人民群众就是通过父亲及其战友们的这些言行,认识红军、热爱红军,进而拥护、支持红军的。所以当挺进师需要补充兵员时,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一呼百应,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父亲留在浙江坚持地下斗争期间,他更是注意利用“王老板”等掩护身份,通过为群众治病、同老乡下棋、与小商贩谈“生意经”等多种方式,接近人民群众,了解民情、社情。为便于做群众工作,他这个江西人还积极学习浙南各种难懂的方言,达到了能听懂群众的谈话并能讲一些日常用语的程度。

  父亲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什么优越的条件和环境,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我们去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父亲的优秀品质远不止上面所提及的这些,他的战友们称赞他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组织上褒奖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局所属各省的模范省委书记。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者系抗战时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之女)

  来源:《钱江周末》2000年06月09日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记刘英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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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飞(非)、王志远、林远志,江西瑞金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挺进师政委、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二月被捕 ,同年五月英勇牺牲。

  由于家境贫寒,刘英九岁时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读书。一九一六年小学毕业后,在同族的资助下,到瑞金县城读高小。一九一八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小毕业。这时,家境更加困苦,父母不愿增加同族的负担,他只得掇学在家。但他仍勤奋自学,曾在家里的墙上题了一首自勉诗,其中有两句是:"夜静书为友,春深笔吐花。"

  一九二四年,刘英到松山小学(原群德小学)任教,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他除了看到闽西出的《岩声报》外,还看到了《新青年》、《向导》和《改造月刊》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刘英离开了松山小学。不久,他同两个青年合伙,借资在瑞金城里开了个小米店,想借此糊口。但经营年余,米店亏损关门。这时,他结识了以行医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瑞金县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邓生文。刘英经常听邓生文讲述革命道理,觉悟不断提高,并协助邓生文做了一些革命工作。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长汀进驻瑞金县城。他(当时叫刘声沫)便同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改名刘英。参军时,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决心,"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担任了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同年九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毛泽东同志把他调到军部搞文书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切教诲下,他成长很快,先后担任过红军的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任第十五军四十四师政委(该军后编入红一军团)。

  一九三二年四月,刘英跟随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在漳州工作的四十多天中,他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受到了一次全面的锤炼,并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深刻的认识,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刘英调到九军团工作,先后担任三师、十四师政委。不久,他又被调到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四年七月初,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巳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刘英被任命为先遣队的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晚,红七军团六千多健儿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刘英和参谋长粟裕等协助军团长寻淮洲转战于闽东、闽北和浙西南地区,并一度攻入江山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到浙江。十一月四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重溪地区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红七军团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十军团,以组成更强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下辖三个师,原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刘英被任命为红十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并随十九师行动(由于战事关系,此时两个部队尚未会合整编)。

  十一月十八日,十九师离开重溪向皖南进军,沿途捷报频传。十二月十日,方志敏率领二十、二十一师到达安徽歙县的汤口地区,在此与奉命南返的十九师会合。为了统一领导红十军团和创造新苏区,他们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命令,决定组成出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刘英为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我军在谭家桥附近战斗失利,被迫北移。刘英在组织部队撤退的战斗中,右手腕被子弹打穿,右手小拇指被打断一技。谭家桥战斗的失利,使我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部队只得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再图北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两千多人在怀玉山区陷入重围。鉴千敌信紧急,方志敏同志命令刘、粟带部队先走。刘英和粟裕立即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闽浙赣省委取得了联系。不久,先遣队主力终因寡不敌众而过到失败。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分局,命闽浙赣省委立即以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堆命根据地。二月,挺进师正式组成,人数五百三十八人,长枪四百五十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在组建挺进师的时候,刘英和粟裕等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浙江的地理位置、地形与群众基础,选定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作为创建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个目标。

  三月初,刘英、粟裕率领挺进师到达闽北苏区的崇安县坑口和车盆坑,进行了半个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当时,鉴于挺进师将单独深入到白区和敌人长期作战,决定成立挺进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挺进师行动区城内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政委会由刘英、粟裕等九人组成,以刘英为书记。三月下旬,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由于浙西南是一个重要战略地区,驻有较强的敌保安团队,为了进入该地区,必须先在外圈活动,把敌人引出来,给以各个打击。为此,在开始时,刘英和粟裕率部在浙闽边境进进出出,往返作战,兜了几个圈子,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弄得敌人十分惶恐,急派大兵阻击。

  四月二十日,挺进师在寿宁上村遭到福建保安团马洪琛部袭击,牺牲了一个连长和十几个战士,丢失了电话机、电话线和全部通讯器材,从此和党中央及苏区中央分局失去了联系。刘英和粟裕总结了上村战斗失利的教训,把没有子弹的重机枪和一些有碍于开展游击战的辎重统统埋掉,战士一律实行轻装,并以电话兵为基础增编了第四纵队,迅速地使挺进师实现了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成为一支灵活机动的游击部队。

  四月下旬,挺进师在景宁县(现属庆元县)的斋郎地区,以五六百人的兵力,英勇抗击浙、闽两省保安闭和地主武装三干余人的分进合击,杀伤敌军三百余人,俘虏约两百,浙保第一团团长李秀被打断了手,率部仓惶逃窜;闽保马洪琢部感到孤立无援,也狼狈遁走。斋郎战斗,是挺进师进入浙江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关键性的一队。这一战斗的胜利,迫使龙泉河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龙泉河北面的敌人也比较空虚,从而为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刘英在政和主持召开政委会会议,成立了浙西南特委和龙浦县委,这是政委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特委和县委,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刨造了条件。他还和粟裕一起,热情地团结教育了当地群众领袖陈凤山、卢子敬等领导的农民群众,并发展陈、卢等先进分子入党,使来自外地的挺进师部队很快就与当地的革命力量密切结合起来,有了初步的依托。七月底,挺进师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松阳县五岩区苏维埃,八月初,成立了中共遂昌王村口区委和区苏维埃;稍后,又成立了龙泉住溪区苏维埃。这样,政委会就建立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两游击根据地。同时,挺进师也由五百余人发展到近千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浙西南站住脚。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新的浙江济南根据地的任务。对此,蒋介石急急忙忙任命卫立煜、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动用近四十个团的兵力,开始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围剿”,妄图围歼我挺进师,彻底摧垮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九月十九日,刘、粟率部向龙泉上田之敌猛攻,打死打伤敌军百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并得知这是以敌中央军为主的大规模“围剿”。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刘英和粟裕决定采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政委会根据刘英的提议,除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外,主力部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闽浙边界活动,以积极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并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十月初,挺进师主力和中共闽东特委叶飞领导的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由于双方都和上级及中央失去了联系,所以这次会师,对双方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联席会议上,大家都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总的领导机关,来统一部署浙闽边的工作,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经双方协商,不久即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时,相应成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由粟裕任司令,刘英兼任政治委员。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面对敌人不受调动,刀图集中力量摧残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反革命策略,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以分散牵制敌人。除令北渡瓯江的第一纵队加紧向浙东地区(即括苍山南北地区)发展外,重点放在开辟浙南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局面打开后,刘英带少数武装和省委机关在瑞(安)平(阳)泰(顶)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粟裕则率领武装部队在浙闽边进进出出,吸引和打击敌人,以掩护省委开展工作,并支援浙西南地区的斗争。刘英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和武装人员,在福鼎、泰顺、平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建立各县、区党的组织。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福鼎、泰顺、平阳以及瑞安一带党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群众也曾遍发动起来,造成了日监扩大的革命声势。

  但是,当敌人知道红军主力不在浙南基本地区后,平阳、泰顺等县的敌军就经常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出来骚扰,气焰十分嚣张。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热情,刘英决定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相惩罚。不久,刘英率省委机关和特务班在泰顺的白姑庵一举击溃了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连。接着,又消灭了出来骚扰的敌第九师的两个排。经过两次战斗,特务班发展成了特务队,并且每人配备了一支驳壳枪。瑞、平、泰一带的老百姓称他们是木壳枪队,到处传播说,七军团来了很多的便衣队,每人都是一长一矩,十分厉害,使敌人极为惊恐。

  敌人在遭到几次打击后,由进攻转入了防御。这时,刘英率临时省委机关转到福鼎、鼎平等县检查工作,并与郑丹甫等同志会师。同时把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特务队再扩充成第一、第二两个教导团。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调离浙江,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八月,为进一步开展浙江的游击战争,刘英在福鼎县李家山主持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七月下旬,粟裕率挺迸师王力由浙西南回到临时省委所在地。八月十九日,刘英、栗裕率部队在李家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浙保五团一个连,生俘敌连长以下六十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战斗结束后,刘英亲手用刺打在李家山村中的两棵红枫上刻下了"打破旧世界、建立苏堆埃!"两行大字。刻完之后,刘英意味深长地说,"等这两棵树上的字长合的时候,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听了都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