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坚:“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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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题为《带镣行》的诗是革命烈士刘伯坚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

  刘伯坚,1895年1月9日生于四川省平昌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刘伯坚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在冯玉祥部任政治部部长。离开冯部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28年,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底,参与领导和指挥了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并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4日,刘伯坚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他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嘱咐妻子和家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省大余县金莲山上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时年40岁。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刘伯坚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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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开栈房兼营杂货为生的家庭。七岁始入私塾,曾在家乡的金山寨高等小学、巴中县立中学、万县川东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毕业后在保定府(今阆中县)道尹陈秉坤处当秘书。

  1920年6月,胸怀求知报国之志,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细心研究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初参加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和6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9月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同年,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6月,作为旅比支部的代表出席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少共党员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旅比党的支部书记。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被选为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

  1923年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任中共留苏学生旅莫支部书记,为中国留苏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初,参与创办《前进报》。同年5月,奉命参加接待冯玉祥,积极地对冯玉祥及其随从人员做统战工作。8月随冯玉祥回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对冯部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开办军政干校,培养革命骨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同时,重视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秘密组建党的陕甘区委,主持马列主义训练班,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冯部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再次到苏联,先后就学于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6月,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回国,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坚持党的原则,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12月,参与策划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先后配合政治委员肖劲光、宋瑞等,在部队中认真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红五军团的部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协助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了红五军团参加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直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3月4日率省直机关突围时,在信丰、会昌交界处的牛岭、马岭遭国民党军队围堵。激战中左腿负伤,仍从容指挥战斗,终因弹尽伤重,不幸被俘。先关押在大余监狱,后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狱中,抱着“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狱中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不朽的诗篇。

  1935年3月21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临刑前,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遗嘱:“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其家乡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刘伯坚与王叔振的结婚照。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于江西大余县监狱写给凤笙大嫂及妻子的遗书。

邓小平与聂荣臻都曾为刘伯坚烈士题词。

刘伯坚 带镣长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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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镣长街行,

  志气越轩昂,

  拼作队下囚,

  工农齐解放。

  一曲气吞山河的《带镣行》,在黑暗的旧中国唤起过多少志士!

  此歌是共产党人刘伯坚被捕后,在重兵押送下,拖着重镣游街时即景写出的。

  一诗传千古。

  但壮士万想不到,他临刑前,给妻子留下遗书时,挚爱的妻子已先于他而牺牲于闽西游击区。

  天下到底有多少悲伤?共产党人竟承受如此之重。

  他本来可以生还。

  他曾是冯玉祥到苏联为西北军“求”来的人才,在西北军担任过比军长职务还高的政治部副主任,他的才华和人品受到许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敬佩。他的家人想找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要人冯玉祥、于右任营救他,他去信坚决反对,为的是不丧失共产党人的人格。抓到他的粤军一些军官以“爱惜人才”自称,劝他暂时写个脱党手续,便可获自由,遭他拒绝。

  他至死都为自己是共产党人而自豪。他的人格、人品的力量,感染和教育了无数人。

  后来,他在西北军中的朋友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在西安事变等关键时刻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蒋介石在失败时,还曾恼恨地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

  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欧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恩来等组建“少年共产党”,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刘伯坚在赣南的日子里
王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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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坚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坚强战士,他作为我党我军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著贡献。他于1920年赴比利时、法国勤工俭学,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6年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回国任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培训干部,致力于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赴沪做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春再次赴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受党中央指派,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时留守赣南,不幸于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被俘后坚贞不屈,凛然就义于江西大余。刘伯坚于1930年秋与妻子王叔振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3月光荣就义于大余,前后长达5年,与赣南这块红土地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进入中央苏区 策划宁都起义

  1930年夏,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军事学习生涯回到上海。不久,他接受党中央的指派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赴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后,刘伯坚先是被分配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要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刘伯坚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苏区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最为辉煌的业绩就是组织、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第26路军到江西,进驻宁都。国民党第26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曾输送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魏野畴、邓希贤(邓小平)等许多党员在里面工作。其中,刘伯坚任该军总政治部副部长。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中原与蒋介石混战失败,残部被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辖第25、27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第4师。蒋介石于1931年2月将该军两个步兵师及骑兵师的一部分共2万余人,从山东调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3月,第26路军到达中央苏区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驻剿”。5月22日,第27师进到永丰县的中村,被红军歼灭了师部大部及79旅全部,损失机步抢3千多支和无线电台1架,余部退缩宜黄。7月,蒋介石把26路军调入宁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在宁都以北的广昌一带,摆上嫡系朱绍良部,堵住其退路。9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又遭惨败,第26路军虽未受红军重创,却被困于四面都是苏维埃区域的宁都县城,陷入了后退蒋之军令不许、前进则会被红军消灭的境地。

  第26路军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倍受蒋介石的歧视,部队不仅战斗力减员和武器弹药的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经常一连两三个月没有饷发。这就造成该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加上不服南方水土,士兵病死的很多。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在这种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第26路军官兵纷纷要求回北方抗击日寇。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为了摆脱困难,即发电蒋介石,且不等复电,便下令全体官兵向北开拔,但蒋介石不允许,部队刚走到离宁都城五六十里的湖岭咀,便被挡住。蒋介石电令孙连仲“立即返回原防,死也要死在宁都”。孙连仲不敢留在江西,就把军务交给参谋长赵博生主持,提升75旅旅长李松昆为25师师长,接替其兼任的25师师长一职,调总指挥部参议张芳昭任75旅旅长,自己则托病离开江西。接着,第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称病到南昌去了,有的旅长则借口招兵离开了宁都。这样,广大官兵陷入了更加消极、彷徨和绝望之中,与蒋介石、孙连仲的矛盾日益激化。

  赵博生和73旅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如前所述,刘伯坚于1926年夏至1927年6月曾在西北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在该军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声誉与威望。据后来萧劲光回忆,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他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西北军中老一点的官兵,很多人都认识刘伯坚。

  党中央对第26路军也作过认真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争取过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另调刚从中央军委兵运训练班结业的袁汉澄(血卒)、李肃到江西,打进第26路军,与73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第26路军中共特支成立后迅速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自5月到11月,先后发展了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名官长士兵入党,并建立了干部支部和士兵支部。

  同年11月底,王超奉命回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时因联络机关遭敌人破坏,被敌人逮捕,两份决议落入敌人手里,暴露了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蒋介石南昌行营命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昼夜送南昌蒋介石行营惩处。接着,赵博生又收到南昌行营派飞机送来查拿“共犯”的手令及第26路军地下党组织的两份决议案,情况十分危急。赵博生、董振堂及特支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做好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的工作后提前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代表袁汉澄和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委派的代表卢寿春等分别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系,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卢寿春向刘伯坚转交了季振同等准备起义的信件,刘伯坚当即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了汇报。12月7日,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给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写复信,热烈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起义加入红军。

  12月8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安排,刘伯坚等携带电台来到离宁都县城近百里的澎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继续和第26路军代表共同商量有关起义事项。期间,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就起义时间、办法、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给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写了第二封信。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央军委决定将起义后的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但季振同嫌这一番号名义太小,想亲自和刘伯坚直接商议。赵博生提出再次联名写信给刘伯坚,看看他的意见。季、董均表同意。收信后,刘伯坚立即给季振同、赵博生复信。

  此信是刘柏坚经过精心策划写成的,实际上是为夺取宁都起义完全胜利的一个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在于对季振同、黄中岳两人做足了文章,即准备给予起义部队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名义,委任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考虑到季、黄领导的74旅是26路军的6个旅中实力最强的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黄中岳是该旅主力第一团团长,74旅的兵权就操纵在季、黄两人的手中,这两人对宁都起义的成败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刘伯坚在认真分析了赵博生、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在发动宁都起义的作用后,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坚定季振同、黄中岳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这就要消除他对起义后军队的编制、番号、前途和职务的顾虑。因此,刘伯坚在第二封信中就明确承诺由他转请中革军委委任季振同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工农红军第13军军长,赵博生为工农红军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此信坚定了季振同、黄中岳率部起义投奔红军的决心。

  起义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1931年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第26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主官,讲明形势和出路,当众宣布起义。第二天清晨,第26路军一万七千余人集结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到固厚迎接这支队伍,并在当地召开了欢迎大会。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并宣读了任命书,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当晚,在固厚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布了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

  宁都起义后,刘伯坚担任了红五军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整顿、改造这支部队呕心沥血。他在军团内以政治部的名义创办了《猛进》报、猛进剧团,举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并在连队建立军人俱乐部、列宁室等,宣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红五军团经过短期的整训、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之中,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奉命留守赣南斗争

  1934年8月,刘伯坚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驻在于都。同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守赣南,在中央苏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在红军出发的日子里,刘伯坚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于都河畔,指挥战士架设渡桥,以便部队顺利通过于都河。在河边,刘伯坚深情地与战友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叶剑英后来曾赋诗怀念当年刘伯坚于都送别的情景: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出发以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行动方针上的失误,根据地迅速缩小,环境日趋险恶,红军留守部队屡遭严重损失。到1934年11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疯狂的报复,大肆屠杀苏区干部和革命群众,烧毁人民房屋,抢夺人民财产。同时,敌人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企图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然后分区“清剿”。

  在这危急关头,刘伯坚提出疏散部队,以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敌人的主张,但没有被中央分局领导人所接受。此时,在部队中,甚至在军区领导干部中出现了“悲观失望”的逃跑主义思想,还连续发生了几起惊惶逃跑的事件。12月中旬,部队攻占了安远县城,缴获约三千余担战利品。军区派供给部长袁瑶芳率领一排战士到安远押运回队,归途中,遇到少数敌人,袁瑶芳就惊慌失措地逃跑了,一排战士无人指挥,三千多担战利品轻易地被敌人夺去。刘伯坚对袁瑶芳惊慌逃跑事件十分气愤,当即草拟了一份《关于开展反惊惶逃跑与悲观失望的斗争的报告大纲》,供党的支部与小组会讨论。

  1935年初,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以及赣南军区都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这时,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到遵义会议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的指示。于是,分局做出部队分成数路,向外突围的决定。

  信丰受伤被俘 大余凛然就义

  1935年3月,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丕显等,率省委、省苏、军区独立六团以及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二千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鸭婆坑山上,指挥部队突围。在战斗中,刘伯坚为掩护战士,不幸左腿受了重伤,失去行动能力,最终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起初,刘伯坚被关押在塘村,第二天被转押到信丰县(原登贤县)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随后被押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关押在大余县监狱。11日,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从监狱到候审室,相距不过数百米,但敌人想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又企图在群众中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给刘伯坚钉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从监狱后门出去,押经大余县城最热闹的青菜街(现建国街)。面对众乡亲,刘伯坚大义凛然、气宇轩昂地吟诵他的著名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后来,这首诗与夏明翰烈士的壮丽诗篇《只要主义真》合璧为一,被谱写成《就义歌》广为传唱。

  刘伯坚自被捕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失传)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刘伯坚将儿子虎生、豹生、熊生托付给兄嫂:“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亦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平息。这一心迹,在他的狱中诗《移狱》、《狱中月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

  于大余

  令刘伯坚没有想到的是,妻子王叔振竟未能见到这一绝笔书。就在刘伯坚牺牲前后几天,一个风雪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几名“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把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错误地秘密杀害了。

  刘伯坚写完最后一封信后,就被敌人押至大余县金莲山上。随着三声枪响,这位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时年四十岁。

  人民没有忘记刘伯坚。解放后,为了纪念刘伯坚,党和政府在他牺牲的江西赣南大余县金莲山上修建了烈士的墓地,他的英雄诗篇《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被刻成诗碑,镶嵌在墓壁上。1992年,党和政府又在刘伯坚烈士墓前塑了一座刘伯坚像。塑像再现了刘伯坚旅莫斯科时期的形象,像座用黑色大理石砌筑,正面镌刻国家主席杨尚昆手书“刘伯坚烈士永垂不朽”九个金色大字,背面刻有烈士遗诗《带镣行》。平台周围遍植松柏,四季常春,表达了赣南人民对这位革命先驱的无限怀念和崇敬。

刘伯坚 点石成金西北军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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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革命烈士诗抄中“带镣长街行”的诗句,人们就会想起刘伯坚。这位曾留学法国、苏联的四川才子,在争取改造西北军的工作中有过突出的功绩。他临刑前的正气凛然,更被周恩来等许多同志称颂,并且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光辉楷模。

  ■“川北才子”拒绝当县长,宁愿出国 当穷学生;后来在留苏时担任了三年“党内驻苏大使”

  ■被冯玉祥特邀入西北军主管政工,后从事我军政治工作直至牺牲

  刘伯坚,原名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并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1927年4月,他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随后,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他回到上海,翌年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20万国民党军队将留下的3万红军(半数系不能远征的伤病员)压缩到赣南一隅,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几个月后才接受陈毅的建议,下令分路突围,开展游击战,可惜为时已晚。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3月21日从容就义。

  ■刘伯坚在西北军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后来蒋介石恼恨地抱怨吃尽西北军的亏

  刘伯坚投身革命所走的道路,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党的第一代先驱者们相似,即由中国走向世界寻求真理,由追求民主主义转入信仰共产主义;他们在欧洲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回来拯救苦难的祖国,并不惜为此献身。

  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刘伯坚的突出贡献便在于奠定了党在西北军中的影响。这支旧军队在冯玉祥的带领下,有着相对比较朴实的作风,官兵也大都是较少带兵痞恶习的穷苦农家出身,但他们毕竟是从北洋军阀部队中分化出来的。刘伯坚利用西北军中的有利条件,把革命的思想注入官兵中间,同时用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他们,因而才有点石成金、枯木逢春的奇效。

  刘伯坚在西北军虽然只待了九个月就被“礼送出境”,但共产党由此积累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经验。对西北军来说,共产党的良好影响此后长存了二十多年――在后来一系列重大历史关头,西北军部队连续发起过宁都暴动、察绥抗日同盟军、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蒋介石后来恼恨地抱怨说吃尽了西北军的亏,其根源恰恰在于共产党的影响深入这支队伍,而其中凝结着刘伯坚的极大心血。

  ■西北军官兵反映:“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

  1926年9月,在接受了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交派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后,刘伯坚陪冯玉祥穿过外蒙古荒原,进入绥远(如今在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很混乱。士兵们军衣破烂,面有饥色,对政治概念一片漠然。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的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日后,他们有的成为党的重要统战关系,有的还起义加入了共产党。

  刘伯坚身为新建的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超过军长,却在一路上同士兵和下级军官一样行军,经常同大家谈心。这些在旧军阀队伍中长期生活的人都说:“‘刘部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官。”刘伯坚的演讲能够道出这些苦难深重的士兵的心里话,因此大家又纷纷反映说:“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由于西北军官兵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由此感到共产党的作风就是好。

  ■临刑前一刻,他给妻子留下一信。可惜,挚爱之妻牺牲于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信件。周恩来 对此一直缅怀不忘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突围时负伤被俘。因国民党政府对他定了5万银元的赏格,并将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认出。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他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感而退。刘伯坚的一些亲属得知消息后,想找过去与他有交情的国民党西北系的要人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营救,刘伯坚去信坚决反对,说自己与他们感情虽好,却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如果去求他们说情,便是“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解放时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有当时的审讯记录,刘伯坚的铿锵壮语跃然纸上。敌军故意问:“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胜利,故意押着负伤带镣的刘伯坚,在大庾县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称建国路)走过示众。刘伯坚气宇轩昂,使路旁的人们敬佩不已。回到牢中,他写下著名的《带镣行》和长诗《移狱》,并写了几封充满感情的家书。临刑前一刻,他还给妻子王叔振留下一信,里面说:“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可惜的是,他挚爱的夫人也牺牲于闽西游击区,不能看到这些信件。翌年末西安事变时,王叔振的嫂子凤笙将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连同几封遗书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对此一直缅怀不忘,直至60年代还介绍说:“这些遗作,是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流血牺牲的烈士给他的亲人的最完整的遗书。”

  正气磅礴  《带镣行》

  一九三五年,烈士刘伯坚,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珊,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来源:《北京青年报》 

“生是为中国 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带镣与遗嘱
杨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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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壮山河带镣行,

死生报国烁英名。

坚持游击歼劲敌,

遗嘱妻儿继志腾。

冯玉祥和刘伯坚的结缘
肖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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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1923年) 

 大革命期间,冯玉祥受到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影响和帮助,从思想到行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本来默默无闻的青年共产党员刘伯坚一举名声显赫,完全是因为他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中业绩卓著所致,并且使冯玉祥和刘伯坚结下一段情缘。

  异乡初识成知己

  1924年冯玉祥发动的"首都革命",在奉、皖系军阀的压迫下失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此时,中共北方区委也开始重视和加强对北方工作的领导。经李大钊的沟通,中共和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关系愈来愈密切。苏联政府给予国民军大批无偿的军械弹药援助,并派遣顾问团到国民军工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先后选派宣侠父、陶新畲、耿炳光、黄日葵等30多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到冯玉祥的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经过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冯玉祥在"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1926年初,北方时局进一步恶化,促使苦闷已极且前途未卜的冯玉祥,决心去比邻的苏联好好学习考察一番。经过李大钊和加拉罕的努力和精心安排,冯玉祥在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团长普里马科夫等人陪同下,3月20日从平地泉乘汽车启程,踏上了出国的征程。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受到苏联党、政、军要员和苏联士兵以及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中国男女留学生三四百人的热烈欢迎。车站里欢声雷动,"中国国民革命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冯玉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到苏维埃俄国来,是为了加强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友好纽带,和学习重建俄国和红军的经验。""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共产国际想利用冯玉祥考察苏联的机会,进一步争取冯玉祥,于是委派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等东方大学毕业学生参加接待工作。5月17日,刘伯坚、曾涌泉、武胡景等5人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在冯玉祥下榻的富丽堂皇的欧罗巴旅馆拜访了这位赫赫有名的"基督将军"。刘、冯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时年31岁的刘伯坚无拘无束地同冯玉祥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国际国内时局,给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结束时,还向冯赠送了一套《前进报》。不久,冯玉祥来东方大学参观,刘伯坚特意组织东大的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冯将军的莅临。

  这以后,刘、冯之间有更多的接触和交谈,刘向冯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红军的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方法,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等。彼此逐渐亲近,感情日益融洽,进而深入谈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重要话题。当冯玉祥请刘伯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刘自知难以应付,便去请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商定,由刘伯坚介绍,请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蔡和森为冯玉祥及其部下将领承担此事。蔡和森整整做了3天报告,场场爆满,报告人让听众自由发问,对答如流,气氛十分热烈,"结果颇好"。其间,刘为冯讲了3次课,冯觉得刘来往很辛苦,提出与刘同住,也便于随时向刘请教,刘欣然答应了冯的要求。以后刘更多利用吃饭和茶余饭后散步的时间,向冯讲述革命问题。

  通过两人的频繁交往,冯玉祥对苏联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使冯立志要"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抱负更急切,表示"当勇猛直前,以促其实现也。"同时,蔡和森也常到冯的住处,向冯系统讲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经过与共产党人的数次交往和听过他们的讲话、报告,以及受苏联革命的影响,冯玉祥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对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已经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学习兴趣,使他更加坚定继续投入国民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相伴归国达共识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战场形势喜人。李大钊为争取冯玉祥国民军早日加入北伐行列,商请冯玉祥的好友于右任赴苏,敦促冯尽早回国。此时冯也得知国民军败退南口的消息,心急如焚,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便毅然决定立即动身回国。

  在动身回国前夕,当夜深人静时,冯思绪如潮,回味在苏联3个多月的日日夜夜,受到几乎所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亲切接待,"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亲身感受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欣欣向荣景象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令其欣佩折服。他在接受苏联《真理报》记者采访时说:"共产党的英勇无畏、高昂士气和自觉地意识到对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使我十分钦佩。"于是冯玉祥主动向共产国际提出请求,邀请有丰富革命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刘伯坚同他一起回国,并帮助他主持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共产国际满足了他的要求,决定委派刘伯坚回国参加国民军的重建工作。这真令冯玉祥喜出望外。

  8月17日,冯玉祥与苏联首席军事政治顾问乌斯马诺夫和刘伯坚等乘火车秘密离开莫斯科。在归国途中,刘伯坚为帮助冯玉祥加深对革命的了解,每日孜孜不倦地与冯谈话3次,每次长达1小时半。所谈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国民革命、世界革命,苏俄现状,以及"共党之目的及方法"等问题。这使冯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且对于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奋斗精神,以及其对人类之责任心,更敬佩不已,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

  在冯玉祥一行从上乌丁斯克到达库伦时,刘、冯已初步达成如下协议:第一,冯电催苏联派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40人内派女生10人速到国民军中工作;第二,建议冯请求职工国际、农民国际、妇女国际各派1人到国民军中作各该方面运动的指导人材,并向共产国际请求英、法、德3国共产党各派1人到国民军中作指导研究国际问题的工作;第三,建议冯在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由苏联方面聘请美术家2人,由中国方面聘请中共党员3人共同主持;第四,在北京、天津、上海3处就中选择2处出两个日报,作为国民军的机关报。

  在库伦,因为国民军还不习惯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由冯玉祥和刘伯坚、乌斯马诺夫等人从事练习。练习中,冯玉祥感觉到,刘伯坚和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的。"以后他俩在冯玉祥身边,一个管政治,一个管军事,一文一武,形成冯玉祥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刘伯坚还连续5次主持召集冯及其重要官佐学习开会,通过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等7个文件。虽然这些文件有些地方不完全符合西北地区及国民军的实际情况,也被中共中央批评过带有一些"空想"色彩,但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工作最初设计的蓝图,为共产党人日后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军旅西北重崛起

  此次冯玉祥归国,面临着新败之兵,士气不振,财经拮据,强敌在前等重重困难,但有了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以及苏联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国民军如虎添翼,加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冯玉祥备受鼓舞,胜利信心大增。

  9月16日,冯玉祥到达荒漠小镇五原。次日,冯玉祥即向全国发布了由刘伯坚起草的《五原誓师宣言》。这份长篇《宣言》说:最近中国"受压迫比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快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宣言》回顾北京政变前后的历史时说:"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还说,过去有人说自己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进而表示:"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宣言》最后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冯玉祥(左三)参加刘伯坚(左五)的婚礼 




  当天,冯玉祥在五原召集于右任、孙岳、方振武、史可轩、鹿钟麟、石敬亭等高级将领开会,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会上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午12时,冯玉祥在就职誓师受旗典礼上宣誓:"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各军官兵闻后,欢声雷动。誓师会上,举行了易帜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刘伯坚手持大旗威立阵前。冯玉祥和刘伯坚对广大官兵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力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在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帮助下,五原誓师被称为国民军"九一七新生命"。此时虽然刘伯坚颇受冯玉祥的信任,中共中央对冯还是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0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决议从维护同国民军联合战线的原则出发,要刘伯坚"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并指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挟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变化明显的冯玉祥国民军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冯玉祥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能维持国民军在西北存在和发展。"但要求刘伯坚必须十分重视国民军的工作,尤其是要侧重政治宣传工作,并且强调:"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

  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重新崛起,形成随时可以使奉军不敢轻易南下的威慑力量。可是,刘伯坚作为国民军政治工作的主持人,也逐渐引起一些将领的妒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国民军政治工作,强调政治工作必须首先从军队与民众结合方面抓起,将会更有效果。

  开创政治新局面

  在冯玉祥赴苏之前,国民军中虽有共产党员,但因冯本人和他的将领们反对政治工作,故军中政治工作并未能开展。冯归国后,情况大为改观,他主动给陈独秀写信,深切地说:"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做,只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革命工作。"信中还请陈独秀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等,经常不断给予指导。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联军下辖第一、二、三、五各军,共约12万多人。总司令部下设政治部,政治部部长留给国民党派来的人担任,刘伯坚被任命为副部长1927年4月任政治部部长,因国民党人始终未到职,刘伯坚实际上主掌政治部,领导了国民军联军的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各方面工作。他还是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的执行委员。刘伯坚在联军政治部内设立组织、宣传、总务3个处,刘伯坚兼宣传处长。在政治部下设立了军、师、旅、团、营各级政治部。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广东区委相继从莫斯科、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派来邓小平、王一飞、张兆丰、宣侠父、刘志丹、黄日葵、刘天章、魏野畴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第一、二、三各军中做政治工作,加强了中共对国民军联军的政治指导与影响。

  国民军联军总部迁到包头时,当地哥老会势力极大,该会头领愿奉冯玉祥为龙头,冯满口答应加入。刘伯坚得知此事后,劝冯要谨慎从事,加入可以,但不可再作哥老会的龙头,以免被人所利用。经刘多次对冯做思想工作,冯终于接受刘的意见,不再坚持要做龙头,并把哥老会改名为革命协会。

  为培训国民军联军基层干部,刘伯坚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创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加紧训练学生,并亲自给学员讲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多种课程,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国民军进入西安后,刘伯坚、刘志丹等在魏野畴主持举办的政治训练班担任教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政治训练班的120名学员被分配到国民军各军中工作。

  刘伯坚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五原誓师后,刘伯坚将《西包头日报》改为《中山日报》,作为他同北方区委联系的纽带,这是宁夏第一份进步报纸。刘伯坚还主持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大纲共39条,规定了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政治工作在军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工作的目的、职能和内容。刘伯坚十分重视向广大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演讲,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等革命思想,鼓励官兵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的斗志。国民军联军经常集合官兵,由刘伯坚讲阶级及政党之意义;政治与军队关系之六要义;共产国际、工人国际、农民国际、妇女国际、赤色救济国际等问题。当时军中就流传着这种赞誉:"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关了三个月的饷。"

  在从五原转至宁夏、平凉、西安的途中及到西安后,刘伯坚几乎没有离开过冯玉祥,冯经常找刘商谈有关政治事宜,并向刘布置艰难任务;刘也时常向冯报告军队政治工作,并参加许多冯召开的各种最高官长会议。由陕入豫前,冯嘱刘,"制印豫西宣传品,并派人前往张贴","继续办理墙报"。冯还与刘一起"润色'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就职誓辞'",并"同刘共阅余前在临潼所书'香凝池中山泉革命歌',请刘寄赠中央诸友,及何香凝同志各一份。"

五原誓师,左为冯玉祥,右方宣读誓言者为刘伯坚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与关怀下,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勤奋工作,开创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使广大官兵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尔后国民军联军驰援陕西,解救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开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7年5月初,正当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入豫作战,与国民革命军会师河南已指日可待之际,却传来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在北京被奉系张作霖绞刑杀害的噩耗。全军上下尤其是冯玉祥极度悲痛,哭之甚哀。5月9日,军中约5000人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刘伯坚主持大会,冯玉祥在会上说:"他们的死,更提起我们的精神,更使我们奋斗,我们要为贫苦无告的工农流血,与残酷恶兽似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最后的决战。"刘伯坚讲话说:"李同志一死,北方革命工作失去了领袖,本军亦受巨大影响,所以我们要把李同志的死,认识清楚,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力。"这是冯玉祥和刘伯坚在公众场合下在一起最后的一次亮相,李大钊的不幸遭遇实际上也预示他俩这段情缘的终结。

  从五原誓师到西安解围,是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在大革命中合作最密切的时期,共产党员刘伯坚功不可没。冯玉祥在他的自传体著作《我的生活》中,充分肯定刘伯坚主持国民军联军政治部的工作,大加称赞地说:刘伯坚"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然而,像许多历史人物一样,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冯玉祥在大革命最后关头倒向了蒋介石,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当国民党在四·一二"清党"反共时,冯玉祥将对他帮助很大的友人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成为他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来源:2000年第9期《人物》杂志

刘伯坚的"一封家书" 刘豹不能忘的历史

刘伯坚次子刘豹。

 

 东方网记者毛丽君、曹子琛、实习生李旸7月31日报道:刘伯坚的故事本应该从《带镣行》开始,从那一封妻子未能收悉的遗书开始,可谁都没想到,在新华路上一家门口贴着“光荣人家”的略显拥挤的两室户内,这位名叫刘豹的七旬老人,从“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开始,说起了他的父亲——革命先烈刘伯坚。  
  在建军82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东方网记者走访了刘伯坚二子刘豹。初见刘老,这位头发稀疏、背略微有些驼的长者翻开手中的报纸,“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的告示跃然纸上,“039号刘伯坚”成了他递给记者的他父亲的第一张名片。不到500字的简介,在报纸上只不过是“小豆腐块”,在刘豹眼里,却是他父亲一辈子革命事业的缩影。“1935年3月4日,率部队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3月21日,壮烈牺牲,时年40岁。”故事从这里开始。
  
  可预见的死亡——坦然面对
  
  寄养的三幼儿——寄予厚望
  
  按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日期——1934年1月1日算来,刘伯坚牺牲的时候,刘豹才刚满一岁。老人所有关于父亲的回忆,都来自父亲生前战友的记忆深处,当然还有那些铿锵有力的诗词和老人看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的父亲的遗书。
  
  “弟于三月四日在江西信丰县唐村被粤军俘虏,押解大庾粤军第一军部。三月廿二日在大庾被牺牲了。”在写给凤笙大嫂的信件中,刘伯坚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然而他用坦然却坚定的口吻告诉家人,“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刘豹告诉东方网记者,曾有父亲的老同事在看到父亲遗书时,露出了惊讶的神情,原因很简单,刘伯坚遗书上的字迹和他平时办公时的字迹没有任何区别,难道他真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这可以预见的流血牺牲?
  
  刘伯坚的遗书大部分内容详细记录了豹儿、熊儿寄养家庭的情况,留下尽可能详尽的线索,只希望大嫂将“熊豹两儿均设法收回教养”,甚至他特别嘱咐诸幼儿“迟至三十岁再结婚”,“以免早婚多儿女累,不能成就事业”。
  
  十八岁前上学,十八岁后入工厂为工人,这是刘伯坚设想的三幼儿的人生路,所谓的事业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70多年过去了,刘豹再次读起这段话,声音中仍满是激动,透着异常的坚定。
  
  最后的“情书”——革命敬礼
  
  几十年后聚首——承先启后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牺牲的前一天,刘伯坚应该是彻夜未眠,他把自己最后的心声写给了他的爱人——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刘豹的母亲。在给凤笙大嫂的信里,刘伯坚这样写道,“这封信须要给叔振同志一阅,可能已到沪了”。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淡淡的安慰和嘱托,是刘伯坚留给妻子最后的“情书”,可他没有想到,这封王叔振“必能见到”的绝命书,最终还是没能送到妻子手中,这个“最后的革命的敬礼”随着王叔振在闽南长汀牺牲,永远地留在了信笺上。
  
  说到这里,刘豹取出了他和弟弟刘熊生编撰的《刘伯坚画集》,翻到父母结婚照的那一页,许久没有说话。照片上邓小平、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邓宝珊……都是他们感情的见证人。“王叔振同志善于演讲,写得一手好字,她和伯坚同志志同道合最终走到一起,他们的婚礼十分简单,就连伯坚同志身上的西装都是邓宝珊夫妇帮忙置办的。”
  
  还有那张“抱约”。撕开两半的“承先启后”,原本应该是王叔振认回熊生的凭据,却成了三兄弟相见的信物。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里目睹那永远无法完整的一页时,第一次聚首的刘虎生、刘豹、刘熊生抱头痛哭。
  
  默默无闻奉献——精神传承
  
  《带镣行》谱曲——历史不能忘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每每读起这样的诗句,破败的大街、哐当作响的脚镣和挺直的脊梁成了脑海中最常浮现的一幕,鲜明的对比让刘伯坚视死如归的坦然和身为革命者的自豪在几十个字里回荡。然而,翻开刘豹珍藏的三本相册,另一种感动跃然眼底。
  
  《带镣行》被刻在龙华烈士陵园内的一块大石上,金色的诗句前是刘豹为不同的对象讲述这段历史的背影,风雨无阻;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毫无犹豫地捐款数万元;2010年上海世博会,他以“世博会选定了上海”为题写了厚达16页的演讲稿,呼吁大家关注世博;厚厚两盒子的荣誉证书,他独看重“优秀共产党员”的那一本,他说,这是大家选的……作为一个七旬老人,刘豹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父辈的革命精神,在历史发展的浪潮中,散发着自己的光和热。
  
  刘豹托朋友找到了知名影视女作曲家刘雁西,为《带镣行》谱上了曲子,不同的调子,同样的内容,对于谱子的演绎,曲作者用了简单的两个字——“坚定”。采访即将结束时,刘老将两首曲子的简谱送给了东方网记者,他说,刘伯坚为革命事业做的贡献很大,他说,如果这次的评选活动刘伯坚同志能评上,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得响亮,他说,革命的精神需要代代相传,革命人的气势也要代代相传,他说,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承上启下的人们,历史,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