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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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经常深入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湖南。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缪伯英(右二)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新妇女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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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伯英,1899年10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0年初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1月,参加了由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女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缪伯英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经常深入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在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家乡湖南。1925年1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年8月缪伯英前往上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开展地下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缪伯英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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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一个职员之家。幼年随父习文识字。10岁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1916年7月,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秋,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曾参加北京大学的湖南学生同乡会,与邓中夏、何孟雄等人一起,研讨改造社会等问题。1920年,曾一度中断学业,到北大参加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不久,在李大钊等人的教育启发下,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5日,发表《家庭与女子》一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家庭的演变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中国广大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同年秋,与何孟雄结婚,并将自己在北京景山西街中志胡同5号的寓所作为北京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1922年下半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女工部的日常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编辑工作。常与邓中夏、何孟雄等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8月,当选为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委员。在领导北京女权运动的同时,还曾到南京帮助组建女权运动分会。1923年“二七”大罢工期间,与何孟雄一道全力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罢工斗争。

  1924年3月,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由于工作出色,曾被李大钊誉为“宣传赤化的红党”。同年夏,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后,因身份已暴露,按党组织决定转回家乡长沙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初,先后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兼管湘区委宣传工作。曾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附小主事、湖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五卅”运动爆发后,被推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执行委员,带领长沙各校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纠察队、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声援青沪工人的反帝斗争。

  1926年1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去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3月初,被推选为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领导全省人民开展驱逐反动军阀省长赵恒惕的斗争。同年7月,北伐军进抵长沙后,积极发动广大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湖南慰问队、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奔赴湖北慰问北伐将士和救护伤员。1926年10月,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前往汉口,协助蔡畅开展妇运工作。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潜至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此期间,以华夏中学物理教师的公开身份,进行地下工作。1929年10月,因突患伤寒而病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共最早的女党员——缪伯英
慕 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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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她就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人。其家庭世代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并于1917年7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满20岁的缪伯英,奔赴北京读书,开始走上了新的历程。

  中共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各种新思潮风雷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那时,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其影响,不少人经历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曲折过程,缪伯英也是这样。

  她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不久,她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12月4日成立,是王光祈等人发起的。这是一个自愿结合起来,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实行半工半读、集体生活的团体。它下设四个组,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第三组都是女生,又称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希望通过它来建设一个工读互助社会。缪伯英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的憧憬,与同组的十几名女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起洗衣店来。

  “工读主义”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失败。第三组的女生更是难以维持,缪伯英与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洁(朝鲜人)则是坚持到最后的4名成员。此事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出版的《妇女杂志》还刊登了她们的照片。消息传到长沙,风言风语吹到缪芸可耳中,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去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长进”。但缪芸可深知女儿的为人,未加干涉,并且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对女儿的支持。由于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推迟了一年毕业。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认为这是自己走向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缪伯英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十分向往,经常冒着危险,热情地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的人回忆,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间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缪伯英就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名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12月15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离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昌停留期间,她还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在女高师的学习已临近毕业。这时,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来到省会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 (即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女)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并推定缪伯英为主任兼做宣传工作。

  第一女师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成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取名“心田市”(因该校坐落在落星田而得名)。“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各班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民主管理学校。缪伯英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议论,有人向徐特立反映缪伯英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饰,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正值大革命高潮。1925年3月12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身为悼念会筹备处职员的缪伯英在会上发表演讲,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回家,因此,何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揭露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她做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在武汉和上海的不懈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夫妻俩又能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缪位荣、何重九同行。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遗体也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她的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由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二人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