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伴侣谱壮歌 宋绮云 徐林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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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6年11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期间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林侠,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1924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赴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江苏党务训练班学习,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宋绮云被派往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春受党指派返回邳县,先后任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组织干事、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和书记。同期,徐林侠也回到邳县,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1928年10月,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

  1929年,宋绮云赴东海县组建县委,并担任书记。同年秋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文学系做旁听生。1929年12月,经党组织安排,宋绮云到河南南阳的杨虎城部队,担任《宛南日报》总编辑。1931年夏,被任命为十七路军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做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宋绮云任特支委员。

  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事变发生后,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后,宋绮云处境极为危险。他在赴延安学习后,回到西安坚持工作。1938年初,被党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1939年11月,党组织派宋绮云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政治教官。他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从事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巨而又特殊的斗争。

  1941年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狱中八年,他们遭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们从未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未满9岁的幼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在重庆松林坡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宁折不弯的共产党人——宋绮云 徐林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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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com消息(新闻联播):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小萝卜头”的形象感人至深。他出生8个月时,便随父母入狱。在狱中生活了8年,他的父母就是为党的事业英勇献身的宋绮云、徐林侠。

  1904年,宋绮云和徐林侠出生在江苏邳县。1927年3月,两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10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做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宋绮云任特支委员。

  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事变发生后,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41年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 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未满9岁的幼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在重庆松林坡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来源:中国中央电视台 

宋绮云 难民服务团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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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岁在峄阳小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邳县时,被推选为邳县学生联合会古邳分会主席。组织同学上街游行,查禁日货,宣传抗日,在邳南掀起爱国热潮。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勤奋好学,同时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1925年2月,从六师毕业后,返回邳县,先后在峄阳、土山小学任教。1926年11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汉的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投考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在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参加叶挺指挥的讨伐叛军夏斗寅和追击杨森部队的战斗。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与南京中共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清洁、曹冷泉等临时秘密成立了南京中共地下党清凉山小组。11月,参加中共南京市委扩大会议,不久,被组织安排在南京警察教练所任第二中队副中队长。1928年5月,回到邳县。是年夏初,参加李超时为首的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为组织干事。9月,成为刚刚建立的中共邳县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29年,由于邳县形势发生变化,离开了白色恐怖的家乡,奔赴北京。在共产党员刘亚民的帮助下,改名绮云,在北京大学文学系做旁听生。1929年12月,参加河南南阳杨虎城部队,担任《宛南日报》主编。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1930年11月,任《西安日报》编辑主任。1931年夏,被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使该报纸在宣传抗战,反对内战方面独树一帜。1932年至1933年间,经和中共西北地下党、川陕苏区同志的共同奋斗,打通了由西安经汉中通往川陕苏区的红色交通线。1935年10月,为统一领导西安地区党的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任特支委员,并担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宣传部副部长兼管部分总务。根据特支的决定,协助谢华等筹办了“西救会”的宣传刊物《救亡周刊》。1936年,成功地组织了第三次追悼鲁迅先生的大会,并在《西北文化日报》发表《敬悼鲁迅先生》的社论。西安事变前夕,充分利用报纸这个阵地宣传抗日,反对内战,发表《今年国庆所惑》、《国民军之奋斗与今日之国难》等一系列文章。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还担任了新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对群众的宣传工作。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软禁,杨虎城被逼“出国考察”,他离开西安。不久,“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不顾个人安危,重返西安。1938年初,从延安学习归来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派他去鹿钟麟的河北省临时政府(系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1939年初,担任“难民服务团”(全称是“行政院救济委员会第七救济区难民服务团”)总干事。1939年11月,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后任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兼政治教官,并被委任为干训班特别党部书记长。在此期间,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展开艰巨而又微妙的斗争。1941年9月8日,在蒲阳被国民党军统诱捕。1941年11月,移禁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6日,他和杨虎城及其他难友,在重庆松林坡戴笠的警卫室里惨遭杀害。

 

回忆与杨虎城同时遇害的宋绮云

 

马节松 

  从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其机要秘书宋绮云双双在重庆被蒋介石集团特务杀害,到现在已将60个年头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早已家喻户晓,可是对与杨同时遇害的杨的机要秘书宋绮云同志,人们却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宋的儿子“小萝卜头”更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宋绮云的故友,我愿将我所知道的宋绮云加以记述,但这并非为宋作传,只是用以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思念而已。现在我已年将90,来日无多,如果真有所谓“阴间”的话,我希望将来我和他在冥冥之中相见,以慰藉我们60年来的相思!

  

本刊特邀撰稿人、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马节松先生(现年88岁)



  宋绮云是江苏邳县人,原名元培,字复真,直到1929年他由中共邳县委书记为逃避反动派的追捕转移到北京时,才改名为绮云,以后便一直以此名行之于世了。宋绮云生于1904年,略年长于我。少年时代他在本县的小学读书,后来考入了设立在清江县的江苏省立第六师范,以后又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25年他师范毕业后,回到本县教了一年小学,1926年末当北伐军打到湖北时,他为北伐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毅然投笔从戎跑到武汉,考入黄埔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编在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在校时,他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适逢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他被党组织秘密派到南京作地下工作,在警察教练所任第二中队副中队长。任职期间,他为党作了大量情报工作。1928年5月,宋绮云回到故乡邳县,任县警备大队第二中队队长,并暗中担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1929年8月,因邳县白色恐怖严重。为逃避敌人追捕,他不得已转移到北京,并改了名字在北京大学旁听。以后他经人介绍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当时杨部驻军河南南阳,杨办了一个名为《宛南日报》的报纸,任宋绮云为该报总编辑。1930年末,杨奉命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随杨前往西安,任《西安日报》主编。1931年夏,杨虎城将《西北文化日报》改为他的十七路军的机关报,以十七路军办公厅主任陈子坚为该报社社长,宋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并兼作杨的秘书。

  从1931年宋主持《西北文化日报》到1937年抗战前夕他离开该报,六、七年间宋绮云根据党的指示把这个报纸办成了一个在大西北有影响的报纸,成为打击反动派的有力武器。与此同时,他还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展了兵运工作。最突出的事例是,他通过秘密活动促成了西北军与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谅解,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经过汉中、西安通向全国的红色交通线,这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巩固、发展和壮大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委员、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委员,以及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6年未发生了西安事变,宋绮云对这一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起过促进的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杨虎城被逼令出国考察。1937年6月宋至上海送杨出国后,按照他与杨的事先约定,他将东渡日本留学。但杨出国不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他决定留在国内参加抗战。正是此时,我和宋绮云遇在了一起,并和他一起到河北去打游击战。这事要从1938年7月谈起。

  1938年7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临离校时,抗大教育长许光达(建国后许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给了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到西安去找第一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申伯纯(共产党员),由申分配我的具体工作。我到西安找到了申伯纯,正在交谈时,从外面进来一位30来岁的健壮的男子,申马上对我说:“这是原《西安日报》主编宋绮云同志,现在他也要到河北参加抗战工作,正好你们同行。”接着,他又转身向宋介绍我:“这位是新从延安抗大来的马节松同志,都是自己人。”当我听到申向宋介绍我是从抗大来的时,有点愕然,因为我离开抗大时,许光达教育长特别嘱咐我说:“你这次出去是作统战工作,除对自己的同志以外,不要说你是从抗大来的。”可是申却向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说我来自抗大,因此起初有点愕然,及至又听到申说“都是自己人”时,才又释然,赶紧走过去和宋紧紧地握手。当时申伯纯对我和宋绮云说:“我们的河北游击总司令部现在暂时驻在河南洛阳,明天我们就出发到那里去,你们如有私事,可在今天赶快办一下,明天8点我们在火车站集合。”我和宋辞申而出。宋约我到莲湖公园坐坐,我欣然从命。

  

1937年4月15日西北文化日报社全体同仁欢送社长宋绮云(前左三)东渡



  对于这次我们要去工作的地方,宋绮云比我清楚的多,他告诉我说:“我们要去工作的这个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鹿钟麟,鹿还兼着已沦陷于日本之手的河北省的主席。现在这个游击总司令部正在洛阳筹建,不久就到河北省去作游击战。你我都是受党的派遣到那里去作统战工作,申伯纯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作统战工作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要根据申的意见去作好工作。”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他的过去,我也简要地向宋介绍了我的历史。因为宋是老党员,又长我几岁,斗争经验又比我丰富,所以他在我心目中既是同志又是兄长。

  第二天我们和申伯纯一起乘车去洛阳。河北游击总司令部当时驻扎在洛阳西宫营房,正在积极筹备。申伯纯领我们去见了张知行参谋长,张当即派宋绮云和我先期出发去河北,到第二战区总部及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联系工作,以便渡河北上后得到他们的协助。当时申伯纯宣布宋绮云为上校组织科长(申为中将政治部主任),我为上校指导员。临出发前张知行参谋长给我们派了两名通讯员,发了3000元路费。两本电报密码。因为黄河北岸便是敌占区,有日军的封锁线,隔不多远便有一座碉堡,所以我们不能白天在旧有的码头渡河,只能在夜晚找僻静处偷渡。洛阳到黄河边有20几里路,总部白副官先行到黄河南岸为我们联系船只,宋绮云和我及我们的两个通讯员随后前行。到了黄河南岸天气尚早,白副官说船已联系好了,但必须天黑后才能渡河。这时偏又下起了濛濛细雨,白副官领我们到一座破庙里暂避。这庙白副官说是汉光武的陵墓及庙堂。陵墓长满青草,庙堂也已倾圮,断墙残壁,几通石碑,效十棵古树被风吹得丝丝作响,真是荒凉得很。可这几通石碑却吸引了宋绮云。他端详摩挲了许久,对我们说:“这里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陵墓。刘秀趁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之机,削平群雄,壮大了刘姓皇族势力。刘秀称帝后,镇压赤眉起义军,削平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在位期间,他多次发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减轻赋税,废止地方兵役制,兴修水利,精简冗员。所有这些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他一下子当了30多年的皇帝。”我和白副官以及两个通讯员,都听得津津有味。两个小通讯员也许没有想到,这个跟他们一样穿着灰布军装的长官,脑子里怎么会装着这么多东西。我虽然是个“双料大学生”(这是宋对我的戏谑的称呼,因为我原是齐鲁大学毕业,抗战初期又上了抗日大学),可在这些文史知识方面,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却远远比不上宋绮云。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却已黑下来,白副官把我们四人领到河边,找到了那只联系好了的小船。这只小船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扁舟,我们四人一上去它便左右摇晃了起来。河上是雾气濛濛,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这样一叶扁舟在浊浪中颠簸了三、四个小时,毕竟在长满芦苇的黄河北岸停下来。下船后向导领着我们在芦苇丛生的沼泽地上艰难地行进。天亮时向导告诉我们已到了晋城县界,我们避开公路在山坡上爬上爬下。下午三、四点钟时我们到了一座兀立在山坡上的古庙,庙前古木森森,庙内只有四个僧人。僧人见我们都穿着灰布军装,知道我们是中国军人,便对我们说,往西三、四里路便是太行山区,卫司令长官的司令部就按在那里。我们在庙里借宿一宵,第二天便到了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因为卫立煌长官到西安去了,所以长官司令部的郭寄峤参谋长接见了我们。他说鹿钟麟先生要率部去河北抗日,他一定下达命令指示所属各部尽力协助鹿先生一行顺利通过此地。住了一宵,次日我们便向长治出发。

  到了长治,我们便去找十八集团军机关。街上残垣断壁,一片战后景象。北门里有座戏楼,门外立一通石碑,上书“陆登死节”四个大字。我问宋绮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陆登是北宋潞安州(即长治)刺史,金兵南侵时,他坚守潞安,金兵破城时,不屈而死。此时此刻,这块石碑立在这里,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别具意义。

  次日我们在第十八集团军地方工作部找到了朱瑞政委。宋绮云和朱瑞同志是黄埔军校同学,都是江苏北部人(朱瑞是江苏沛县),又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一见面十分亲热。当时地方工作部长黄镇同志也在座。我们把鹿钟麟给朱德、彭德怀的信交给朱瑞、黄镇看了,他们说彭总驻扎在长治西南约50里的一个村子里,我们决定次日去见他。第二天我们跨上朱瑞给我们准备的骡子向彭总的驻地进发,下午三点我们到了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山村。刚进村便遇见一位十六、七岁的穿军服的小同志,他向我们敬礼后便问:“你们是宋绮云和马节松同志吗?”我们说是的,他便领我们进了一座小院落,一个穿军服的瘦弱的中年人迎着我们说:“你们是宋代表、马代表吗?昨晚我们便接到朱瑞同志的通知,说你们今天要来,欢迎欢迎。我是左权。”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在延安时我便听到他的名字,原来这人便是十八集团军的参谋长大名鼎鼎的左权,真是人不可貌相了。宋绮云向左权说明“鹿钟麟北上抗日沿途请十八集团军各部予以协助”等语之后,又特别说明鹿的政治部主任申伯纯是我党同志,马节松是申伯纯特别向延安抗大要的干部。左权一听说我是抗大毕业的,便问我是几期,大队长是谁?我说我是四期的,大队长是何长工。左权听了高兴地说:“原来都是自己的同志。”接着他告诉我们说,彭总因前方有点小战事,大概半夜以后才能回来,叫我们先住下休息。

  第二天6点钟左右,我和宋绮云正在洗脸,左权领着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军人进来,向我们介绍说:“这便是彭副总司令,昨天半夜才从前方回来,现在特别来看望你们。”接着彭总对我们说:“有一部分伪军,经常骚扰老百姓,昨天我们缴了他们的枪,所以我去看看。你们的来意左权同志已对我谈过了,鹿钟麟将军是进步的将领,你们可以电告他,我代表十八集团军欢迎他北上抗日,我们一定命令沿途十八集团军各部予以协助。等鹿将军到长治后我一定去跟他见面。”

  我们在彭总处住了两天便到长治去,见大街上已贴满了“欢迎鹿总司令北上抗日”的标语,我们即借用十八集团军地方工作部的电台向鹿及申伯纯发去密电,告知我们与各友军联系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行动。申回电命我和宋可由长治去河北南宫见徐向前副师长及杨秀峰(徐为十八集团军129师副师长,杨为新成立的冀南行政公署主任),说他不日跟鹿的总部及河北省政府人员即可到达南宫。接到申的指示后,我和宋绮云第二天即离开长治,由邢台县境夜过京汉线去南宫。在南宫冯官村我们见到了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并向他们谈了在长治见到彭总及朱瑞、黄镇等的情况,还将朱瑞的信交给徐向前。这时已是9月初了。

  不几天,鹿钟麟率游击总部及河北省政府人员到达南宫,当天晚上,八路军在一个柏树林中举行欢迎大会。八路军方面出席大会的有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朱瑞等,鹿则率其全部人员出席大会。宋绮云和我坐在一棵柏树下冷眼观看两方人员:八路军方面自徐以下一律灰军服、穿草鞋;而鹿却是黄呢军服、皮靴、武装带;徐、宋等人抽的是旱烟锅,而鹿及其同僚高官却抽的是三砲台。这样双方相比之下,显得很不协调。会上鹿、徐、杨都讲了话。会后杨设宴招待鹿部科长以上人员,宋绮云和我也应邀参加。

  隔了两天,鹿钟麟召开河北省政府第一次委员会议,出席的有省府秘书长王孝绪,民政厅长张荫梧,教育厅长王承曾,财政厅长陈国梁、省府委员杨秀峰等。宋绮云对我说,会上张荫梧与杨秀峰吵了起来。杨说,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的冀南行政公署,辖20余县,请鹿加委。张荫梧一听便发火,说:“谁给你的命令成立行政公署?你杨秀峰为什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政权?你凭什么请鹿主席加委!”弄得会议不欢而散。宋绮云对我讲到这里频频摇头叹息,说:“看来这个抗日工作不好作,真是复杂得很!”

  这时鹿的总部参谋长张知行、政治部主任申伯纯,建议鹿由游击总司令部及河北省政府联合组织一个视察团,视察冀南行政公署领导下的各县,鹿照准。当即由孙良诚任团长,下设委员6人,我被任为第一战区游击总司令部及河北省政府军政视察员。宋绮云则奉命回政治部工作。

  一个多月后当我视察归来到南宫时,形势大变:申伯纯因受到张荫梧的攻击,辞政治部主任职,改任总部参议;宋绮云因是申伯纯由西安带来的,申既辞职,宋亦辞组织科长职。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张清廉(据说是CC)接替,而我是延安抗大毕业,又是申伯纯由西安带来的,自然亦为张清廉所难容。申伯纯这时对我说:“我现在准备到山东去,你如果愿去,咱们就一齐走。”我是山东人,一听说回山东,便欣然答应同往。

  离开南宫去山东时,我去找宋绮云,他已由政治部搬往129师师部。宋对我说,山东的郭子化、黎玉是他的老朋友,宋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叫我到山东后去找他们。宋又说,他准备回西安去工作。于是我和申伯纯一起去了山东,而宋绮云却回了西安。

  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宋绮云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因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年龄又相近,所以不管是在风雨不眠之夜,或在行军劳顿之时,均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同床共话,胜似手足;可是南宫一别竟成永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他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与杨虎城将军在重庆同时遇害!连同宋的夫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也一并死于军统的利刃之下!当时他刚过不惑之年,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出现,真是抱憾终生!而当我写这篇追念他的文章时,却已在他牺牲60年之后了!呜呼老友,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