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孙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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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9月,一艘法国客轮从上海启航,开赴法国马赛。船上,有两位正值盛年的男子,准备经法国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分别是37岁的孙炳文和36岁的朱德。

1918年2月,朱德(左)和孙炳文在四川泸州。



  孙炳文,四川南溪人,1885年生。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孙炳文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受到袁世凯的追捕,回到四川老家。1917年,经人介绍,孙炳文结识了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孙炳文和朱德反复讨论了国内政治形势,最后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2年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急需大批的革命骨干力量,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先到北京,年底到革命的中心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闻讯十分悲痛。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朱德撰文纪念孙炳文,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孙炳文同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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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聪明,秉性敦厚。八岁入私塾启蒙。后由亲戚资助,在乡间上小学。1906年,考入宜宾叙府中学。1908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攻读文科、英语。辛亥革命爆发,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曾参加过京津等地激进青年组织“铁血团”,此后,又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

  1912年,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对袁世凯篡权罪行大张挞伐,并与拥袁的“进步党”报纸进行斗争。1913年,受“铁血团”事件影响离京回川,在南溪县创办平民学校,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14年,在成都省坦叙府联合中学、遂宁师范学校从事教育工作。1917年,经李贞介绍,赴泸州结识靖国军旅长朱德,应邀任旅部谘谋。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经常与朱德一起探讨救国真理。1921年,邀约朱德一同赴上海找共产党。遭陈独秀冷遇。1922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同年10月转赴德国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和朱德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3年,入德国哥庭根大学,潜心研读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参加当地德国共产党支部组织的群众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25年,奉命回国,积极参加“三一八”运动,指出:“这是显示了中国民族运动又一次高潮”。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黄埔军校学习,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总教官兼中山大学教授。同年6月,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北伐战争爆发后,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领导粤、桂及闽南的革命斗争。并与广东的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九五”惨案中,在广东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万县人民反帝爱国斗争。

  1927年4月6日,代表总政治部出席中央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会议,无情揭露蒋介石新右派的篡权阴谋和独裁统治,遭到敌人的仇视。此后,党组织派他到武汉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4月16日从广州抵上海时,因汉奸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惨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敌人用高官厚禄引诱,他义正词严,怒目而视。敌人企图获取党的机密,他坚不吐实。4月20日,被敌人押赴上海龙华刑场,他挺胸昂首,毫无惧色,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朱德亲笔撰文纪念孙炳文烈士。郭沫若也题写了《怀亡友》的诗句,以志悼念。 

1918年,朱德和孙炳文在四川泸州。他们经常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决定出国去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孙炳文((1885-1927)),四川南溪人,1885年生。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不久,孙炳文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受到袁世凯的追捕,回到四川老家。1917年,经人介绍,孙炳文结识了时为滇军将领的朱德,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学习。1922年10月,孙炳文和朱德在德国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孙炳文于同年秋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
  孙炳文遇难后,朱德撰文纪念,称赞他是“革命意志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 
  孙炳文,字浚明,1885年(清光绪11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的城郊魏家山。有兄弟姐妹十一人,孙炳文排行第九。父步蟾,务农为业,家贫寒,生计艰难,常求助于亲友。他有个富绅之家的姐夫为富不仁,偶有求助,辄遭拒斥。孙炳文屡受其辱,因而对之深恶痛绝,并由此对贫富不均的封建社会萌发出不满情绪。 
  1893年,孙炳文八岁,经亲友资助,到县城塾师欧阳拔、曹叔裴处启蒙读私塾。为了节省开支,他常在一根油灯芯下读书、写字到深夜。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老师的得意门徒。 
  不久,父亲去世,家人分居,孙炳文由迁入县城经商的八哥资助,去叙府(即今宜宾)崇报寺读预备班,后考入叙府中学读书。这里位于长江上游金、岷两江的汇合口,交通方便,文化也较发达,是川南重镇之一。孙炳文到这里读书,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社会,扩大视野。加上他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现实生活中许多“不义而富且贵”的事例,使他对课本上宣扬的“仁义道德”那一套虚伪的说教产生怀疑,经常在作文中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国文教员对此视为大逆不道,一次次批着长篇训辞,几乎勒令孙炳文退学。此时,孙炳文风华正茂,不仅无所畏惧,反而更加认真地对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 
  1908年(清光绪34年),孙炳文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学习。他谦虚谨慎,和蔼对人,刻苦攻读,学而不厌,寒暑假也不回乡。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全班之冠,各科试卷,常被作为范本,摆在学校阅览室,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受到老师赞扬和同学们尊敬。 
  这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近高潮,加速了孙炳文的觉醒。他对学校选修伦理课,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十分反感。一次,老师上伦理课,讲到“黄金万镒”时,孙炳文忍不住向老师发问:“先生,黄金万镒值现价几何?”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窘得老师无地自容,恼羞成怒,硬说这一行动触犯了学校校规,记了他一大过。年终考试时,孙炳文又在作文试卷中抨击学校当局是“叶公好龙”、“尸位素餐”,竟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孙炳文含愤离开了京师大学堂,去到保定高等学堂插班暂读。 
  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严复,听取了学生们关于孙炳文和福建一个姓林的学生,因在试卷上抨击学校当局而被开除的情况反映,亲自调阅了两人试卷,认为他们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应该收回学校,恢复学籍。因此孙炳文得以重回北大读书,直至毕业。 
  回到北大后,身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压迫,充满革命热情与奋斗精神的孙炳文,非常欣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十分赞成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任文事部长。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经常出席同盟会的各种会议,亲自撰写宣言、文件和来往函电,积极为同盟会开展活动。 
  不久,南北议和,革命失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炳文被推任《民国日报》总编辑。他的文章犀利深刻,富鼓动性,深受读者欢迎。《民国日报》每天出版两大张,除设有新闻、社论、通讯、论文等栏目外,还专辟“妇女版”半页,宣传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产生了很大影响。 
  孙炳文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在对敌斗争中,却勇往直前,毫不妥协。袁世凯篡国夺权后,北京反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一些拥袁的“进步党”朋比为奸,助纣为虐,到处造谣、诬蔑、诡辩,甚至公开维护反动统治。孙炳文对此非常气愤,经常撰文在报上痛斥他们篡国复辟的罪行,同“进步党”报纸展开激烈的论战。一次,孙炳文跑到该社说理,相互唇枪舌战,斗争十分激烈,激愤中把一架穿衣镜打得粉碎,回来时,双手鲜血直流。 
  1913年,孙炳文与任锐在北京结婚。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工作出色。但由于铁血团事败,北京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形势愈变险恶,他们的人身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因而不得已离京返川。 
  男儿报国耳 莫取孤筝弹 
  孙炳文回到家乡南溪后,抱着读书救国、教育兴邦的思想,积极从事教育工作。他看到家乡一些穷苦群众,因无钱读书,智力不高,见识不广,常遭土劣和污吏的欺诈。便在县城北门外周家院子创办了一所贫民夜课学校,聚集一批失学的穷苦大众,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读书。他亲自主编教材,内容通俗易懂。还约集县里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义务上课,借以传播革命思想,提高民智,改革社会。夜校开办不久,遭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非难、捣扰,于次年被迫停办。孙炳文也应邀先后去成都省垣叙属联中、遂宁师范学校等处任教。由于当时的学校多为封建势力所把持,与军阀互相勾结,限制学生言论自由。加上官吏舞弊,校政合污,教师经常领不到薪金,时有断炊之苦。孙炳文在现实中逐渐认识到“教育兴邦”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不通。 
  革命不成功,志士苦彷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炳文面对疮痍满目的社会现实,屡思变革,苦于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壮志未酬,愤慨万分,乃挥笔疾书长诗《行路难》以抒其志,其中有: 
  “天阶月冷,明月出东方,涕彷徨。君看孤雁,已过横塘,我何独此室处,与蜉蝣抢攘。叱云将,控飘风,俟我与堂,又不可匆遽。还犹豫,君看去来今豪杰,袅作烟丝何处”。“行行重行行,莫更伤路难。青天一挥手,已在层云端。男儿报国耳,莫取孤筝弹。圣人邈天际,君看披心肝”。 
  全诗以直冲云霄的气势,倾泻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决心,在彷徨与追索中,迸发出震空的呐喊。 
  不久,孙炳文经友人李贞白介绍与朱德结识。他们开诚相见,话语投机,运筹帷幄,相得益彰,深感相见太晚,竟成莫逆之交。 
  1916年冬,南溪县立高等小学举行追悼会,悼念蔡锷将军。朱德、孙炳文相邀出席,并先后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充满革命激情的讲演,鼓励大家学习蔡鳄将军的革命牺牲精神,共同为铲除国贼、整肃腐政作贡献。演讲中,他们的很多政见不谋而合,用词也很动听,富有号召力,听众无不交口赞誉。 
  1918年,孙炳文毅然投笔从戎,应邀到靖国军朱德旅部任参谋,帮助朱德协理军政事务。他积极向朱德推荐学识渊博的朱长清、欧阳历清等充实幕府,还动员亲族子弟习武从军,加强部队实力。在护国讨袁战争取得决定胜利后,朱德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孙炳文改任军法处长,对建军建政,兴利除弊,十分重视。他们恩威并用,严惩首恶,令出法随,铁面无私,深得群众拥戴。不久,川军排滇。军阀割据,战祸连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深深地感到依靠军阀振兴国政也不是道。心情惆怅,思绪万千,乃又辞去滇军职务,到成都任四川省造币厂厂长。数月后,川滇军阀战争加剧。为筹充军费,川军吕超下令全部提取造币厂存款,“如不执行,即行枪决“。孙炳文认为“军阀混战,徒苦小民”。主张废除苛税,保护百姓。乃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及时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军阀罪行;一面竭力抵制提款。最后只交半数存款,其余全部封藏。自己则两袖清风,分文不苟,弃职回乡。这时,正好塾师曹叔裴为父曹永安先生作八十寿庆。孙炳文受众委托,为作寿序。他借序抒怀,欣然握笔,不愈小时,一挥而就。 
  文中写道:“呜呼!清之亡十稔矣,中国之乱而不治,较清时犹甚,浅识者虽谓共和之失,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失其根本而病其枝叶,乌足称知言也哉。……又二十年,想中国已跻于大治”等语。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渴望革命成功的信念坚定如钢。 
  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展示了革命曙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孙炳文万分兴奋,情绪激昂,急忙奔赴泸州,与朱德一起组成学习小组,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相互探讨真理,思想境界逐渐开阔。认识到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护国战争打倒了袁世凯,代之而起的是军阀混战。自己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了多年,旧中国仍处在一片黑暗之中。如此环境,有志难酬,不可留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改造旧社会,中国才有出路。于是孙炳文劝朱德丢掉军阀摊子,到国外考察。 
  与朱德一同出国 经周恩来介绍入党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孙炳文与朱德决定先找共产党,再出国考察。1921年,孙炳文携眷去北京,任北京《民报》主笔,同时作出国准备。第二次排滇运动中,朱德也摆脱了军阀的羁绊,于1922年7月到达北京,与孙炳文会合。他们在北京寻找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未遇。后来听说陈独秀在上海,他们又赶赴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一起访问了因陈炯明反革命政变而来上海邀集志士仁人,重建共和政权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对他们二人的来访,十分高兴,希望他们回云南去重整滇军,再讨陈炯明,并愿先付十万元军费。他们坦率地把出国考察革命真理的心愿告诉了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他的要求。孙中山也表示赞同。接着孙炳文即回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和安置家属。朱德留上海继续寻找陈独秀。不久,朱德找到了陈独秀,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革命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陈独秀冷言拒绝。于是当孙炳文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他们便联袂离开了祖国。 
  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一道,乘法国邮轮从上海启程,远航西欧。同船的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十余人。 
  人间不平事,何止一神州。敲骨吸髓的阶级剥削、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等等,沿途所见,比比皆是。船经越南海防,他们见到失散后沦落异国的滇军同胞,过着苦难的流亡生活,新加坡的海港上,一批批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的华工,为了养家糊口,正在紧张地装卸着笨重的货物;过了印度洋后的港口码头上,无处不有挥着皮鞭的白人,像驱赶牲口一样赶着一群群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去干白人不干的粗笨重活。特别令人发指的是,船到法属吉普提斯时,法国船长公然蔑视中华民族的尊严,悍然下令不许中国人上岸。这一严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当即遭到同船的中国人坚决反对。船长理屈词穷,在公理面前,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允许中国人上岸。 
  10月,船到法国马赛。朱德和孙炳文没有在这里停留,立即转乘火车到巴黎。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个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首都,尽管表面上富丽繁华,但仍掩盖不了四肢残废的伤兵和寡妇孤儿沿街乞讨的凄凉。特别是贫民窟那个人间地狱,更把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与“自由”展现得一清二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到法国后,他们了解到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正在德国柏林建立中共旅欧总支部柏林支部。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兴奋。他们远涉重洋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愿望总算有了着落。于是他们立即乘车赶赴柏林去会晤周恩来。但他们也有担心:周恩来会不会接待他们两位“不速之客”?会不会对他们二人因有过旧军队中的履历而疑虑丛生呢?后来,他们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受到周恩来热情、亲切的接待。周恩来还谦虚地向他们请教,顿时一切疑虑都消失了。他们披肝沥胆,直抒已见,向周恩来详述了各自过去的经历,并说明他们怎样摆脱军阀的羁绊,到北京、上海找共产党,怎样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怎样会见陈独秀和被他拒绝,怎样为了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欧洲,表示渴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组织的考验。周恩来习惯地侧着头,细心倾听,反复思考,深为他们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和地位,不远万里,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所感动,欣然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入党申请手续。并表示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从此,孙炳文的政治生命有了新的起点。他和朱德之间的革命友谊,已深深地扎根在无产阶级革命宏伟事业之中。 
  当时,中国旅欧柏林支部不到十个党员,主要任务是“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他们每周有三次学习和讨论会,主要学习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等。为了攻克德语关,孙炳文选择了德文译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既当政治教科书读,又作德文译本学习。由于他废寝忘食,刻苦攻读,当时他虽已年过37岁,还是很快就闯过了德语语言关。 
  1923年,孙炳文到德国哥廷根一所大学旁听哲学,并自学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通讯集》,《唯物史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平时还经常阅读旅欧支部、德共以及共产国际所办的各种报刊。特别是周恩来在《赤光》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革命救国论》等文章,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情,严肃地批评了国家主义派的恶毒攻击和改良派的错误思想;指出了振兴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使孙炳文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示,对他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他从根本上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孙炳文学习刻苦,并且边学习,边思考,逐段逐句咀嚼。他读过的一本《比较心理学手册》(德文版),全书字里行间,到处都有他用蝇头小字写的汉语注释,标有阅读时间和进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25年他在该书卷首写道:“世人有星期,汝独无!”读完该书后又在卷末自省:“炳文!汝不更懋勉而强食人间菽粟,何以对良知?何以谢社会?何以告后世?”这种紧迫的时间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为革命积累知识而苦学苦钻的高尚情操,感人肺腑。 
  孙炳文不仅学习认真,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战后的德国,为了克服经济萧条,避免经济危机,把战争赔款负担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造成不少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德国的社会现实,使孙炳文再一次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1923年,德警非法扣押我侨商货物,击毙我无辜侨商。我留德学生群起反对,义愤填膺。孙炳文按捺不住胸中怒火,联合留德同人,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斗争。他们一面通电国内,唤起公众舆论;一面向德国当局交涉,抗议德警杀人罪行。还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外交后援会”,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驻德公使向德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一切损失。由于我驻德公使软弱无力,这场斗争未得结果。 
  1923年秋,孙炳文以“探亲”名义假道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向往已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看到了成为国家主人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伟大导师列宁领导下,正以坚强毅力和聪明的才智,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而忘我劳动。他很赞赏“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他为苏联共青团组织,不计报酬进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革命精神而十分感动。在此期间,他还拜访了第三国际东方部部长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告诉他,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建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维辛斯基还简要地介绍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有关内容,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在新的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这次重要谈话,引起了孙炳文极大注意,特别是亲眼看到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景,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孙炳文回到祖国时,正好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使孙炳文很受鼓舞。 
  同年,因工作需要,孙炳文偕刘鼎再次出国。他们仍取道莫斯科到德国柏林。他与朱德等人,根据党的指示,积极从事国民党德国支部的改组工作,一方面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发展国民党柏林支部,壮大左派力量;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打击右派言论,争取中间势力。当时旅欧学生中存在着各种思潮与派别,其中有一批官僚地主子弟,受反动派的怂勇与操纵。以这些人为首的右翼组成了国家主义派(后改为青年党),竭力阻挠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与反共的《先声》杂志相勾结,对国民党左派进行恶毒攻击和诽谤。为了打击右派,宣传国共合作政策,揭露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孙炳文等人撰写批驳文章,刻写油印刊物,广为散发宣传。一次在柏林国民党改组支部成立大会上,青年党人故意捣乱,破坏会议正常进行。孙炳文等以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他们的谬论,宣传了国民党左派的政治主张,从而孤立了右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保证了会议正常进行。 
  回国革命 鞠躬尽瘁 
  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中央号召旅欧党员回国。孙炳文于这年8月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回到祖国。不久,他接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到广州任职。孙炳文率次子济世和北大学生张斗南、段雪笙等十余人到广州后,他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兼广东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学生思想启发很大。他关心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及时对当时“孙文主义学会”散布的谬论进行批评,保证了学生思想健康发展。 
  1926年3月,日舰炮轰大沽口,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发动组织北京市民大同盟,集会抗议日帝暴行,被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造成“三.一八”惨案。孙炳文得知真相后,十分赞扬首都人民这种请愿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同年6月,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在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的万福路190号楼上,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人左右相邻,工作交往非常密切。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随着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促使北伐的准备工作日趋成熟。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决定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调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少将主任。7月9日,他以后方留守主任身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的誓师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演讲,受到全体官兵热烈的欢迎。 
  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是北伐战争的后勤部,负责筹备经费、器械、医药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任务繁杂、艰巨。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他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纵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搞非法活动,自己渔利其中,有的甚至操纵金融,破坏筹款,便立即召开后方工作会议,严加整饬,明订规章,恪尽职守,倘有再犯,决不宽贷。他还成立了改良税捐委员会,改革税制,杜绝偷漏;制订取缔奸人操纵债票金库券条例,打击了从中渔利的人,保证了国库的正常收支,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 
  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北伐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胆战心惊。他们互相勾结,制造血腥惨案,破坏后方安宁,借以牵制前方军事。9月4日,英帝国主义派遣军舰三艘,驶入我西堤珠江河面,高架机枪大炮,驱我轮船,占我码头,捕我群众,捣毁工人纠察队等等。5日,英舰又悍然炮轰万县,毙我民众数千,造成严重的“九.五”惨案。对这种严重破坏国际法的帝国主义行径,我总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分别发出《敬告全世界民众书》和《为反对英国炮舰政策宣言》,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抗议他们的杀人罪行。12日,后方政治部组织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委会,14日召开各界民众声讨会,掀起了反帝运动高潮。在此同时,对中国军阀与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相互勾结,进行的一系列破坏活动,孙炳文进行了坚决斗争。海陆丰农民遭反动军队惨杀,顺德丝厂女工人久为厂主虐待,潮汕敌军残部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工农欺压农民等事,孙炳文都亲自督办。 
  孙炳文参加革命较早,但不以老革命自居。平时十分注意对青年军人和干部的培养,他在百忙中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军校讲课。在第二届青年培训育成所里,他亲自讲授《政治工作》课。他出席军校政治部第五期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具体研究对学生兵的政治教育。恽代英赴前线时,孙炳文还兼任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对于教授方法、教材内容和执行军校纪律等,他都一一过问。 
  孙炳文善思考,爱写作。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仍坚持不懈。1927年1月,他发表了《一年来的中国民族运动》一文,热情歌颂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作用,精辟地分析了北伐军迅速胜利发展的主观原因,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人民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文章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中心由广州向武汉转移。1926年12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北迁武汉,广州设政治分会。1927年4月6日,孙炳文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身份,被邀出席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浦军校)召开的特别党员大会,作了重要演讲。指出:“在国民党内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提出了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是革命党人的任务。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新右派篡权阴谋,赢得了到会多次热烈的掌声。 
  孙炳文日以继夜工作,操劳过度,旧病复发,日渐严重,只得去东山医院住院治疗。其时,孙炳文已是广州政界的重要人物,在他住院期间,社会舆论十分关注。反革命右派势力一面乘机造谣惑众,大量收集孙炳文活动情报;一面由蒋介石的参谋李济深出面拉他为蒋介石干事,被孙严词拒绝。于是形势急剧恶化,孙炳文处境十分困难。但他泰然处之,继续忘我工作。 
  白色恐怖 惨遭杀害 
  1927年4月,孙炳文接前线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电令,调他去武汉就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职务。其时正逢粤汉铁路中断,乃改由海路乘轮船经上海转武汉。在此之前,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暗杀活动,孙炳文已有所闻。因此,他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家眷十余人,于4月10——12日先后秘密离开广州去香港,搭乘法国邮轮13日晚启航赴上海,这时孙炳文还不知道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在船上为防意外,孙炳文化装与家眷住在二等舱,其余人员住三等舱。一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不巧与褚民谊狭路相逢,欲避已来不及。褚是无政府党,是蒋介石的走狗。孙炳文对他早有戒心,因思过去彼此私交还厚,谅他虽然反对左派,或可不致危及个人安危。岂知这条走狗,为了邀功请赏,竟借法轮电台,向蒋介石告了密。 
  4月16日,船抵上海汇山码头,尚未抛锚停稳,一批法国巡捕就蜂涌上船,直奔孙炳文所住客舱,声称孙是“在逃大盗张彪”。孙炳文回答:“本人不姓张”,并指着站在远处的褚民谊说:“他可作证”。这时老奸巨猾的褚民谊凶相毕露,走近孙炳文说:“总司令要拿你查办!”之后,便黯然自去。孙炳文想,我致力于国民革命,光明磊落,无负于党,无负于人民,凭什么拿我查办?于是理直气壮地说:“走就走!”就这样孙炳文和长子宁世(当时年仅14岁)、秘书张斗南一起被捕。 
  孙炳文三人上岸后即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孙炳文当即被戴上了脚镣手铐。任锐经过多方奔走,于第二天总算知道了孙炳文的下落。他一面向武昌报告情况,一面带着子女冒雨探监。她们隔着铁栅看见孙炳文衣衫已被撕破,带着沉重的镣铐,步履艰难地向她们走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孩子们双手紧抓铁栅,大声哭喊“爸爸,爸爸!”任锐也悲愤交织,泣不成声。孙炳文沉着镇静,安慰妻子,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党工作。并嘱咐任锐通过国民政府设法营救。任锐痛苦地离别了亲人,抱着营救的莫大希望,留四人住沪听信,自己亲率其余人员赶赴武汉国民政府,分头设法营救。 
  敌人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各种刑具,狼藉满地,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摆出了杀气腾腾的架式。对于这些,孙炳文不屑一顾,昂首挺胸,从容自若。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怒目而视,不为所动,严词痛斥他们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恶行径。并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铿锵有力地回答,维护了党的尊严,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德和钢铁意志。正义的控诉,反动派既怕又恨,无计可施。于是迫不及待地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在龙华密林处秘密杀害了。就义时,孙炳文挺胸振臂,大步而行,最后时刻,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 
  孙炳文殉难的消息传至武汉,《民国日报》以醒目的标题登载《孙炳文在沪遇害》的消息,强烈谴责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恶,沉痛悼念革命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得悉孙炳文遇难消息,悲愤至极,一致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派代表向任锐表示深切的慰问。曾与孙炳文患难与共,亲密无间的挚友朱德听到噩耗,放声痛哭,如失手足。出征宴上曾被孙炳文赠给“戎马书生”称号的郭沫若,悲愤之余,特作《怀亡友》一诗,以志悼念。周恩来、邓颖超在孙炳文遇难之后,一直关心烈士全家,对烈士遗孤视同已出。 
  是年秋天,任锐送子回四川南溪。家乡人民得到孙炳文遇难的确实消息(此前,孙炳文遇难虽有所闻,但国民党右派县党部封锁消息,矢口否认),群情激昂,哀声震地,民怨沸腾。各界人民冲破反动派重重阻力,纷纷集会悼念和示威游行。南中师生还举办报告会,特邀任锐到校公开演讲,颂扬了孙炳文真理昭然、坚贞不屈,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揭露了蒋介石破坏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南中校长吴小波为此亲自编导了革命话剧《孙浚明先生之死》,在校内多次公演。同时,还举办了孙炳文烈士的照片、诗歌、书信和文艺作品展览,在群众中掀起了一次革命宣传教育的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南溪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南溪地下党、团组织的大发展和1928年的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死难烈士开追悼会时,朱德亲自撰文,高度评价了孙炳文的战斗一生。解放后在孙炳文烈士牺牲地¬——上海龙华,展出了孙炳文的生平事迹,供群众瞻仰学习。

孙维世(中)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抚养过许许多多革命烈士子女,这是众所周知的。但真正给予义女名分的只有3人,才貌双全、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孙维世就是其中之一。

    孙维世,1921年出生,是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人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时的同事,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是政治 教官。孙维世五六岁时,就能在妈妈任锐的教育下为父亲放哨和观察敌情,十分讨人喜欢,给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27年,孙炳文在上海遇难。自此,6岁的孙维世与孙宁世、孙济世、孙名世、孙新世5个兄弟姐妹,开始了其丧父后的坎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