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切献给党的人 吴运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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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切献给党》,是一部在20世纪50年代就脍炙人口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的感人故事。它问世以来,不仅在我国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人,而且被译成七种文字,在国外广为流传。这本书的主人公和作者,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吴运铎。

  吴运铎,1917年生,祖籍湖北武汉,生于江西萍乡。早年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全国抗战爆发后,吴运铎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是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他心系兵工,为人民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淮南根据地时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是一名真正把一切献给党的人。离休之后,他应邀担任京、津、沪好几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许多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和一些刊物、群众团体的顾问,1991年5月2日于北京病逝。

图为吴运铎公园门楼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中国保尔”吴运铎:让生命之光璀璨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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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保尔———吴运铎  吴运铎,一个闪烁在共和国53年的历史时空上的平凡而光辉的名字。这个名字代表着一段感人的故事,张扬着一面道德的大旗,耸立起一座人格的丰碑……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们来到了这位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的故乡———蔡甸,追忆英雄昔日的足迹。当地政府和家乡父老为了纪念吴运铎,特意在城区西南隅修了一块占地2000多亩的水上公园。放眼望去,大片荷塘赏心悦目,田田荷叶在习习秋风中轻轻摇曳,向人们诉说着那动人的故事。

  (一)

  吴运铎祖居武汉市蔡甸区,父亲吴景森从小四处流浪,最后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当洗煤工、炼焦工、记账小职员。1917年1月17日,吴运铎在矿上出生。吴家是个家大口阔的贫民之家,兄弟姐妹共7人,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望子成龙的父亲仍节衣缩食,坚持把孩子们送去读书。吴运铎7岁时便进入煤矿东区职工子弟小学就读,参加了儿童团并担任宣传员。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他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风房中空气压缩机巨大的飞轮让他认识到机器的力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管机器的工人。

  1927年夏,国民党反动军队开进安源,屠杀革命者,学校停办,吴家生活也陷入绝境。1931年,运铎随家人迁到黄石。经父亲的同事介绍,兄弟几人都进矿当了学徒,后来当了电机师傅。为了弄清机器工作的原理,吴运铎在繁重劳动间隙把车间里的一个小阁楼打扫干净,当成了“书房”兼“实验室”,把装机器的破木箱翻过来当书桌,又省吃俭用买来一些工业小丛书,学习机械知识。他还开办了讲座,把机械知识讲给工友们听。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煤矿办起了抗战讲座,吴运铎天天去听课,家中也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他还参加了党的《新华日报》的发行站工作,每天下班后便把报纸贴出去。矿主报告警察要捉拿他,他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他被派到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

  在10年的革命战争生活中,吴运铎随兵工厂从皖南到苏北,再到淮南,然后转战淮阴、沂蒙山,后又渡海到东北的大连。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岁月,吴运铎就带着7个学徒,每年为前线生产子弹60万发。为了研发枪弹,他四次负重伤,浑身上下有200多处炸伤,4根手指被炸断,一只眼睛被炸瞎,一条腿被炸断。

  1951年10月,吴运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称号,被誉为“中国的保尔”。1952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1991年被命名为“全国自强模范”。1991年5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二)

  吴运铎是我国军工史上的传奇英雄,但更是一个时代精神脊梁的象征。

  身残志坚的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以惊人的毅力和崇高的理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1952年,读书不多的他克服伤残的折磨,以生命作书,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以朴实的文笔、翔实的事实、生动的故事,描述了他个人传奇般的经历、光辉的一生。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发行达500余万册,并被改编为电影《九死一生》,深受青年一代的喜爱,并从中受到教益,成了那个时代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教科书。

  “拼将残躯酬壮志,换来神州满春色”,作为一名兵工专家,这么一位英雄,还专门为青少年写了一本书———《和青少年谈道德修养》,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写作此书时,吴运铎身体已经很差,秋冬时发了气喘,在住院治疗期间,他不顾疾病在身,有时凌晨起床,有时深夜写作,以忘我的精神完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分量很重,她是一个革命战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青少年谈的一些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问题,字字句句充满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热切期望,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好教材。该书一共印了9次,总印数达42万多册。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治疗期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特地到医院看望了这位“中国的保尔”,被感动的苏联人民还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14号建立了中国保尔纪念馆,对这位奥斯特洛夫斯基式的人物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国于1991年5月2日在首都北京筹建了吴运铎纪念馆,展室设在中国雷锋资料馆内,面积100平方米。展陈内容以图片、书籍、资料、实物等为主。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吴运铎生前研究、制造武器的珍贵历史照片;生前用过的各种工具、机器以及吴运铎的题词手迹、手稿等实物。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吴运铎传》,描述了吴运铎传奇般的经历、光辉的一生。北京电视台投拍了8集电视连续剧《中国保尔———吴运铎》,将这位英雄的人生搬上了荧屏。

  (三)

  踏访英雄的故里,我们来到了他的祖籍所在地———蔡甸柏林镇李湾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吴运铎的堂侄———61岁的老人吴世季老人,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起他记忆中的吴运铎。据老人回忆,吴运铎在1955年3月曾经回到故里,那时的他身体还很健朗,精神很好,骑着一头小毛驴回来祭祖,整个小镇都沸腾起来,乡亲们夹道欢迎英雄荣归故里。“叔叔一生,只回过老家一次,为我们村送了一台收音机。还为村里的小学题字,教导孩子们好好读书,从小树立为国为民奉献的思想。这些教诲,我们一生都没忘!”老人还把我们带到村头一片空旷的草地前,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吴家的祖屋。望着眼前在秋风中摇曳的萋萋荒草,我们思绪万千,不禁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吴运铎最爱的那一段: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时,不能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能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是呵,人生犹如眼前的荒草总有枯荣之时,而惟有人的精神及其传承给后人的东西不会磨灭。

  不是么,在蔡甸,随便问起吴运铎,人们都能清楚地向你讲述吴运铎的故事。故乡的父老乡亲还热情洋溢地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这位让他们无比骄傲的英雄。从2000年4月开始,蔡甸开展了“学习吴运铎、学习保尔”系列教育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纷纷响应。区里采取“读、看、论、讲、树”五种形式,组织青少年重读《把一切献给党》,观看电影《九死一生》和电视连续剧《中国保尔》;通过系列书评、征文竞赛专题讨论、报告会、演讲赛等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幼失去双臂的柏林镇中心小学学生张玉才流着泪说:“保尔和吴运铎的事迹太感人了,从他们的身上,我懂得了,人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会给社会创造价值,成为有用之人。”小小的他勤学苦练,如今能用左脚翻书,右脚写字,而且门门功课优秀,上学期还被评为“三好学生”。

  “中国保尔人钦敬,垂范后世称楷模”,吴运铎和他的保尔精神,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为人生、为理想而英勇献身、自强不息,而今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湖北日报记者陶忠辉 实习生 韩景 通讯员 李自南 刘甜) 

吴运铎和他的兵工厂
本报记者 杜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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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下午,金湖县金南镇马塘村。

  记者跟随市委党史办主任郭家宁、金湖县委党史工委副主任徐国杰、金湖县委党史工委主任科员徐承佑,来到这个让我自豪的江西老乡———吴运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追溯关于他和他的兵工厂的点点滴滴。虽然,斯人已去,兵工厂而今也已荡然无存,但他和他的兵工厂书写的传奇,将永载共和国的史册。

  白手起家建起子弹厂

  吴运铎,江西萍乡人。1941年秋,新四军军部决定从修械所抽调一批骨干,为二师建立兵工厂,这副重担落到了吴运铎和几名战友的身上。二师师长罗炳辉交给吴运铎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年产60万发子弹的工厂。随后,吴运铎带着8名技工,赤手空拳地来到师部修械厂所在地———高邮县金沟区平安乡的小朱庄(今金湖县金南镇马塘村),修械厂借用的两间草房成了建厂基地。

  要建子弹厂,首先要制造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床,而这些都需要优质钢材。钢材从哪来?军工部的同志打听到,附近三河里沉有一批国民党“导淮”委员会准备建闸的钢材。民主政府迅速组织熟悉水性的渔民,大海捞针似的在三河里搜寻,真的打捞出一批急需的钢材。军工部又想方设法送来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牛头刨床各一台。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家当,吴运铎他们喜笑颜开。两间草房容纳不下,他们想到小朱庄北面的仙墩庙。在征得住持日光和尚同意后,子弹厂建到了仙墩庙。在大雄宝殿里安装起机床,建立起机械加工车间;在庙门外搭了席棚,砌了打铁炉,支起风箱、铁砧,算作是锻工车间,还建起一个木型车间。

  接下来,吴运铎开始了他的子弹设计。当时他连最简单的设计工具都没有,就自己动手制作。制图用的丁字尺、三角板,自己用木片钉,绘图板则是在一块木板上铺上一张白纸。首先设计的是子弹厂的心脏设备———冲压子弹的大冲床。根据当时的条件,他设计出一种螺旋冲床,既以人力作动力,又便于拆装转移。这种冲床的核心部件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螺旋杆,有半吨重,还必须加工成中间粗、两头细的形状。他们没有起重机,更没有大型锻压设备,只有打铁的铁锤。怎么办?只有用笨办法加工:在屋外的空地上,临时砌一座大炉,支起风箱,又在炉旁安上铁砧,四周搭起一人多高的木架,上面铺层木板,又在旁边安装了滑轮车。螺旋杆的中段在炉上烧红了,就用滑轮车拖到铁砧边竖起来。没有加工螺纹的铣床,吴运铎就和钳工们一起,硬是用钢凿一下一下地凿出来,凿得大家两手都起了血泡。

  正是凭着一双手,吴运铎和战友们相继制成了生产子弹的所有工具和机床,年产60万发子弹的子弹厂就这样诞生了。

  百折不挠研制战时武器

  子弹厂建成不久,二师军工部便下达了研制迫击炮弹的任务。吴运铎从来没有造过炮弹,只好走仿制的路子,找来各种未爆炸的炮弹,拆下一个个零件,并把弹壳、弹尾、信管锯开,反复揣摩,搞清每个零件的构造与作用,以掌握其构造原理与制造技术。不久,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按照子弹厂现有条件,设计出迫击炮弹图样,很快试制出第一颗炮弹。第一次试验,哑炮。他拆开炮弹检查,认为是炮弹直径过大,底火药成分不对。于是,连夜重配底火药,修改弹体直径尺寸。第二次试验,炮弹发射出去了,但落地后并未爆炸。他冒着危险,从地下一尺多深的地方挖出炮弹,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检查,发现是信管里撞针弹簧太软,冲击力不足。改进后第三次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地雷轻便灵巧,易于使用,杀伤力又大。军工部向吴运铎下达研制各种地雷任务时,他对地雷几乎一无所知。他首先研制的是定时地雷,而定时装置又是第一道难关。他按照炮弹延期信管的原理,把引火线加长,计算好时间后,再点燃埋进土里引爆。可一盖上泥土,引火线立即熄灭,此路不通。他又试着用一小段封闭的铁管,压进空气,再使空气慢慢泄漏出来,以延长发火时间,也失败了。后来,他又用铜壶滴漏的办法来定时,特地做了一只带开关的水壶,里面放满水,水上漂一块木板并安上一个电极,壶盖上安另一个电极,壶里的水滴完时两电极接通而引爆。这种装置还需要一个电雷管,他开动脑筋,将手电筒上的电珠磨一个小洞,填进火药,再用纸贴牢。电珠接通干电池后,烧红的钨丝点着火药,成了引爆的电雷管。后因滴水装置计时不准,又不便于使用,再改用钟表发条来定时,定时地雷终于研制成功。随后,他又研制出脚踏地雷、拉火地雷等。

  1943年,他又成功研制了枪榴弹。次年初,日伪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并到处构筑碉堡。为了削平林立的敌碉堡群,二师师部决定研制用于攻坚的平射炮,军工部着手筹建炮厂,由吴运铎负责主持整个设计和制造工作。大炮炮筒的材料是钢,但当时根据地仅有钢轨,无法制成炮筒。他大胆设想,用铁代替钢来做炮筒。炮筒内的来复线无设备加工,他做出一个橄榄形钢柱,上面刻出凹凸线,再把钢柱锲进炮筒,挤出又光又滑的来复线来。接着,用铸铁制作炮弹,用绸布缝成火药包以代替炮弹钢壳。开始试验了,他们在荒地上筑起一段土墙,在距土墙300米外挖了条壕沟,架上第一门大炮。第一发炮弹未装炸药和发射药包,仍把1.5米厚的土墙穿了个大洞。第二发用真炮,土墙被轰塌一半。在胜利喜悦的鼓舞下,他总结经验,绘出正式图纸,到秋天共造出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

  吴运铎设计制造的大炮在前线大显神威,将日伪军精心构筑的坚固碉堡一一摧毁。根据实战情况,他又不断加以改进,炮口口径由36毫米增加到42毫米,射程提高到4000米,为取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历尽险恶三次挣脱死亡线

  研制武器弹药,时时伴随着生命危险。吴运铎3次身负重伤,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又顽强地回到战斗岗位。

  1942年的一天黄昏,二师军工部要求修复一批废迫击炮弹。吴运铎他们立即为废炮弹除锈、填药、安装弹尾、尾管、引信,可是没有引火的炸药———雷汞。前方急着要炮弹,他想来想去,只有从废旧雷管里挖取雷汞,这项工作非常危险,但也别无选择。为避免意外,他把一些旧雷管放进脸盆里用水浸泡了一个星期,然后小心翼翼地掏起来。第一块雷汞挖出来了,他特意用锤敲了几下,并无反应,心里踏实了许多。就在吴运铎拿起签子继续往里掏的时候,一声巨响,雷管在他的左手上爆炸了。

  爆炸声惊动了车间里所有的工人,大家立即拥进吴运铎的房间。只见他已成了一个血人,左手4个手指被炸飞,鲜血直流;左腿膝盖炸有碗口大的伤,膝盖骨刺在伤口外,裤管口往外流着血;左眼也血肉模糊。工人们赶忙抬起他直奔附近的三分所医院。

  这是吴运铎第二次负伤。他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有时,他猛地从病床上跳下来,挥舞缠满绷带的胳膊,想往大门外跑,还大喊:“前方等着要炮弹啦!”刚一着地又重重摔倒,昏了过去。护士们含着眼泪将他抬上病床。有时,他突然用右手使劲撕开包扎伤口的绷带,一边撕还一边叫:“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呀!不好干活啦!”伤口被撕得鲜血淋漓,喊叫中他又昏了过去。护士们只得轮流坐在他的病床边,按住他的右手。大家背地里都在悄悄流泪,为他的生命担忧。

  10多天后,吴运铎奇迹般地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由于伤势太重,加上医院条件差,吴运铎的伤口迟迟未能愈合。他急着回子弹厂,拄着拐棍成天缠着院长要求出院。院长无法,最后约法三章:每两天去附近医院换一次药。出院那天,他脖子上挂个三角巾,吊起左手,找根竹竿当拐杖,咬着牙走了20多里路,终于顽强地回到战斗岗位。

  1947年,吴运铎担任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在一次试验中,不幸炮弹爆炸,他第3次倒在血泊中,左手腕、右脚均被炸断,右眼又被崩进一块弹片,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他以顽强的毅力,又一次从死神手里挣扎出来。

  3次负伤,被炸瞎左眼,炸掉左手4个手指,炸伤了双腿,吴运铎,这个令我自豪的江西老乡,不愧为九死一生的英雄。

吴运铎:不为人知的故事
赵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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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吴运铎传》中,因为某种原因,确有一些颇有兴味、鲜为人知的事,未能写进书里。这些事情其实可能正可以反映传主的真实面貌,现借杂志一角刊出,以飨读者。

  记得在1980年至1984年期间,吴运铎身体稍好一些时,不止一次和我聊起《把一切献给党》这部堪称1950年代的畅销书。他说:“这本小书,给我留下永久的遗憾,愧对读者。”我听后有些茫然,他便向我解释:这本书写的是真人真事,坦率地讲是鄙人的小传。你看,我连自己的年龄都搞错了,导致后来报刊上的文章和《把一切献给党》的各种版本以讹传讹。据我所知,在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85年)上,竟然写我是1915年出生,比我实际出生时间提前了两年。我在《把一切献给党》中写道:“1925年,我整整10岁。”所以,读者和编辑们由此推断我1915年出生是毫无疑问的。于是乎,1930年我在煤矿当工人为15岁;1938年参加新四军为23岁;1939年入党为24岁……这样一来,便把我的人生经历弄错了两岁。实际上,我入矿下井当工人时只有13岁;21岁走进革命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22岁。不仅如此,在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这样一本很重要的书中,却将我的祖籍和本人出生地混为一谈。书中写道:“吴运铎……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镇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一差错本可以必免,然而却出了纰漏,你说这是不是遗憾?”当时,我见他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就宽慰他说:“有时间写篇文章更正过来就是了。”他说:“哪有那么简单,六七种外文版怎么改?你能跑到国外去吗?”

  接着,他又补充道:“五十年代初,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把一切献给党》真实地记录了我三次去苏联学习和治病亲历的新鲜事和切身感受。但由于中苏风云突变,人所共知的原因,却将后来的版本一些值得铭记的人和事一笔勾销了,你说这怎么不让我感到是个缺憾?”此刻,我见他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无奈和惋惜的愁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做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跟气候。跟风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诚实的思想品格。谁跟风,谁就会自食其果。停了片刻,他踌躇满志地说:“待有空闲时间,争取再《把一切献给党》续上一半内容,圆我多年未圆的梦。”他说话的语气缓慢而又异常自信。在他看来,续写工作可能性是百分之百,问题是有没有空闲时间。其实,他是过于乐观了,并没有把糟糕的身体状况忖摸在内。那时,他1.78米的个头,体重下降到42公斤,而且经常犯病,好好坏坏,反反复复,这就是病情日渐恶化的征兆。他的妻子陆平为他提心吊胆,不得安宁。而外表上还要装得太平无事,免得让他有压力。吴运铎误以为自己身体还扛得住,就想抓紧续写《把一切献给党》,没把病魔缠身当回事,整天看材料呀,写呀,画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保尔──吴运铎》故事集,就是他在这期间躺在病床上抽空审查的。阅毕后,在给我退稿的纸口袋上面写着:“老赵:你的稿子我全看了,你的后半部再拿来。有时间我们面谈。”此后,我企盼他的病情能够稳定下来,当面聆听教诲。然而,我每次去探视他,他不是昏昏沉沉躺在病床上伸着瘦骨嶙峋的胳膊打点滴,就是鼻孔里插着输氧管,双目紧闭。当他一见我去了,精神为之一爽,似乎痛苦随之一扫而光,我知道,他是在强打精神支撑着,以毅力向病魔抗争。每当此时,我总是提醒自己:不谈写书;不让他费力回首几十年前那些心酸、苦难的往事;不忍心他消耗更多的大脑细胞。如做不到,便是雪上加霜,反而会加重他的病情。

  共和国诞生之初,吴运铎去苏联医治炸瞎的左眼。苏联政府派出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成功地做了手术,并在短时间内使他失明八九年的左眼重见光明。吴运铎左眼治愈后,被转到另一个医院治疗关节僵硬症。院方给他派一名按摩女大夫戈拉拉为他治疗。

  那时,戈拉拉从苏联乌克兰医学院毕业不久,分配到医院做保健大夫。她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爽朗热情,非常崇拜这位保尔式的中国英雄。

  心细、善良的戈拉拉大夫除了正常地给吴运铎治疗外,既怕他的生活忧愁,精神紧张,又担心他远离家乡的孤单。经常在治疗之余,抽时间与他聊天,让他放松放松。天长日久,姑娘自然对吴运铎的脾气秉性、喜怒哀乐也有了解,并产生了爱慕的情愫。有时,吴运铎对治疗自己的关节病症失去信心或有消沉情绪时,戈拉拉就好言相劝,要他有耐心,持积极的态度;有时她看吴运铎对关节症满不在乎,又很生气,曾多次严厉地批评过他,并给他“上课”,讲这种病带来的可怕后果。目的是要他端正心态,尽快痊愈。每天到治疗时间,不见吴运铎在病房里,她就亲自到各个房间去找。一旦找到他,不容分说,便强制地把他拉去治疗。吴运铎对戈拉拉工作殚精竭虑,尽职尽责,深深感动着,觉得她一点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外国人,感到她很温柔、可爱。

  单纯的戈拉拉认为吴运铎是个英雄,是苏联人民的客人,亲密的朋友,在做事说话上很随便,从不见外,经常把她生活中的愉悦和烦恼向吴运铎倾诉,甚至天真到把自己的休闲照、游泳照拿给吴运铎欣赏,毫无一点忸怩和赧色。就在吴运铎将要归国之前,有一天,戈拉拉找到吴运铎说:“老吴,我想和你一起回中国!”吴运铎一板正经地对她说:“你必须打消这个念头!”短时间的沉默后,吴运铎又用缓和的口气说服她:“你们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好,中国刚刚结束战争,正在废墟上建设自己的乐园。人民生活还很穷,你去了一定会后悔的……”戈拉拉未料会遭到吴运铎的拒绝,便像小孩子一样委屈地哭起来。此后,她不愠不火,再也不提这事了。

  吴运铎也反过味来,意识到自己讲中国的可爱太多了。从此,他不再多谈他心目中眷念的祖国了。

  在戈拉拉的精心治疗下,吴运铎僵直的左腿症状有了明显的好转,他由衷感谢戈拉拉这位率真、炽情的姑娘。吴运铎回国时间一天天临近,他很有礼貌地把通信地址告诉了戈拉拉,并希望她以后不断联系。此时此刻,戈拉拉感情的烈焰又一次燃烧起来,她向吴运铎恳切地说:“老吴,你带我到中国去吧!”吴运铎不假思索地说:“不能啊,戈拉拉,请你理解我。”随后,吴运铎像大哥哥对妹妹那样温存地劝她道:“以后,你有机会到中国帮助工作或者到中国参观访问和学习,我会去火车站接你的,只是这次我不能带你去。”戈拉拉情不自禁地啜泣起来,跑出病房……

  吴运铎回国那天,莫斯科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市委的干部也去了不少……戈拉拉怀着爱的情结,非常理智地赶来了。吴运铎在人头攒动的群众中一眼就看到了她,便主动跑上去和她紧紧握手。戈拉拉刚说了一声“老吴,再见吧!”泪水就再也止不住了。市委领导同志见了这般难舍难分的场景,就暗示吴运铎“勇敢”一点,“冲上去”,“拥抱她”。吴运铎毕竟是中国人,知道拥抱戈拉拉的礼节包含的意思。他毕竟是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他竭力控制发自内心的情愫。吴运铎带着无比感激的心情,走进车厢,深情地向送行者致意,并挥手与她告别,殷殷嘱咐:“戈拉拉,常给我写信……”

  物换星移,四十多年光阴过去了,吴运铎未能忘记戈拉拉。就在他迈入古稀之年后,我的朋友去工人疗养院探视他,当提到他去苏联医病给予良好的治疗和周到护理时,他内怀殷忧,充溢着忏悔情愫,不无感慨地说:“不知戈拉拉现在干什么工作呢。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一直没有通过信。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那时,她才20多岁,如果她还健在的话,现在该有60多岁了!”

  吴运铎出名后,凡外单位来人请他去作报告,从不推辞。所以有的人,甚至领导干部对他也有一点看法:“爱表现,不踏实”,还有的人认为,他有“骄傲的苗头,不谦虚了。”

  战争年代,吴运铎周身伤疤累累,备受折磨。有时病一发作,疼得直冒汗,医生无奈,只好心疼地给他几片“待可因”止痛。吴运铎拒吃。同事们感到很奇怪。吴运铎就和大家说:“待可因”里有吗啡,多次服用就要上瘾,那我真就成了废人啦!”大伙听后眼泪不知不觉地流出来。

  吴运铎以超人的毅力,一次次战胜了疾病的发作期。同事们好心地提醒他:“老吴,你疼起来时,爱发火,克制一下吧!你是英雄人物,不比平常人。”吴运铎醒悟地点了点头,以后犯病时,他一狠心,把门锁上,不跟别人接触。就是这件事,却有人起了疑心,说是大白天,他反锁着办公室的门干什么?他一个人在屋里,没有鬼才怪哩!”于是乎,就有人“内查外调”,问吴运铎为什么大白天锁着门?吴运铎知道后,解释说:“你们不是说我伤口发作时,头上爱冒火吗?我要坚持工作,免不了接触人。这时候说话易走火,没涵养,我只好把自己锁在屋里少见人……”

  建国初的“三反”运动中,吴运铎被组织派到北京学习。他所在的武汉兵工局突然通知他回鄂交代贪污1600万元公款的问题。吴运铎苦于无法申诉,极度苦闷。不久,有人放出风来,说他与本单位某个会计往来甚密,还送棉大衣御寒。这个会计是个胆小、讲脸面的女人,一听说吴运铎被隔离审查,便愁肠百结,走上吞金寻死之路。幸亏医院的大夫抢救及时,才挽回了生命。通过会计的真实口供,才洗刷了吴运铎的不白之冤。否则,吴运铎会不会被误认为他杀人灭口、当作“大老虎”?横祸从何而来?这分明是一伙手中有权的人,妄图转移斗争方向,用心险恶,暴戾恣睢,陷害忠良!他们纯粹是革命队伍中不齿的败类!

  “文革”狂潮席卷了吴运铎。那些想整倒他的人沆瀣一气,为非作歹,又粉墨登场了。他们想从《把一切献给党》里找出吴运铎的“三反”言行,问吴运铎为什么书中把“见到斯大林”一事删掉?

  60年代末,反对“老大哥”,算不上什么罪名,公开反对伟大导师斯大林,可不是个小问题,即使给你上纲上线也无话可说。一伙人要吴运铎交代:“利用写书反党罪行!”吴运铎坚辞反驳:“我写的都是事实,许多活着的人可以为我作证明。”那伙人穷凶极恶地问:“书里为什么单单把革命导师斯大林那部分事情抹去了?”吴运铎解释:“原来与何家栋(合作者,编辑)商议,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一段落,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有时间的话,可以写它的续篇。”整人者不罢休,又去找何家栋想打开一个缺口,何家栋的回答与吴运铎不谋而合。他们又问何家栋:“为什么书里没有一条毛主席语录,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何家栋不慌不忙,据理力争,说:“那时林副主席也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呀!”这话是真正的大实话,那伙人听了无言以对,理屈词穷,只好作罢。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的大女儿吴克想到母亲因摔伤不能去疗养院照看老爸,急切地想去医院陪陪老爸,尽女儿一份孝心。这一天,她一直守候在老爸的身边,真想和老爸亲昵地谈谈心。

  很不凑巧,这天上午先后来了两起客人。吴运铎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的生活圭臬是“微笑地面对生活”,从不在客人面前谈自己的病,而喜欢谈新闻、谈生活,谈未来的打算。谈话中,精神专注,给人感觉他是个没有什么大病的人。可是作为女儿的吴克,不尴不尬,既不愿阻止父亲过多的说话,费力劳神,也不好意思让爸爸的客人殷殷之情受到冷遇。所以,客人们来了都谈很长时间,并要合影留念。这一切,吴克不敢掺言。因为,父亲多年前给家人立下了“约法之章”。凡是他有电话,有人见他,有人采访他,谁也不准挡驾。

  时近中午,客人走了。吴运铎累得喘不过气来,喉咙里的痰憋得吐不出来,医生抢救无效,生命的泉源在他干枯的躯体里流尽了,有关他那传奇般的神话随着他的躯体一同告别了瑰丽的人生。

  吴运铎病世后,陆平怀着沉痛的心情,给我打电话说:“老吴生前的遗言,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少数家人告别一下遗体就完了。”她还说:“我和家人都希望《人民日报》能发一条老吴病逝的消息,不知能不能?听说这事有些难办,得部级干部才行;老吴是个局级干部,不知咋样?若是《人民日报》不发消息,你们《工人日报》能发一个也好。老吴曾任三届全国总工会执委,不管怎么说,他一生还是做过许多事……”就在《人民日报》迟迟未发消息的日子里,有的人知道吴运铎走了,便愤愤不平地说,中国这样一个有影响的英雄去世了,为什么不能发消息。我们共产党人有多少像吴运铎那样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不发消息历史将会告诉后人,那是绝对错误的。”也有人讲,现在干什么都讲官的大小,还是官本位。历数有多少大官的业绩比吴运铎一生壮丽辉煌。更有人说,中国的部级干部成百上千,‘中国的保尔’只有一个……

  吴运铎的骨灰如何安葬?家属的愿望是把骨灰撒到大江大河里。经与几个部门多次联系,均未获准。原因是骨灰不是粉末状,内有杂物,也即残存吴运铎在战争年代负伤的弹片碎屑。家人无奈,只好将骨灰埋在北京怀柔境内长城脚下,算是了结一份心愿,画了一个句号。

  像吴运铎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共产党员,能否在与遗体告别时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经与有关部门请示,说是有规定,惟有部级干部以上职务方可在遗体上覆盖党旗。

  1991年8月19日,陆平给我打电话,说:“老吴的纪念馆开馆了,你有时间,后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不要告诉记者。”8月21日,我按时到了陆平家里,临上车时,她突然觉得身体不适,未能前往,我便与其亲属八九个人一起去了。展览馆坐落在偏僻的北京市南郊,周围是一片农田。几间低矮的平房,光线尤为暗淡;地面凹凸不平。吴运铎用过的遗物和题词、照片,随意地摆放在那里,看不出有精心设计的痕迹……参观后,我的心情无比沉重,压抑得透不气来,仿佛吴老那颗圣洁的心灵受到戕害,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我想,吴老啊,你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风尘仆仆,走南闯北,为中国的军工事业日夜操劳;左手炸掉了,左眼失明了……如今,你的光辉形象,却存放在这个像农舍一样的屋子里,让人心碎,让人感到几分凄凉。难道这就是对一位20世纪“中国的保尔”的永久纪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