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王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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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浦东,9岁起在外商纱厂当童工。1923年,王根英参加了党组织开办的工人夜校,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后,王根英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女工部长、上海总工会组织委员,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下旬,她作为上海代表,赴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同时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此期间,王根英与陈赓相识,并结为夫妻,不久奉命回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担任地下交通工作。陈赓也辗转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中,在特殊的秘密战线上,王根英全力掩护和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同志,保卫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1931年底,陈赓奉命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王根英继续留在上海,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组织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开赴前线,运送伤员,筹购药品等物资,全力支持十九路军的对日抗战。1932年,王根英担任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女工部部长,积极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和非人的折磨,她坚贞不屈,与帅孟奇等共产党员一起,同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王根英被释放出狱,随后来到延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社工作。1938年秋,王根英被调到八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1939年3月8日,师供给部和学校驻地遭日军突袭包围。在突围的危急关头,王根英发觉一个装有党内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毅然冲回村中去取,路上与日军遭遇,壮烈牺牲,年仅33岁。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王根英:陈赓背后的巾帼英雄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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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陈赓大将》中的王根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王根英不仅仅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且是一位工人运动活动家,曾多次组织过纱厂工人罢工,担任过全国总工会组织委员兼妇女部长。央视在“永远的丰碑”系列节目中,曾以“工人阶级优秀代表”为题,对她进行了介绍。

  从纱厂女童工到工运女杰

  1906年,王根英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那年,年幼的王根英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了上海怡和纱厂当童工。当时纱厂多由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残酷剥削工人。王根英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连续工作12小时,年复一年,度过了苦难的童年。1923年是上海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王根英和不少姐妹都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她们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而且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王根英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支部书记的王根英便担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王根英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最终取得胜利。很快,王根英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王根英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5月30日,全国性的爱国反帝运动——“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7500多名工人在王根英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1926年,为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根据赵世炎、汪寿华等人的指示,王根英领导怡和纱厂工人首先发起罢工,对英国资本家进行反击。这场罢工坚持了4个多月,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以后,英、日资本家开始向工人反攻倒算,王根英成为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并很快遭到逮捕。王根英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每个车间。工友们愤怒了,在党团员的带领下,他们组成上千人的队伍,来到巡捕房解救王根英。面对请愿的工人,巡捕房探长命令巡捕向工人射水枪。巡捕使用了全部水枪,未能驱散工人,探长怕事态闹大,再次爆发像“五卅”运动那样规模的罢工不好收场,只得释放了王根英等人。

  但王根英等人的党团员的身份已经暴露。不久,党组织安排他们撤离怡和纱厂,王根英被党组织安排到沪东区委从事妇女工作。不久,她到上海总工会担任组织员,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王根英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王根英锻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不久,她作为上海党代表,前往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共同的革命理想,让王根英与陈赓的心走到一起

  早在1923年,王根英就认识了此后与她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陈赓。当时,陈赓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教员。课堂上,陈赓的讲解深深打动了学员,王根英听得如痴如醉。课余时间,陈赓又与学员们打成一片,了解学员们的思想动态。

  王根英美丽漂亮,举止洒脱大方,陈赓十分赏识她。他曾大胆地表示对她的好感,还几次到王根英父母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他们。陈赓聪明过人,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陈赓用上海话拉家常,王根英的父母很是喜欢他。但当时王根英的心思都扑在工作上,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

  1927年,陈赓和王根英都作为代表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赓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向她表白。在一次听报告的过程中,陈赓拿出一张纸条,写下:“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写罢,他把纸条递给王根英。王根英虽然心里暗暗喜欢陈赓,但并不认同他这种求爱方式。她把陈赓写的纸条贴在了身边的墙上,然后继续听报告。陈赓不肯罢休,继续写道:“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作我的妻子!”王根英如法炮制,又贴到了墙上。陈赓的“调子”越来越高:“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陈赓的这张纸条王根英连看都没看,就直接贴到了墙上。

  此时正好休息,大家都围拢了上来。有人开玩笑说:“王根英,你这样处理情书,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陈赓顽皮地说:“我看总不是反对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陈赓正在向她求婚呢!”王根英“严肃”地问陈赓:“你别太自信!我为什么要嫁给你?”陈赓是一位乐观幽默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有何困难、有何险恶,他均笑嘻嘻,乐呵呵,妙语连珠,无拘无束,一言既出,四座生风,人称“军中幽默大师”。陈赓这时充分发挥他的幽默才能:“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还不好回答?因为我爱你嘛!再说,我们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础呀!”陈赓求爱这件事轰动了大会,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陈赓不懂恋爱的艺术,求爱不讲策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出面找王根英谈话,王根英羞涩地答应了。中共“五大”结束后,经党组织批准,陈赓和王根英在武汉结婚,成为一对革命夫妻。

  “五大”后,5月间,王根英又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尔后,王根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还出席了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并且被调回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斗争岁月见真情

  1927年8月1日,陈赓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24日,陈赓在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途中的会昌战斗中负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10月中间,陈赓历尽千难万险,经过汕头、香港来到上海疗伤。

  自从在武汉二人分别以后,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信息。如今,忽见陈赓拖着重伤的腿,历尽艰险来到上海,便把他安顿在家里,尽心照料,并且马上帮助他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了解陈赓伤势严重,想方设法把他送进上海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当时王根英正在党中央机关担任交通,时常到医院探视和照料陈赓。牛惠霖大夫和他弟弟牛惠生的医术高超,按照陈赓的愿望,把折断的腿骨重新给他接起来,保住了这条多处负伤的腿。

  1928年4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在中央特科的下面,设有情报科(二科),陈赓曾在苏联学过保卫工作,因此被任命为情报科长。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不仅自己和陈赓住在一起,还把自己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大家庭,作为掩护,以避免敌人起疑心。第二年,王根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侦探和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改换姓名。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机警地掩护着陈赓,有力地保障了他的安全,使他能正常地进行工作。王根英自幼生长在上海滩,很早就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平时,她细心地观察房前屋后的动态,注视着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惊险紧张局面。无论是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或是遇到便衣特务的打探,她都能够机敏地对付过去。她对同住的弟弟、妹妹,也经常进行保守秘密的教育,弟弟王心昌还帮助陈赓送过信。

  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王根英从不让知非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趁大人不注意,独自跑到街上去玩。他看到“红头阿三”(按:指的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枕头下的枪,便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这句话立刻引起了印度巡捕的警觉,他盯上了知非,紧跟他到陈赓家门口。这时,王根英正好出来寻找知非。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王根英想到可能是知非童言无忌,泄露了机密,便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为王根英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印度巡捕信以为真,就离去了。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顾顺章叛变以前,陈赓同顾顺章工作关系密切,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都晓得,他的亲友顾顺章也都认识,这事发生后,周恩来便叫陈赓隐蔽起来,免遭敌人暗算,不久又派他去天津。在天津工作3个月后,陈赓被党组织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王根英带着孩子留在沪东区坚持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区找到王根英,转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且指定王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此,王根英投入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她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日夜不停地奔忙着。1932年,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调去担任部长,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夏之栩任女工部秘书。她俩带着知非住在英租界的一个房子里。王根英几乎每天都往工厂里跑,她走后孩子就由夏之栩照看。

  不久,陈赓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来了。原来,在1932年秋的新集(今新县)胡山寨战斗中,陈赓右腿膝盖处负重伤。10月,当红四方面军越平汉路西进的时候,陈赓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医治腿伤。陈赓这次来到上海,又是经过王根英找到党组织的,也还是在牛惠霖医院里治疗的。陈赓腿伤治愈后,准备在1933年3月下旬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原决定王根英和他一同前去,王根英心里非常高兴。不料在他们动身前夕,陈赓突然因叛徒出卖被捕。王根英看到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忽然又得知陈赓被捕的消息,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4月1日,敌人将陈赓押解到南京去。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一时间头晕眼花,支撑不住,她和怀里的知非从酒楼上掉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知非摔下来的时候,被下面的人抓住一只脚,因而保住了性命,但却把脑袋摔破了个口子,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此后,王根英在母亲家里住了几天,又到上海郊区乡下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才又回到上海,设法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蒙难之后喜相逢

  1933年六七月间,王根英的病渐渐好了,便从郊区回到上海市区通北路家里,一面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关系,一面找工作。同年12月间,由于叛徒出卖,王根英在家里被捕,被押送到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关押在这里的,还有早先被捕的帅孟奇、夏之栩等人。1936年秋,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调出,都转移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

  1937年8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这个时候,周恩来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学生并且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王根英怡和纱厂的工友)向周恩来报告说:王根英仍在狱中,还被关在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会把她接出来的!”

  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一起来到南京晓庄“反省院”。周恩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夏之栩和张琴秋三个人的名字(其他同志在被捕后改了姓名),对这个“反省院”的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满口答应,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叫出来。王根英她们在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时候,都被这意外的会见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她们才都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来,把关在这里的其他同志的真实姓名做了汇报。周恩来同她们略事寒暄、亲切问好后,转向这里的院长说:今天先把她们三人带走。院长立即表示同意。

  站在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若要出去,须得经过顾祝同的命令。”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建议:熊天荆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院长又同意了,特务却提出:要走,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于是,马上填了保单。周恩来又说:我能不能和大家见见面?院长又是满口答应,立即就叫关在这里的政治犯都到礼堂集合。周恩来和叶剑英向这里的全体政治犯作了形势报告,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还说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也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并且在南京、重庆、西安、武汉等地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等。周恩来还告诉大家:不久,你们即可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报告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的抗日热情,受到热烈的欢迎。

  报告会结束后,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三人到牢房收拾好了东西。周恩来等回去后就派车来,把她们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她们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忙着营救当时关在各处监狱里的政治犯。夏之栩、熊天荆和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几个男同志出面,一起办理了出狱同志的手续。以后,从南京的“反省院”、“军人监狱”、苏州监狱和上海的监狱里,陆续出来了200多个难友,其中有许多人陆续到了延安。

  这个时候,红军正在陕西三原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和他的部队也驻扎在这里。王根英出狱后不久,周恩来把她带到西安。8月26日,王根英又由西安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与陈赓团聚。见面后,他们悲喜交加,激动得热泪盈眶。8月27日,陈赓在日记中写道:“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日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达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能作竟夜长谈,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中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始终坚持党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不可动摇了。”

  血染的战地爱情

  王根英见到陈赓之际,正值八路军出征前夕,部队正在忙于整编。陈赓被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开往山西前线抗日。王根英回到延安后,进入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新中华报》社工作。随着华北战局的发展,八路军三大主力在各战略区胜利展开。王根英渴望到华北前线去体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一再向组织要求到前方去工作。

  1938年秋,党组织批准了王根英的请求,派她到太行山区129师工作,被分配到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1938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386旅主力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王根英所在的财经干部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1月,日军抽调3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主力带领冀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立即展开极其激烈的反“扫荡”斗争。1月14日,陈赓和王根英在战地意外相遇。王根英把自做的棉坎肩交给陈赓,并亲切地说:“用我自己的津贴,从老乡家里买的棉花和布,亲手缝做,你穿上准暖和。”陈赓接过坎肩,深情地说:“知我冷热者,王根英也!谢谢王根英同志兼夫人。”说着,陈赓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1939年3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冀南反“扫荡”已近尾声,财经干部学校跟随部队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时突然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这所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王根英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129师供给部去。3月8日,王根英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这天,日军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南宫地区,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来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一起突出重围。王根英冲到村外后,却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她着急地说:“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毕,她便毅然独身向村中奔去。王根英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日军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剌刀洞痕,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个时候,陈赓正率领386旅越平汉线西进。通信员送上一份电报,他一看:王根英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壮烈牺牲!陈赓忍不住痛哭失声,猛地拔出手枪,冲着天空“砰砰砰”射出愤怒的子弹。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陈赓大病一场,持续高烧,半个多月的昏迷,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陈赓还对战友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陈赓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王根英牺牲三年后,他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与傅涯结婚。

  1961年陈赓逝世后,傅涯抽空整理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材料,借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更令人敬佩的是,她还四处奔走,亲笔撰写了翔实生动的王根英烈士传——《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

陈赓、王根英在上海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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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

  生离死别

  1933年3月的一天,陈赓很晚没有回家,王根英焦急万分,她预感到,这一次,陈赓可能被捕了。

  此前,陈赓曾有几次险些被抓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与一个认识自己的密探打了个照面,彼此都知道对方身份,但碍于电影院人多,对方不好下手。结果一散场,陈赓马上从人群中溜走,回家还跟岳母笑着说:“有个‘包打听’想抓我,他哪里抓得住我?”

  王家是上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家庭,对陈赓究竟从事什么工作,不甚了解。家里人只觉得陈赓不简单,“因为他经常把穿长衫的、穿西装的人带到家里”。

  但第三次陈赓还是没逃掉。王根英焦急万分,到处托关系打听,但都没有消息。过度紧张和忧虑一度使王根英的情绪颇不稳定,甚至出现幻觉。“有时她帮妈妈提水时,看着水说:有人头!”

  一天,她带着知非跑到曾经的一个联络点——闸北某酒店继续打探,但还是没什么消息。万分紧张的王根英又出现幻觉,感觉有人来抓她,情急下,她先把知非从二楼窗口扔出去,自己又纵身跳下。“多亏那个楼并不太高,外面又是土地,二姐脸上摔得乌青乌青的,知非脑袋摔破了,抱到医院缝了好几针。”77岁的陈知非还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站起来,而脑袋上的疤还清晰可见,这或许是母亲王根英留给他的一个永恒纪念。

  王根英被送到家里养了一段时间,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又开始出去四处打探陈赓消息。秋季的一天,她找到过去曾经的一个工友,未料女工已被收买,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抓王根英。

  很长一段时间,王根英都生死不明。直到两年后,家人突然收到一封发自南京的信,才知道王根英还活着。原来王根英先是被送进提篮桥监狱,后与帅孟奇、夏之栩、钱瑛等转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经过绝食斗争,狱方才答应她们提出的与外界通信等条件。

  时隔70余载,想起姐姐,王璇梅还是忍不住地难过。“监狱允许她们跟外界通信后,我们可以给二姐寄东西。但我家里很穷,没多少钱,最后只买了一块火腿肉和一袋带甜味的云南大头菜给她,就这一次,现在想想,我们家也对不起姐姐,她吃了那么多苦……”

  “我们家里人平时连南京路都很少去,都没坐过火车,没怎么出过门,所以也从来没有想过去南京看她。”王璇梅另一件难过之事是没有去南京监狱里探望姐姐,从此也永远失去了见姐姐的机会。

  王根英在监狱里学会了刺绣,她寄给母亲自己绣的一对菊花枕套,给儿子知非一个绣着老虎的书包,而给妹妹的一对玫瑰花枕头,则一直被王璇梅保存至今。

  1937年,王根英作为周恩来亲自点名要求释放的3位“政治犯”之一,重获自由。8月出狱后不久的王根英在云阳八路军部政治部和陈赓团聚。陈赓在1937年8月27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短暂相聚后,这对夫妻不得不再次分离。几天后,陈赓被正式任命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东渡黄河,而王根英则动身前往延安。

  1939年3月8日,日军扫荡河北南部,王根英是129师供给部的指导员。当她冲到村外,才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包没有带出来,不顾大家劝阻,她执意又返身回到村子里,等从驻地取出包返回时,不幸在村口与日军相遇,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得到王根英牺牲的消息时,陈赓正率领386旅行穿过平汉线西进。据说陈赓当时便发下誓愿:3年内不结婚,而他果然也信守诺言,直到王根英牺牲的第四个年头才娶了傅涯。

  重逢

  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我后来才知道,陈赓之前已经找了我们好多次了。”王璇梅说,1937年,自己家的房子全都被日本人炸成废墟,他们在附近又搭了一间简单的房子。陈赓此前曾两次派人寻找无果。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璇梅也要跟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了解放区,立即有人给我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我们同志。”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感觉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的消息:王根英早就牺牲了,她顿时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地颠簸了3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见了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想法了”,陈知非微笑着回忆。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门口接我们了。在上海时,我很羡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彦的武士道精神,怕父亲瞧不起我,所以也学着山田的样子,两腿叉开站着,故作很神气的样子。”与父亲分隔这么多年,已经17岁的知非多少有些不自然。陈赓好像看出了知非的小心思,他夸奖知非“有点神气”,然后忍不住感慨道:“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啊,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刚开始我都有点认不出来姐夫,他苍老了许多,打仗太辛苦了!”仔细想起来,王璇梅才发现与陈赓已是13年未见,印象中那个年轻、爱开玩笑的陈赓变成了一个略显沧桑的中年人。

  离休之后,热爱画画的陈知非平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些难忘的场面画下来。这样的画,他已经画了很多幅。其中,与父亲相见的这一幅上,重逢的一家人在画面中心,周围全是高兴地看着一家人团聚的战士们,站满了街道两旁。“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替我们高兴。”起初陈知非并不好意思张口喊傅涯,细心的陈赓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对知非说:“你还是要喊她‘妈妈’,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比电视剧里演的还亲!”“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受父爱。”忆及往事,陈知非神情一下子有些伤感。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向父亲问起这个问题。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

  第二天起床穿衣时,陈赓看见知非的腰带只是一条布绳子,问道:“你在上海,为什么不买条玻璃皮带?”所谓“玻璃皮带”,就是当时用透明塑料制成的皮带,抗战胜利后由美国大兵传入中国,与“玻璃皮鞋”、“原子笔”成为上海滩的时髦物。“我当时听了特别奇怪,父亲在偏僻的穷山沟里怎么还会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那时刚从上海来到解放区的知非,多少还有些旧上海的习气。他既觉得解放区的戏没有上海麒麟童的戏好看,也不愿意告诉父亲自己买不起“玻璃皮带”,只推说自己不习惯。“因为上海人最怕别人说他穷,穷了就会被人瞧不起。”陈知非笑着说,当年日本统治时期,大舅舅家三餐都喝粥,但见人硬说吃的是干饭,“喝粥时关着门,吃干饭时开着门”。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姐夫一说,我就听他的”。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3年的母亲。临走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赓,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国际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有“两陈”之称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夫人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又接到他住的丁香花园。王璇梅说,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姐夫真是个难得的大好人,重情义,他一辈子也没忘记我们……”说起陈赓,王璇梅感慨连连。

  1960年,陈知非的女儿出生,陈赓高兴地逢人便说:我已当了爷爷了,他给小孙女起名“怀申”,大家都明白,怀念上海,其实就是怀念王根英。一年后,陈赓猝然去世。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为我掉眼泪吗?”与弟弟、妹妹一起赶到上海的陈知非,一下子想起15年前与父亲相见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半开玩笑问他的话……

回忆母亲王根英父亲陈赓 

陈知非


一九三三年,幼年的陈知非和生母王根英在一起

  陈知非 1929年生于上海,1933年母亲王根英被捕后,随外婆、舅舅一家生活。由于家境贫困,童年时当过报童,后又进入工厂做工。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陈赓把他接到身边,他得知母亲已于1939年牺牲。以后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1952年毕业后先后在长春一汽、航天部等工作,所取得的多项科研成果在行业内处一流水平,退休时为教授级高工。

  2006年是我的母亲王根英烈士诞辰100周年。我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即投身革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工人领袖,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

  由贫苦童工成长为工人领袖

  1906年,母亲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8岁那年,幼小的母亲为生活所迫,顶替别人的名字进纱厂当了童工。当时纱厂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开办的,对工人很苛刻。母亲每天在装满纱锭的机器前累死累活地连续操作12小时,年复一年,在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

  1923年,是上海的党组织飞速发展的一年。母亲所在的怡和纱厂,是沪东区党支部的活动重点,母亲和不少小姐妹都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很快,通过党员老师们的讲解,母亲不仅学到文化知识还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

  1924年,怡和纱厂成立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母亲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因为厂里当时尚无党组织,作为团领导的母亲肩负起领导全厂工人与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的艰巨任务。在中共沪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母亲领导团支部组织工人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全厂大罢工。这场罢工于1924年6月开始,共有六七千人参加并取得胜利,在老怡和纱厂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很快,母亲被推选为怡和纱厂的工会主席,1925年由团转党。

  1925年,上海爆发了全国性爱国反帝的“五卅”运动。6月1日清晨,怡和纱厂老厂的7500多名工人在母亲等人的带领下,参加全市各界15万人的罢工示威游行。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推进,母亲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母亲当选为市政府委员。火热的斗争,把母亲煅炼成为一名年轻的工人领袖、党的中坚分子。

  父母在黄浦江边相识相知相爱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阶段,父亲陈赓就与母亲有过结触。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工人夜校的“先生”。青春勃发、敢想敢做的父亲对母亲十分欣赏和喜爱,他曾大胆地表示对母亲的好感,还几次到外祖父一家住的破旧棚户区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亲属。听与父亲共事的叔叔们说,聪明过人的父亲,来到上海的时间不长,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与上海当地人说话时,一般人很难听出他是外地人,这对他结交朋友开展工作帮助极大。

  父亲用上海话拉家常,我的外祖父母和姨妈们很喜欢他。但母亲当时一心想的是革命工作,不愿考虑个人情感问题,所以没有回应父亲的热情。

  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陈赓与母亲王根英同为大会代表。24岁的父亲与21岁的母亲开会、讨论整天在一起,父亲再也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性格率真的父亲,写了一张表达爱情的纸条,请人传给母亲。未曾想个性倔强的母亲不习惯这样的示爱方式,觉得陈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让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她顺手就把纸条贴在会场的黑板上,立即成为各地代表休息时的笑谈。父亲毫不退缩,马上又写去第二张,母亲又将他的第二张字条贴上了墙!父亲马上又写去第三张……周恩来伯伯知道后,批评了父亲,说他求爱不讲策略。最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亲自出面找母亲谈话,母亲终于答应了。

  会议结束后,父母亲就在武汉结婚并甜甜蜜蜜共同生活了几天,两人把从相识以来的感受,好好交流了一番,从此成为情深意重的好战友、好夫妻。

  在白色恐怖下坚守党的情报工作岗位

  母亲后来告诉我,他们新婚后不久,父亲就与母亲分别,跟随周恩来伯伯去了江西,筹措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中,父亲于8月24日的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腿中了三颗子弹,胫骨腓骨全被打断,他历尽千难万险,经汕头、香港到上海。当见到了拖着重伤之躯的丈夫,母亲喜极而泣。

  她将父亲安排住在家里尽心照料,并马上帮助父亲和党组织接上了头。党组织知道陈赓伤势严重,就安排他住进著名的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数月后,父亲多处骨折的腿长好了,真是一个奇迹!

  此后,父母亲就此在上海住在一起,母亲还带来年幼的姨妈王旋梅、舅舅王鑫昌,四人组成一个“像样”的家庭,以免敌人疑心。母亲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父亲开展情报工作。

  1929年,母亲在上海生下了我,据说初为人父的陈赓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知”字辈,父亲为我起名“知非”。

  为了避开敌探特务的追踪,父母亲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搬家达5次之多。在此期间,自幼出生在上海滩、熟悉情况、人脉颇旺的母亲,竭尽全力帮助丈夫开展情报工作。她选择的住房,均有三四个以上的出口,以便危急时脱身。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有一天我跑到街上去玩,见巡逻的红头阿三(租界印度巡捕)身上挎着枪很神气,一下想起了爸爸每晚压在枕下的枪,就不由上去说道:“我阿爸也有枪!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印度巡捕一听,马上盯住了我,并紧跟到了家门口。恰巧母亲出来找我,巡捕就问她:“你家有枪吗?”母亲马上知道是我说漏了嘴,她镇定地回应说:“是有枝枪,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看见母亲一身上海生意人家的少妇打扮,讲话又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放过了我们。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父亲与顾的工作关系密切。因此,周恩来伯伯让父亲隐避起来,不久又让父亲去天津工作。1931年9月,父亲装作一个病人,带全家从天津乘火车绕道青岛回到上海。不久,父亲被派往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工作,母亲带着我留在沪东区工作。

  周恩来伯伯亲自解救母亲出狱

  父亲离开上海后不久,党组织就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找到了母亲,传达了党中央团结各阶层人士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指定母亲负责沪东区反帝大同盟的部分工作。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党组织紧急动员起来,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母亲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直接开到前线服务。“一·二八”抗战结束后,母亲回到工厂做工,她先后在香烟厂、套鞋厂当工人,其间继续领导和组织工人的斗争。此间全国总工会成立女工部,母亲被调任女工部部长。

  1932年秋天,父亲在新集-胡山寨会战中右腿膝盖处负重伤,同年10月离开部队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一同回中央苏区。我知道母亲非常兴奋,人在上海,心已飞到瑞金!不料,动身之前的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母亲在家里被捕,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母亲被判有期徒刑8年,后被转送“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当时这里关押的还有帅孟奇、夏之栩、何宝珍等“女政治犯”共20余人。她们在狱中组织了数次绝食斗争,母亲表现得坚定勇敢。

  1937年8月,周恩来伯伯和朱德、叶剑英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知道母亲还被关押着,于当年8月19日亲自与叶剑英、童小鹏到了监狱,点着母亲等3人的名字说:“今天我要见见她们!”

  母亲她们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时,都惊呆了!她们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出去,更没有想到周恩来和叶剑英亲自到监狱来营救她们!

  随后,周恩来伯伯会见了关押的全体政治犯,讲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再度合作,一致抗日。

  随后,周恩来派车将母亲接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不久周恩来亲自带母亲到了西安。8月26日,她又由西安转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父亲团聚。

  父亲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做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4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几天之后,母亲去延安边区党校学习。她首先对近4年的监狱斗争做了回顾总结,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将这些写成了总结,保留下来的有《王根英自传》《狱中斗争》等数篇文稿。

  1938年秋,党组织批准母亲到一二九师去工作,而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当时正在太行区活动。母亲路过时,前去小住了几日。其后她就到师部报到,被分配到供给部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

  母亲壮烈牺牲在日寇的枪弹、刺刀下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母亲更是投入全部心血和热情。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更加残酷。1938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师越过平汉线,开进冀南地区,母亲所在的财经学校也随部队东进。1939年3月,财经学校又随主力部队西进,转往太行山区。

  一次,学校从南宫附近开始行动时,突与日军遭遇。敌人放火烧了村庄,把学校的一部分人冲散了。母亲因为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后面。她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怕牺牲,一步也不离开伤员,全部将他们带到了一二九师供给部。

  1939年3月8日,母亲随师供给部驻在南宫县的“前后王家村”。这天敌人进攻冀南军区驻地,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母亲把自己的马给伤员骑,自己徒步随警卫部队突出重围。她冲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突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有带出来,便毅然独自向村中奔去。大家想拦也没有拦住。她在驻地将挎包取出,不幸在出村时与敌人遭遇。同志们清楚地看见她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中倒下了!等大家组织好队伍冲到村边来接应她时,她已经壮烈牺牲!她的身上,有弹洞也有多处敌人的刺刀洞痕!汩汩的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泥土……

  这时,父亲正率三八六旅越平汉线西进。他在当天知道了这个消息。三八六旅的政委看见,他手捏报告妻亡的电报,泪水滚滚而落……有记日记习惯的父亲,当天在日记中只写了一句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一个多月,他中断了日记的写作。父亲还对战友说:“我要为她守节三年!”果然,父亲在母亲牺牲三年后才重新考虑再组家庭。

  由于父母献身革命,我从小跟着大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1946年,担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大舅一家,把我接到他的身边!父亲对我详述了母亲牺牲的经过,说,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她死得很英勇,我们都要向她学习!在延安开党的“七大”时,会场还悬挂了你妈妈的照片。

  后来,我被送进华北大学学习,1952年毕业后先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制造厂、航空航天工业部工作,1959年和钱如琴结婚,膝下有一子一女,退休时为教授级高工。

  母亲要是能看见今天的祖国,看见她的子孙们,该有多高兴!还有我的父亲也是。(李霄凌 整理)

  来源:新民晚报

1946年,由上海初到解放区的陈知非和父亲陈赓、母亲傅涯、弟弟陈知建、小姨王旋梅合影于山西阳城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