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王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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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若飞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王若飞生于1896年10月,贵州安顺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

  192 3年4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3月回国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训练部主任。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一、第三次武装暴动。1927年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1928年6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回国,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后在内蒙古包头因叛徒出卖被捕。在长达5年零7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坚贞不屈。1937年获释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抗战爆发后,1938年起任中共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兼中共中央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1年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室党务研究室秘书。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王若飞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的诺言,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1945年8月,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

王若飞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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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一地主家庭。7岁随母移居贵阳。8岁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1917年冬赴日本留学。其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倾向社会主义。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结识了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并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及蔡和森等同志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和蔡和森同志一起,反对部分人鼓吹用无政府主义改造中国的论调,主张“走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

  1922年9、10月间,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中国共产党在法国成立旅欧支部,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10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组织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参加《少年》等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1923年3月王若飞等被中共旅欧支部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与列宁学院学习,在此期间他专心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并成为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内中共党支部负责人之一。

  1925年春回国到上海。“五卅”运动前夕,发表文章歌颂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号召全国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支持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1925年夏调到河南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亲自到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工人中间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年底又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年秋与李培之结婚。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指挥南市区工人行动,首先取得了胜利。5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主持办江北农民训练班。

  10月,亲自领导了无锡暴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革命经验。1928年6、7月间,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批准进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按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通知,乔扮商人,化名黄敬斋,于9月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负责开辟陕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10月下旬不幸被捕。在牢狱中渡过近6年的监禁岁月。在狱中不怕敌人的威胁利诱,坚持斗争,揭露国民党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可耻行径,并写信劝导傅作义将军率部抗日。1937年8月,经我党北方局和山西省委的营救,被释放回到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在主持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期间,参加起草了著名的《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在1937年至1938年间,先后发表了《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等重要文章。1944年5月,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随林伯渠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此后留在重庆。周恩来不在重庆时,他是共产党驻重庆首席代表,并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8月,随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1945年12月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阵线积极工作。1946年4月8日,同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乘飞机离重庆返延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飞机失事坠毁,与同机人不幸遇难。 

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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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9月,我从北平狱中出来不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去太原工作。临行时,北方局负责同志对我说:“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在关在太原,你到了那里,要设法营救他出来。”我顺便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什么名字?现在押在太原哪个狱里?”负责同志表示不知道。我心里想:这的确是件困难的事。在太原,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有四个,又不知道若飞同志现在用什么名字,我和若飞同志过去又没有见过面,即使碰到他,也可能失之交臂,这件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一桩心事,时刻挂在心头。

  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离开山西的。这次重返太原工作,情绪难免有些激动。一路上思潮起伏,感奋不已。从民国元年以来,山西一直处在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下。在军阀混战时期,老奸巨猾的阎锡山,本着他的“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的人生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可是,从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后,山西局面起了很大变化:苦难的山西人民,看见了党,看见了红军,在他们心头燃起了希望,找到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他们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自己唯一可靠的救星。这种影响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间是普遍的,并且深入到阎锡山集团内部,连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也绝大多数赞成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同一时期,蒋介石嫡系关麟征部等五个师,假“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迟迟不走,想把阎锡山挤掉;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气焰熏天,触角已经伸入到阎锡山的外围――察绥地区,严重威胁着阎锡山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决策机构就着手研究要不要接受统一战线的主张、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阎锡山既想利用共产党为他“保驾”,又知道共产党不好那样利用;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发动起来又是个乱子。他在核心组织的决策会上说:“现在要手执电鞭,把群众发动起来,又能为我所用。”又说:“这中间可能有风险,但目前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目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阎锡山在名义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想利用共产党的人和采取共产党的某些办法,外御日寇,内抗蒋介石,发动群众又能为己所用,还可以缓和跟群众的矛盾,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阎锡山就和我党迂回曲折地建立了特种形式的统战关系。我就是奉了党的命令,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以帮助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的名义,到太原去工作的。

  在赴太原途中,我不断地想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开展群众运动,壮大革命的力量呢?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想起了王若飞同志。一定要尽快地把这些同志全部营救出来,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是今后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一个地下工作同志对我说:他听说若飞同志的确已从归绥解到太原,就是弄不清押在哪所监狱。

  “你知道他现在用的名字吗?”

  “听说叫黄敬斋。”

  “听谁说的?”

  “张慕陶。”

  “张慕陶?”骤然听到这个叛徒的名字,立刻想到他的罪恶活动。张慕陶是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后,经过一个大商人――阎锡山的弟弟阎锡祺的牵线卖身投靠阎锡山的。他在山西建立托洛茨基派组织,帮助阎锡山进行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仍伪装革命。1936年红军东渡时,张慕陶逃出山西。后来,看见我党和阎锡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他唯恐我党力量壮大,于他不利,又重返山西,为阎锡山献谋划策,积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这一切,我党早已清楚。可是,王若飞同志的消息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据这位同志告诉我,张慕陶在张家口同盟军失败投靠阎锡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若飞同志被押在归绥狱中。他来到山西后,看到阎锡山对他不十分感兴趣。为了博取阎的好感,他就千方百计地向阎锡山献殷勤,他说:归绥狱中押了个王若飞,是个大共产党,此人过去在党内受过“打击”,如能争取过来,定有很大用场。阎锡山听到消息,立即从绥远狱中把若飞同志解来太原。阎锡山深知张慕陶“举动张牙舞爪,谈话口沫横飞,貌似土匪,而野心勃勃”(阎锡山对张慕陶的考语),因此,关于王若飞同志的事,就不让张慕陶染指,而专派自己的亲信梁化之直接联系……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分外高兴。在太原,我是阎锡山的“上宾”,是“高级官员”。我就利用这个特殊身份,登上汽车,去查访每所监狱。查遍关押政治犯的第一监狱、训导院、自新院,名单上均无此人。到陆军监狱时,我照例在办公室里一坐,由典狱长送上名单和档案材料,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在一张发黄的纸上,赫然出现了“黄敬斋”三个字。啊,若飞同志原来押在这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载,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贯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档案中说:黄犯敬斋是个大共产党员,在包头被捕的时候,销毁罪证,拒绝招供。在绥远狱中,傅主席优礼相待,黄犯毫无悔过之心,常常煽动政治犯,高唱国际歌,进行赤化宣传。另一份档案中,记载了梁化之多次和他谈话的经过。梁化之几次劝说黄敬斋可以立刻出狱,只要答应和他们“合作”就行。黄坚决地回答:“我是囚犯,你是统治阶级,我们的地位根本不平等,有什么可谈的呢?我只要求无条件开释。当我还带着脚镣手铐的时候,我拒绝作任何有条件出狱的谈判。关于我出狱后是否和你们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的组织决定,不能拿个人生死利害和你们进行交易。”

  若飞同志既然有了确切下落,情况也弄清楚了,事情就应该抓紧进行。我向中共山西省委作了报告并研究对策之后,就立刻去找阎锡山进行谈判。我说:“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刻,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愿跟我们合作,就应该立刻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介石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常说要和共产党合作吗?那么,山西就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首先立即全部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狱中有个王若飞,是个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抓了抓头皮,装痴装呆地说:“有这个人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戳破他的假面具:“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象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是个间接朋友。”

  阎锡山不便推却,只好故作大方地说:“既然是你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能有梁化之一起去探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当时是党派来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的,也就是说搞公开的、合法的活动,不便于作秘密的地下活动。要是我单独去见若飞同志,就可能给阎锡山以口实,说我背着他,拆他的台,而不利于统战工作。现在有梁化之一同前往,这种见面就完全“合法化”了,可以避免不少麻烦。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门口,典狱长一看来势,颇为惊慌。梁化之简单地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若飞同志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几个来访者。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用不着我开口,梁化之先来介绍了。他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员,老……”

  突如其来的见面,和一连串的“老”字,给若飞同志带来无限惊异。他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弄不清我们的来意,只是直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若飞同志不认识我,我原来也不认识他,我们默默地对视了一会,都在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的很对,我是个共产党员。现在来看你,是受‘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老同学,可是我们的政治立场从来就不一致。现在是在抗日问题上交叉在一起;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我们交叉在一起。虽然如此,可是放不放你,关键在他们,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若飞同志很用心地听着,皱着眉头,奇怪地望着我,一声不吭。可能他被眼前的事弄糊涂了。两个同行的客人,两个立场,两种观点,同时拜访一个狱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很尴尬,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们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若飞同志鼻孔里“嗡”了一声,冷冷地说:“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所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

  “什么优待室?这叫独居监房,它是班房里的班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老早领会过‘优待室’的滋味。化之,你对独居监房如此赞美,我很惊奇你……”

  梁化之面孔通红,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扮演了这个不光采的角色。

  为了让若飞同志进一步了解外面的形势,我转过身来对他说:目前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发生了深远影响;山西的救亡运动在阎先生同意下,也有很大成绩。并且我还向他简要地介绍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方针任务。关于这一段话,若飞同志以极大的关注,仔细地听着。梁化之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一波,你用不着向黄先生宣传罗,他比你知道得还多哩!”接着,他又说:“现在我帮你找到了老朋友,我的责任总算尽到了。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看见典狱长这时刚好走到门口来,便抓紧时机盯着梁化之大声地说:

  “那么,以后每次见面,还要麻烦你同来作陪呢!”

  “哎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你自己来不就行了!”

  我望望典狱长,典狱长早已听到了梁化之的一番话,忙向我点头哈腰,表示会遵照他的主子的吩咐,随时接待我这个来访者。我的愿望初步达到了。当我们告辞出来时,若飞同志站在门口,又一次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一个眼色,一次握手,我感到彼此的理解已向前大大跨了一步。不久,西安爆发了双十二事变。国内形势起了更深刻的变化。抗日救亡的浪潮更加高涨了。

  1937年春天,日本从关东向华北继续运兵,北方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在绥远东部爆发了百灵庙的抗战。山西处在国防前线,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如怒火燃烧,早些时候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班,都在各处活跃起来。这时,我又去找阎锡山,对他恳切地说:

  “当前局势瞬息万变,各处正在用人之际,可是,太原各监狱里还关着二三百名政治犯,这些人都是爱国的有为的青年,现在却仍然关在囚笼里,消磨年华,这与阎先生目前的政治主张和正在山西开展着的救亡运动不相适应,可说是一大讽刺!既然是两家合作,让一个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救亡运动,当然很好,让一批共产党人,甚至再多一些共产党人,都来共同进行救亡运动,岂不更好!”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有些动心,但看他那惶惑不安的神色,似乎还有顾虑。他事后避开我找来了心腹梁化之和客卿张慕陶一同商量。梁化之为人气量褊[biǎn]狭,是一个刚愎[bì]自用、愚而好诈的人,他对我党提出的全部释放政治犯的主张,颇不赞成。他说,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执行了共产党的号召,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养痈成患,不啻[chì]为虎增翼。如果要放,也应该用山西的方式放。阎锡山认为梁化之有些大惊小怪,沉不住气,他说:会耍鸟的人,不是把鸟关在笼子里,而是把鸟放出来,让鸟飞在天空,要放就放,要收就收。托匪张慕陶看到阎锡山有意释放政治犯,忙为阎划策说:看来薄一波立场很明确,他要求无条件释放共产党,并非为了山西,只是为了共产党。为山西为阎先生计,放,是为了增强山西的政治影响,增强山西的政治实力,不是为渊驱鱼,这样,就必须讲条件。我以为:化之先生说得对,要用山西方式放,这就是: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有此两件,既堵住天下人的口实,又可为山西罗致人才,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阎颔首微笑,表示可行。

  三人商量好,梁化之衔命和我谈判。他来到我处,期期艾艾地说明来意。我坚决回答:不行,对政治犯必须无条件释放。谁要坚持这些无理条件,只能说明他对统一战线缺乏诚意。共产党员光明正大,怎么好强迫他放弃立场呢?至于每个人愿不愿留在山西,可以任其选择,愿留则留,愿去则去,听其自由。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作主,必须向阎请示。我们又一同去找阎锡山。几经磋商,阎锡山提出了折衷办法:可以不提条件,但要把所有的政治犯,移到训导院去,做个过渡。我问:“过渡多少时候?”阎说:“个把月可以了。”我说:“到那时应是无条件开释了吧?”阎说:“当然。”这个办法里既然肯定了无条件释放,我也不必再去反对,只是对他说:“我的朋友黄敬斋,必须提前放出来。”阎锡山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释放。”

  和阎锡山谈妥以后,我立即到几所监狱去,和被押的政治犯进行谈话。这些人里,有的和我非常熟悉,他们谈了自己的情况。凡是和若飞同志有过接触的人,都一致称道他的坚定和勇敢,对他怀着深沉的敬爱。这一切,都使我对若飞同志的狱中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接着,我又去探望他。

  我一进陆军监狱大门,典狱长忙迎了上来,接住我带给若飞同志的食物和用的东西,一起来到他的囚室。

  我把带来的报纸,放到桌上。若飞同志的疑团似乎还未消除,他谨慎地观察着,神情缄默,态度冷静,警惕地望着我。他大约在思考着,这个薄一波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阎锡山派来的?在这一切表面现象后面,会不会设着不可告人的圈套?

  看了他的神情,我开门见山地说:

  “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的时候,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寄予了充分的信任,因此,决心营救你立刻出狱。我已经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若飞同志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显然,这是打破眼前的僵局唯一的办法了。我说:

  “你要什么时候的?旧的?还是新的?”

  “旧的要,新的也要。”

  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同志,你要的太多了。这么多文件,在你这儿保存起来,也不太方便。还是边送边看边取,看完了就拿走,比较好些。”

  若飞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每次去时,都带去几份文件,其中有党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党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还有刘少奇同志写的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几篇文章。我们联系文件谈了自己的看法。若飞同志对党内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热烈的拥护。我向他介绍了党在太原进行的工作,谈了群众运动开展的情况。若飞同志也甚为兴奋,觉得党的政策,已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接着,我也向他说明了和阎锡山谈判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经过,要他向狱中的同志讲清楚。他听说需要到训导院做个过渡,就坦率地表示,这里那里,反正都是监狱,去也无妨。我也笑着说:“是啊,训导院是阎锡山开的,这所陆军监狱也不是我们开的嘛!”……

  再一次看他时,我告诉他:

  “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是无条件释放的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也可能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在我知道了外面的大好形势以后,我也急着出去,为党工作。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旁的什么问题发生。”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我很了解他此时的心情。看过文件,交换过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以后,虽然在政治上彼此有了信任,但是,还不能当作组织证明。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的审查和证明,这正表明了若飞同志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可是,这个时候,兵荒马乱,天远地隔,要从延安派人来太原专办此事是不可能的,而此事又不能拖延,怎么办呢?我想了想,问道:

  “有个刘少奇同志,你认识吧?”

  “认识。”若飞同志点点头,又慎重地说,“这里是虎穴龙潭,他能来吗?”

  我也无可奈何地说:“是的,不能请他来。”

  沉默了一会,我又问:“你认识老柯(柯庆施同志)吗?人都叫他大鼻子的。”

  “啊,大鼻子,认得。”若飞同志眉毛一扬,忙问,“他能来吗?”

  我说:“可以试一试。”回去以后,我立刻把情况报告了北方局。不久,柯庆施同志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被囚禁了五年七个月的若飞同志,终于跨出了监狱的铁门。

  不久,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都分批放了出来。其中有一百几十人,组成了一个连,这就是以后的“青年抗日决死队第一总队第九连”。 若飞同志跨出牢门,就急着要回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中去。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对付阎锡山。我对若飞同志说:阎锡山的本意,当然希望你留在山西,给他撑撑门面,借以欺骗群众。如果你坚持不干,他也不会勉强;至少还想留点人情,交个朋友。可是,从统一战线工作来说,只能婉言谢绝,留有余地。因此,如何和阎锡山见面,事先必须做个准备。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锡山很想和“王先生”见面。

  一天,我陪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毕恭毕敬,颇带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见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在山西释放了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在绥远、太原坐了六年牢,得知地狱生活是何滋味。我知道,国民党所作所为,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并非晋绥如此,遍地皆然。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共产党以人民为重,不念旧恶。知过能改,总应该鼓掌欢迎。现在山西出现了共同抗日的局面,兄弟阋[xì]于墙,外御其侮,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我们拥护这种进步。愿以后共同勉励,加强这种合作。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阎锡山听着这些有褒有贬的话,如坐针毡。若飞同志刚一停顿,他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了,不谈这些了。”接着,突如其来地说:“特务政策,我一向是反对的。我认为蒋先生的天下,本来是三百年的江山。但是,他采用特务政策,恐怕他的江山不能久长了。”说到这里,他看看若飞同志,又看看我,见大家对他的这番话,都不感兴趣,又把话引回原先的题目上。“王先生,山西虽小,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你瞧,一波在这里工作,不是很好吗?你们是老朋友,大家合作,共赴国难,有啥不好?为什么急着要回延安去?”

  若飞同志见阎锡山又转弯抹角地道出本意,就婉转而坚定地说:

  “阎先生的美意,我个人非常感谢。可是若飞是个共产党员,工作必须由党的组织来决定。我只有回到延安,才能接受我党中央分配给我的工作。在此以前,我不能作任何考虑。”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宋丑子哭他的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

  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好啦。”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北方局进驻太原来。少奇同志也离开了烽火连天的北平,来到了太原。我把若飞同志交给北方局。少奇同志指示若飞同志,立刻回延安。阎锡山闻讯后,当即告诉梁化之,要梁化之备好二千块法币送给若飞同志作回延安的路费。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转告若飞同志,要他立即向组织请示,以免被动。若飞同志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对阎的馈赠,一概不能接受。当梁化之带着钱前来送行时,若飞委婉地把那包法币原封奉还,对梁化之说:

  “我从你们的监狱里出来,受到热情款待,非常感谢!应付的饭钱,我已算清了帐目,留在我党驻太原办事处,将由那里如数交清。在回延安途中,虽然山高路远,需要长途跋涉,但有我党我军沿途护送,一切都用不着操心。后会有期,希望多为国事用心,若飞就高兴不尽了。”

  梁化之拿着法币,面色苍白,不知所措,干笑了两声,黯然离去。〔选自《红旗飘飘》第十七集/薄一波〕

  (来源:人民日报 1962.08.14 第5版)

薄一波:当年营救王若飞 
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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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1940·延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不久,经北方局同意,我去太原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临行前,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让徐冰同志转告我:

  “给你加一个任务,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关押在太原某一监狱,你到太原后,首先要设法营救他出来。”

  我照例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如系假名,叫什么?现在关押在太原哪个监狱?”

  徐冰表示一概不知。我和若飞同志又不认识,这个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地下党一位叫胡西安的同志告诉我,王若飞同志现在用的名字叫黄敬斋,但不知关在哪所监狱。

  我只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察访每所监狱。查到陆军监狱时,终于见到黄敬斋的名字。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直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

  于是,我就立即同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一起,去同阎锡山谈判。我说:

  “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候,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发动了驰誉全国的百灵庙守土抗战,理应乘机造成更大声势,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先生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吗?那么,山西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监狱中有个王若飞,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提出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说道:“有这个人吗?”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讲了:

  “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像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我不认识他,是我回太原时,‘远方’的朋友请我设法营救他出狱,算是个间接朋友。”

  阎忽然很开明很亲切地说:“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梁化之简单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王若飞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一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梁化之介绍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老……”

  若飞同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得很对。现在来看你,是受‘远方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同乡又是老同学。我现在是在阎先生下面,只做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正因为这样,放不放你,关键在梁先生,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有些尴尬,但又很高兴,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王若飞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这也可以叫优待室?分明是独居监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早都领教过这种优待室了。”

  梁化之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但内心是高兴的)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我的一再力陈下,阎锡山和梁化之商谈出释放政治犯的两个条件: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商议好后,梁化之衔命找我来谈。我回答:这样做,恐怕不行。对政治犯还是无条件释放好。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做主。我们又一同去找阎。几经磋商,阎提出了折中办法:可以不提条件,先把王若飞先生转移到山西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因为陆军监狱属中央,我们不好释放,而训导院是属于山西的,我们随时可以释放。对王若飞先生,以礼相待,放出来是不加任何条件的。

  我问:“过渡多少时候?”

  阎说:“个把月可以了。”

  我说:“那我的朋友黄敬斋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阎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准备释放。”

  我又问:“其他政治犯呢?”

  阎说:“黄敬斋出来后,其他政治犯也可陆续分批转移到训导院,过渡释放。”

  接着,我又去探望若飞同志。

  但他的疑团似乎还没有消除。

  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敬斋,或者说是王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时,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完全信任,因此,才决心营救你出狱。我已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若飞同志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

  “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才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来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

  过了几天,再去看他时,我告诉他:“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无条件释放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可能会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候,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别的什么问题发生。”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审查和证明,这可怎么办呢?

  沉默了一会,我想起北方局一个负责人,人们把他叫做“柯(庆施)大鼻子”,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柯。“啊,认得。”若飞同志忙问,“他能来吗?”我说:“可以试一试。”

  不久,“柯大鼻子”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

  一个月后,我就接到若飞同志到给他安置好的四合院住起来休养,接着他的爱人李培之也从上海来陪他。

  此后,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也都分批放了出来。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先生很想和“王先生”见见面。

  一天,我陪王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颇有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你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绥远发动了百灵庙守土抗战,在山西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王若飞同志的话刚一停顿,阎锡山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不谈这些了。”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

  “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

  “宋丑儿哭他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老于世故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也好嘛。”

  题图说明为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时的薄一波

  (摘自薄一波著《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