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 身经百战开国将帅 许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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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06年生,湖北麻城许家洼(今河南新县)人。早年入少林寺习武,后投身军旅,曾任国民革命军连长。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多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屡挫强敌。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向川陕边转移途中,于陕西漫川关被国民党军堵截,他指挥第34团勇猛拼杀,为全军打开通路。在反“六路围攻”中,指挥万源保卫战,坚守阵地3个月,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1936年底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8年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曾参与指挥香城固伏击战。1940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巩固和发展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加莱芜、孟良崮战役。同年8月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率部进行胶东保卫战和周张、潍县、兖州、济南等战役。1949年起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4年回国后,历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4年在南京军区曾总结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10月22日于南京病逝。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铁血铸丰功 丹心镌青史
纪念许世友同志诞辰100周年
南京军区 广州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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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2日,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许世友同志诞辰100周年。许世友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代名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1955年至1980年,他先后担任我们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深受广大官员的崇敬和爱戴。纪念许世友同志,深切缅怀他光辉战斗的一生,学习他的崇高思想和革命风范,对于激励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许世友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是我军著名的开国上将。革命战争年代,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战功赫赫,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平建设时期,他再展雄风,多次指挥部队取得海边防斗争的重大胜利,为捍卫祖国的领土主权建立了新的功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副军长兼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部队司令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和长征。他凭着自幼练就的精湛武艺,曾7次参加敢死队,2次担任敢死队队长,打了许多硬仗、恶仗,4次负伤,屡建奇功。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到达鄂陕交界处的漫川关时,遭敌5个师又3个团的围追堵截,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许世友奉命指挥第三十四团从北山垭口敌两个旅的接合部打开通路,保障全军突围。他斩钉截铁地向徐向前总指挥保证:“三十四团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他挥起大刀,率领部队以锐不可当之势向垭口冲去,经过浴血拼杀,终于为全军突出重围撕开了一道口子。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击国民党军“六路围攻”时,他指挥红九军二十五师坚守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豪迈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万源保卫战后,他率部跟随徐向前同志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所向披靡,无坚不摧。1935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红四军一部,会同红三十军攻打包座,与敌鏖战两昼夜,取得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等四十九师的胜利。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他指挥刚组建的骑兵部队担任侦察开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连续作战72次,为大部队顺利通过草地、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率部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伏击“扫荡”之敌,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大震了我军的声威。1940年9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率部进入胶东,广泛发动起人民群众,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同志统一指挥下,采用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1941年春,他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率领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与日军狼狈为奸的投降派部队,开创了胶东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2年2月,他调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10月任胶东军区司令员。在他的组织指挥下,胶东军区1943年作战达975次,歼敌1万多人;1944年秋季攻势作战,横扫敌据点13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1945年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7年上半年,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率部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同年8月起,他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4个纵队又2个师,接连取得了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1948年9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关于“攻城打援”的战役部署,指挥攻城部队激战八昼夜,一举占领敌军重兵守备的济南,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所发贺电中高度评价:济南大捷“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奉命于1953年3月赴朝作战,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夏季反击作战,配合兄弟部队沉重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1954年2月,许世友同志从朝鲜归国,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同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其间参与指挥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大陈岛战斗。

  从1955年3月开始,许世友同志历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74年1月,他到广州军区上任伊始,就指挥战区陆、海、空部队,对入侵我国西沙永乐群岛的外国军队实施自卫反击作战,一举收复甘泉、金银、珊瑚三岛,维护了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1979年初,许世友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再次披挂出征,在广西方向指挥部队进行自卫还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古稀之年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二)

  许世友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矢志不渝地跟党走,旗帜鲜明地为真理而斗争,始终做到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优良政治品质。

  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革命转折关头和生死考验面前,始终理想信念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不动摇。早在1926年9月,他就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许世友同志毫不畏惧,于1927年8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7年底,黄麻起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敌人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许世友,环境十分恶劣,但他坚信只要党还在,群众还在,革命就一定会成功,白天转山沟、钻山洞,夜间打土豪、袭击清乡团,巧妙地和敌人周旋。1932年秋,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面对敌人30万大军的铁壁重围和西征路上气氛恶劣、山道崎岖、物质匮竭、进退失据的道道难关,许世友同志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与广大红军官兵一起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终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川陕地区重新燃起革命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许世友同志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正不阿,敢于为修正错误、坚持真理而斗争。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向陕北开进途中,少数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影响的人阻止北上,他挺身而出,坚决斗争,使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与中央红军大学顺利合编。在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一度产生过迷茫,经毛泽东同志启发教育,对张国焘错误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坚定地站在正确立场上。后来,他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使我茅塞顿开,倍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坚信不疑,对毛泽东同志深为敬佩。”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反对“造反夺权”和反党乱军行为,竭力维护社会秩序,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1971年9月,毛主席到华东视察,途经上海、南京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炸毁火车,谋害毛主席。危急关头,许世友同志周密布置安全保卫措施,和林彪的党羽进行周旋,保证了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安全离开华东。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他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迅速隔离和逮捕了林彪在华东地区的死党,为人民除了害。在“四人帮”横行肆虐时,他正义凛然,无所畏惧,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面怒斥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丑恶行径。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无比兴奋,衷心拥护,随即带领部队迅速展开“揭、批、查”斗争,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他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广州军区党委排除干扰,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先后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等200多名干部彻底平反昭雪,并为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000多名干部落实政策。许世友同志对工作中有过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严格自我解剖,这种坦荡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增添了他思想品格上的光辉。

  许世友同志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他牢记毛主席的嘱托,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忠于职守,忘我工作,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加强军队建设和保卫国防安全上。他以丰富的治军经验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坚持从严治军,狠抓战备工作和军事训练,大刀阔斧地推进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郭兴福在单兵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摸索出一套新的教学方法。许世友同志十分赞赏,组织军队部队认真学习这一训练改革典型,还亲自担任军区普及“郭兴福教学法”集训队队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和总部领导的高度重视,总参谋部先后两次在南京军区召开现场会进行推广,有效地促进了全军部队的训练改革和群众性练兵运动。驻上海南京路某部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保持和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许世友同志非常重视推广该连的先进事迹,与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多次到八连指导,帮助连队总结提高。1963年,该连被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荣誉称号,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从国防战备的高度组织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指挥数万军民风雨无阻,日夜奋战,使这一我国自主设计、自行施工、当时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桥梁于1968年按时竣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后,他和广州军区党委“一班人”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大刀阔斧地对军区机关和部队实施精简整编,在“消肿”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作风纪律整顿,着力解决各级领导班子中的“软、懒、散”问题,使班子建设和部队的精神面貌得到改观。他根据广州战区担负的作战任务,狠抓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落实,多次组织诸军兵种抗登陆作战、渡海登陆作战、山岳丛林地进攻等大规模演习,使部队的综合素质和实战能力得到提高,取得了边海防斗争的主动权。许世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部队调查研究,积极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

  (三)

  许世友同志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他的思想感情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之中,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他心系人民、情注官兵的高尚情怀,立党为公、廉洁自律的高贵品格,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

  许世友同志对毛泽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验,对人民群众和基层官兵感情深厚。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时,由于日本侵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使胶东军民的生活和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他满怀深情地对部队说:“现在,部队困难,农民更困难,军民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他的倡导下,胶东部队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1971年春,许世友同志与家乡河南省新县田铺公社党委书记交谈时,了解到有些地方干部为了捞取名誉虚报产量,使一些社员缺少口粮,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出生入死闹革命,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吃饱饭,过上幸福的生活。在粮食产量方面,可不能搞浮夸。”使这位书记深受教育和触动。战争年代,他和战士有饭分着吃,打仗争着冲。和平时期,他非常关心基层官兵的生活,重视抓好养猪种菜等农副业生产,改善连队伙食。

  许世友同志作风深入,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分反感,坚持讲实话、办实事。任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他经常深入边防海岛和纵深要地勘察地形、部署防务,到基层部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足迹踏遍了所属部队驻地的山山水水。他下部队轻车简从,不准事先通知,不搞迎来送往,不听长篇汇报,不作长篇讲话。1958年9月,毛主席同许世友同志谈话时,提到领导干部下连队当兵问题。许世友同志积极响应,立即召开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并第一个报名下连队当兵。他以一个上等兵的身份,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娱乐、同劳动,不允许战士给他特殊照顾,也不允许战士叫他司令员,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同志”。他同班里战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晚年还同当兵的连队保持着联系。

  许世友同志始终保持老红军和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他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吃的是粗茶淡饭,最喜欢穿的是军装、解放鞋和草鞋,睡的是木板床,乘坐的是北京吉普车。机关管理部门先后两次给他更换高级卧车,都被他严词拒绝。在南京军区任职期间,一次彭德怀同志因公路过南京,许世友同志设家宴招待,桌上只摆了炒豆芽等4样家常菜,受到彭德怀同志的赞赏。他的主要家当是一口木箱,里面装着几套军装、几双布鞋和自编的草鞋,伴随着他从南京到广州,又从广州到南京,最后作为遗产留给子女们。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从不为他们的工作安排、职务升迁打招呼,也不允许打着他的旗号搞特殊,并经常告诫他们:“你们当过几次敢死队?受过几次伤?为人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好好学习,老实工作,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

  许世友同志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的辉煌业绩和崇高风范始终铭刻在广大官兵心中,并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优良传统,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部队建设全局,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级我军的历史使命,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圆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开国将帅的故事:许世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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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1905-1985),河南省新县人。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1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34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一、红军的“大刀团长”

  许世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他特别钟爱。他常挂在嘴上的几句话是:红军枪弹不足,大刀是冷兵器中最为便当、最让敌人胆寒、最有号召力的一种兵器。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所以能过五关斩六将,就是凭他手里有一把82公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许世友在少林寺就是舞刀高手。他常奉师父之命,给师兄弟表演刀功。一次,一股百人的流匪包围少林寺,许世友手持双刀,大开山门,流匪上来一个他杀一个,上来两个他杀一双,十个八个一齐上,许世友右劈梅花,左扫残叶,又追又闪,又刺又防,三挑两戳,十几个流匪做了刀下鬼。其余的流匪吓得大喊:“天神下凡了!天神下凡了!”纷纷逃走。许世友在红军10年,从战士到军长,无数次挥舞着大刀冲锋在前。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打黄安城,许世友已经是红12师的34团团长了,在战斗中他两次大刀一举率领大家同敌人开展肉搏。一次,敌人两个团向34团阵地发动进攻,妄图打开缺口南逃。敌人的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腥红的火舌,在红军阵地上舔来舔去;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半空。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34团阵地扑来,突破了前沿阵地。在危急时刻,许世友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偃月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挺身舞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34团人人都会打拳劈刀,敌人哪是他们的对手。红军战士像自己的团长一样,在敌群中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戳,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狼狈逃窜。在攻城接近尾声时,垂死挣扎的敌人再次出城南逃。当时许世友身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当敌人接近时,许世友立即举起大刀,跃出战壕,带领官兵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逃敌就像泛滥的洪水碰到了坚不可摧的堤坝一样,立即改变方向逃跑。许世友率领全营挥舞大刀锐不可当,把敌人赶了回去,并尾追溃敌突入黄安城内,将城肉敌人全部歼灭。许世友的“大刀团长”威名远扬四方。

  二、从师长到战士一起参加白刃战

  在万源保卫战中,许世友指挥红九军第25师正在大面山、青山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展开激战。一股敌人趁着战事激烈,从25师的73团和75团的结合部突了进来,先头已进至师指挥所右侧的山脚下,情况十分危急。许世友决定使用74团反击这股敌人。反击的号声响了,许世友亲自带着师的直属分队参加了反击,他手执偃月刀,冲在前面。战士们见师长都冲锋在前,勇气大增,如潮水一样扑向敌人,喊杀声震天撼地。

  冲入敌阵,许世友见一个敌军指挥官正挥舞着手枪大喊大叫,便飞身过去,劈头就是一刀,也不知道是刀太快,还是砍得猛,那家伙的头向山坡下滚出了好远,身子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跑了好几步……

  一场血与火的拼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突入之敌全部被歼。

  当时在许世友的要求下,红25师从师长到战士,每人都有一把系红布的大刀,都是纯钢打造的,连砍十几个铜板都不卷刃。但是在长时间的激烈厮杀中,大刀都砍得卷刃了。

  敌人的进攻力量消耗殆尽了。傍晚,我军发起了全线反击,师团干部带着部队一齐杀向敌人。敌人溃不成军,狼狈而逃。我军一气追杀七八里,直把敌人赶到白沙河边才胜利返回阵地。

  万源保卫战,是许世友一生中经历的一次时间最长、最为残酷激烈的坚守防御战。与许世友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参与的战役相比,万源之战的规模不算最大,但万源之战的白刃格斗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师,从师长到士兵,每人一把大刀与敌人短兵相接,这种场面是极为罕见的。

  三、上将下连队当兵

  1958年10月17日一大早,驻浙江宁波海防前线某部六连官兵喜气洋洋地迎来了一位新战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上将“上等兵”许世友。前些天,听说军区的“一号”首长要来这里当兵,军师团各级犹如遇到了一场7级地震,连队指战员更是争相转告这件稀奇事。

  那是1958年9月2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南京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毛泽东握着许世友的手说:“世友啊,现在地方上规定每个领导干部要有一段时间进工厂当工人,下乡当农民,你们部队干部可不可以下连当兵?可不可以作个决议?”执行毛泽东指示一向很坚决的许世友立即想到这一指示是促进部队干部思想革命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措施,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坚决照办!”在毛泽东走后的第二天,南京军区常委就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许世友在会上第一个向常委报名,要求下连当兵。军区常委研究决定,批准许世友上将,张才千、肖望东、林维先、饶子健中将等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

  现在,许世友真的来到战士中间了。不过。连队一开始还是把他当作首长来迎接的,全连同志列队站在大门口,除了掌声,还有锣鼓声。连长慌慌张张跑步来到他面前,立正、敬礼,向他报告。许世友一见,连忙摆手说:“你们搞错了。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兵,是你们连的上等兵,应该是我向你连长报告。”说罢,他举手敬礼,正正规规地大声报告:“连长同志,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请分配工作!”

  连长吓得一边还礼,一边回答:“首长,你被分配到二排六班。”

  许世友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还改不过来?我不是首长,是上等兵许世友!”

  许世友来到六班,向中士班长张吉水敬礼报告:“报告班长,上等兵许世友前来报到!”

  张吉水慌忙从许世友手中接过背包。一名下士递给许世友一杯开水,恭恭敬敬地说:“首长,请喝水!”

  许世友摇摇头说:“我不是首长,是上等兵。你还比我多一条杠呢!以后要多指教我,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行吗?”

  许世友一脸诚恳,使连队的战士们深受感动,原先那紧张、拘谨的心情缓和了许多。但要说只凭他们短短的接触,只凭许世友几句话,就能打消战士们对他的敬畏,那是假的。许世友长相特别,不说笑时,一脸威严,即便说笑,战士们也不敢在他面前放肆。不过,由于许世友的努力,他们之间存在的距离开始缩短了,心与心的距离开始拉近了。

  许世友开始了战士生活。他和六班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早出操跑步,训练齐步走、正步走、行进间敬礼等。他和战士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从战士们对他的称谓逐渐变化上,便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变。开始,战士们称他“首长”,接着称“许同志”,后来称“老许同志”,最后他们索性称他“老许”,个别胆大的竟叫他“许老头子”了。许世友听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如果我不当兵而在家种田,老乡们就会喊我许老汉了。”

许世友三跪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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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世友是解放军中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将军。他的豪饮放言、少林武功、农民本色、火爆脾气、赤胆忠心在老百姓中间广为流传。将军是一位真豪杰,而将军对母亲的深厚感情则恰好表露了他无限柔情的一面。

  “活着为国尽忠……”

  1905年2月28日,许世友出生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许洼村。13岁那年,他父亲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从此,他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1926年,大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大别山。许世友匆匆告别了母亲,踏上了革命征程。此后,在转战南北的战斗中,他英勇杀敌逐渐成长起来。他率领的部队威震四方,令敌人闻风丧胆,可是由于戎马倥偬,他一直没有回过家。

  直到1929年,在一次战斗胜利之后,部队进行整编,恰巧离他家乡不远。一天,王树声军长把许世友叫到跟前,笑着说:“你该回去看看你妈了。”

  一路上,许世友归心似箭,边走边想:“我这一走就是3年,也不知道母亲她老人家怎么样了?”

  当他来到自己的家门口时,他惊呆了:原来的土房子已经成了残垣断壁,在废墟上又搭起了两座低矮的草棚。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这时,母亲正从草棚内出来。许世友紧走几步,上前抓住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娘,您老人家受苦了。”

  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像小时候一样为他擦去眼泪,只字不提自己的苦,只向儿子问长问短。

  天快亮时,许世友来到母亲床前,轻轻地喊道:“娘,我该走了,您老就不用起来了。”哪知母亲披衣下床,把一兜鸡蛋塞到许世友手里:“儿啊,娘下半夜就把鸡蛋煮好了,带着路上吃。”

  “娘,我年轻力壮,用不上这个,还是留着给娘补身子吧!”许世友把鸡蛋塞到母亲手里。母亲不由分说,解开儿子的衣扣,把鸡蛋塞进儿子怀里,重新把扣子扣好。许世友望着母亲那满头的白发,想想家庭的不幸和母亲的孤单,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在即将迈出大门的时候,许世友忽然转过身,流着泪喊道:“娘啊,儿这一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老就受儿一拜吧!”说着,他便跪在了地上,像是对母亲说话,又像是对着天地发誓:“我许世友活着为国尽忠,死后为娘尽孝;活着不能伺候娘,死后也要埋在娘身边,日日夜夜陪伴娘。”说完,他站起来为母亲擦去眼泪、理理头发,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许世友怎么也没有想到,与母亲这一别竟然隔了那么长时间。母子再次相见,已是19年之后的事情了。

  “需要你感恩的人多着哪……”

  1948年,已是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的许世友仍在战火中奔波,无暇照料母亲。组织上特意叫陈锡联把许世友的母亲和儿子从老家接到前线相见。

  母亲就要来了,将军却像个小孩子一样,忐忑不安地在门口踱来踱去。当他母亲被别人搀扶着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时候,将军却突然如雕塑般地“定”住了。这就是娘吗?头上的白发都快掉完了,腰身也弯曲得直不起来,连走路都有点颤巍巍的。岁月无情,娘老了!

  “娘……”将军喊着,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握住母亲那双干瘦的手,当着部下的面,“扑通”跪在了地上。

  “孩子,我终于见到你了!”母亲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双肩。稍顷,母亲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对儿子说:“孩子,快起来,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部下给我一个老太婆下跪呢!”将军则泣不成声地说:“我当再大的官,还是娘的儿,您老就让我多跪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

  母亲接着说:“孩子,娘有一句话提醒你,不知你听不听?”

  “娘的话我句句都听。”

  “那好,我想对你说,你能出息成今天这个模样,不光有娘的功劳,还有打仗时掩护你的乡亲,还有部队的领导,还有你手下那些士兵。没有他们,你能打胜仗,能当司令员吗?”将军眨眨眼睛,没弄懂母亲的意思。

  母亲接着说下去:“往后呀,不要再给娘下跪了,需要你感恩的人多着哪!”

  母亲病重将军不能守床前

  1965年秋,许世友正在福建海防前线视察工作,忽然接到一封“母亲病重”的电报。看罢,将军如有一块大石压住心头,沉重得喘不过气来。但此刻他公务在身,不能回去探视,只好电告家人把母亲送到南京治疗,想等自己完成任务后再返回伺候母亲。

  哪知,还未等他回到南京,母亲便在老家与世长辞了。许世友长子许光代父行孝,为奶奶送了葬。

  将军完成公务回到家,从儿子处知道母亲临终时还喊着自己的乳名。年逾花甲的将军悲痛欲绝,在母亲的遗像前再次双膝下跪。

  1979年10月的一天,将军腿疾复发。难忍的疼痛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两个儿子都叫来,说:“留下50元,用这笔钱为我买一口棺材,我曾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死后不火化,运回老家埋到我父母身边安葬。”

  1985年10月22日黄昏,一代名将许世友眼角挂着泪珠,嘴角含着微笑,离开了他深爱着的祖国和人民。

  许世友将军是我国倡导火葬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党中央准许土葬的高级干部。有关部门遵照将军的遗愿,把将军安葬在大别山的怀抱、他父母的身旁。

许世友三过草地
胡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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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过草地许世友带着部队第一次过草地是1935年8月15日。那时,他已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晚年,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过草地的情景。

  草地位于川西高原,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空气稀薄,自然氧供应量小,观察易误,行走易乏,连许世友那样的钢铁汉子,都搞得有些疲劳。草地的天气说变就变,上午还是烈日当空,酷暑蒸人,穿一件单衣还透不过气来,到了下午却刮起了寒风,鹅毛大雪铺天盖地。许世友说:“过草地不到一个星期,好比过了春夏秋冬四季。”

  天黑了,部队要宿营。许世友只好让部队分散在一小块一小块地势稍高的地方,支撑起破烂的毯子挡风遮雨,捡来半干半湿的小树枝和干兽粪作燃料,驱赶逼人的寒气。在过草地的一个多星期里,许世友和战士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最大的困难还是吃饭问题。进草地前,在大军云集的少数民族地区,难以筹集到多少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发扬了团结友爱的精神,一把干粮分着吃,一杯清水匀着喝,一件衣服让着穿,一床毯子合着盖。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大家抢着给他背东西或扶着他走;有的战士病倒了,大家就用担架轮换着抬他。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更是以身作则,以模范行为激励大家去战胜困难。

  经过七八天的艰苦跋涉,许世友带领他的红四军,终于胜利通过了这个被称为“绝境”的草地,到达巴西、班佑地区。并在那里打了走出草地后的第一仗———包座之战,粉碎了胡宗南妄图控制红军入甘南的美梦,毙俘敌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近2000支,还有大批粮食。此战后他给毛泽东留下了能打善战的深刻印象。

  第二次过草地包座地区的占领,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党中央电示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向洮河以东发展,继续北上。

  第二次过草地仅走了三天,不少部队的干粮就吃光了,饿着肚子又走了两天,虽说是“原路返回”,但草地上根本就找不到足迹———人踩过后,草很快又竖起来,恢复了原貌,行军的速度远远慢于原来的设想。秋雨连绵,寒风阵阵,干部战士又没有防雨和御寒装备,住下来只能三五人一群,架枪做撑杆,蒙上一层褴褛的被单,挡风遮雨。大家身上淋湿了,只有互相靠紧,实在冷得无法,就烧起兽粪火取暖。在这种情况下,许世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大家想办法战胜困难,走出草地。

  许世友深知,人是铁,饭是钢,老是没东西吃,人是要饿垮的。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坐骑打死,煮熟给战士们充饥。有坐骑的师、团干部们见军长把马杀了,也都纷纷把自己的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别小看那小孩拳头大小的一块马肉,它却能燃起一个战士的生命之火,不少人就是靠一块马肉、一把野菜、一根皮带,坚持走出草地的。

  第三次过草地张国焘南下碰壁之后,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边区域是不利的”,同意撤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过懋功向甘孜一带转移,与正从黔滇边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

  从甘孜地区北上,还要经过大草地。

  红四方面军根据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在甘孜地区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方面军组建了一个骑兵师,全师编三个团,共3500多人,许世友调任骑兵司令。

  6月下旬至7月初,红二方面军进入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坚决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多次斗争。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去与党中央会合。

  7月上旬,两个方面军携手并肩开始北上。许世友的骑兵师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侦察道路,筹集粮食。6月27日早晨,3000多骑兵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许世友骑在枣红马上,思考着如何完成筹粮任务。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前两次过草地的经历,使他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了更深的体会。他暗暗下定决心,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筹集到更多的粮食,保证主力部队通过草地。

  许世友和他的骑兵师,没有辜负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期望,从6月27日到7月下旬走出草地,这支组建不久的骑兵部队,在许世友的指挥下,一路上作战72次,筹集了近10万斤粮食、二三万头牛羊,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筹集粮食、侦察道路”的光荣任务。当然,骑兵师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3000多人马,等到两个方面军全部走出草地时,只剩下200多人了。

许世友活捉岳维峻
张亚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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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初春,许世友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3月上旬,奔袭双桥镇、活捉岳维峻的攻坚战斗任务落在了许世友的肩上。

  蒋介石于3月4日派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围剿红军。此次“围剿”,蒋介石委之以南路总指挥“要职”。岳维峻急于邀功,率师从孝感出发向北冒进。3月8日孤军深入,进驻双桥镇,师部和两个旅部都驻扎在双桥镇内。红四军首长鉴于敌三十四师单独行动,孤立无援,遂决定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连夜奔袭双桥镇。

  二十八团团长高建升领了任务之后,连忙召集许世友等三个营长布置任务。许世友营正面突击,不惜一切代价,突击敌师部,直捣敌巢穴。

  七时许,双桥镇战斗打响。红军三十团、三十一团和三十七团完成了包围之后,立即加强了攻势,向双桥镇推进。这时,突然从武汉方向飞来三架敌机,在红军阵地上狂轰滥炸,妄图挽救失败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红四军首长命令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立即投入战斗。许世友率部迅速挺进到土桥沟东北侧的山脚下,向土桥沟敌人阵地发起进攻。许世友大喝一声:“机枪掩护。二连和三连上!”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攻占了刘家祠的敌人阵地。

  刘家祠是敌人固守双桥镇的最后一座屏障。岳维峻组织三个团的兵力向刘家祠阵地反扑。密集的炮火倾泻在刘家祠周围的山冈上,炸得阵地上碎石乱飞,硝烟四起。许世友率领全营,凭着夺得的工事,以手榴弹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可是,敌人采用以团为单位的集团冲锋,红军伤亡越来越重。许世友果断地下达命令:“立刻撤退!”暂时放弃了刘家祠阵地。

  部队撤下来以后,许世友清点一下人数,全营伤亡较大,不少班排只剩一半人了。正在这时,团部下达了命令:组织敢死队,要把刘家祠重新夺回来。

  许世友和营教导员商量一下,决定将严重减员的班、排合并,并立即组成一支敢死队。许世友捏紧拳头,向空中一举:“刘家祠,我们一定把它夺回来,谁愿参加敢死队,站出来!”话音刚落,呼地一下两百多只手举到了他的面前。许世友把受伤的战士留下,组织了一支敢死队。

  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向敢死队员们扫射。同时,敌人的三架增援飞机,也替敌人助威。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似地落在他们前后左右,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身子贴伏在地上,利用敌人扫射的间隙,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向前跃进,到了距敌工事一百米远近时,许世友猛然跃起,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啊!”敢死队员们也都猛然跃起,跟敌人拼起刺刀来。

  许世友发狂似地挥舞着大刀,在纷乱的敌群中搏斗,直杀得浑身是血,满眼直冒金花,额角流下来的也不知是血还是汗,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腾出手来擦擦眼睛,“嗖”的一股冷风直向他心窝逼来,他措手不及,就地一滚,躲开了枪刺,然后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手起刀落,结果了那个敌人。经过一场白刃格斗,敌人终于招架不住,慌忙向山下溃逃。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终于又夺回了刘家祠阵地。这时,兄弟营也夺回了各自应占的阵地。许世友率敢死队冲到敌师指挥部,本想亲手抓住岳维峻,可连鬼影子也没有了。出门望去,有一顶大轿子,由四个轿子兵抬着,正向前走去。

  “岳维峻,岳维峻!”一个战士指着轿子大叫起来。敢死队员们把轿子包围起来,掀开轿帘一看,哪有什么岳维峻,是个空轿。

  许世友问轿子兵岳维峻是个什么模样。“高高个,胖胖的,穿着蓝色长衫……”轿子兵比画了一阵子。许世友等不及听完,就率敢死队向前追去。

  当他们奔跑着正向前猛追时,残兵败将仍在顽抗。只见许世友忽然打了一个趔趄,慢跑几步才站稳脚跟停下来。他觉得大腿根有些麻木,像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用手一摸,鲜血渗透了裤管。一位敢死队员忙上前搀扶他:“营长,你挂彩了!”

  许世友用手使劲拍拍大腿骨,“还好,没有打断骨头,弹头还在骨头上。”说着,用练就的鹰爪功,一咬牙,把子弹头抠了出来,解下绑腿带,迅速把伤口包扎好,立即率部又向前继续追赶。

  当他们追赶到罗家城时,只见村边打谷场上,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他就是敌师长岳维峻。“捉到岳维峻啦!捉到岳维峻啦!”人们奔走相告。

许世友:将军临终也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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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步不离中山陵八号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 罗元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将军许世友神秘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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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葬不首肯治病不上京

  1985年10月22日,一代名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八病区告别了尘世,享年80岁。

  北京医疗条件那么好,许世友为何不愿去呢?当时,许世友就十分清楚自己肝癌的凶险,他怕到了北京,就回不了南京,更回不了他的新县老家,那么,又怎么能实现他死后土葬的愿望呢?

  对承办许世友的丧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均未涉及遗体究竟是土葬还是火化?当时除少数落后地区外,全国都禁止了土葬。南京军区的上上下下都知道,许世友遗体的处理是特殊的、例外的。

  那还是在1956年,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领导默默地传阅着一份关于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实行火葬的《倡仪书》。

  当时,在这份《倡仪书》后面签名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

  不久,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当《倡仪书》传到许世友手中时,他不仅没有签名,还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对火化的不理解。

  许世友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这一点已闻名四邻。而每当许世友自己做错事,他便会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认错。

  许世友自参加红军后,睡梦中常常因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他的部队两次路过敌占区的家乡,他都冒险回到家中探母。1952年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他请假回家看母亲。此时,离他1932年那次回家,母子二人已经有20年没有相见了。

  那天,许世友翻身下马,见自家的门口走着一位老婆婆,一身褴褛,灰白的乱发犹如一堆乱草窝,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破棉鞋,身上背着一捆柴,许世友在那苍老的脸上寻找着20年前的记忆,却面目全非。还是母亲认出了儿子:“你是友德娃吧”。

  “娘,我是友德啊1许世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家面前,母子抱头痛哭。许世友为母亲擦擦眼泪,站起身,从母亲那弱小的肩头卸下那捆树枝。他想到自己年迈的老母至今还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实在有愧,便又“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面前,母子俩再次抱头痛哭了半个小时。

  “友德娃啊,你大老远来家一趟不容易,俺替你烧水喝,。”许母颤颤地起身,回屋里烧水。而跪在地上的许世友没有母亲的发话,就一直跪在那里。

  活着要尽忠死了要守坟

  1957年冬天,这时已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他又一次回家。此时,许母已是78岁高龄。那天许世友到了家许母正在喂猪。许世友在她的背后轻轻地喊了一声:“娘,俺回来看你了。”

  许母回头,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花,然而,那朵“花”很快没有了,她说:“友德娃啊,俺已是78岁的人了,俺母子俩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她双手颤抖着,抱着许世友痛哭起来。

  许世友这位全国闻名的将军,在母亲面前却像个孩子,他伴随着母亲,呜呜地哭。

  1959年许世友探亲,许母已经作古。许世友跪在母亲的坟边,喃喃自语:“娘,忠孝难全,你老人家健在时我未能服侍你,我死后,一定来为你守坟。”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决定死后回到母亲身边,他有了土葬的想法。于是,他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

  许光: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只有十多年了,你们可以先作准备。

  许世友 10月22日

  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交代秘书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要求党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将军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他经常在朦胧中询问报告是否有了回复。

  许世友要求棺葬的报告送到北京,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领导传阅,全国解放后,除了任弼时、毛泽东没有火葬,谁有这个胆量要求土葬?谁也作不了这个主。最后,报告送给了邓小平,请他拍板。

  一纸通行证司令魂归乡

  邓小平最了解许世友,他瞻前顾后,最后感到许世友毕竟是许世友,全中国只有一个,便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0月26日上午,中顾委副主任王震受邓小平委托来到南京军区,郑重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他说:“许世友在60年的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

  王震一连说了七个特殊,这在当今中国领导层中,谁能有这种评价和待遇呢?鉴于邓小平对许世友的这些高度评价,谁还能提什么意见呢?

  10月31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南京向许世友遗体告别时,刚刚还是万里无云的天空瞬间突变,电闪雷鸣,持续了20分钟后,天空又是一片晴朗。有人神秘地说:“老天爷哭了,它这是为许司令送行啊!”

  棺木的原材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派人到广西的原始大森林里采伐的楠木。南京军区工程机械连在10月22日来到了万山之腹的许世友家乡新县许家泵的墓址,开挖墓穴,迎候老司令魂归故乡,归依高堂。

  许世友土葬的消息并没有公开。灵柩归故里的日期只在极少数高层人物的掌握和筹划之中,越发将许世友的葬礼搞得神秘化,人们都在暗地里窃窃猜测。

  11月7日晚11时,护灵柩的官兵们突然接到整装出发的紧急通知,担负护送灵柩的负责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在11月8日零点整时举起右手,用力一挥,朝灵柩车队低声命令:“出发!”

  11月9日凌晨车队抵达新县许家泵。由于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车队抵达时又是半夜时分,所以,没有任何人迎接,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

  许世友灵柩到达墓地时早已等候在此的工兵官兵们忙开了,除了铁锹铲土的声音,四周静得出奇。

  墓穴不设碑 灵柩藏宝物

  东方终于露出一丝鱼肚白,千山万岭披上彩霞之际,隆重而又秘密的特殊葬礼终于顺利完成,我们的老司令许世友同志终于入土为安。从此,犹似唐诗宋词中描述的青溪绕田的小山村增添了一景:英雄许世友之墓。

  许世友的坟茔紧靠着父母的墓穴,了却了他“死后尽孝”最后的心愿。墓穴坐落在青山绿树丛中,却没有任何的修饰,当时中央规定,不许设墓碑。可是,由于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反映,一年后,由王震出面提出,为许世友竖了一块高高的花岗岩石碑,著名画家范曾手书七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

  到墓前瞻仰的人们,暗地里传说着许世友的墓穴中存放着几件“宝贝”,这确有其事,也是公开的秘密。为了寄托哀思,在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许世友生前戴的奥米茄手表,天天收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心爱的猎枪及一百元人民币。

  有人说,这几件随葬品了不得啊!它们有着特殊的意义:酒——壮胆;枪——打鬼;钱——买路。许世友到哪里都会通行无阻!

许世友、铁瑛和“铁姑娘”
○铁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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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是一条有灵魂的红线

  去年建军节前夕,我被邀请参观在东莞举办的百位将军书画展。站在一幅“实事求是”的长轴面前,我很久不能移动脚步。不是字写得特别出众,是落款“许世友”三个字让我吃惊,震动。因为我采访过许世友的许多下级,都说许世友很少写字,看完文件、批件,往往只用粗大的红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上一个“许”字。

  “铁大姐,意外吧?”南京芳草园书画院院长蔡志芳在我身后说,“许世友将军的夫人和如今已当将军的儿子看后也惊叹地对我说:‘他十年不写一幅字啊!你能找到他的字还真不容易!’”我真想好好拥抱一下蔡志芳院长,感谢她的真情与执著!一个从医院退休的普通职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自掏路费,四处奔波,吃尽千辛万苦,搜集元帅、将军们的近200幅字画!身边说她太傻、太痴狂的人一大把。因为之前一位港商,愿出300万元港币收购她的将军字画,她竟把头摇成拨浪鼓,执著自己的志向:百名将军的字画,在全国各大城市公益展出100场后,将全部捐给国家。

  我真心赞美她的痴狂。如果她卖了字画,不说大处,我与许世友的这幅字便无缘相遇。只一瞬间,许世友亲笔写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像一条有灵魂的红线,把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及近年来采访的许世友的许多生动但略显零散的材料,完全串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过去的一年中,我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一块心病啊!

  顿时,心潮起伏,难忘的1974年,又引出了难忘的1966年和难忘的1967年。许多事情,仿佛只有成为历史,拉开一段距离后,才能知道真实的背景,也才能知道真实的意义所在。

  “铁姑娘来了吗?!”

  多少年来,不管谁提到许世友的名字,我耳边就立即响起那个粗犷有力的声音:“铁姑娘来了吗?!”我眼前就会走过来那位黝黑脸膛,一身军装,铁塔般的结实身材,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步履坚实,开口讲话,嘴里有一颗金牙在闪亮的人。

  1974年夏天,广州军区常委会在广州军区小岛宾馆召开,从南京军区调到广州军区担任司令员的许世友大步走进会场,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铁姑娘来了吗?!”

  我当时的身份是北京《解放军报》派往广州军区的一位26岁的女记者。

  六年的兵没白当,我“腾”地起立,抬头挺胸,双脚并拢,大声回答:“到!”

  “好,你坐下!”许世友向我挥挥手,一边落座,一边大声威严地说:“要记住,每次军区常委会研究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一定要通知记者。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会后我得知,也许是许世友的秘书向他介绍了《解放军报》来的女记者铁竹伟,是他的老部下,当时在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的铁瑛的女儿,所以他才会径直叫了“铁姑娘”吧。说实话,当时坐下的我,脸红心跳,全身温暖。当然不是因为抓人眼球,也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满足,只是感动于许世友对记者、对我的那份信任!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在解放军报社已经不被信任。我原来在情况小组工作,专门编写各军区记者向中央发来的情况。运动一开始,立刻被限时调离!后来是报社工厂排字师傅悄悄告诉我:有记者反映你在浙江当省委第二书记的父亲铁瑛看不起江青,故意不去参加江青亲自命名某连的活动。记者处领导可能是为了保护我的积极性或是为了别的什么,就派我从北京出差到广州军区,参加《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不是下部队采访,而是参加广州军区党委常委“批林批孔”运动的会议,并写出情况简报。

  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起初是许世友反复提出一个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为什么林彪要南逃广州?”当然,军区有一批领导被追问。谁知不久,中央来了通知暂停会议,特别指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来参加会议,仿佛是在纠偏。于是,原先被追问的一批军区领导反过来揭发,当然不会连许世友都批,只是每次发言都强调一句:许司令你刚调来,你不了解情况!

  总之,我看得出来,对刚调到广州军区不久的许世友来说,面对的局面很复杂。

  记得会议暂告一段落,我将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一位身材高大、膀大腰圆的军人找到宾馆我的房间,操一口地道的山东话:

  “铁记者,我是许司令的警卫员,首长请你到他家里去一下!”

  “好!”那时年轻的我,从基层部队调到《解放军报》还不到一年,思想非常单纯,既没有亲不亲线上分的“站队”概念,也没有打小报告拉关系的打算,只是觉得多一次看望长辈的机会,就爽快地答应了,放下手中的报纸,戴上军帽,立即出门。

  路并不远,走过一座不长的小桥,大院深处套着的一个小院,就是许世友的家。

  “许伯伯,您好!”我进门立即行军礼。

  “好!坐!”许世友伸手一握,指指沙发,自己一边坐,一边急切地问:“铁姑娘,你爸爸好吧?他最近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白天也有人问过一次。

  记得中午军区宴请韦国清、赵紫阳两位领导吃饭,也请《解放军报》记者参加,许世友招手把我叫到主桌坐,亲自对赵紫阳介绍:这个军报记者铁姑娘,是浙省委第二书记铁瑛的女儿,铁瑛也是河南人,你老乡嘛!

  赵紫阳与我握握手,微笑着问:哦,小老乡,你爸爸好吗?

  那种场合,我只能点点头,勉强地说:好。

  此时,只面对许世友,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还能干什么,在大小会上挨批斗呗!他右胳膊都被造反派拉伤了,至今抬不起来。”

  “斗他干什么?铁瑛是个好同志嘛!”许世友的声音一下提高了。

  “说他是许世友的人,是林彪线上的人!要用15吨大吊车吊他下贼船!”

  “胡说八道!”许世友用力拍打了一下沙发扶手,“我是谁的人?我是毛主席的人!你对你爸爸说,我把他调到我这来!”

  一直在报社看别人怀疑目光的我,听许世友坚定不移的信任口吻,真觉得心在快乐地飞翔!当时26岁的我,还太年轻,一点不了解上层斗争的复杂性,真希望爸爸能被调来,能在一个信任自己的领导手下工作,就不会再被大会批斗,无故受冤枉。如果能这样,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那时,我在宾馆还能用军线和爸爸通电话,当晚我就告诉他许世友夸奖他是好同志,并说了要把他调到广州军区来的话。

  然而,爸爸的话却让我有些意外,他脱口而出:“千万不要调!”接着很明显地岔开话题,讲天气、问身体,只字不提运动的事。

  后来见面,我问爸爸,为什么不想到许世友的领导下工作?爸爸严厉地说:你是个部队记者,怎么一点不警惕?“批林批孔”运动时,多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就是军线电话,也很可能被人窃听,又会造出许多谣言,给许司令带来更多麻烦!

  那天,我们刚坐定,警卫员就端茶送水果上来。望着警卫员消失在门口的高大身影,我忍不住问道:

  “许伯伯,现在首长的警卫员都是挑面容清秀、身材灵巧的学生兵小战士,你的警卫员却相反,可以称五大三粗吧!”

  “也给我小个的,我不要!我点名要五大三粗型!”许世友喝口茶水,声音洪亮地说,“警卫员是干什么的?不是花瓶!一旦打起仗来,万一我负伤,他要能背起我跑!”

  我立即明白,虽说新中国成立已经25年了,无论是在南京军区时的许世友还是调到广州军区的许世友,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武将的职责,一天也没有忘记随时准备保卫祖国上战场打仗!

  提到刚刚结束的会议,我坦述自己对中央通知不理解。许世友立即说:“接到通知,我马上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

  “给周总理?”我很吃惊,因为周总理对我而言,只是遥远地望过。

  “是啊,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我问总理,你知不知道通知这件事?总理说:‘我知道,你就照着通知办吧。’那我就执行!不过,我明天就去北京,找周总理报告情况!”

  当时我还不知道许世友1967年曾上大别山一呆半年多的事,多年后经过大量采访才了解了他当年的险恶处境,也才明白为什么他会说:“中央我只相信两个人,一个毛主席,一个周总理!”也才真正明白他为什么每次会议都会问:铁姑娘来了没有?封锁记者就是封锁中央!

  “许伯伯,我是您女儿桑元的同班同学,我们在卫岗上小学,是您讲了话,我们才吃饱的!后来爸爸调到舟嵊要塞区,也是您讲了话,我们家才不喝稀饭的呢!”

  我说这话时感情很真挚。现在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肚子是橡皮货,越撑越快活”这种感觉!在物资极度匮乏,许多人饿肚子甚至于饿死的年代,真的,每顿能吃饱,是最大的幸福!

  1960年的困难时期,我还在南京卫岗小学读六年级。当时,我们住校其实伙食还算不错,每次早晚餐,一人两个馒头,稀饭管够。可能正长身体,一宣布规定,同学们便觉得吃不饱!许世友去学校看了,大手一挥,说:再苦也不能饿着孩子!粮食不够,司政后干部捐!于是,馒头不再限量。食堂里,孩子们拍手跳着欢呼:“乌啦!”

  其实还是个心理问题,真正放开吃,多数孩子两个馒头已经足够饱了,并不需要机关捐助。

  也是困难时期,许世友到海岛部队视察,走了几个岛,看了几个连队,立即找来要塞区后勤部长,沉着脸说:我看了几个连队,一天两顿在喝稀饭!一泡尿就饿了,还怎么训练备战?我还听说你们铁政委家也喝稀饭,你这个老后勤怎么当的?从今天开始,让每个连队都吃干饭、馒头!让铁政委家也能吃上干的!你不用为难,不够的部分,我给你报!

  这道“死命令”一下,连队战士和我们家都吃上馒头米饭了。可能还是心理作用,后来,也并没需要军区后勤补发粮食。

  “你妈妈好吗?爷爷还种菜吗?”

  许世友还记得我妈妈是南京军区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还记得我爷爷闲不住。当年我爷爷扛着锄头上司令部附近的山腰开荒,把金灿灿的南瓜,绿油油的黄瓜,红红的西红柿及辣椒种到了作战室附近。以“特殊化”为由,干部们还给我爸爸提了意见。

  “我83岁的爷爷1968年去世了,真庆幸他没活到今天,如果他看见万人大会批我爸爸,如果他看到自己为打日本鬼子流过血的小儿子挨斗,他一定会犯心绞痛给气坏的!许伯伯,您恐怕从没时间陪老人吧?”

  许世友点点头,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活着为国家尽忠,等我死了,我要土葬到河南老家父母的坟旁,陪着他们,尽儿子的孝心!”

  “现在不都是火葬吗?我爷爷就是害怕火葬,才坚持回河南老家!”

  “我的想法早已报告过毛主席,他也批准了!”

  我心头一热:谁说战将心头只有枪和剑?!

  我看许世友一个人,那么大的房子,心想他一人来到广州,平时的生活一定很单调,于是只想充当女儿的角色,让许伯伯放松一下,便瞎聊起家常来。我发现许世友脚穿的布编凉鞋很好,他便兴致勃勃地讲起穿着如何方便,编制也不困难,还说以后有机会教我怎么编。

  总之,一老一少,无拘无束,像父女,又像忘年交,谈得很轻松,很愉快,那一刻仿佛“批林批孔”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快乐的心情藏不住,嘴里哼唱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京剧唱段,脚步轻快地走过小桥,穿过挂满串串桂圆的小树林,一脸笑容地返回宾馆。因为刚才分明是探了一次家,感受到父辈的坚定和给予我的信任、关怀和温暖。

  “铁姑娘好吗?”

  1974年以后,为解决浙江问题,爸爸常被叫到北京开会,只要到北京,一般都住在京西宾馆。我从解放军报社去看爸爸,爸爸告诉我,每次遇到许司令,他总要问:“铁姑娘好吗?”1975年底的一次,爸爸告诉我,许司令也住在这,上午遇到时,他又问铁姑娘好吗,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好。

  也真巧,才走到电梯门口,正好遇上许世友。转眼又是一年多没见许世友了,他身体仍然像铁塔一样结实,脚上穿着一双蓝白布编的布草鞋,看到我很高兴:“铁姑娘,到我屋去坐坐!”许世友半躺在靠椅上与我聊天。

  “许伯伯,听说您到过少林寺,真的吗?”

  “我家里穷,八岁就到少林寺干活,练武的!”

  “怎么又出来了?”

  “在少林寺呆了七八年,一次回家,恶霸的儿子仗势欺人,打死了我的表哥,我一火,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死了。师父说我杀气太重,寺庙里不能再留我了。不过,要出山门,走是走不出去的,只能凭武功打出去,打不出去就留下命来。不是吹的,我就是用一根木棍,打出了三道山门!”我点点头,忍不住笑了:“我确实亲眼看到您的内功了得!”

  刚才,我跟在许世友身后走进电梯时,里面已经站着一个军装笔挺的高个中年人,一张我不认识的脸,见到许世友上电梯,红光满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经意的坏笑,伸手随意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说话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恭敬:“噢,许大司令嘛!”我站在电梯的侧面,瞧那人架势,直觉这人是北京总部得势的干部,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的宠儿!

  许世友虎着脸,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没说一句话,电梯上升至五层,我看着那人的脸,陡然由红变成了惨白,到了住的楼层,许世友一松手,头也不回,迈着大步走出电梯。我紧跟着走出电梯,猛回头,只见将要关闭的电梯中,那人一脸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岁头上动土!

  聊天,当然又提起了去年广州军区召开的常委会,我又滔滔不绝地讲出真心话:当时真为许伯伯捏把汗,您刚到广州军区,情况又如此复杂,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铁姑娘,用不着担心,我是老运动员了!”许世友说这句话时,“老”字讲得特别重。

  “老运动员?”我傻乎乎地反问了一句。

  许世友仰面看着天花板,仿佛陷入了往事的回忆,语气缓慢地说:“红军时期抓AB团那会儿,我当团长,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还跟我一块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直没事。”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政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提个意见,爱问个为什么,我是团长,我就抓住两条,第一不说话,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头往前冲!”

  “和你一块的战友、战士牺牲无数了吧?”当时对红军时代真实历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这一点。

  “是啊!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战争的真实,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编出的形容词!我前半辈子指挥打了那么多次仗,哪次战前不准备牺牲?就说济南战役,是我们解放军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战斗打响前,我已经准备牺牲五个团兵力!”许世友讲到这儿,下意识地用手拍拍腰间,“打仗时我是枪不离身。枪法不是吹,瞄哪儿能打哪儿!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枪法退步,一旦战争发生,我这个当司令的应付不过来,就靠打猎练枪法!所以,什么运动,谁提意见我也不听!一直到现在,我随身都带着枪!”

  “真的?不是规定谁也不能带枪到中央会议上吗?”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枪一直放在枕头底下!你知道吗?我到人民大会堂,我的车后备箱里还放着轻型机关枪呢!”

  “怎么可能?!门岗不检查?”

  “谁敢检查我的车?!”

  “当年开九大,我也带枪进会场的,我就防备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军区来查票,气急败坏地追问为什么南京军区少了她的票,我大声说,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没投你的票!因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足足一个多小时,没有录音,也没做记录,许多内容已经随着30多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许世友维护尊严的凛然正气,高度警惕枪不离身的战将习惯,坦荡磊落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国家长辈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铭记在我的心里,清楚地回响在我耳边。

  后来,我采访南京军区后勤部一直负责许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长,他也说,许世友与他聊天时曾亲口对他说过:“我进人民大会堂带着手枪。门口警卫说:‘首长,不能带枪!’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谁规定的啊?’他说:‘中央规定的。’我没停步反问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人已经大步走进门了!”毛泽东的卫士也证实,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给毛泽东守灵时,许世友也是带着枪的。

  “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为什么说铁瑛是许世友的人,而许世友为什么说铁瑛是好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在今年春节前又采访了92岁高龄的爸爸铁瑛。

  爸爸感慨地说:我1953年从上海公安总队调到南京军区当军法处处长,后来任军事法院院长。许司令1955年调到南京军区,因为那时军事法院直属军区管,我经常参加军区常委会,常与许司令见面。1960年我被调到海岛舟嵊要塞区任第二政委,后又担任政委。许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岛部队视察一至两次,我到南京开会也都会见到他。他到海岛,我也从来没有陪他打猎。都是要塞区司令员陪。除了工作,我们没个人交往:我总想领导工作忙,不要打扰。后来调到省里,对中央领导人我也是这个态度。

  许司令这个人,虽说是名武将,但也很平易,很谦虚。

  记得那年大比武,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表扬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许司令说:我们有郭兴福教学法,我们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兴福不兴,好八连不好,南京军区还有好多缺点!他是武官,但他认为是真理,就实事求是地坚持,我从来没觉得他很不讲理过。

  记得有一年过“八一节”,许司令带着前线歌舞团来海岛慰问,演出过程中,一位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的师政委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去了。许司令话说得挺重:你这个政委,看戏看不到你,你到后台干啥去了,你是个老油条!

  这位师政委对“老油条”的批评很想不通,经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师政委一起到南京开会,我个别告诉许司令:“你批评他老油条,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领来,我跟他说一说!”许司令快人快语。

  我把这位师政委带到了许司令家。饭桌上,一边吃着炊事员拿他猎物做成的香喷喷的“油炸麻雀”,许司令一边说:“批评你老油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老油条比你老得多!”师政委释怀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顿时烟消云散。

  1966年“文革”开始,部队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初,许司令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顶住!在他还没到大别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无锡,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让我汇报要塞区部队的情况。

  面对老首长,我先说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说的不解和困惑:

  许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现在的形势却越来越像封建历朝历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稳了江山,就要杀功臣的模样呢?

  许司令紧绷着脸,鼓起嘴,长吹了一口气,算是回答。

  我详细如实地汇报了海岛地委党政干部纷纷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况。部队文工团、卫校,日夜围攻要塞区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不让睡觉,要求我们解答问题。最严重的是,造反派长期包围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在坑道战备值班,各守备区电话汇报情况,本来线路就不好,现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强听到一点飘忽不定的声音……

  “砰!”许司令突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炸雷般的声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冲击?他攻击,你就开枪!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几个再说,打死一两个,把事情闹大了,周总理就会来处理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回答:“许司令,我明白!”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许司令指挥下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他领导下工作10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领会内含,只能意会,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队,许司令的这些话我根本没向党委传达,更没向下传达,如果真的向下传达,层层开枪还得了?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数是群众,坏人是极少数,我们人民军队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要真向群众开枪了,上面查下来,还不撤我的职?后来某省确实发生过开枪的事件,结果非常被动。

  记得是1972年3月29日,我正在外岛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限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3月31日务必赶到北京。当时海上风大浪高,南京军区专门派军舰连夜把我俩接到沈家门,我只回家拿了点东西就走,天已经大亮了,9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许司令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许司令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一对眼神,会意地笑了,许司令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们3月31日晚终于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我一口气讲了40分钟,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分裂军队、分裂党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完言,已经是夜里12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我们起身要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几天后,周总理就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我去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周总理与我握手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总理却说:没有办法,在干中学吧!许司令却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后来,为了解决浙江问题,许司令也到杭州讲过话,鼓励各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便是“批林批孔”中,说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是许世友的红人的证据。

  真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后一次见许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几天。记得那次从来不会给领导送礼的我,特意自己掏钱,从杭州饭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点心,那天,我和张明一起走进了南京军区总院许司令的病房。脸色发黑发黄的他,看我们进来走到床边,只轻轻说了两个字:坐吧!我问:好一些吧?一向说实话的他,没有接茬。许司令夫人田普迎过来说:铁瑛同志,带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较重,也不大能说话。然后把我们让到旁边,轻声介绍了病情。

  临走前,我说:许司令,您休息吧,好好养病吧!

  许司令睁开眼看看我,就算告别了。

  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爸爸最后还感慨了一句:许司令要少喝点酒该多好!

  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铁姑娘”的我,正在为写陈毅的传记奔忙在全国各地采访,等我知道许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经安睡在远方他老家父母的身边了。我仿佛能看到他为父母如愿尽一份孝心后的安详微笑是那么甜。而他老人家对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与“铁姑娘”的两次长谈,全部珍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永葆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