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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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谢觉哉,原名谢觉斋,字焕南,学名维鉴,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在内务部工作时期,他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这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回忆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
宋任穷 薄一波 习仲勋 刘澜涛;伍修权 刘景范 王子宜 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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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我国人民忠诚的革命老战士谢觉哉同志,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我们深切怀念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终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革命勤勤恳恳,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国人民的好榜样,是青年一代的好师表!

  一贯忠于革命事业

  谢老在青少年时代,便对他家乡的豪绅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使他“眼前突然现出光明”(自传语),毅然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行列。

  当时的湖南地区,在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着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一月,谢老由何叔衡、毛泽东同志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谢老先后主编过《通俗日报》和《湖南民报》,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他经常作诗写文,以独特的风格,象锋利的匕首,刺向当时反动军阀政客的要害,使他们见而生畏。一九二五年,由何叔衡、姜梦周同志介绍,谢觉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一面担任其他一些重要职务,一面继续主编《湖南民报》。他日夜为编辑工作操劳,常常在开会前等人来齐的一点时间里,赶写社论或短评,使《湖南民报》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达七八千份,成为湖南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对当时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动的“马日事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前夕,党组织通知谢觉哉同志离开长沙。但他认为,这天正是湖南党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邀请了各界许多客人,而自己是秘书长,实际是代理校长,不能提前离开。所以,他终于不避风险,一直坚持到枪声响了之后,才在硝烟漫天,死尸遍地的情景下,化装离开了长沙,奔向汉口,转到上海,去找寻我们的党。他,就是这样以大无畏的精神,忠于革命事业!

  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大地。一九二八年春天,谢老来到了上海,找到了党。党组织决定,要他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日报》。这时,处境越加险恶,工作更为困难。他,一个人就是“编辑部”,出外采稿的是他,回来改稿的还是他;编辑是他,校对也是他,以至买菜做饭都是他。他常常是边吃饭边看稿。当时在上海担任党的“交通”工作的钱希均同志,每每给他送文件时看到这种情景,深为感动和敬佩。

  当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谢觉哉同志于一九三一年秋到了湘鄂西苏区。由于“左”倾路线的头目们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了!然而,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谢老还是来到这里开展工作,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起初,他担任省委政治秘书长,之后又主编《工农日报》,还兼任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又调到党校任教务长。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就剩下他一个人在干着;同时,还要主编《工农日报》,而报社也是他一个人,从外勤到编辑,从校对到油印,都是他一个人做,而且“油印两版,印得同石印一样的好!”他,就是这样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为党的事业忘我地工作着。因此,谢觉哉同志不仅是我党一名坚强的老战士,而且也是我党一名能干的老记者、老编辑。他的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记录了多少英勇的战斗事迹,谱写了多少胜利的凯旋诗歌啊!

  一九三三年,谢老调到中央苏区,来到了毛泽东同志身边。这使他回想起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那天,当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离长沙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之时,他在当天的日记上用暗语所记下的情景。这次能和毛泽东同志并肩战斗在中央苏区,他深感快慰。起初,他给毛泽东同志作秘书,后来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协助毛主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第二年,他便跟随毛主席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和徐特立同志白天行军在一起,相互搀扶,夜里蜷缩在一起,互相取暖。他是个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老战士。他忘却了一切艰苦与危难,总是笑呵呵地给战士们讲故事、说笑话,鼓励长征队伍勇往直前。用谢老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我是幸运地参加长征的一人,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值得回味。但回味的已不是苦而是甜。”长征途中,有一天毛主席得到了一点牛肉,送给谢老一块,而谢老又不忍心一个人吃,便拿去同曾三等同志一起吃。他总是这样地爱护革命的集体,注重同志间的团结,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说:任何困难,只要你不怕它,就能克服它!快乐是从艰苦中来的。这就是他的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七七事变”后,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央决定派谢觉哉同志任“驻兰州办事处代表”。他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即“七七事变”后的第十天,从延安出发去兰州办事处。在这个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下,他和先任的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同志与后任处长的伍修权同志,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色地开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这期间,他深刻地详尽地调查研究了当时甘肃以至西北地区的社会政治情况,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态,提出了一系列切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进行了复杂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他组织和建立了不少进步的抗日救亡团体和书刊报社,营救了很多失散在西北地区的红军战士回到革命队伍,并且输送了大批青年到延安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他协助中央派去的孙作宾等同志,扩大了甘肃地下党的组织。但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却把兰州党组织说成是“红旗党”的特务组织。这是对甘肃地下党的无耻诬陷。在这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谢老经常通过电波向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请示汇报,并在日记中逐日逐件详细地作了记载。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回到延安后,谢老写了一份《自传》,总结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历程,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在这份《自传》上亲笔批道:“已看过。文如其人,信哉!”毛主席对于谢老就是这样信任的。因为,在我党历次路线斗争中,谢觉哉同志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延安时期的漫长年月里,不论是严冬或炎夏,在土窑洞的油灯下,谢老孜孜不倦地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和札记,对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对教育和帮助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许多同志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倍感亲切。

  在谢老生命的最后阶段,由于瘫痪,只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但他身残志不残,以坚强的意志,拖着瘫痪的身子,竭尽心力地参加政协一些重要活动,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贡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谢觉哉同志的一生,对于我国民主制度和法制工作的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曾担任过政府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重要职务。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成立了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谢老历任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任审计委员会主席。在这个时期里,他协助和指导陕甘宁根据地健全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对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谢老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和方仲如同志对中央党校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成绩。随后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党的中央西北局,谢觉哉同志任副书记,并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党团书记。这时,林老伯渠同志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决定由谢老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法。这年六月十八日,谢老发表了《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一文,他说: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忽视民主,……那是错误,是对革命的罪过。一九四一年,毛主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谢老作为参议会副议长,立即认真贯彻实施。他写了《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县参议会怎样开会》、《提高政权工作的效能》等大量文章和讲话,对于政权组织的建立和民主制度的健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参议会发言提纲》中,建议把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并要求“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使“人民大众有权实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生活。”毛主席看到这个《提纲》后,给谢老回信说:“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

  谢老对于农村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是极为重视的。他说:“农村民主问题。物质的封建扫除了,精神的封建尚存在,不只存在于农民的脑子里,而且存在于干部身上。干部成分虽好,而在不民主的作风中,可以变为坏干部,新恶霸”。他认为:“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会又被野心家篡窃。”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在农村建立民主制度和实行民主作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他说:一揽子会、座谈会、做群众的学生、群众观点、集思广益……属于民主作风;人民有权利管理政权、选举和罢免任何公务人员……是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作风,要建立在民主制度上。他还说:要“巩固国内团结”,必须“实现民主,改善民生”,“实现真正民主政治,防止把持包办、专制独裁的发生。”

  全国解放前夕,即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谢老在一篇长文中说道:“……准备全国胜利。发扬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各级党委指派的干部,要照党章办事。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不要以干部会代替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官僚主义与个人包办作风还存在,不敢讲话的人不少,敢讲话的人很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老担任内务部部长。他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对于政权建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发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和讲话,要求人们深刻理解毛主席的这个观点: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首先是要打倒反动政权,接着就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的新政权,大力领导人民巩固革命的胜利,亦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保障国家和人民经济事业的改进及其顺利的发展。谢老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必须纠正不重视政权建设工作的现象,促使各地建立健全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并积极创造条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极其重视和强调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代表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宣传贯彻党的政策。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谢觉哉同志对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极为重视,而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法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个工具,那个阶级当权,就有那个阶级体现本阶级利益的一套法律。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就得有我们的一套新的法律。”他明确提出一个建设法制的原则,认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要在判案的许多实际经验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对于司法的赞否中,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他要求“司法要兼做立法工作。从经验中创建法律。”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央批准成立法律研究委员会,由谢觉哉同志担任主任委员,进行法律研究工作,并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法制组小组会上提出:法律应为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不是继承旧的法律,而是对旧法律的革命。由法律革命,到革命法律。不冲破旧的法律概念及其形式,便不能有革命的法律出来。谢老还特别强调:“运用法制,要人才。”因此,在他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政法大学校长期间,亲自编教材,亲自去讲课,大力培养司法人才,为建立法制打好基础。一九四九年进北京之前,他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中说:如何养成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宗大事。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做好。但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守法,要以身作则。要知道,建设一个新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犯者必罚。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制,但我们确需要我们的法制。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因此,对于破坏法制的现象,必须严肃对待。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规章办事,以致随心所欲,乱“司”其法,这就必然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从而使自己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谢老这些话,在今天对于我们不是仍然有很大的教益吗?!

  谢觉哉同志在年近八十的晚年时期,又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我国虽然还没有一部成文的《民法》、《刑法》和《诉讼法》,但他能较好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同我国各个时期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相结合,使司法与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有较好的实践。他历来认为,司法机关不能脱离党委的领导,但应当独立进行审判工作。他经常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大小案件,必须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懂得“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的道理和危害性。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一贯遵循和实施着这些原则,并且常常亲自参予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和调查研究,从而使得一些冤、假、错案及时得到了平反和纠正。

  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

  谢老一向提倡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说:“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其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他是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同我们党能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得到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支援力量联系起来考虑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便注意到食盐问题在陕北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作用。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翻阅了明清两代以来有关食盐产销的历史资料,写出详细的意见和办法,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报告。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给谢老的回信中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棉、布进来,……则情况更好了”。从而解决了陕北食盐的产销问题,并且把盐作为边区主要“出口”物资,这对增加边区经济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巩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加强抗战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六年,谢老专程去延安访问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看到延安医院的住院病人大多数是自己作饭,自找人护理。他作了深入的了解,并将发现的问题,在当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陕西方面进行了检查和整顿,使陕北人民的医疗费用有所降低,医院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态度有所改进,从而得到了陕北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同时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陕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情况,提出减轻陕北人民负担的具体意见。

  从这次访问中,还引起他对中医问题和西医学习中医问题的重视。他翻阅了许多医学著作,搜集了不少实际情况,并给中央写了专题报告,从而解决了一些群众医疗中的实际问题。

  正由于他具有这种热爱劳动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精神,所以在建国后担任内务部长期间,对于我国历次所遭遇的自然灾害,都是以关怀备至的高度热情,督促各地及时认真地做好救灾工作。一九五四年,我国几个省市遭遇了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下,谢老亲自参予防洪抢险工作,指导洪水成灾地区的人民进行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防汛和救灾工作的胜利。谢老在紧要关头,亲自给几个水灾省的党政负责同志写信提出:“救灾如救火,不可有一环脱节,不可有一时松懈”,“救灾款发放得好与否,是救灾的大关键”。他要求各有关省市对国家拨发的大批救济款,要及时发到灾民手里,稳定灾民情绪,救护灾民生命,帮助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十分感激共产党、感激毛主席,称赞说:“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谢老对于烈军属和复员退伍军人的生活困难,也是极为重视的。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协同刘景范同志,深入农村,帮助搞好代耕工作,以保证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全国解放后,他又作为内务部长,继续保持这一优良传统,重视优抚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他经常亲自接见来访的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退伍军人,同他们亲切谈话,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他还经常处理人民来信,答复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谢老常常强调说:我们作民政工作的人,就是要“上替党政分忧,下为群众解愁!”他一生的作为,也切实地实现了这样的格言!

  注意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改进

  谢老一向是很注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发表过《我们应该有的作风》一文,建议“计日程功,反对拖缓”,“学习业务,培养专才”。也就是说,办事要有一定的程序,必须周密考虑,应办而又可以办的事,即应急起直追,很快办到,不要积压或拖延,同时,要在实际工作中,随时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熟悉业务,培养人才。他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出发,认为一个革命的干部,首先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样才能克服个人主义。“克服了个人主义,戒骄戒躁才成为可能。”

  他说:“有了百分之百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工作的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只有两条,就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要‘联系群众’和‘全面规划’。”这就告诉我们,不论大小工作,都要掌握这样一条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亦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工作方法很重要”。“全面规划,也要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抓住中心,抓住根本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工作中最主要的缺点,一个是对于群众的意见没有充分的了解;另一个就是没有全面地看问题,没有把群众的意见总结起来,化为系统的东西,因此,也就看不出根本的问题,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他主张“做领导工作的任务,并不在于自己单身独马去干一件具体事,而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加以补充,进行推广。”他经常提醒大家,遇事要想一想,“不要以为我们是从群众中来的或曾和群众接近,就已了解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就应该捏一把汗,赶紧再深入群众中去,改变方式 ,以求了解。又应该检查一下,我们对于已知的实际是否已深入分析,掌握它的规律,把它明确地提到了计划上来。如果没有,那更应该捏一把汗,赶快学会动脑筋,从各方面思考,找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办法。”他有一次给宁乡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写信,要他们“到社队亲身去看,而且要会看,不要只听汇报、要数字。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假话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过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说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作过多少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他在给张平化同志的信中曾说:“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是说坏人作怪,下情不能上达,即现在说的‘封锁消息’,打击反映情况的人。浮云变成了黑云。黑云大体被吹散了,但‘浮云’还是有的,不在这个角落,就在那个角落,而且不能很快被扫尽,应该常常警惕”。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不是仍然有很大的教益吗?!

  活到老,学到老

  谢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当他在青少年时代,便是个刻苦好学的“书生”。他十一岁时,就读完了《五经》。那时买书不容易,他便到藏书多的人家去借读、借抄,并作札记。参加革命后,他的求知欲更强烈了。一九二八年冬,地下党组织派他去沈阳办事,他在沈阳一家日本书店里,见到一本《列宁主义十二讲》,便如获至宝地买了。还买了一部日文字典来对照着读,并且把它翻译出来了。

  谢老不但一贯好学、勤学,而且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需要,把学习提高到要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他说:“学习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我们要学的东西都是合乎客观事实和人民需要,合情合理的东西,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常常一听就懂。说不容易,有些人的脑子里装着一些抵触东西,自满、偏见、自以为是、个人利益……等,因而提不起上进情绪,甚至倒退。‘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做到虚心不容易,常常自以为虚心了,其实没有,有时还是并不虚心。”他把虚心和“学”联系在一起,只有虚心才能向人家学习,也只有虚心,才能感到自己的不足,吸取新的东西,使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同新的形势相适应。所以,他说:我的经验,我没有从赞许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得到过好处,只有年轻时一位塾师批评过我的文章,从他的几句话里,我才知道写文章应注意些什么。我至今还感激他。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是我的老师。谢老认为,写文章必须言之有物,“要确能使看了的人能够解决所要求解决的问题”。

  建国以后,谢老虽然担任着重要职务,公务繁忙,但仍然手不释卷,刻苦勤学。他在办公桌上放着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书籍,在休息室里放着文学书,在床头上放着历史书,甚至在卫生间也放有小说、杂志,得空就浏览。对于报纸刊物,也从不放过,当日的报纸当日读,已成为他长期坚持的好习惯。他不仅如此坚持读报,而且对于某些报纸上的文章还要做批语,并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告诉编辑、记者同志,以求改进。

  谢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是值得我党我国全体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青年一代好好学习的!

  (来源:人民日报 1979.07.14 第3版) 

谢觉哉:苦心追求新中国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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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同志是著名的“延安五老”政治家之一,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1884年4月27日,他诞生在今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堆资村南馥冲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期,他考取过清末最后一批秀才,教过私塾,学过中医。1921年他参加新民学会,1925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报刊、司法、统战以及党政工作。建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4月27日,谢觉哉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是继沈钧儒、董必武之后的新中国历史上第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受命于新中国法制遭受重挫之际

  1959年,谢觉哉同志已是76岁高龄,在此之前他已担任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近10年。1958年春,他以年老体弱多病、难以胜任现职为由,向中央递交了《请辞部长职务书》。党中央、国务院虽然考虑了他的请求,但从党和国家人事安排的总体考虑出发,仍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以后,准备推荐他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谢觉哉同志非常诚恳地希望中央再次考虑他的请求,但他所在的分组组长贺龙同志却代表与会代表对他说:“您别推辞了,这是中央经过深思熟虑的,您老德高望重,一贯重视法制建设,推荐您担任这个职务最合适。”贺龙同志的话音刚落,与会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谢觉哉同志看到这热烈场面,也不好再多说了。“能多做事则心安”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这年4月,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看来,谢觉哉虽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我党著名的法学家。早在1927年大革命前,他就是湖南省革命法庭的主要法官之一,在中央苏区,他与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共同起草了土地法、选举法等一系列苏区法律,构建了新中国法制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中央法委会的重要成员,兼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并且是新民主主义宪法、民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系列新中国有关法律草案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他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现在由他来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党心所向,人心所向。同时,人们也深知谢觉哉同志担任这一职务并不轻松,当时应该说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法制秩序遭受重创的特殊历史阶段。

  1958年前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违背经济规律而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制秩序也随着生产关系的急于改变而被放弃,给法制建设和法院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当时政法机关刮起了一股“共产化”风,不少人认为现在既然“共产化”了,政法机关和政法人员及其束缚人的法律都可以不要了,由此带来的情况是:全国不少地方政法机关合并了,人员被抽调搞别的“中心”工作去了,司法工作中普遍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以言代法等错误现象。法官们感到法院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谢觉哉同志到任后,懂得肩上担子有多重,但是他从大家期待的目光中获得了信心和勇气,他已下定决心,尽管高龄,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对党无声的誓言。

  拨乱反正,先从最高人民法院抓起

  谢觉哉同志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工作助手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他先后召集华北、东北的法官们进行座谈,了解当时的法制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他还到湖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谈话,了解真实情况,倾听群众呼声。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乃至全国法制系统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几乎比他原来了解到的情况还要严重得多,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法制秩序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谢觉哉同志忧心如焚,他决心先从法院系统自身抓起。

  本来,1954年宪法已明文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那时法院已经逐步走向正规、依法办案了。党的“八大”强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沈钧儒、董必武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又制定了一些章程,使法院工作有规可循。但是,共产风、浮夸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冲击着法院的工作秩序,许多正常的法律程序被一些人看成是旧法进行批判,掀起所谓批判“旧法”的浪潮。在这以后,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甚至少数中级人民法院、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合并了,法院的工作实际上被取消。公、检、法本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衡的法制系统,一批判,出现了许多不正确的口号,如“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等等,放弃了公、检、法各司其职的工作规则。有的地方甚至实行检察长、公安局长或法院院长,检察员、公安人员或审判员可以互相代替的所谓“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工作体制。一个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由一人一包到底,根本谈不上互相制约,更谈不上独立审判。如此怎能不出现冤案?法院正常的审批制度被批判了,代之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案,结果使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行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无权行使”的原则,不能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有的地方把案件交给行政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工作队去办,事后,写成判决书,送法院盖个章,办个手续就算完事,因而办案质量大大下降,错案增多。在审判作风上,不少审判人员不严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的准则;有的事实不清就草率定案,不敢坚持“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办案原则。不少审判人员产生了“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左”的思想情绪,放弃了中央规定的“少捕、少杀、少管”的“三少”政策。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死刑案件必须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时,不少地方却用电报请示报批,案情一般都叙述得非常简单,因而有问题也很难发现。但在当时那种“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有的同志明知不妥,也不敢提出异议。谢觉哉同志当时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在全国法院系统尽快解决1958年前后由于“左”的影响给司法工作和法院工作带来的严重困难,并尽快恢复国家的法制秩序。

  谢觉哉同志经过调查研究,首先在法院系统召开会议,统一对目前形势的看法,着力提高法院系统普遍出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以言代法等错误作法。他强调必须统一认识,端正院风,最高人民法院要带头。他从理论上分析了近年来导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严肃地指出:政法机关是上层建筑,必然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社会上出现错误认识的时候,也必然影响到政法机关。他说,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个基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基础还没具备的条件下,急急忙忙地“共产化”,就会化出许多毛病来。他还指出: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用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被统治阶级,来维护社会秩序。在今天,法律是束缚阶级敌人,维持社会治安的。同时,执法人员也必须受到法律和法规的自律和约束,约束你很好地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约束你自己不违法乱纪。他强调指出:“办案总要有个框框,所谓依法办事,比如刑事方面有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民事方面有婚姻法;法律程序和审判制度方面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等。这些框框总结了多年来对敌斗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审判工作的许多经验,尽管其中有些由于情况的变化,有所变动,但有许多今天看来是非常良好的经验,是我们审判人员实事求是的准则。近年来有些审判人员也把它丢到脑后,忘记了,这是不应该的。”他还强调,“不仅现在要法,将来到共产主义也要法。有了法总是有个规则,使人有个遵守,不叫法,叫纪律也可以吧。”

  谢觉哉同志严肃地指出了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他指出:某些人借口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有意或无意摆脱党的正确领导;而有些人却把独立审判与对党闹独立性混为一谈,出现“以党委代替司法”、“党委说了算”等错误倾向。谢觉哉同志强调指出: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正是为了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完成党和国家交待的任务,这也是党所希望和要求的。”因此,从根本上说,独立审判不是与党闹独立,各级党委对法院工作可以领导,有些案件党委也可以讨论,但不能代替法院的独立审判性。司法工作者有权利依照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党委的意见,更不能毫无原则地附和党委的错误意见。谢觉哉同志明确指出:“凡是法律上的规定,别人不懂,我们要懂;别人不讲,我们要讲!”他严肃地批评了有的地方把审判权下放到人民公社、工作组或其他行政部门,法院只在裁决文书上盖章的现象,他气愤地指出:“这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原则是违背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上书中央,力陈尽快恢复国家法制秩序

  谢觉哉同志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岗位上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他是个很务实的人,实事求是、一切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是他一贯的行事准则。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先从自身做起,从法院系统抓起,从最高人民法院带头抓起。他懂得,面对国家法制秩序遭受的损失和出现的混乱,这绝不是法院自身可以全部解决的,因为国家法制建设涉及国家整个政治大局的方方面面,甚至涉及到党的整个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些问题需要全党统一认识,需要强化国家法制秩序。于是,他利用在北戴河开会的机会向中央作专题报告。

  这是在1961年8月3日,他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敢讲真话,敢于实事求是,详细报告了近年来国家法制秩序出现混乱,导致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和人民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严重情况,并陈述了其原因:第一,由于运动期间,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容易发热,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做政法工作“头脑发热不得,一发热就容易出错案。”第二,由于没有充分发扬民主,没有让审判人员提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者,往往是给人家戴帽子、打棍子,严重妨碍了对案件的深入讨论。第三,由于领导干部、司法人员相当普遍的严重存在着“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观点,对于这种宁左勿右的观点所造成的危害,谢觉哉同志尖锐地指出:“审判制度和法律程序,这几年也是破得多,立得少。法律干部又普遍存在害怕右倾,不敢提意见,不深入调查研究,不敢实事求是;甚至浮夸、虚报、追求高指标,只讲办案数量,忽视办案质量。”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如有的向上级反映情况或向上级控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却被当作反动分子判了刑;有的只因对“共产风”发了一通牢骚言论,就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罪判了刑;有的仅因一时一事不满,写了张“反动”标语而被当作反革命罪判刑。有个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个季度共审判案件1500件,其中判五年以上徒刑的就有900件。不少原本是人民内部矛盾,给予教育就可以释放的,但都判了很重的徒刑,严重降低了改造的效果。他痛心地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因为生活困难或思想落后而犯了点法,就给他5年以上乃至10年、15年的徒刑,怎么能使人心服?”谢觉哉谈到的第四个问题是由于审判程序混乱,不善于发现问题,对案情缺乏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现场的查证工作。针对只凭主观判断的错误做法,谢觉哉同志说:“所谓提高办案质量,就是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胆要大,心要小,劲要足,干要巧,勤学习,勤检讨,优点多,缺点少。”他提到的第五个情况是由于近年来大批经验丰富懂法律的政法干部调离工作岗位,严重影响了司法工作队伍的质量。一些地方司法人员政策水平低、办案经验少,既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缺乏常识,致使在判案中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误判,甚至还闹出笑话。如他在亲自复查江西的一个罪犯的案卷中发现,一位执法人员竟将罪犯写的“上有恤刑之主,桁杨雨润;下无冤枉之民,飞石风清”的赞美法院的联语,当成反动诗词而给罪犯加重判刑。谢觉哉痛心地说,这样的法官太无知,怎么能为人民司法呀!

  谢觉哉同志在致刘少奇同志的信中还提出国家可以采用的八条应急措施,以尽快恢复国家法制秩序:第一,普遍建立与健全人民法庭的组织和调处委员会的组织;第二,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对最近几年办理的案件,进行一次检查,对于判错或部分判错的,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第三,要大兴讲道理之风,要以判案不讲理为可耻;第四,要训练法院干部;第五,最高人民法院要坚决执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给予的任务,要下决心在三年至五年内根据已有和新取得的经验,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量刑标准;第六,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要亲自抓案子,不抓案子就不能对审判改组有发言权,不能案案都能亲自办,但总不能一件也不办;第七,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宣传和交流审判经验的定期刊物;第八,各级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干部应适当的增加和加强。

  谢觉哉同志这封当年写给刘少奇的信,是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概括了他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的主要经验,也是他对法院存在的问题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真知灼见。这封信集中反映了大部分司法工作人员的心愿,得到中央的支持。在这基础上,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又起草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文件规定了司法工作人员应遵循的程序、执法的原则、审判的作风以及司法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等等。这些规定印发全国司法人员一人一册,对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摆脱“左”的思潮带来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今,当年与谢觉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老审判员还常说:“谢老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那几年,同法院其他领导人一起,那么快就把法院工作从‘左’的思潮影响下纠正过来,恢复正常秩序,真不容易。谢老那种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作风,我们永远也忘不了。那是他留给全国司法工作人员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倡导亲自办案,平反冤假错案

  1958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家事务中许多重大事项都不按规矩和程序办。在全国法院系统,当时的各地法院出现了用电报报案的作法。谢觉哉觉得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改变的问题,而是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以致发生冤假错案的问题,处理得不好,将严重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心和期望。针对这个问题,他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都要亲自办几个案件,并说:“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他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废除电报报案制度,恢复1956年以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刑案必须同时报送案卷的做法,中央很快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了用电报报案的审核程序。

  废除电报审批后,全国各省、市法院大批大批的案卷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一捆捆地堆满卷柜。谢觉哉同志以身作则,许多大案、重案坚持亲自办理。有的案卷尺把厚,甚至连凶器、血衣都放在卷内,审阅的时候十分费神费目力,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老力衰而草率从事,他看案卷十分认真。谢觉哉同志由于白天办案劳累过度,夜里常常失眠。

  谢觉哉同志总是语重心长地提醒各级司法人员:“从冤案的数量来看只是少数,只占百分之几,但对一个被判冤刑的人来说却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百。对于冤判者本人、家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该是多大啊!”

  在谢觉哉同志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4年多岁月里,他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1所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这时他已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公正执法,倡导大兴讲道理之风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岗位上,谢觉哉为纠正1958年以来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上出现的有法不依和不讲道理办案的粗暴作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大兴讲道理之风,要以判案不讲道理为可耻”的口号,他大量发表文章和讲话,倡导全国法院系统公正执法和依法办事。

  当时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一些基层领导和干部,办事凭主观愿望,听不进不同观点和不同意见,常常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甚至随意扣饭和打人、骂人,刚解放时干群鱼水情的那种和谐图景很快就消失殆尽。这使谢觉哉同志心情沉重。他说,新社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不应有官气。官从民来,应与民通。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很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那时他虽年老体弱,但每年仍平均有3个多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查,每到一处,不管有多么劳累,都要找人谈话,抽调案卷。正是从基层群众的交流中间问到了许多新的情况,正是从群众的来信中了解到普通群众中还有许多冤情,正是从不少干部存在的粗暴作风中了解到许多普通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正是从群众呼声中了解基层还缺少讲理的地方。

  于是,谢觉哉同志在全国法院系统倡导“大兴讲道理之风”。他说“法院是评道理和决定道理的权威地方”,因此,法院干部必须大兴讲道理之风。他在1962年初的几次讲话中作了专题阐述。他指出:讲道理先要听人家讲话,实际就是先进行调查。既要听原告的道理,又要听被告的道理,听证人的道理,听辩人的道理,还要听其他一般人的道理。听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以便彻底弄清楚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还说,听了,还要想道理,即研究。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要看是否符合我们国家性质这个大原则,要看是否符合有关政策和条文法规,做到依法办事。他还要求司法人员,允许人家讲话,听了,想了,讲了,最后是如何评道理,依法作出结论,作出判决,认真执行。他称“大兴讲道理之风”,重要的是要把这种作风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他认为,普遍建立和健全人民法庭组织和调解委员会组织是很重要的。他深信,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只有依靠群众,讲道理是可以解决的,而且通过它提高人民的觉悟、组织性、纪律性和生产积极性。”谢觉哉在第五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高度评价了全国城乡实行的爱国公约和调解组织,说“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他高兴地说,有了爱国公约,群众的调解工作也就有了依据,许多问题可以在基层经过调解加以解决,不一定到法院来。实际情况也说明,调解的案件比告到法院的多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把专业审判和群众调解很好结合起来的做法,是谢觉哉同志法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

  为培养一支人民信赖的法官队伍而呕心沥血

  谢觉哉同志深知,要纠正和解决司法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最重要的是从思想认识上清除对司法工作的各种错误理解,而且必须重视培养干部和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水平,以保障司法工作忠实为人民服务,努力避免偏差。为此,他反复向司法人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做司法工作不只是把自己担任的职务当作一个工作来做,而要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通过学习来推动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他指出,法院工作人员学习的对象是审判案子,要从案子中了解社会的复杂情况,去熟悉民情,熟悉地方的全面情况。他强调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破资产阶级法律,立社会主义法律。但必须看到,不只是破了资产阶级法律,社会主义法律就立起来了,就完备了,还需要我们不断从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的法律才能立起来,从而更加完备。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对立法工作负有很重要的责任。

  谢觉哉同志常说,法院最重要的工作是审判,他不断告诫工作人员:“‘审’是把案件的事实审查清楚;‘判’是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裁判。‘审’是客观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凭审判员的脑子想怎样就怎样。‘判’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考虑量刑幅度。”他指出:“客观事实是判的对象,搞清事实的第一步工作;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依靠党的政策和法律来判是第二步。判,只要思想明确,立场观点对头,坐在桌子前头就可以判。而审则要费大力气,有时费了大力,还不清楚。”

  谢觉哉同志还常告诫法院系统的同志,判案的宽严,量刑的幅度要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进行,我国幅员辽阔,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可能出现一些差异,这是必然的,但决不能以此疏于执法。(易凤葵)

毛泽东杨开慧分别,谢觉哉充当“和事佬”
吴振录 邱恒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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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8月30日夜,长沙。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开完以后,谢觉哉问毛泽东何时动身到前线。

  “今晚。”毛泽东的回答仅两字。

  “开慧感冒还没退烧呐!” 谢觉哉提醒他。

  “谢胡子,这座沈家大屋不能再住了,开慧也不能再呆在长沙了,防止敌人来一网打尽。你先帮我劝劝开慧,我过一会就来!”毛泽东轻声对谢觉哉说。

  谢觉哉点了点头,上了楼,去找杨开慧。

  一种从来未有过的难以名状的心情,而今袭上毛泽东的心头。这些日子来,开慧与他形影不离,使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个稍事小憩的温馨港湾。几年前他对这个港湾的认识似乎偏激,认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夫妻之情过于缠绵,势必影响自己孜孜以求的伟业。为此,他写了元稹的《菟丝》诗赠给杨开慧,没料,此诗极大地伤害了妻子。“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不是自己无能需要“依倚”,而是把全部的爱都释放出来,渗透到毛泽东生活的第一方面。《菟丝》诗给毛泽东带来麻烦,杨开慧要么不让毛泽东远行,要么带上孩子相跟。毛泽东无法容忍这种做法,夫妻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以至于有一回毛泽东离家远行时,汽笛响了,火车站送行的月台上还不见杨开慧的影子……

  毛泽东不愿想下去了,这次到湘赣去搞秋收暴动,非是在汉口过城市生活,山高路远,炮火连天,生死未卜,带妻子去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些日子太忙,他还来不及同她商量这件事。

  “润之。”耳边突然响起杨开慧轻柔的唤声。

  毛泽东强作笑容:“哦,谢胡子同你谈了?”

  杨开慧道:“夫妻间的事,用得着人家做说客么?你呀,真拿你没得办法。”

  “霞姑,”毛泽东唤着她的爱称,“我是舍不得离开你的。可你带着孩子,跟去很不方便,这回是真刀真枪干,战争是残酷的。”

  “我不拖你的后腿。”杨开慧噙着泪,“你放心去吧!”

  “真的?”毛泽东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但他从妻子的目光中看到了真诚。

  俩人相视,片刻无语。

  “哦,开慧,你莫怪我是个无情汉,我今晚就走,你明天一早回板仓去。”毛泽东说。

  “……”杨开慧愣张着口,“你明早走不行么?”

  “不行!”

  杨开慧默然。

  毛泽东道:“等到暴动成功了,我们不是又见面了么?”

  杨开慧无语,点了点头,双眸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她的内心交织着依恋和离别的痛苦。

  毛泽东道:“霞姑,记得有一回我出门,火车快开了,还不见你来送我,我写了一首词《贺新郎》给你……”

  杨开慧深情地回首着,喃喃地念起了那词:“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任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同杨开慧合着声念这6个字。

  这是发自这对夫妻心灵深处的撞击与共鸣。理解是人世间最要紧的东西,毛泽东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这幸福伴着他转战秋收起义疆场,伴着他走上井冈山。到了山上,他给杨开慧写了一封暗号信,意思是,我在此做生意赚了钱,虽然脚受了伤,没甚么要紧……此信经无数周折才转到杨开慧手中,杨开慧阅信后激动得恸哭不已。但自此以后,她再没见到毛泽东的片言只字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由历史酿就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杨开慧当然不知井冈山那边的情况,她于1928年10月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离别虽在意料之内,但分离也太仓促了。夜里开往株洲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毛泽东只好同杨开慧匆匆挥泪告别,于当晚8时离开沈家大屋。他化装成一个火车司炉,穿一身洋布短装,上了运煤的第11次列次。

  几天后,毛泽东在安源组建了秋收起义部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