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谢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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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谢子长是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毛泽东曾两次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写了碑文。

  谢子长,1897年生,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1922年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的指示,利用民团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被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1927年10月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1931年10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1933年夏被派往察绥抗日同盟军第18师,负责中共组织的工作,协助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同年11月回到陕西,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和建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5个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1934年后,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部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

  谢子长在长期征战中,多次负伤。因战伤恶化,1935年2月21日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时年38岁。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

  谢子长烈士陵园坐落在延安子长县瓦窑堡东北部的走马梁山脚下,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物保护单位。陵园四周环绕着白色的砖砌围墙,大门上镶着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和镰刀斧头。门顶横立着“谢子长烈士纪念馆”8个鲜亮的大字。大门两侧,有砖雕蓝底黄字对联:全心全意树立革命旗帜,大忠大勇堪称人民英雄。

 

 

记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
马佩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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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到现在,整整50年过去了。

  50年来,无论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日子里,我无时不怀念在陕甘同谢子长、刘志丹同志一起度过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每当唱起“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信天游时,我就心潮起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好象又回到了当年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谢子长同志那熟悉而亲切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1931年秋,我们晋西游击队一行30名共产党员,在隰县一带突出敌人重围,星夜兼程,向黄河岸边行进。一个漆黑的夜晚,老乡帮助我们坐羊皮筏子渡过了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来到陕北清涧县的白家川,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同志。

  当时,我同谢子长同志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早在山西的时候,我就多次听到他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暴动的英雄事迹。

  不久,我们离开白家川,很快同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在特委的领导下,我们转战安定、安塞、保安、三边一带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党组织又给我们派来了马云泽、强龙光、侯风孝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老战士,我们还收编了肖永胜、杨鼎、杨琪、师储杰等原在山西的一批烟商武装,游击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在寨儿山、营盘山、王家湾、瓦窑堡、蛇顶山,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共歼灭敌军300余人,收缴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军用物资,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为我军顺利转移陕甘边东华池扫清了道路。这年9~10月间,我们终于到达甘肃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新堡,与驻林锦庙的刘志丹同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了。随后,谢子长同志也来到部队。

  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同志,是在召开干部会的时候。在我的想象中,这位从1924年起就在陕、甘、宁等地进行革命活动,领导过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被陕北民众称为“及时雨”、“谢青天”的大人物该是一尊威武高大、英气勃勃的形象。然而,站在我眼前的子长同志个子不高,背有点驼,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削瘦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情慈祥而随和,待人非常亲切热情,使人感到他和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他很善于联系群众,散会以后,就和大家坐在一起,笑呵呵地,问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什么人;问那个战士什么时间参军,哪年入的党,还关心地问起我在山西打游击的情形。开始,我还有点紧张,子长同志问一句,我硬梆梆地答一句。后来,见他问这问那,有说有笑,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很快就没有了拘束。难怪有的同志说,子长同志是见面熟,他到农村去,很快就能和老太太拉上话,问鸡下不下蛋,像是自家人一样。白军也说,谢子长是个“擦子”,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擦”红一片(指分化瓦解白军)。

  在南梁堡附近,我们住了一个冬天,部队利用同甘军陈湉璋部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的统战关系,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初步整顿。部队编为3个大队,由刘志丹同志带一个大队,阎红彦同志带一个大队,还有师储杰带一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有三四个分队,相当于一个小团的建制,实际上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刘志丹同志的那个大队有3个大队,大队长是赵连壁(小名叫二娃)、杨丕胜、贾生财。师储杰大队人多枪多,他手下的大队长是马洪英、白春华、焦志明(都曾是一些保送大烟土的商人武装组织成员)。我们委派或指定共产党员白雪山、雷思钧、陈玉清同志进去担任指导员,以加强政治工作,整顿部队。我在阎红彦的这个大队任分队长,全队有200人,骨干都是原晋西游击队的同志,子长同志就跟我们住在一起。

  当时,部队还没有指挥部办事机关,只是确定由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远统一指挥,后来才组成了总指挥部。腊月天,我们接到省委指示,部队离开南梁,经子午岭,向甘肃正宁三甲塬一带转移。路过任家堡子时,遇到了反动土豪的抵抗,土豪有10多条枪,加上堡子里的老百姓在土豪的蒙骗下,也扔出砖头石块打我们。命令还没下,部队已经一窝蜂似地攻了上去,拿下堡子,结果打、砸、抢了个一踏糊涂。堡子里的男人被打死打伤不少,女人被强奸,大姑娘吓得用烟煤灰把脸摸得黑黑的,有的姑娘跑到二大队被我们保护起来。尤其是后来赵二娃带人抢老百姓的牲口财物,强奸妇女,群众纷纷跑来告状。这下,可把子长同志气坏了。他说:“这哪里像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当即,子长同志召集二大队积极分子会议,我记得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子长同志作了动员。他说:“我们这个部队纪律这样差,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他还特意点了赵二娃的名。

  子长同志动员以后,下决心整顿部队,解决赵二娃的问题。部队集合后,按预先布置,我们二大队站在队伍的前头,白锡林、阎红彦就站在赵二娃的身边。子长、志丹都背着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子长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说着,子长同志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赵二娃刚要反抗,就被站在他身边的白锡林一枪打倒。其他人听说缴械,丢下一二十条枪都吓跑了。这时,我看到志丹站在土台子上一动不动。表情严肃镇定。直到后来,我也没有听到志丹对此事表示过什么。据我看,志丹同志是知道这件事的。

  任家堡子事件给了部队很大教育。经过整顿部队纪律更加严明。虽然不久师储杰叛变投敌,但在子长的领导下,部队情绪一直很稳定。

  二、1932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根据陕西省委指示,我们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部队仍然编为3个大队。过罢年后没几天,在正宁县三甲塬的细嘴子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还是3个大队,由子长任总指挥,志丹任副总指挥。记得志丹当时不在。游击队成立那天,近千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细嘴子村的旷地里,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樱枪闪闪发亮,每个红军战士的脖子上都系着红带子,战马的头上挽着红绸子,昂扬的战歌声,宏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显得威武雄壮。正宁、旬邑一带的农民有的抬着猪羊,有的吹着唢呐,从四面八方赶来庆贺。在成立大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志卿、旬邑县代表伍伯昌和子长都讲了话。子长讲话时,神态从容自然,讲得生动实际,通俗易懂,战士们听了受到很大鼓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伍伯昌代表地方党和群众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大旗授给子长时,只见子长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子长削瘦的身体在红旗的映衬下显得威武坚强。望着这面在陕甘高原上第一次飘扬起来的革命红旗,我和同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游击队成立后,我记得部队搞过一次武装暴动。夜里,我们四面出击,悄悄摸进织田镇,骑兵在镇子周围逮捕了反动区长和民团头子,捣毁了敌区公所,捉来不少土豪,由我们警卫队押着在街上来回游了几趟。子长立即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成立农民协会,当众烧了区公所的文书、帐本、地主的契约,穷苦百姓真是扬眉吐气,奔走相告。这一行动,使敌人恐慌不安,驻旬邑的军阀部队立即调来一个营(营长姓卢),纠集彬县、长武的民团千余人向我扑来。

  敌军中有个连长叫李明轩,是我地下党员,山东人。以前部队派我带两名战士曾去过他的驻地旬邑县,我们拿十几匹牲口换了几箱弹药回来。这一次,他事先派人给子长送来一封信,将敌人的作战部署统统告诉了我们。子长看信以后,抓紧战机,当即命令部队连夜撤至织田镇以东20里的羊坡头,占领有利地形,埋伏起来,要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在织田镇扑空以后,即向羊坡头进发。只见敌人从西面黑压压地扑来。子长指挥部队迅速从隐蔽的坎坎中跃出,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他身先士卒,带领战士冲人敌群。这时,我们用冲锋枪集中火力扫射敌人,杀伤敌人先头主力,接着友邻部队迂回攻入敌阵,敌人顿时混乱,李明轩借机上马,掉头就跑,大喊:“红军来了,跑呀!”敌人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我将士跟踪追击,一直追到旬邑城跟前,毙俘敌人300余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羊坡头大捷,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迅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此后,子长率领部队由旬邑的清水塬南下耀县照金镇,沿途消灭了一部分民团,来到通往韩城的交通要道——柳林的香山庙。

  香山庙是陕西有名的娘娘庙之一。庙宇从沟底一直修到山顶,地势险要。庙里住着200多个尼姑、和尚。他们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牛羊,囤积大批粮食、金银财物,还存有不少大烟土,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庙里的和尚处处欺骗坑害百姓,群众进去烧香,每次要两块白洋。我们在庙里弄了好多粮食分给附近的贫苦饥民。子长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队委会议,总结作战和开展群众工作的经验,讨论省委的指示,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提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坚决走毛泽东同志指引的井岗山道路。

  三、3月,我们离开香山庙之后,又东跨桥山,在焦家坪包围了宜君民团。我们的骑兵进去时,民团30多人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尔后,子长率领部队兜了一个圈子,回到离三甲塬不远的寺林塬、湫头塬,发动群众,建立革委会,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牲畜、粮食,将之分给贫苦农民,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陕甘游击队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壮大,分为三、五两个支队,由刘志丹、阎红彦同志分任支队长。

  这时,乘陕军与甘军混战陇东之机,子长指挥部队围困三合镇,开辟革命根据地。

  三合镇离三甲塬不远。这个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曾经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这里的赤卫军和群众拿起大刀长矛,配合我们作战,把堡子里敌人的两个骑兵连团团围住,我警卫大队驻在东关,三支队二大队队长高岗带的人驻在西北面,南面也是我们的人。当部队把敌人包围后,附近群众每天按时给我们送饭送水,我们一直围了十来天,敌人被我围困得断水缺粮。根据当时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把三合镇围攻下来。但是,后来由于敌人突然向三合增兵,加之我们城镇作战经验不多,巷道交通不熟悉,致使三合镇没有攻下。一天,敌人的一股骑兵突然打了进来,高岗没有顶住,敌人一下子跑到我们阵地上来。我们立即开枪,把敌人顶下去。

  紧接着,敌人增兵。子长派强龙光带两名战士命令高岗撤退,等强龙光骑马来到高岗驻地时,高岗早就撤走了。高岗看到几个骑兵过来,以为是敌人的骑兵来了,吓得慌作一团。当时我正担任警戒,发现高岗乱跑,就问他:“你跑什么?”他嘴里吱吱唔唔,等到近前一看,是强龙光来了,他才停住脚步,伸手一摸,枪也丢得没影了。

  这时,子长指挥部队已经撤到离此地一二十里的庄子上。第二天拂晓,部队在一个高原坎坎下面隐蔽起来,准备伏击敌人。在战斗打响以前,子长下令:“敌人不到30米,不准打枪!”一阵工夫,敌人的马队远远而来,黑压压的一片,敌人的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走在最前头。我身边的两个50多岁的老兵枪法很准,其中一个说:我一枪非把那个当官的打下来不可。话音没落,他已经扣动板机,只听“砰”的一声,远处敌人的指挥官便倒栽葱似地掉下马来。子长从隐蔽的沟坎中跃出,一马当先,发起冲锋。敌人见指挥官已死,乱作一团,我军越打越猛,敌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我军一路追杀到正宁城根,缴获了几十匹好马,还有不少枪支武器。

  跟子长打仗,我感到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下命令坚决果断,硬攻不犹豫,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很勇敢。三合战斗以后,部队离开寺林塬,又奔袭旬邑县城。部队虽然连日行军打仗,疲劳得要命,但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子长组织火力,下达攻城命令,他自己带着云梯冲在最前头。我带一个冲锋枪班担任前卫,有一二十个神枪手打的敌人在城楼上站不住脚,纷纷往回缩。这时,只见子长带着几个战士迅速插到城下,搭起云梯,命令连环枪掩护,一个战士登上了城墙,由于西城楼未攻克,无法立足,结果跳进城里。接着,第二个爬上城墙的战士也难以立足,纵身蹿进墙豁口,端起冲锋枪,对准西门楼连打几梭子,几个敌人被打死,其余的便蜂拥着往下逃。我又扔出两颗手榴弹,敌人吱哩哇啦乱叫,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跳进城里的战士迅速打开城门。我们一拥而人,占领城楼,插上红旗,全歼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我们还打开监狱,放了犯人,杀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长。下午,部队撤出城外。

  打开旬邑县城,这是陕甘游击队破天荒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在西北产生了很大影响,广大游击队员和贫苦百姓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可是,就在欢庆胜利的时刻,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部队,给陕甘游击队带来了危机。记得他一来,先给我们作了一次形势报告,接着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批评子长没有攻下三合,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还在党内搞无限上纲,以势压人,进行宗派活动,错误地批斗了子长,并且撤了子长的职,强令子长离开部队,到甘肃去搞兵运工作。

  子长平日跟战士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大家在一起就像亲兄弟一样。说句心里话,我真舍不得他走。可是,子长宁肯自己受委屈,也要顾全大局。离开部队时,子长和大家一一握别,我和同志们依依不舍,一直把他护送到西兰公路,看他把礼帽、大褂穿戴起来才挥泪而别。

  四、子长走后不久,我也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这一时期,我听说子长在甘肃工作得很出色,他领导和组织了靖远起义,又组织西华池新编十一旅某连长、地下党员高鹏飞率领170多人起义,与陕甘游击队胜利会合,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这是西北兵运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我还听说,李艮来到游击队,强令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塬子,下令20天分完土地,使部队连连受挫,损失很大,许多战士纷纷起来要把李艮撵走。为了扭转陕甘游击队的危难局面,省委又把子长请回来任总指挥,不仅使部队战胜了艰难险阻,恢复了元气,而且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我还听说,1932年,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撤掉了子长、志丹的职务,强令他们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子长同杜衡据理力争,并以革命利益为重,再三要求留下志丹。接着,杜衡在转角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杜衡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当时红二十六军只有一个团)。杜衡虽然勉强同意留下志丹,却不给他分配重要工作。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等同志被迫离开陕甘以后,杜衡又强令红二团南下商南,结果部队在蓝田遭强敌袭击,在激战中部队被打散,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杜衡在部队到达三原武字区时,临阵脱逃,跑回西安,不久被捕叛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历尽艰险,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突出重围,返回照金苏区。

  1932年夏,子长由上海调往中央北方局,被派往吉鸿昌同志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子长协助许权中师长带领部队在长城以北英勇作战,抗日同盟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强龙光、高鹏飞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1934年农历二三月间,子长以中央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秘密回家乡——陕北安定县。

  子长首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并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了恢复一支队的工作。他把刘明山、南贵臣、李海、陈文波、薛兰亭等散失后相继归来的同志聚合起来,找回埋藏的枪支,杀了一个名叫韩九成的坏蛋,在刘家圪崂宣布,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

  一支队恢复后,子长写信与志丹取得联系。志丹派人送来200块大洋,帮助支队渡过难关。随之,一支队在子长的领导下,打土豪、除恶霸,采取夜战、奇袭等方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子长同志还收编了庆阳东山游击队的一些力量,使一支队迅速发展壮大。原来投降民团的一些人也纷纷跑了回来。子长宽宏大量,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

  1934年夏,我去一支队时,一支队又恢复到二三百人。贺晋年任政委兼支队长,路文昌任参谋长,李宗贵同志也回来了,这就加强了部队的领导,使一支队成为陕北一支力量集中、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这一时期,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领导下,陕北各地的武装斗争也风起云涌。除一支队外,有绥德的二支队、五支队,神府的三支队,佳县的四支队、六支队,宜川的九支队。与此同时,地方党政工作也十分活跃,各种群众组织相继成立,赤卫队也有了很大发展。一时间,陕北简直闹红了。

  1934年5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王家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把各根据地连成一片。7月,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子长任总指挥。紧接着,在上千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又有敌军中地下党员的策应,子长指挥一、二、五支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占领了敌县政府,杀了一批坏蛋,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物资。然后,部队撤到城外,拉上南山。敌人派两个连追击我们,只见赤卫队在山上遍插红旗,呐喊助阵,敌不敢再进,只好退了回去。打开安定县城,这是陕北红军战争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队和陕北人民,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

  此后,我在吴堡接到陕北特委指示,要我和高朗亭同志抽几支短枪到安定县。高朗亭从神府来找我,当我带了四五支驳克枪来到安定县的李家岔时,子长和郭洪涛已带一、二、五支队去了南梁。遗憾的是,这次到南梁,我没去成。后来我听说,子长率部与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胜利会师,并在阎家洼召开联席会议,清算了高岗品质恶劣、腐化堕落、临阵脱逃等错误,撤了高岗的政委职务;讨论了两支部队如何发动群众,协同作战,进一步扩大苏区等问题。会议决定,派四十二师第三团回师陕北,配合广大军民粉碎敌人“围剿”,并决定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

  子长回到陕北,带领部队转战安定、清涧一带,连打胜仗,部队走一路,人民群众欢迎一路。路旁、树上、墙上都贴着红绿纸写的标语:“欢迎老红军回来!”“欢迎谢青天!”陕北再次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主动帮助我们放哨、煮饭、杀猪、宰羊。过春节时,子长让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羊肉分给穷苦百姓。因此,子长深得群众爱戴。当时,在陕北群众中普遍传颂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县,“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了刘志丹。

  老刘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五、1934年8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发动了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子长指挥部队灵活果断,同敌人在安定、清涧一带周旋。记得我们在安定景武家塌歼敌两个排,打了胜仗。路过安定北区强世清同志被俘的地方时,子长同志立即命令部队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致哀。子长同志还在队前讲了话,他说:“强龙光、强世清、强世光弟兄三人,还有白德胜、任志珍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子长对牺牲了的战友念念不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紧接着就是河口战斗。我记得这是一个夜晚,天下着雨。子长下达攻击命令。佳县四支队在刘子义带领下冲上山去,击溃敌人,占领了山头阵地。不幸的是,刘子义腿负重伤,被抬了下来。四支队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动放弃山头阵地,一轰而下,敌人趁机重占山头。我军在平坦坡地进行攻坚,打了好长时间没有攻下,还伤亡了几个同志,直到上午,我见子长倒在一个坡坡上一声不吭。当时,子长已经负伤,可是我没有发现,还气呼呼地对子长说:“这么个鬼地方,我们千把人打不下他两个连,趁下雨,我们再攻一次,不信打不下。”子长听后,叫我把各支队领导找来,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会儿,再次发起冲锋,仍然没有攻克,但给了敌人很大打击。下午,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王家沟。此时敌人也放弃河口,逃回清涧县城。

  子长负伤后仍然随军行动,指挥作战。部队回到安定县的李家岔,与敌人高双成部的一个营遭遇。子长又去指挥部队在南山上同敌人打了好几个小时,我军虽有点伤亡,但对敌人杀伤很大。天快黑时,敌人扔下不少尸体、武器逃跑了。接着,我们再次攻入安定县城,消灭了安定民团。在崖窑沟,子长宣布以一支队为基础成立陕北红一团,由贺晋年任团长,我任政委,路文昌任参谋长。随后,红二团、三团和五团也相继成立。10月间,子长病情严重,再也无法坚持工作,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到杨道峁村养伤。敌人时刻在侦探子长的行迹,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他,给他送东西吃。为了避开敌人的追踪,我们把子长从杨道峁转移到周家岘,又转移到灯栈湾。

  1934年冬,志丹来到安定县灯栈湾探望子长。志丹紧紧握住他的手,摸着他盖的薄被子,深情地说:“你的被子太烂了,应当换个好的。”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烂一点不要紧。”志丹告诉子长,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请他担任军委主席。子长连忙说:“不!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两人互相谦让起来。以后在选举中,同志们考虑到子长正在病中,建议由志丹担任主席。志丹坚决表示:“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

  1935年2月,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子长时,子长的侄女婿、红一团一连连长陈文波、子长的爱人冼秀英在照顾他。他的伤势已经恶化,又染上肺痨病,呼吸困难,白天黑夜都得坐着,不能睡觉。他见我们来,让我们坐到炕边,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们住的这个山圪垃子……敌人什么都不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了……革命任务还没完成……要继续战斗……革命到底!”我和几个同志都流下泪来。

  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和子长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一年的2月21日,子长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噩耗传来,我和同志们都万分悲痛。

  子长从青年时期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他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不怕挫折、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子长的家庭是个革命的家庭,被人们誉为“满家红”。从1932年到1936年,他一家有9个亲人在战场上和刑场上英勇牺牲。子长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在西北广大党员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他的家乡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永志纪念。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子长的亲属谢绍业,给子长同志以很高的评价,勉励其亲属继承子长的未竟事业。同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在子长的家乡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同志曾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并亲自为子长同志写下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子长修建了陵墓,还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同志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朱德同志也题了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仆后继”。

  子长同志的英名永垂青史,永远活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心中。黄怀远整理

  来源:宁夏政协网 

纪念谢子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马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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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子长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陕北人民的革命领袖,同刘志丹同志一样,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97年1月19日,是谢子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当年同子长同志一道战斗过的西北老同志,更加怀念老谢,他的光辉战斗业绩和崇高革命精神,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又一次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我与谢子长同志直接交往的时间不多,但对他的事迹很了解,他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家乡安定一带组建革命武装、领导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整个陕北地区都传颂着“谢青天”办农会、打土豪劣绅的故事。我在米脂西南区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也受到过安定农民运动的启发。1929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第一次全委扩大会,我在此会上首次见到了子长同志,他穿着简朴,平易近人,讲起话来充满革命激情,善于阐述自己的见解,令人心悦诚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31年秋冬时节,我担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任家砭小学教师。当时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来到我住的地方。在相聚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从兵运工作谈到地方工作,从复杂严酷的现实斗争,谈到革命事业的发展、辉煌壮丽的未来,甚至还谈到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一连几天几夜,我们都在那孔土窑洞里交谈。与此同时,当地各村景仰他的许多农民前来看望他,并和他亲切地交谈。这次见面,我对谢子长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党的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热情奔放和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话语,我至今铭记在心。他同农民群众那种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关系感人至深。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我们虽然再没机会见面,但一直保持着联系,相互一直关注着,在异常艰险的境况下坚决从事革命活动,心灵总是相通的。

  谢子长同志热爱真理,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革命真理。他少年时期便积极探索真理,立志救国救民。学生时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活动。1922年秋,他怀着改革旧社会、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毕业后回安定县创办民团,练兵习武,竭尽全力“除豪霸、振衰弱”。为了寻求革命道路,他1925年只身赴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安定后,即在陕北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武装活动,自己当上了驻军连长,并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惩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人民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影响遍及陕北。

  谢子长同志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回的顽强斗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白色恐怖笼罩陕北。谢子长同志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依靠党组织领导,同强敌针锋相对展开斗争。他与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子长同志毫不气馁,接着又南下参与了渭华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影响深远,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谢子长同志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忠于革命、忠于党。他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然而,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杜衡(后背叛革命),曾两次错误地撤销他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在蒙受冤屈之际,他毫不灰心,保持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组织兵变和游击队活动,并于1933年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到吉鸿昌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底,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委任他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风尘仆仆地回到陕北,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支持下恢复和扩大了红一支队,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指挥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阀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并进行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的工作。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西北红军和苏区。此后不久,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同志伤情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令人欣慰的是西北人民没有忘记他。有一首红色歌谣仍然流传于陕甘人民中间:“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人民敬仰老谢,人民怀念老谢。老谢与老刘(刘志丹)一道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为西北地区以至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两次题词,称赞谢子长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谢子长同志有很高的评价。谢子长烈士的革命事迹至今仍在陕、甘一带的人民中间流传。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西北人民心中。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也应当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在一些党政干部中还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还存在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在一部分青少年中出现了理想淡化、信念动摇、道德滑坡等不良倾向。所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文化科学,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措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纲领性文献。在举国上下认真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我们纪念谢子长同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谢子长同志的故乡陕西省的同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宣传谢子长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上做了许多工作。1994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大力支持和一些老同志的关怀下,两位年轻的党史工作者撰写了《谢子长》一书,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书名,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两种版本出版发行,并列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丛书之一。书中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谢子长烈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战斗生涯,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纪念谢子长烈士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向广大的青少年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认真了解谢子长同志的革命事迹,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改造世界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来源:《人民日报> 1997年02月25日 

谢子长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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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起,先后在西安省立第一中学、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后在家乡创办小学。1922年秋,考入阎锡山举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春,回安定组建县民团,任团总。曾惩治被群众称为“狼家父子”的恶霸地主和为非作歹的土豪绅差。后为探求革命真理,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到天津、北京等地,接受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等的影响,参加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家乡重任县民团团总,进行革命活动。1926年,把县民团编入陕北军阀井岳秀所属石谦部,任连长,并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中共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发展党的组织。

  1927年春,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事支部,任委员,并当选为安定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他利用合法身份,协助上级党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和县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及天足会、讲演团,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领导全县人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曾拘禁和审判大土豪,驱逐大高利贷者,宣布欠债作废、废除苛捐杂税,被当地群众称为“谢青天”。大革命失败后,任陕北军事委员会和石谦旅中共党团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与唐澍、李象九等领导发动清涧起义。任起义军一营营长。后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任副指挥,参与指挥起义部队转战韩城、宜川一带。

  1928年2月,起义失败后去洛南许权中旅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新成立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率部与国民军多次激战,起义失败后,受国民党的全国通缉,他秘密返回家乡,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开展革命斗争,坚定地表示:“革命就得不怕死,就得能吃苦。”先后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到宜川凤凰山争取和改造土匪武装,在陕甘宁国民党地方部队苏雨生部任团长、旅长,在谭世林部任营长、团长,开展兵运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陕甘一带党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他被任命为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与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取得职田镇大捷,相继消灭国民党旬邑、彬县、长武、宜君的民团,击溃敌一个营的富平、耀县、铜川三县民团两次进攻,使红军影响迅速扩大。4月,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人撤销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国民党军警备三旅做兵运工作。组织领导5月的靖远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总指挥。7月,领导甘肃合水县新编警备十一旅一个连起义。8月,回陕甘游击队,复任总指挥职,在照金地区重创敌军,扭转了游击队的困难处境。12月,再次被撤销职务,送上海中共中央局“受训”。1933年夏,奉派往张家口,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11月,被派任中共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

  1934年初,回到陕北领导游击战争。他迅速恢复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建立安定、延川革命根据地,随后又新建了陕北游击队第四、五支队。他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7月,领导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兼任总指挥。曾率部攻入安定县城,解救出被关押的300多名党员和群众。不久,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他又兼任该师政治委员。率部连续取得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圪台和清涧河口战斗的胜利,随后不顾重伤在身,率部在安定董家寺击溃敌一个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发展了根据地和红军。

  1935年2月5日,被任命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同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在弥留之际勉励同志们革命到底。为纪念他,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在安定白庙岔建“子长县”。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在其家乡修建了烈士墓。1942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将安定县命名为“子长县”。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筑了烈士陵园。毛泽东曾4次为烈士题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也为烈士题词。 

闪光的红星
——忆谢子长同志
贺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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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长同志和我是同乡,都是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我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安定县城有个团总叫谢子长,别的团总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谢子长却专门为大家办好事。我到瓦窑堡念书时,正赶上谢子长带领十二连回安定驻防。我在群众大会上听谢子长讲过话,觉得这个人的言行同其他一些穿军装的人不一般,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我通过谢子长同志的所作所为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安定县长贪污教育费,谢子长动员瓦窑堡高小的儿童团斗争了他,使他的威风扫地。谢子长号召群众像毛泽东在南方那样组织农会,把收税权和其他权利夺过来。就是在谢子长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8年5月,我在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辗转陕西、甘肃,参加党领导的兵运工作。直到1933年冬才回到陕北。

  那时陕北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原红一支队的负责人相继牺牲,革命武装遭受挫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子长同志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任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

  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34年7月8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郭洪涛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随后,游击队便攻打了安定县城,救出了200多名被捕的同志。

  1934年夏,陕北军阀井岳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子长同志决定带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到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会师。7月25日到达南梁地区的栾家崖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还邀请他们参观了黎园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苏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向陕北游击队赠送了300多支步枪。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谢子长、刘志丹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不久,子长同志率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北上。8月15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

  1934年7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机,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对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并推行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亡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8月17日,驻石湾镇的敌八十六师姜梅生团以一个连兵力窜入一个叫景武塌的小山村。子长同志得知后,决心抓住战机,消灭这伙孤军深入之敌。他召集领导同志缜密地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由王世泰同志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我带领一、二、五支队助攻。

  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景武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下来,占领了垴畔山。然后居高临下地扔了一通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同时,我带一、二、五支队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负隅顽抗的敌人大都做了刀下之鬼。有十几个漏网之敌向南逃窜,跑到一块苎麻地里,被游击队追上去消灭了。

  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长短枪100多支,俘虏敌人七八十名。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景武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党的组织也公开了,妇女会、儿童团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除几个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开始形成。

  战后,子长同志率领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玉家湾稍事休整,遂挥戈东进,以捕捉战机。

  8月23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

  8月26日,夜袭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按当时红军的装备和训练程度,攻打敌人设防的城镇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一定强攻,河口镇也不是拿不下来,但伤亡会很大。加之子长同志又在战斗中负了伤,故我军撤出了战斗。河口战斗,虽未全歼敌人,但重创了守敌一个连,吓得敌人第二天就放弃了河口,逃回了清涧县城,河口镇亦被解放。

  河口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子长同志带伤指挥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连。至此,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9月18日,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子长同志在安定崖窑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红一团成立,并任命我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同志为团政委。子长同志还亲自向我授了军旗。以后不久,陕北游击队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0月间,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子长同志听说后,不顾自己受伤后的疼痛,第二天就骑马到玉家渠来看望我。我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炕上,身边放一碗用来洗伤口的白开水。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药品,白开水加点盐就是全部医药。我见子长同志进来,真是又惊又喜,使劲用胳膊支着身子坐起来。子长同志忙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的很紧张!”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子长同志也负了伤,而且由于得不到医治,伤势不断恶化。骑马走这么一段路来看我,要忍受多大的伤痛折磨啊!我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有伤着肠子,你放心吧!”子长同志看到我用白开水洗伤口,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了,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锰氧来。”我知道,子长同志自己负了伤,也没有弄点药来治疗,他却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

  房东老乡见到子长同志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给他做顿面条吃。老乡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白面掺豆面,做了两碗面条,端给子长和我。在当时,这可是最高级的招待了。那天的面条做得有点硬,我知道子长同志有胃病,就劝他说:“吃着不舒服,就不要吃了。”子长同志感情真挚地说:“老乡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不吃,会伤他们的心的。”他用筷子指了指面条,风趣地说:“它就是铁条我也要把它吃下去。”

  大约到10月底,我的伤逐渐好了,可以骑马了。一天,子长同志和我骑马到村外散心。那天,子长同志的兴致很高,话锋甚健。在谈到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时,他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来陕西,这样敌人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必然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高桂滋。”还谈到了陕北根据地近两三个月来的大发展,谈到他的伤养好后如何带领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等等。子长同志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大的发展,我看不然。陕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像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言语之中,子长同志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的伤口痊愈后,到灯盏湾向谢子长同志告别,准备归队。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身体十分消瘦。他躺在炕上,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要我到安塞县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子长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式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我回到部队后,带领红一团到离吊儿沟民团驻地1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派人把薛应昌找来,转达了子长同志的那番话。薛应昌和我在上中学时就很熟悉,当时,他答应春节时一定把队伍拉出来。但是后来他竟自食其言,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子长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身体十分虚弱,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发展到走路也困难了。一天,同志们抬着子长向柳沟转移。途中,子长同志要喝水,同志们便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家很穷,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见到这种情景,子长同志心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小声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把我那床棉被给老乡留下!”大家知道子长同志就这一床棉被,身体又这样弱,大冬天没有棉被怎么行?便对他说:“你就这一床棉被,留给老乡,到柳沟就没有盖的了。”子长同志坚定地说:“我好办,到柳沟你们给我找一件羊皮就行了!”同志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照他的话办,把棉被给了老乡。老乡坚持不收,子长和同志们又一再劝说,老乡才激动地流着眼泪,收下了棉被,子长同志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这是当年流传在陕北的一首民歌中的歌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爱戴自己的领袖谢子长的心情,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两句歌词。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出现了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他们如同星河,闪烁在万里长空之上。子长同志就是其中一颗明亮的红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景仰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