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张闻天

张闻天(1900—1976),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上海市南汇区)的殷实农户家庭,曾就读于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小学,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北京公共汽车月票上的张闻天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国科学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当然也体现了一些弱项,这些弱项甚至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张闻天故居
  1900年8月30日,张闻天出生于南汇施湾镇(现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张家宅。张闻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两边厢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显示房屋主人有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间,两侧厢房各两间,在西厢房外侧有杂用房四间,共十三间。这十三间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后建厢房,再建杂房。故居中间是青砖铺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结构门亭,古称秀才亭,亭上有陈云同志题写的匾额,亭前有两块用绿篱笆围的菜地;屋后原为水流潺潺作响的宅河沟,沟边有翠竹、绿树,放有水车等农具。随着岁月变迁,宅河沟逐渐形成砚台状的小和沟,现称砚台沟。沟边是张闻天少年时代经常与小伙伴读书、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间是客堂称孝友堂,是张氏族邀请至亲好友聚会议事之处。右侧是卧室,陈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帐以及梳妆台、脚箱、开门厨等家具。这儿是张闻天出生和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书房里陈列有小木床、书桌、书架和笔墨纸砚等文具用品,这儿是张闻天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故居建筑面积共488平方米,占地面积686平方米。
  张闻天八岁时就被送到离家七里外康家宅寄读,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十三岁进入南汇县城内第一高等小学,十六岁考入吴淞中学。他从小生长在海塘边,目睹灾害给家乡带来的悲惨情景。他从小就立志要学清代钦琏为家乡人民造福。十七岁那年他就离开中学转考当时设在南京的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工程人才的“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8月发表《社会问题》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成为南京地区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他赴日留学,1922年又赴美国勤工俭学。他一面在旧金山的中文报社当编译,一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自修。1924年回国,开始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后来又去重庆任师范学校教师,主编《南鸿》周刊。由于他毫不妥协地反对封建势力,逐被军阀驱逐出川。
  1925年6月在上海五卅运动中,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积极参加反对托派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1931年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在随后四年中他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华苏维埃主席。1934年10月张闻天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挺身而出,彻底摒弃王明的“左”倾主义路线,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为挽救党和红军,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他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曾担任过辽东省委书记。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先后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因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降职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任“特约研究员”。“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去世,享年76岁。
  张闻天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光辉一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庐山罢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终胸怀坦荡,公而忘私,忠于革命。他一生俭朴不为名利,他的儿子张虹生,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几十年一直默默无闻。临终时张闻天把历年来积蓄的四万元全部交了党费,没有给子女留下分文。张闻天夫人刘英2002年8月去世前也留下遗嘱:张闻天所有版权交给国家,家中所有存款交最后一次党费。表现了共产党人公而忘私,清白廉洁的高贵品质。
  1979年在张闻天含冤去世三年后,党中央为张闻天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作出了充分肯定。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专款对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修缮。张闻天故居现被列为上海市旅游局推荐观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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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1900年8月生,上海浦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1938年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新华社北京3月2日电)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曾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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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历史事实是,中共自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必然原因(详下)是不重视和大致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胜过西方多部宣扬人道主义的奇书。对这些,我们当然是必须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自中共成立前后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个知名饱学之士,约20年间,确实未曾做这一工作。反过来,倒是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占绝对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决不是哪个人的过错或犯了什么极“左”错误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不能出现这个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是在反对旧道德、旧传统、旧文化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的,它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它的第一批领导人和发起者们,当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口号声中出现的。既然如此,还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教、道德等观念中有什么好的东西么(中国元老级共产党人,作为个人爱好,大都喜欢史书和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第二,他们当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还不大可能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人类文明的既批判又十分尊重的态度,更不知道列宁在几篇重要文章中,强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号召(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是1939年在延安才由王实味译出发表的)。

  第三,这种对旧传统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在世界史上,几乎一切启蒙革命家都是如此。中国当时一些思想界的猛士几乎都是无视以至仇视旧传统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是他们的极大贡献,无此精神即无法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明古学的人,讲的话越激烈。例如,鲁迅有大量反对中医、中国传统剧、线装古书的文章,其实,这些都只能证明他拥护科学、提倡创造、反对限制思想自由的坚决态度。鲁迅说过:我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敌人以死命。(大意)当时,有一些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人们只知道鲁迅十分反对京戏,却不大知道胡适见诸文字的更加反对京戏。精通文字学的钱玄同和他的某些同道,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理论。这些当然都是过激的、不现实的,因而也就是并不正确的思想。但这些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界的英雄都是提倡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科学的、创造的新文化的猛将。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当笑话他们,而应当十分尊敬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就是鲁迅称颂的“这样的”好战士!今天有些人说“五四”过左、过激,甚至有人说“文革”就是“五四”“过激”思想的发展等,真是无法与之理论。“五四”时那么强调的自由、民主、科学、创造、个性解放……怎么能够成为要把专政发展到每家每户的“文革”呢?“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百分之两百的反动,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呢?还有所谓责备“救亡压倒启蒙”说,也很滑稽,日本的军刀已经架到中华民族的脖子上了,你还不奋起救亡,那就只有等待日本军刀砍下来一下子就彻底启你的蒙了。这类东西,近乎儿戏,竟在学术论坛上大讲特讲,俨然成派,尚何言哉!

  在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在1925年前后兴起的第二代革命家,如张闻天、李一氓、杜国、吕振羽(当然也包括那时期入党的康生、陈伯达)等;以及更晚一些入党的如范文澜、齐燕铭、邓拓等,当然还有一位贯穿这个时期全期更著名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他们都是精于国学或于国学很有根底的人物,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均未发表过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

  而这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人有过什么错误。因为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提出这种意见。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其实国民党当权集团均是右派或其附庸)的代表理论家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就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全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此后,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满足于以戴季陶主义来代替孙中山主义,于是就改由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宣传的墨索里尼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来充三民主义。同时期,蒋介石又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主要利用的又是中国的旧东西,如礼义廉耻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在1927年—1937年时期,中共和一切左翼进步人士,不得不同蒋介石划清界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去发扬其优良部分了。这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发扬,以便更加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张闻天便是迅速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迅速予以根本转变的中共第一个历史人物。

  张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在延安的两次大型演讲中。一次是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另一次是同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论待人接物问题》,后者特别重要,本文要谈的主要是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前者大概是共产党人第一次谈“修养”二字,这本身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修养”二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大体上是偏于主观世界方面的,即内心修养的问题。这就同只讲革命斗争、革命锻炼有所不同了。这篇演讲已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的一些合理的内涵了,张闻天是把这种内心修养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把儒家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给予了革命的改造。用一句老话说,这篇文章就已经是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革命的内容了,而且这二者在此文中已是结合得相当紧密的了。笔者当时是听这个讲演的台下一千多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那么多活跃的、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们,在露天风沙中,一片鸦雀无声,可见其感人之深,把青年们的身心全吸引住了。

  关键的是第二篇,即7月26日在抗大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题目其实是不大确切的,实际上应该是“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才更确切。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被提出,而且又是出自当时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之口,它的历史意义就特别巨大了。这就使全党以至于一切民主进步人士都知道,从此以后对待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正确态度了。

  严格地说,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引经据典地(当然,很多引文是以后发表时才加上去的)阐述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最适合的场所。看来,张闻天是久有此意,不能不借此机会早日表露,以便公开发表,迅速传布全国。

  这篇演说,确实未曾谈多少抗日战争问题,而是大量谈如何认识、接受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问题。这就一改“五四”以来20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了。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对以后的影响之深远,它所起的最良好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篇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带头发难并猛批此文的,正是当时在整风中地位只次于毛泽东的康生。因为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是毛泽东,日常执行领导整风工作的是副主任康生。

  闻天同志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从先秦诸子到宋代名儒,为数甚,此处自然只能略引一二,以资佐证。以下分为小点,择要介绍张文的主要内容。省略之处自然很多,选用也不一定全抓住了要点。即以下述介绍而论,已可见张文之博大于一斑了。张当时37岁。

  第一,一切问题必须考虑民族的特点。这是张演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张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提出,在中国进行革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要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他说:革命者在中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和特点”。要“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他声明,演讲的全文只是“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第二,张是第一个提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人。张说,任何人都应善于作自我批评,也应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避免兴亡勃忽的根本条件。张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彻底,也较详,这里只能引用他其中的一小段话:“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喜欢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所谓‘商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黄炎培老先生在六七年之后,在延安也重提这个问题。黄、张是小同乡,均是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黄故居在旧川沙县城内,张靠海边,二处相距约二三十华里。

  第三,张提倡要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真诚坦白,实行恕道。张在讲演中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做到“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因此,他又说“在抗日的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这是举例,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在其他时期与工作中是不是就不要考虑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呢?建国后我们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合法”地打掉5%左右的人,打来打去,没有挨过整的人还有几个呢?张闻天在文中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张闻天主张“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

  第四,张主张要适当地实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无非是反对走极端的意思,因此,张闻天主张即使在党内斗争中也要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张对此讲了一段精彩意见。他说,“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这就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所谓‘强哉矫’的立场。……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

  第五,张闻天强调为政者必须亲贤臣,远小人,反之就一定败亡。这个意思他讲的特别痛快淋漓,张说:“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地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结果,都乱亡其国。”“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盈贯的魏忠贤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放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说得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张写这段话时看来是很动感情的,文章也精彩,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触之深。

  第六,张文很强调反对骄傲自大。提倡谦逊和气,尊重他人。这个问题,他也讲得自然而充分,这同他本人长期以来的基本作风很相近,恐怕是一个基本原因。他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孔子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的工作对象,才能虚心地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批评,改正自己工作的错误与缺点。”张认为,在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张闻天认为谦逊和气决不是个外表态度问题,“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这样来看待谦逊和气问题的,张闻天恐怕是第一人,这显然是由于他的特殊体会和长期修身做人的基本态度所致。张认为谦逊和气是表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不一定是定论,但随时记住张的提示,却是十分需要的。

  张说:“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的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所以能讲的这么好,首先恐怕是由于他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的原故。

  第七,张强调任何人均应善于纳谏,要听得进逆耳忠言。他说:“李世民(唐太宗)说过以下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把人们对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这段话,现在有的人看了可能以为是意有所指的。其实,当时是绝对没有,这不过是在发表他固有的一个基本观点罢了。

  第八,张强调为政者必须“言而有信”,反对“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张说,革命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之特别重要,大家可谓体会特深了。

  第九,张坚决反对愚民政策,认为愚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说:“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愚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头脑也不准使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可是中国人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知道的,在全世界大概是唯一或唯二的。

  第十,张强调要接受先贤遗教,对人民要有“己饥己溺”、“摩顶放踵”的精神。张说,“禹思天下有饥苦,由己饥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同——原注)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中国古代劳动大众伟大的代表——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引者按:墨子学说主张的性质,属于学术上争鸣的问题,郭沫若是相反意见的主要代表。)

  第十一,张提倡革命党人要有伟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不能以公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人。他说,“革命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公式里去”,“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张闻天在这里是一个假设,不料后来竟在中国长时间出现过这种局面。

  第十二,领导者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能乱来。张说,“‘暴虎冯河’的粗笨办法,是要不得的。……要如古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原注:这里‘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张在这里所提倡的先贤的这两句话,可谓无价之宝,我们多少年所常犯的毛病不就是“临事不惧”,不就是“不谋而败”么?

  以上张闻天讲的这些,远非他讲的全部,这里选用的标准,是他结合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而加以发挥的某些论点,也是不完全的。但从这些论点和引文中,可充分看出,张闻天自抗战初期起已彻底改变了言必称希腊的毛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最优秀部分,予以发扬光大,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这是“五四”及中共成立后一件破天荒的工作,张闻天把这副担子担起来了。它当然还不够成熟,这是始创者的必然,因此论点有些分散。至于为什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总问题,没有作一个集中的阐发。但这种缺点大体上是中外一切启蒙大师的共同特点:他们提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号召,但难免有些粗疏。张闻天也不例外。

  关于“五四”前后的所谓“国粹派”,即无条件的尊孔派,他们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律予以歌颂和继承发展。而且,这派人的一个最大坏事之处,是经他们之手,把真正的国粹也变成“国渣”了。要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罪人,决不是那些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掀翻这吃人的筵宴,毁掉做出这吃人的筵宴的厨房”(鲁迅语,大意)的思想家们,他们原则上都是一群除旧布新的真好汉!张闻天的文章,是“五四”前后以来,把这个问题提出得清清楚楚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真题目也不应是《论待人接物问题》,而应该是《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实际。张闻天提出的内容和方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一切中国人,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应该采取的惟一正确态度。一味无条件地歌颂是错误的,一味无条件地打倒更是错误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归纳出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八个大字。张闻天提出并初步阐发的这个系统思想,正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惟一正确的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所以,他这篇文章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是提之不会增高,抑之不会降低的重大的历史文献。

  这是“五四”运动后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从未得到过正确的、应有的赞扬,反倒遭到康生之流的激烈否定,现在应该是到了恢复它的光辉历史面目的时候了。

  来源:光明网 

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 
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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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8月间,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刘英同志,她说起《张闻天选集》可望1985年8月他八十五诞辰时出版,还说:你同闻天交往的历史比我还长,能给他写点什么吗?我当即表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闻天同志是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从我们相识到他含冤逝世,我们之间亲密的情谊,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闻天同志曾到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初回国,当年深秋由上海来到重庆,先后在女二师和川东师范任教。肖楚女同志那时也在重庆,他们一道鼓吹“五四”精神,唤起青年觉醒,深得青年的敬爱,当然也招致旧势力的攻击。我的四哥暗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很器重、爱护闻天同志,组织党团员支持他,使他感受到集体的力量而愈加勇敢。这时,楚女和闻天同志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听暗公说,楚女同志是发宏论崇议的主角。而闻天同志显得温文尔雅。他在主编的《南鸿》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却尖锐泼辣、热情澎湃。1925年5月中旬,他和楚女同志终于被反动军阀驱逐出境。在离川前,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期。他一回到上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去上海的前夕,暗公曾要我到沪后去会见闻天同志,可是那时他已去莫斯科了,未能如愿。

  第一次见到闻天同志是1927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比我早到两年,当时已经兼任英文、俄文翻译和助教。1927年9月,闻天同志同王稼祥、沈泽民同志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我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都得到他兄长般的照拂。第二年夏天,闻天同志就同稼祥、泽民同志等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但他还来中大兼做一点工作。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当时,我们对中国革命问题,都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也受到六大决议的局限。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直到后来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在中大,我们一起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闻天同志观点鲜明,态度坚决。他富有学者的气质。他以勤奋博学,加上平易近人,为大家所敬佩。

  1931年1月,我和闻天同志结伴回国。列车带着我们横越西伯利亚,到双城子后换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改装,当夜就由一位苏联同志带领我们越境。我们两人默默地跟着他走,周围是白皑皑的雪原,眉毛上都结了霜花。闻天同志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黑夜走路踉跄不已,那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翻过了一座大山,就到了祖国边界的五站了。神秘的旅行继续进行,抵达上海时正巧是旧历新年。我们在四马路一个小旅馆住下,按约定的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组织的情况较乱,等了几天都未见来人联系,我们非常着急,又不便整天等在旅馆里,于是我们就分头上街,想碰见熟人。真是凑巧,果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一位莫斯科的同学,由他的转达,当晚就接上了关系,第一个来看我们的就是秦邦宪同志。组织上分配我到全总负责宣传工作,闻天同志则接替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闻天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指导江苏工作。那时我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经常出席省委会议,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记得1932年夏天,闻天同志用化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分析中国经济的性质,论证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在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闻天同志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很有功力的。

  1932年秋,我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接触更多了。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形式,切莫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

  1933年2月,我和闻天同志又在瑞金会面。我在宣传部,协助闻天同志工作。他强调宣传鼓动工作要来一个改变,并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会议。为此,我写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经闻天同志审阅后,在苏区《斗争》上发表了。文章批评了宣传工作中的“千篇一律”和“党八股”。这些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闻天同志的。

  诚然,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闻天同志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的局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闻天同志开始没有认识到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度宣传了所谓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但随后不久,他的思想就有了变化。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日军,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闻天同志和我都身历其境,体会到了阶级关系的变动。(⑴⑷)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渐体察到“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提高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闻天同志首先在他熟悉的文艺、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这时,闻天同志已经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到中央苏区后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闻天同志对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同志的反感,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因此公开争论起来。我觉得,闻天同志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是合乎辩证法法则的。这样,长征前夕他就同毛泽东同志逐渐走到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他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遵义会议是党的伟大转折。闻天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闻天同志讲完之后,泽东同志接着发言,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症结所在。我们这些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泽东同志的发言和闻天同志的报告。遵义会议决议是闻天同志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的。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闻天同志在长征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岁月汰洗了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但是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长征到达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沙窝会议,又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分兵两路过草地北上。张国焘耍两面派,会上同意,会后又不执行北上方针,仍坚持南下逃跑路线。北上还是南下,斗争相当激烈。那时以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名叫《干部必读》,闻天同志、陈昌浩同志(任右路军政委)、凯丰同志都是编委,我当时任总政副主任,也是编委之一。当我们到达包座西北的潘州城的时候,闻天同志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全部念完,有个编委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闻天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发表。

  我们过了草地到达班佑以后,发生了张国焘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事件。在这个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闻天同志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紧急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刘英同志对我说过,那天闻天同志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部队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亲自与彭德怀同志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这样,我们才脱离了险区。

  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是闻天同志主持的,毛泽东同志作的报告。闻天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

  回想起这一事件,我深感闻天同志对张国焘分裂阴谋的斗争是坚决的。他同毛泽东同志紧密配合,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保存红一方面军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闻天同志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值得称颂的。

  记得初到陕北时,我们兵分两路。我随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带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闻天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安家。他这时明确提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闻天同志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按照毛泽东同志同他商定的意见,对陕北肃反问题负责具体处理,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刘志丹等同志救了出来。紧接着,又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过左政策,提出实行联合富农或中立富农的政策。1935年12月,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是闻天同志起草的。

  为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闻天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强内部团结。1936年2月,他支持毛泽东同志东征的决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东渡黄河,亲临前线;5月又回师西讨。经过东征西讨,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闻天同志还为促成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付出了心血。另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闻天同志协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联合东北军的方针;8月25日,为党中央主持起草了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又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这个决议也是闻天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改定的。西安事变爆发,我在三原、云阳前线。那时党中央日夜开会,毛泽东同志是这些会议的领导者,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闻天同志。事变期间,中央的不少电文也是闻天同志的手笔。他是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不计较名位,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以期引起党内同志的警戒。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令我非常感动。

  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在实践中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服自己的弱点。延安整风开始时,闻天同志就提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1942年1月,他身体力行,主动要求下乡,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又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抗战胜利以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探讨经济建设方针,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种脚踏实地、追求真知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全国解放以后,闻天同志从事外交工作,我在中央办公厅。1955年,他从驻苏大使调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回国之前,托访苏的各种代表团陆续带回他的书箱,都由我代收。我当时就想,闻天同志当了五年外交官,还是致力于研究学问的啊!

  闻天同志书生本色的主要表现,当然是那种正道直行、刚直不阿的品格,是那种上下求索、坚持真理的精神。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闻天同志7月21日在华东组作了长篇发言。当时会议上的气氛对彭德怀同志已经不利,但是闻天同志还是作了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发言,从理论上分析“大跃进”的缺点和影响。他还追根穷源,批评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片面性,认为有了政治思想工作,还要注意经济规律;强调主观能动性,还要考虑客观条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还要实行物质奖励;“好大喜功”也要根据实际可能等等。闻天同志还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时号召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见,不怕撤职、开除、离婚、坐牢、杀头。闻天同志赞成提倡这种精神,同时强调“问题的另一方面”:“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惜这些出自肺腑的忠言没有被接受,接着,千钧霹雳就直轰下来。彭德怀同志的信与闻天同志的发言被斥责为“互相呼应,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闻天同志已经被看作是“军事俱乐部”的“副帅”,眼看着庐山这场政治风暴将他席卷而去。庐山会后,闻天同志离开了外交部领导岗位。他要求换掉高级轿车,说是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来的配备就属浪费。我当即答复,闻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动,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外交部办公厅专门召集闻天同志的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开会,要求他们一如既往为闻天同志服务。

  1960年冬,闻天同志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他并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他精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断将研究心得写成文稿,送给毛泽东同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62年闻天同志到南方调查后写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每当我接到他的文稿,都仿佛触摸到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他在这一时期还写了许多笔记,集中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强调发展生产力,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他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要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当然,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强调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认为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经济规律,应该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他主张按比例的渐进,反对盲目冒进,他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认为应该由厂长、工程师、专家集中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医治“左”倾病症的良方。可惜在当时只能是“旁观者清”而已。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了。从此同闻天同志不通音问,连他1976年冤死江南,我都木然不知,以至不能遥对南天,一洒悲悼之泪。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陆续听到闻天同志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党内同志都传颂他在“六十一人案”的问题上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闻天同志平反昭雪之后,我又读到他在肇庆被监护期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章,知道闻天同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困境中,仍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为之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针对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探讨怎样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党和国家、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和党内斗争,寻求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肇庆遗稿里,我看到闻天同志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进行的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他在肇庆写下的这批文稿,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闻天同志的崇高品格。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而又有远见卓识;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是毕生奋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闻天同志无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缅怀闻天同志革命的一生,我觉得,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闻天同志的业绩和品德将永远鼓舞我们,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愿和全党同志、全军战友、全国人民一起,向闻天同志学习。

张闻天:尘封半个世纪的两本书 
郝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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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前的战争年代,在中国广大的有志青年当中,流行着两本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新书。这两本书在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甚至用“天花乱坠”和“醍醐灌顶”这两个佛家成语来形容它们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不幸后来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

  这两本书就是《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作者张闻天。

  1939年4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延安陕北公学的露天会场发表《论青年的修养》的讲演。7月26日,张闻天又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毕业生作了题为《论待人接物》的讲演。这两个报告

  在当时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吃惊地发现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并不是仅仅懂得马列主义,他们当中竟然有人如此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仅讲阶级斗争,也讲道德、讲人性、讲人格。

  《论青年的修养》把革命理想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阐述了青年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及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文中张闻天给青年人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四种具体方法,同时他强调: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并“时时刻刻为群众服务,处处为他们谋利益”。作为当时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惟一的留美学生,张闻天显然吸收了美国人的务实精神。《论待人接物》是在《论青年的修养》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优秀思想,经加工整理而成的,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共产党人的问题。张闻天主张共产党人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民主精神,要有宽容待人、平等待人的作风,要尊重人等。

  值得称道的是,文中提倡恕道和中庸之道,提倡兼容并包,强调个人的人格修养。这在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是空前的。

  事实上张闻天在青年时期就强调人格的重要性。为走向新的生活,维护自己的恋爱自由和人格尊严,18岁的张闻天为反对包办婚姻曾与父母大吵一架,后来他在母亲的眼泪面前让了步。几年之后,张闻天借助于自己小说《飘零的黄叶》主人公的话,来倾诉内心的痛楚:妈妈,我十二分的知道,妈妈是真心爱我的。可是一点点个人的自觉,使我觉得妈妈对于我的婚姻大事这样去做,是蔑视我个人的人格,是不承认我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的“人”。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能控制的反叛冲动,终究把我从你的怀抱中拉出去了。

  后来,张闻天这两个讲演稿分别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39期和第65期。《论青年的修养》曾以青年自学读物在各抗日根据地印行,《论待人接物》又转载于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韬奋书店和大众书店也分别印行了署名洛甫的这两个

  演讲稿的单行本。它们在当时的青年中相当流行。

  日本侵略者对张闻天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忌惮。其实1939年张闻天的演讲就引起了日本宣传机构的注意。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军之现势》收录了《论青年的修养》一文,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可怕。1943年日本中共情报收集专家波多野出版的《赤色支那之究明》,书中把张闻天喻为《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林冲,称其文章在中共中央是属第一流的,他所依据的“情报”,就包括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文件和这两个演讲。

  延安整风中,康生等人批评张闻天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讲阶级观点,把张闻天的演讲观点作为人性论的东西加以批判,张闻天被迫作了检查。整风以后,作为党的中央常委张闻天已无法发挥影响作用,他的著作也不再受人重视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受到错误的批判与打击,这两个小册子也和他的其它著作一样被蒙上了厚厚的历史风尘,更是无人问津了。经过十年内乱,经过十年深入人们灵魂的大批判,张闻天被埋没了,他的这两个演讲被更深地埋没了。

  修养、人性、人格,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少人问津的话题。那时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人们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谈个人理想、个人修养、个人人格多少显得有些奢侈。张闻天的这两个演讲显然与当时的气氛有些不协调。与张闻天的讲演内容相近的,只有1939年发表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是谈论党风党性的修养的两篇文章,由于历史的误会,一篇先作为整风的学习文件,被列为党员必读,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当成“大毒草”大加鞭挞;而另一篇则在整风中受到了非议,庐山会议后则完全消声匿迹了。不管作者政治上处境如何,刘少奇论修养的文章始终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无人不知、也无人能够不知的;而张闻天论修养的这两个小册子,却随着它的主人政治上的失势,则完全被埋没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他的著作和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95年,这两个演讲稿以《论青年修养与待人接物》为题再度问世,张闻天的母校———河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开始学习和研讨张闻天的著作,学习这个小册子,其普遍程度也许仅次于当年学毛选。当今青年讲崇高理想的少了,讲个人价值和个人人格的多了。张闻天的演讲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它在60多年前就已经把两者结合了起来。离开个人修养谈理想,离开民族前途谈个人价值,恐怕都只能是空谈。如果说,张闻天关于理想和修养的思想在当时的抗日烽火中并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话,那么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它益发显出了真理的光芒。

张闻天 红色教授三让贤
马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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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生平

  ■他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探寻救国真理

  ■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注意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背景

  ■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党内人称“老教授”

  ■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他还是忠言直谏,讲了三个小时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只能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故事

  ■他深感留苏归国的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时间,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三次主动“让贤”,毛泽东说:洛甫是“明君”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又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张闻天:尘封半个世纪的两本书 
郝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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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多年前的战争年代,在中国广大的有志青年当中,流行着两本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新书。这两本书在知识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甚至用“天花乱坠”和“醍醐灌顶”这两个佛家成语来形容它们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不幸后来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

  这两本书就是《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作者张闻天。

  1939年4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延安陕北公学的露天会场发表《论青年的修养》的讲演。7月26日,张闻天又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毕业生作了题为《论待人接物》的讲演。这两个报告

  在当时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们吃惊地发现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并不是仅仅懂得马列主义,他们当中竟然有人如此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仅讲阶级斗争,也讲道德、讲人性、讲人格。

  《论青年的修养》把革命理想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阐述了青年人应该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及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文中张闻天给青年人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四种具体方法,同时他强调: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并“时时刻刻为群众服务,处处为他们谋利益”。作为当时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中惟一的留美学生,张闻天显然吸收了美国人的务实精神。《论待人接物》是在《论青年的修养》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优秀思想,经加工整理而成的,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共产党人的问题。张闻天主张共产党人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有民主精神,要有宽容待人、平等待人的作风,要尊重人等。

  值得称道的是,文中提倡恕道和中庸之道,提倡兼容并包,强调个人的人格修养。这在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中是空前的。

  事实上张闻天在青年时期就强调人格的重要性。为走向新的生活,维护自己的恋爱自由和人格尊严,18岁的张闻天为反对包办婚姻曾与父母大吵一架,后来他在母亲的眼泪面前让了步。几年之后,张闻天借助于自己小说《飘零的黄叶》主人公的话,来倾诉内心的痛楚:妈妈,我十二分的知道,妈妈是真心爱我的。可是一点点个人的自觉,使我觉得妈妈对于我的婚姻大事这样去做,是蔑视我个人的人格,是不承认我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的“人”。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不能控制的反叛冲动,终究把我从你的怀抱中拉出去了。

  后来,张闻天这两个讲演稿分别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39期和第65期。《论青年的修养》曾以青年自学读物在各抗日根据地印行,《论待人接物》又转载于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韬奋书店和大众书店也分别印行了署名洛甫的这两个

  演讲稿的单行本。它们在当时的青年中相当流行。

  日本侵略者对张闻天这两本书的影响非常忌惮。其实1939年张闻天的演讲就引起了日本宣传机构的注意。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军之现势》收录了《论青年的修养》一文,编译者称张闻天是“中共军中第一论客”,说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事斗争已经成为“世界一大难题”,是日本对中国作战的一个“肿瘤”,而中共领导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的武装游击战更可怕。1943年日本中共情报收集专家波多野出版的《赤色支那之究明》,书中把张闻天喻为《水浒传》中的豹子头林冲,称其文章在中共中央是属第一流的,他所依据的“情报”,就包括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文件和这两个演讲。

  延安整风中,康生等人批评张闻天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讲阶级观点,把张闻天的演讲观点作为人性论的东西加以批判,张闻天被迫作了检查。整风以后,作为党的中央常委张闻天已无法发挥影响作用,他的著作也不再受人重视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受到错误的批判与打击,这两个小册子也和他的其它著作一样被蒙上了厚厚的历史风尘,更是无人问津了。经过十年内乱,经过十年深入人们灵魂的大批判,张闻天被埋没了,他的这两个演讲被更深地埋没了。

  修养、人性、人格,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少人问津的话题。那时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刚刚形成,人们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谈个人理想、个人修养、个人人格多少显得有些奢侈。张闻天的这两个演讲显然与当时的气氛有些不协调。与张闻天的讲演内容相近的,只有1939年发表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是谈论党风党性的修养的两篇文章,由于历史的误会,一篇先作为整风的学习文件,被列为党员必读,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当成“大毒草”大加鞭挞;而另一篇则在整风中受到了非议,庐山会议后则完全消声匿迹了。不管作者政治上处境如何,刘少奇论修养的文章始终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无人不知、也无人能够不知的;而张闻天论修养的这两个小册子,却随着它的主人政治上的失势,则完全被埋没掉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他的著作和思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95年,这两个演讲稿以《论青年修养与待人接物》为题再度问世,张闻天的母校———河海大学的青年学生开始学习和研讨张闻天的著作,学习这个小册子,其普遍程度也许仅次于当年学毛选。当今青年讲崇高理想的少了,讲个人价值和个人人格的多了。张闻天的演讲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它在60多年前就已经把两者结合了起来。离开个人修养谈理想,离开民族前途谈个人价值,恐怕都只能是空谈。如果说,张闻天关于理想和修养的思想在当时的抗日烽火中并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话,那么在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它益发显出了真理的光芒。

  来源: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 

张闻天: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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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

  [张闻天简介]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注意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0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常讲“党史”,其中说过这样的话:“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
黄少群 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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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共党内领导人中到底是谁最早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的?很多文章众口一词地认为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11月在《解放》第57期发表时,题为《论新阶段》)中首先提出来的,他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其实不然,如果说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据我们查证资料证明,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张闻天在1935年1月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在长征出发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促成了伟大的遵义会议的召开,为反对和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和红军的统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加上他一贯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被大家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他曾极力主张毛泽东为总书记,但毛泽东说我还是在现在的位置上好(指军事上)。经过长征的锻炼,张闻天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和提高。他从实践中总结了“左”的教条主义给革命造成的巨大挫折,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使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从1936年起,他在中央的会议和一些文章及报告中,多次对此作出自己的论述。

  其中一次是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一次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他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合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

  通过张闻天的多次讲话和论述,向全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的时机成熟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担负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张闻天出席并主持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部分的“学习”一小节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时任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从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党(党中央)的共识,而最后确定为全党的行动原则的。而此前毛泽东,并未提出过这一命题。虽然他在实践活动中,早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开辟了以“井冈山道路”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道路,但他是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使用这一命题的,也可以说他是接受并赞同张闻天的提法,并进一步对之作了科学的和更深刻的解说。(作者分别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教授) 

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于继增 刘秀娟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

  再次打击下的铮铮铁骨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后,党中央的活动几乎与他无缘了。出乎意料的是,1961年的岁尾,他接到了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1961年1月11日在北京开幕的扩大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张闻天不仅出席了会议,而且还坐上了主席台。因为他的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还保留着,所以被安排为这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这对于在研究所“赋闲”的张闻天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这是一次总结经验教训的大会。刘少奇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这给了张闻天很大的鼓舞,他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和希望。彭德怀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信,要求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而张闻天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将目光集中在经济研究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想为中央克服经济困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后,他就同夫人刘英商量,要外出作一次调查研究。刘英说:“你是犯错误的人,上面能同意吗?”张闻天满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他把打算到江苏、浙江、上海、湖南等地作调查的报告送了上去。不久,中办主任杨尚昆来电话说,中央已经同意了。

  1962年4月18日,张闻天和夫人刘英、3岁的养女小倩及两位经济所的同志,开始了南方之行。这次农村调查历时两个多月,走访了20多个县市。集市贸易是张闻天调查的重点,他特别关心市场情况,询问市场上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买卖,粮食是否可以交易。为此他还特意去了集贸市场,他说,我看自由市场现在商品不多,但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很有前途。

  回到北京后,张闻天顾不上休息,撰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修改。有人建议他最好不要向上面送这样的材料,但张闻天坚持要送,他说:“这是影响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而且也反映了群众的要求,怎么能够不提;至于听不听是中央的事,我是共产党员,既然看到问题,该提的建议还是要提。”

  结果,这篇被称为“集市贸易意见书”的调查报告成了新罪证。在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批判“黑暗风”和“单干风”相联系的“翻案风”,并继续审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逼“里通外国”。康生说张闻天曾讲斯大林晚年错误,“我看里通外国的帽子戴得对。”张闻天据理力争,讲清此话事实真相,坚持说这些事实“不能作为‘里通外国’的根据”。他钢铁般的辩白使得康生无言以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取消了张闻天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中央一切文件的权利,并由彭德怀专案组连带审查。到1964年秋天,就连与孙冶方等人的工作关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

  孙冶方因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文,被《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登出批判,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康生、陈伯达派出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经济研究所,说孙冶方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支持张闻天在经济所进行“反党活动”;而张闻天的“反党纲领”,就是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他们对这份材料组织系统批判,上纲上线,最后的结论是:张闻天的主张反映了地主、富农以及一切向往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的要求,张闻天充当了资产阶级、投机商人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又一次向党进攻,性质的严重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被打成“张孙反党集团”,孙冶方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张闻天“特约研究员”职务。

  张闻天被彻底冷落,但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思想情况。每写出一篇文稿,都要送他们参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近来脑筋里似乎有许多思想要求我把它写出来,可惜,今年已经六十四岁,自觉年老力衰,精力不济,究竟一个人能搞出什么东西,自己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但我一定要努力为之。”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关注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曾在一份文稿里写了“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这种说法有缺点。”如此“不合时宜”的观点他都敢提。
 最后的遭遇与历史的回声

  用张闻天自己的话说,庐山会议后,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但“文革”风暴的到来使得张闻天不再“孤独”,并立即被卷入喧嚣之中。

  7月12日,中央专案组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

  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

  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住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分别将张闻天夫妇武装“监护”了523天,直到1969年10月20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重逢。

  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一个半山坡的平房里。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他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

  “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在当时乱哄哄的年月,潜心作这种研究的,除了张闻天,恐怕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人。

  1972年4月2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

  1974年10月18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让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

  1976年7月1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张闻天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陈云主持,邓小平含泪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张闻天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三年了……张闻天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要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代表中央宣布“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读书笔记”、“肇庆文稿”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正式出版,嗣后又出版了《张闻天全集》4卷。他的遗愿实现了。

  张闻天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历史的风雨裹雷挟电,大浪淘沙般冲洗着一个个匆匆过客,也更加闪映着那横亘天际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