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指挥员周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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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子昆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901年生,祖籍湖南,出生于广西桂林。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后入桂军刘震寰部当兵。1925年6月投身革命,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编入叶挺独立团,任排长。1926年随军北伐,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役,晋升为连长、营长、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随朱德、陈毅等转战闽赣粤湘边界。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4月到井冈山。后历任红4军教导队副队长、红6军第2支队支队长、红3军参谋长、军长、红5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福建军区总指挥、独立22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赣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在中央苏区期间,他工作频繁变动,几上几下,但他一切听从党安排,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德。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后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科长、红军总司令部第1局局长。1937年初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兼任队长。

  同年12月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协助叶挺、项英组建新四军,并参与组织部队向苏南、皖中、皖东敌后挺进,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8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他治军严格,重视司令部建设与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亲自编写教材和授课,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出了贡献。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3月13日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1955年6月,遗骸移葬于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

1940年,周子昆抱着女儿周民合影

1937年11月,周子昆(左4)、宋裕和(左3)去新四军工作前与郭化若(左2)等临别留影

1939年2月,赖传珠将军与周子昆在一起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周子昆同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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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毕业于广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五四”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20年从军,在桂军刘震寰部当号兵,后任上士、事务长、排长。1925年5月,在孙中山平息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后,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不久,调到孙中山领导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班长。在铁甲车队里,受到革命思想教育,接受马列主义。是年10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四连排长。1926年5月,随军北伐。参加了攻取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汉三镇等战役,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晋升为连长。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大队长。同年4月下旬,随军继续北伐,参加上蔡城和东、西洪桥等战斗。战斗结束后,晋升为营长。同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反共后,所部七十三团奉命随二十五师离开武汉,开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随军转战于粤东、赣南一带。1928年1月,在朱德带领下进抵湖南宜章蟒山洞,率部夺取宜章县城。随后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同年4月,随起义部队转移到井冈山地区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在江西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红一军团第三军参谋长、红三军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红四军军长、独立二十二师师长等职。率部参加创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反“围剿”作战中屡建战功,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胜利后,1936年7月,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1937年初,入“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后曾任红军代总参谋长。同年冬,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副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委员,到江南参加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和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9月,兼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总队长,为部队培养抗日军政干部。1941年3月13日深夜,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于赤坑山蜜蜂洞。 

周民回忆父亲周子昆
刘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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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周民同志是在其母何子友老人家里进行的。下午2点,何老尚在午休,我准时到了南京宁海路何老的家。何老的公勤员领我穿院进屋。经过客厅,周民同志让直接进入他们夫妇俩的房间,以免打扰何老。

  老红军何子友妈妈

  1940年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指示精神,为使尔后的主力部队转移时不受拖累,便将部队干部家属子女、伤病员、女同志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先期从云岭撤出,向苏南长滆、太滆地区,镇江茅山地区和溧阳竹箦桥地区转移。何子友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员。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与时任新四军副参谋长的丈夫周子昆的一别,竟是夫妻间的永别。这一年,何子友28岁,她个头不高,四川人,性格刚强,虽然有孕在身,还带着刚刚学步的女儿周民,却坚定地走在转移的队伍中,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照顾。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她最初得知的消息是,数千人牺牲在国民党反共军7个师铁桶似的包围圈之中;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何子友万分悲痛,而其他的军部领导和机关同志尚无确切消息。她惦记着,念叨着,盼望着他们能早日回到亲人身边。这其中就有自己心爱的丈夫。因而,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割断的思念,使她坐立不安。

  在经历了不间歇的精神煎熬和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数月后,何子友终于等到了准确的消息,但不听则罢,听到的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与副军长项英同志,成功地突出重围,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救护两个月后,于3月13日,被叛徒刘厚总杀害于藏身的山洞中。这个噩耗,冲决了何子友的心理承受极限,顿时心堵悲绝,昏死过去。经过同志们的抢救、抚慰,苏醒过来的何子友慢慢地恢复了原本的刚强。她对周围同志说:请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想不开的,我还有任务,我还有事业要做。

  1941年7月,皖南事变6个多月后,周子昆同志的遗腹子诞生了。何子友挺高兴,她遵照丈夫的遗愿,要把孩子培养成革命的参天大树,两个孩子,就是两棵树,双木成林,儿子就叫周林吧。

  年轻的何子友,比别人更努力,对待工作勇往直前,完成任务干净利索,受到首长和同志们的赞扬。她带着两个孩子,日常生活的艰难,同样没逃过同志们的眼睛。好心的领导和慈祥的大姐们,多次劝说她:再找个顶梁柱吧!不然,你会累垮的。她婉言谢绝了人们的好意,在她的心中:“我就是孩子的顶梁柱子!子昆的孩子永远姓周!”她的决心让她终身没有再嫁。

  她工作认真扎实,但文化不高,多次的学习机会,都因为要照顾孩子,放弃了。不然,这位女红军战士会在更高岗位上发挥自己才干的。当然,组织上一直十分关心她。她享受着副军级、老红军待遇。 周民姐弟都很孝顺,只是因为弟弟在广西桂林工作,陪伴妈妈的担子就落在了姐姐身上。何老住的是独家小院,周民成家后,休息日始终是陪伴妈妈度过的。如今,周民夫妇也退休了。但每周7天,有3天是陪护老人的。

  女儿心中的父亲

  周民说,你们《铁军》杂志改月刊以来,已经采访了十几位新四军领导同志的子女,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军部领导,只剩下副参谋长周子昆一位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没有理由拒绝你的采访。

  皖南事变发生,我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多些。父亲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是模糊的,我经常拿着爸爸的照片,左看右看,想象着爸爸的形象,高高的身材,清瘦的体型,和善的面容,慈祥的双眼,有力的大手,坚实的双脚。随着年龄的增长,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因为,爸爸的战友,爸爸的部下,这些叔叔伯伯们对爸爸的片断回忆和长篇的回忆录,以及一些领导同志的传记、文稿中对父亲的介绍和描述,丰富着我大脑中的资料贮存,伴随我生活常识的积累,历史知识的丰富,理解能力的增强,共同构织成新的思维链接,形成了爸爸日益丰满而鲜活的形象。爸爸鲜活的形象,是我人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他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给我勇气。 爸爸给我的印象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当数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追求。

  父亲是广西桂林人,1901年生,1925年6月,父亲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军队,担任班长。10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认准人生的航向和目标,终身未变。叶挺独立团组建后,父亲在一营四连当排长,北伐时升为连长。尔后随叶挺、周士第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余部处境维艰。在这重要的转折关头,父亲毅然追随朱德、陈毅,选择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道路。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成立,父亲在朱德师长麾下任营长。井冈山会师后不久,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开办教导队,调他任副队长。他亲自执教,既讲革命理论,又教军事技术、战术,并现场亲身操练。从这往后,父亲在红军中先后担任过团参谋长、师长、军参谋长、代军长、兵团参谋长、总部代总参谋长等职。他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战斗,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红军大学一队队长。1936年7月,他与朱德同志一起同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过斗争。父亲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军事才干,深得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赏识。抗日战争爆发之初,1937年11月,叶挺、项英先后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编组事宜,任职抗大的父亲特地前往看望久别的叶挺和项英,叶、项对他治军打仗的军事才华都很了解,立刻萌生揽才之意,将他记入备选干部之列。此时,中共中央正考虑派送一批骨干给新四军,且拟以周子昆为新四军参谋长,毛泽东还曾当面同他谈过。由于此前叶挺已经联系张云逸担任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遂以周子昆出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一职。父亲当时表示,只要是到抗日第一线去,坚决服从调遣。父亲毫不计较名誉地位。

  父亲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我的一生。这种影响外人看不见,摸不着。他在我的心中,潜在的,实实在在的存活着。每当我人生旅程面临选择,考虑去留,“为”与“不为”难于决断时,“他”会神奇地出现,同我“对话”。而此时的妈妈,也总是聪明地重复那句永远的话题:“爸爸如果在世,他会嘱咐你……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吧。”于是,我会选择长辈的意见,选择革命事业第一,选择父母教诲第一,对于我自己有过的选择,终生无悔!

  父亲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美德是遗留给我的宝贵财富。

  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他担负过多方面的工作,许多事没有先例可循,要靠刻苦钻研,勤奋学习,分析总结,大胆实践。北伐革命中指挥打仗,他向老上司叶挺、周士第学习,南昌起义后,他向朱德、陈毅学习;红军时期,他向朱德、毛泽东学习。他担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总部首长,主管作战指挥。他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以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就是他多年勤奋学习军事知识和指挥艺术,又敢于挑重担,大胆指挥的结果。

  父亲在担任新四军副参谋长期间,主持干部培训工作时,无论革命理论课程,还是军事技术、战术指挥课程,都自己撰写讲稿,并认真施教,几年间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在新四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关于加强参谋教育训练》的报告;新四军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一年来参谋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在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作了《关于新四军作战和部队建设》的报告。这些,无一不映照出父亲当年刻苦钻研政治军事理论知识,努力学习掌握军事指挥艺术的才华。正是父亲的精神,时时激励我刻苦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我所从事的部队医疗工作领域中,钻研医学知识,注重病员心理研究,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等多层面对病员给予积极的治疗与保健,给予温暖的人文关怀与体贴。我退休多年了,仍然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病员服务的职责,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卫生分会历次举办的义诊活动我都参加。我的血管里流着和父亲一样的血液,不过,精神继承或许比基因遗传更炽烈。

  爸爸的遗爱与妈妈的关怀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父亲的精神与母亲的关爱是两只坚实的臂膀。精神的鼓励在我心中,关爱的温暖在我身旁。妈妈的叮咛中,又常有父亲的精华。妈妈没有多少文化,但是却有良好的记忆。爸爸妈妈诀别在1940年底,爸爸生前说过的话,全变成了妈妈传递给我们的遗嘱。妈妈非常坚强,爸爸牺牲时,她才28岁,毅然独自挑起了原本由夫妇俩人抚育子女的重担。妈妈从来不说爸爸曾经做过的事业,她只告诉我爸爸对女儿的期望。爸爸对妈妈说:干革命,消灭日本鬼子,求翻身,打江山,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将来保卫新政权,建设新家园,那就是儿女辈的事了。我们要教育孩子学文化、学知识、学本领,做个有用的人。妈妈今年95岁了,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我常常在心底祝愿妈妈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长寿的老人。

  妈妈从年轻时候起,就独自一人承载着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劳累,却不时将欢乐传递给我们。

  我是1939年10月在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生的。妈妈说,我的出生,给整个军部带来了欢乐。因为当时的新四军中,结过婚的人是很少的,军部驻地虽然军首长和机关干部多些,但有孩子的也很少。谁家有了孩子,大家都陪着高兴。我出生后,常被战士抱走,战士们太喜欢孩子了,我会从一个怀抱“跳”入另一个怀抱,在一个连队的指战员手中,传来传去,传一个遍。我们的驻地和爸爸的办公地点隔了两座小山,走一趟要有个把小时。妈妈说,有时抱着我去见爸爸,到天很晚才回家。这时,驻地的指战员会很着急,他们常常派两名战士提着灯笼,顺着山路寻找,惟恐我们母子在路上出什么事。因为山里的夜晚经常会有狼、狐、獾等野兽以及长虫出没,很危险。寻我们的同志经常是一直寻到军部办公地,把我们母子接回去。偶有休息日,外表严肃内心温柔的爸爸也会抱着我到处走走。每逢这时,爸爸的脸上挂满笑容,透出心底的喜悦。

  我出生时母亲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妈妈说,爸爸工作太忙,我自己没有经验,所以没有准备。妈妈说,住地的群众特别是妇女老大妈太好了、太热情了。一听说何子友要生了,这个拿来草纸,那个送来大木盆,还有的送来鸡蛋,有的忙着烧热水。给我洗澡的木盆至今放在军部展览馆里。妈妈说,没有泾县云岭的老百姓,也就没有我们母女的平安,那种鱼水深情真让我感动啊!我出生后爸爸妈妈给我取名周泾民,就是要我长大以后不要忘记泾县的人民群众。80年代我陪妈妈去云岭的时候,确实有人呼唤我“泾民”呢。后来为什么把“泾”字去掉,我不敢深究,问过一次妈妈,引得老人家伤心好多天,就再也不敢问了。也许因为爸爸牺牲在泾县。后来,妈妈说,周民的名字,就是爸爸要你一辈子不要忘记人民,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我的出生,还给一位小哥哥带来了福音。他就是袁国平叔叔和邱一涵阿姨的孩子袁振威,他早我几个月在云岭出生,因为邱阿姨体质弱,没有奶水。我妈妈身体好,奶水足,他经常和我争着抢奶喝。袁大哥现在还在海军指挥学院工作,我们经常来往。

  妈妈在我和弟弟身上倾注的关爱是无限的。现在想来,她为了我们,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辛劳。妈妈太伟大了。60多年来,妈妈没有享受过夫妻之间的温情和爱抚,可她从来没有后悔,没有杂念。她的心中,除了永远爱慕永远年轻的丈夫之外,全部的情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和弟弟周林。我爱妈妈,我深深感激妈妈对我的抚育、教诲。我也尊重妈妈对我的期望和嘱咐,何况,这其中永远包含着爸爸的遗爱呢。

  我真正上学读书,是华东保育院进入上海后。妈妈对我们要求很严。她说,自己从小没有机会学文化,参加革命后,学的也不太多,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你们姐弟两个,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做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你们的爸爸,当年做过好多种工作,指挥作战,军事训练,培训上课,参谋策划,样样在行,人人佩服。连朱总司令、毛主席都称赞他是个人才。你们要向爸爸学习。我们先是在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到地方学校上学。妈妈又反复嘱咐我们,不要说自己是谁谁谁的孩子,领导干部的孩子没什么特殊,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是平等的,都要好好学习,要尊重同学,关心同学。记得在上海时,与曾庆红、曾庆淮、谭泾远、魏小路都是同学,在南京南师附中读书时,与刘伯承伯伯的儿子刘太行等也是同学。但我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话,从来不说出家长的姓名。学校里只有校长、班主任等少数老师知道真实情况,谁都不说,那时的社会风气也真好。

  我在学校读书时,特别喜欢文体活动,学校里的文娱晚会、庆祝活动,都会有我的节目演出。我很早就萌生了将来要报考艺术院校的念头。1959年高中毕业时,我向妈妈征求高考的志愿时,说出了我的想法。没想到,妈妈并不支持。妈妈说,我不是反对你将来做个演员。但是你想想,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恐怕不是演员吧?如果你爸爸在世的话,他肯定会从国家需要建设人才这点来考虑。所以,你再想想,你想妈妈说得妥不妥,想想爸爸对你们的期望。过了几天,我与妈妈取得了一致意见,我考取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军医系。从此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部队的医疗事业。

  皖南事变,使妈妈失去了亲爱的革命伴侣;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为人民做出贡献的革命烈士。1955年,雨花台烈士陵园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新建了三座烈士坟茔。如今,南京雨花台功德林内重建的三烈士墓,不时迎来络绎不绝前往瞻仰、悼念的人群。革命烈士,是后人对先驱者的敬仰尊号,是对先辈精神和伟业的肯定。对于妈妈来说,党和人民对烈士周子昆的肯定,对烈士亲属的关怀照顾,一直心存感激。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安徽芜湖召开的一次研讨会,让妈妈的心中罩上了一层阴影。妈妈是接到特别邀请函才出席的,会议邀请有亲身经历的老同志,在一起回忆、核实一些重大史实,提供一些资料,是很必要的,因而义不容辞。会上,对于皖南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发言,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好在许多当事人出席了会议。同项英、周子昆同时遇害而被抢救幸存的黄诚和新四军的工兵营长、“打不死”的刘奎这两位老人也出席了会议。这些老人对于弄清史实帮助很大。我们研究历史,当然必须澄清史实,也要分清功过是非,更主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可是,会上有人更注重追究历史责任人的过失。皖南事变的发生,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归根结底是国民党蒋介石蓄谋已久的罪恶活动。不要总是往共产党内的领导人头上打板子,不要无限上纲,用辞刻薄。我作为周子昆烈士的女儿,热忱支持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并且期望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能向更深更广的层面发展,总结出可以吸取的经验和可以避免的教训,而对于“人”的研究,应该更细致、更谨慎、更深入、更认真,评价要客观、公正。更要将新四军英雄人物的事迹广为传颂,让新四军的战斗历史故事像古典名著那样家喻户晓。

  采访结束时,何老妈妈正在客厅里踱步,她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让我和她及女儿周民合影留念。

  来源:铁军杂志(中国新四军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