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火中的抗日英雄―赵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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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伊坪,1910年生于河南省郾城县。1925年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他在家乡郾城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陕西、山东、河南等地以小学和中学教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西安事变后,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书记彭雪枫“放下教鞭,唤醒士兵参加抗战”的要求,赵伊坪到鲁西北范筑先部担任秘书科文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在赵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光明之路。

  1937年底,赵伊坪到中共鲁西北特委工作,先后担任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第六区政治部秘书长,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其间,他主持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和理论刊物《先锋》月刊的工作,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社论,使该报成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喉舌、鼓舞人民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9年3月,中共鲁西区委领导机关随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5日清晨,在茌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激战至傍晚,赵伊坪多处中弹负伤坠马,落入日军魔掌。日军把他绑在树上,用皮鞭抽、刺刀戳……面对凶残的敌人,赵伊坪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痛斥日本侵略军的野蛮侵华暴行:“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上,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日军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全身浇上汽油,放火点燃。烈焰中,赵伊坪用尽最后的气力高呼:“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残暴的日军又举起刺刀,捅进他的嘴里……赵伊坪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血染鲁西北 英名贯长虹
河南省委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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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伊坪(原名赵廉越,号石庵,曾用名赵石越、赵罗萍、芒种),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后期在河南郾城从事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西、山东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兵运工作。一九三五年,他在杞县私立大同学校以教书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他热情地培养革命青年,领导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鲁西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等职,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民党聊城专员范筑先同人民一同抗战,为巩固和发展鲁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他在同日军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一)

  一九一0年七月二十三日,赵伊坪出生在河南省郾城县城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一九一八年秋,赵伊坪到县立高等学校读书。他学习勤奋,再加上受父辈的熏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每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一九二四年,他到北京育德中学读书。育德中学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子弟学校,赵伊坪在这里除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且待人诚恳、朴实,深得同学们的拥戴。不久,他结识了彭雪枫、路庭训、王志远、张维翰、赵子众等同学。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声援上海工人斗争,赵伊坪积极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在彭雪枫带领下,他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北京学生的大游行,还和同学们一块到农村去宣传演讲,召集群众大会,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启发群众的觉悟。经过五卅运动的锻炼,赵伊坪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认识。同年他经彭雪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赵伊坪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一九二六底,赵伊坪回到家乡,在郾城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为迎接北伐军,广泛开展农民运动,郾城县委成立了文化促进会(该会为党的公开办事机构),由赵伊坪具体负责。促进会举办了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赵伊坪担任党义训练班的教课任务。文化促进会在赵伊坪的领导下,工作开展的很有起色,为群众办了三件大事:第一,创办了扶轮学校,使贫苦农民子女上了学;第二,出版了《扶轮》半月刊,宣传革命道理;第三,组织了新剧团,自编自演有教育意义的文艺节目,在北伐军进军河南的大好形势下,赵伊坪带领剧团到漯河为北伐军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南实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很快波及到郾城。中共党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转移,不能公开活动的党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赵伊坪和董保重(后被捕叛变)、王修理等坚守平民子弟小学的阵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党员与国民党县教育局进行合法斗争,取得了平民子弟小学和高等学堂合并的胜利,两校合并改称为郾城第一完全小学,实行男女同校,这在郾城教育史上是一次革命。以这个学校为基地,赵伊坪积极地进行建立和发展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冬,在他领导下,共青团组织在郾城第一完全小学秘密成立。赵伊坪的弟弟赵晓舟、田瑞等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之下,赵伊坪的家成了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党员们在他家开会,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都承担了联络员、交通员的任务,负责放哨、传送情报。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在郾城追捕“三赵”(即城东门的赵伊坪、东大街的赵子众、城西门里的赵西白等三个共产党员)。赵晓舟和几个思想好的青少年利用敌人不注意的机会进入国民党的县党部,侦知敌人很快就要在县城大搜捕的情报,迅速报告赵伊坪。于是,“三赵”在敌人下毒手之前安全转移出城。由于赵伊坪紧密地依靠群众,国民党多次追捕,都以失败告终。看守城门的老地保陈文泰利用敌人哨兵夜间抽烟喝酒的机会,机智地把城门打开一条缝,为赵伊坪等人深夜进出城门提供了方便。国民党军警迫令陈文泰带路到赵伊坪家搜捕,陈文泰便设法故意乱加指点,迷惑敌人,转移其注意力,从而掩护赵伊坪安全转移。有一次在城门紧闭的深夜,黄包车夫陈遂金用粗井绳系着赵伊坪坠城而下,脱离了险境。为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赵伊坪有时隐藏在一个仅能容身的楼梯下,用芦席围着一盏小油灯,刻写革命的传单。有时隐蔽在两幢楼房的夹道里,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但仍在墙上刻下满怀豪情的诗词。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全身长了疥疮,行动困难,在他的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舅父帮助下,隐蔽到一个粮仓之中,经其舅母和小表妹的精心护理才得到痊愈。在家乡坚持了一年之后,由于敌人的搜捕日益严重,赵伊坪在郾城已无法存身,便辗转到了北平。

  (二)

  一九二九年秋,赵伊坪进入北平民国大学就读。因经济困难,他被迫退学。一九二九年,赵伊坪奉派到西北军冯玉祥部作兵运工作。经朋友介绍赴西北军田春芳第二十四师任军械处录事,化名“赵罗萍”。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个富有正义感和具有强烈革命要求的青年,一个是参谋处参谋熊寄飘(熊义吾,又名张介民),一个是副官处副官朱慨夫(朱聘三)。他们三人共事相处,志同道合。赵伊坪知识渊博,在文学上有一定造诣,常常给他们两人谈时事政治,讲文学典故。熊寄飘和朱慨夫对赵伊坪非常钦佩和尊重。赵伊坪还不断找他们商谈如何结识好友,深入连队,发展进步官兵,开展革命活动,在赵伊坪的组织下,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们掌握了田春芳的一个营的兵力(一个手枪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骑兵连和个别排班),积极准备发动兵变,把队伍拉出去,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西北军东出潼关,进军河南。二十四师在杞县农村驻防期间,赵伊坪结识了进步青年王长简(即师陀)。他在王长简家里见到许多进步书刊,爱不释手,经常到这里阅读,并和王长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秋,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部队在撤往陕西的途中,遭到杨虎成部截击收编。赵伊坪等培育的革命火种,经过这次变故,损失殆尽。

  一九三一年春,赵伊坪又转到杨虎成所属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部工作,经朋友介绍,他担任了西安警备司令部的秘书。熊寄飘到杨虎成部武士敏旅当参谋。熊寄飘在给赵伊坪的来往信件中常常流露出对革命工作急躁的情绪。赵伊坪对革命仍充满了信心,给熊以关心和帮助,劝他安下心来,相信革命最终是会成功的。赵伊坪还通过王长简得到了朱慨夫的消息,朱慨夫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委领导下,负责鲁南地区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山东兵运工作的开展,山东省委决定让朱慨夫利用他与鲁南民团军司令谢书贤是表兄弟关系打入该部。朱慨夫懂军事,口才又好,很受谢书贤的重用,被提拔为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副官长。这时,朱慨夫为扩大在民团军的进步力量,积极寻找赵伊坪和熊寄飘。

  由于中共在西安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赵伊坪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一九三二年春节过后,他和熊寄飘相继到了山东新泰。经朱慨夫的介绍,赵伊坪到鲁南第四民团军指挥谢春贤部一团一营担任营部文书,在此职务掩护下具体负责鲁南民团军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赵伊坪到鲁南民团军后,同朱慨夫等开始在鲁南民团军中开展建党工作。他们以交朋友和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士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发展了党员,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在鲁南民团军成立了中共党的支部,赵伊坪任支部书记。由于赵伊坪的努力,在鲁南民团军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同年九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刘珍年之间爆发了军阀战争。中共山东省委立即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在韩复榘部作兵运工作的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动士兵哗变。根据这一指示,朱慨夫和赵伊坪商议,决定在鲁南民团军中组织士兵哗变,然后拉出队伍上沂蒙山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消息泄露,被谢书贤得知。在这紧急关头,赵伊坪、朱慨夫带领直接掌握的八十余人,星夜向新泰北部山区转移。谢书贤派兵追击,兵变部队因敌众我寡而失败。赵伊坪和朱慨夫请示山东省委后,离开新泰,返回河南。

  返回河南后,赵伊坪在敌人统治薄弱的郾城和临颖县边远地区坡边村万寿寺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仿效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办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无论在校风和学生成绩方面都有明显的改观,既受学生的拥护,也深得学生家长和广大群众的称赞。

  (三)

  一九三三年春,赵伊坪经河南大学的反帝大同盟会员康午生(即王国权)介绍,到新创办的杞县私立大同学校任教。大同学校是由民主人士王毅斋倡导创办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到该校主持教务或任教,它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躲避敌人追捕的避难处,也是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的阵地,以后又成为共产党在豫东地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活动的中心。

  赵伊坪到校后,担任国文教员,同梁雷、郭晓棠、傅孤侣、杨伯笙、王乐超等中共党员一起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激发大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热情。讲课时,他常常撇开课本,向同学们讲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启发教育学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思想。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大同学校抗日救亡的空气异常活跃。每逢九.一八等国耻纪念日或反动政府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赵伊坪就和其他进步教师组织学生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他还带领学生到县城内店铺商行里查禁日货,撕毁日货商标,搞得热火朝天。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工作,大同学校建立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组织,采取办墙报、演出新剧、出版刊物、举办民众夜校、宣传马列主义、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赵伊坪、王乐超为辅导员,主要编辑是穆青、冯若泉等。为了帮助学生们每周出刊一期墙报,赵伊坪组织学生研究墙报内容,修改墙报稿件,都针对国内外形势和师生的思想认识开展思想教育,揭露时弊宣传抗日。同时告诫同学们搞好团结,注意斗争策略。有一次,冯永清(即冯若泉)同学写了一篇署名“冯大红”的稿子。赵伊坪问他:“为什么起‘冯大红’这个名字?”冯永清说:“红色象征革命,不但红,而且还要大红。”赵伊坪耐心地对他说:“你的心是好的,但现在全国还处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反动派时时都在盯着我们,如果说写文章考虑不周,发表出去,就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您以后写文章要讲究策略,这是革命的需要。”在赵伊坪的启发下,冯永清就学习鲁迅的办法,改姓母亲娘家的姓,将“冯大红”改为“赵蕴”。还有些同学常常为写不出文章而感到苦恼,赵伊坪就耐心帮助他们,从日常生活小事谈到国家大事,锻炼同学们分析观察事物的能力,培养他们的写作兴趣。在赵伊坪和其他教师的辛勤培育下,一批批青年学生成长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奔赴抗日战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根据形势的需要,大同中学还办起了校刊《群鸥》,姚雪垠、梁雷任主编,由学校进步师生撰稿。《群鸥》杂志发表的文章有朝气、有魄力,敢于创新,敢于写出社会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文章起到投枪、匕首的作用,对准社会上的阴暗面进行猛烈攻击。为了把刊物办好,赵伊坪协助姚雪垠、梁雷组织稿件,为刊物撰稿。《群鸥》创刊时正值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赵伊坪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群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的诗篇《这死亡紧贴在我们身上》。

  共产党员在杞县大同学校的活动,引起了杞县国民党政府的仇视和恐慌。他们多次秘密派遣特务、流氓到处搜查、捣乱,在城墙上贴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的大标语。但是在校长王毅斋的支持和保护下,赵伊坪同大家一起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继续坚定地从事革命活动。大同中学师生对赵伊坪非常拥护和爱戴,他们把赵伊坪称为“大同学校三个灵魂之一”。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战形势进入了新阶段,大同学校师生的抗战激情更为高涨,纷纷要求奔赴抗日前线。赵伊坪也接到彭雪枫久别后的来信,要他放下教鞭,设法到山东或华北找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唤醒士兵参加抗战。赵伊坪离开大同中学时,一群进步教师和学生躲避敌人耳目悄悄地为他举行了欢送会。在欢送会上他讲了一个红灯笼的故事,寓意党在向他召唤,鼓动广大师生积极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后来,姚雪垠在这个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写成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
(四)

  一九三七年三月,赵伊坪由原育德中学同学、山东聊城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的秘书张维翰的介绍,经过两次考试被范筑先录用,担任办事员。赵伊坪的到来,为加强鲁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同国民党CC派分子朱香庭作斗争,以及帮助范筑先参加抗战增加了力量。他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与张维翰等共同努力,联络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聊城光岳楼办起了《抗战壁报》,向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这里,赵伊坪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以抒情诗《嘱咐》抒发自己的革命热情: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发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这时,彭雪枫兼任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并负责冀鲁豫等地的统战工作,奉中央指示,赶赴华北作社会调查。五月中旬,彭雪枫专程赴聊城,为赵伊坪接上山东省委的关系,同时由彭、赵发展张维翰、牛连文为中共特别党员。分别多年的老同学重逢,分外亲切。赵伊坪和张维翰向彭雪枫汇报了聊城专署上层人士的情况,着重谈到范筑先对时局的看法。彭雪枫向他们介绍了全国的抗战形势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强调指出:“鲁西北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倘若战争打起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现在不仅要团结一部分进步力量,准备组织抗日武装,更重要的是对范筑先做好工作,使他接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彭雪枫在聊城期间,为赵伊坪接上了党的关系,并协助他在聊城专署内建立了党组织,赵伊坪是负责人。临行前,彭雪枫一再叮嘱赵伊坪等人:要在鲁西北抗战,就必须团结范筑先。我们要利用他的合法政权,加强党的领导,积蓄力量,组织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外,与范筑先搞好合作,就能把鲁西北建设成为一块可靠的抗日根据地。彭雪枫的聊城之行,虽未同范筑先直接见面,但共产党的主张,通过赵伊坪、张维翰向范筑先作了转达,在赵伊坪等共产党员的推动下,范筑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逐步坚定了抗日的信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彭雪枫为了指导鲁西北的统战工作,通知赵伊坪前往太原,这时,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山西、绥远、河北、山东省委的代表会议。赵伊坪参加了这次会议。彭雪枫向赵伊坪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发动全面抗战的精神。赵伊坪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带着《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指示回到山东聊城,立即向专署内党员进行了传达。他还撰写了一份《抗战部署与实施计划》的草案,具体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在赵伊坪的努力下,聊城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五)

  为了联络各地方实力派积极抗战,中央先后派张经武、张震来到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统战工作。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韩复榘在第三集团军建立了政训处,并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共山东党组织为掌握政训班的领导权,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培训抗日骨干,特派赵伊坪和共产党员张友渔、黄松龄、许德瑗等担任训练班的政治教员。左派文化人士齐燕铭主持教务工作。九月,赵伊坪调到山东省委工作后,被派往政治训练班协助齐燕铭搞好教务,同时让他加强同山东省委的联系。赵伊坪和一些共产党人,在训练班大力招收各地要求抗日的流亡学生和教师加以短期训练后,派往山东各地去开展抗日政治宣传工作。

  当时日军相继占领德州、禹城。逼近济南,形势危急,济南各官、私报纸相继停刊。山东省委决定由赵伊坪以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名义接管山东《民国日报》,与张友渔、齐燕铭、陈北鸥、黄松龄、许德瑗等创办共产党领导的《救国导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军民的抗战意志。

  在政训处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赵伊坪还一直关心着鲁西北聊城地区的抗战工作。他随时向中共山东省委汇报聊城党组织的同志们为帮助范筑先所做的统战工作情况,并根据他的建议,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姚第鸿到聊城,开始,范筑先委任姚为专署秘书。十月初,日军进犯山东。范筑先迫切希望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到聊城。在赵伊坪的协助下,山东省委派了十二名共产党员到第六区担任政训干事。赵伊坪等又在政训处抗日训练班中挑选出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二百四十名政训人员,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起,先后分三批到达聊城,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聊城各抗日机构陆续建立起来。

  十月十六日,范筑先突然接到韩复榘撤离黄河南的命令,动摇了抗战决心,把部队集合在刘河官庄一带观望形势。共产党员和部分政训人员仍坚守聊城,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山东省委为了加强对鲁西北抗战的领导,派组织部长张霖之为驻第六区专署的代表,以政训处秘书的公开身份开展工作。赵伊坪也随同张霖之到达鲁西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霖之受山东省委委托,组建了鲁西北特委。赵健民任特委书记,赵伊坪担任鲁西北特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为了加强统战工作的领导,鲁西北特委专门成立了统战小组,赵伊坪为统战小组成员。在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赵伊坪深入细致地作范筑先的争取工作,坚定他的抗战决心。同时加紧恢复各县抗日政权,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鲁西北共产党人的团结争取,范筑先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返回聊城和共产党人合作在一起,树起了抗日的大旗,向全国发出了“誓死不渡黄河南”的通电,极大地鼓舞了鲁西北和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鲁西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为了巩固和发展鲁西北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鲁西北特委根据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以及中央有关精神,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至六日以六区政训处的名义在聊城召开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赵伊坪作了《政训处半年来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系统地总结了政训处半年来在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经济建设,对各方面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会议决定:把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把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与司令部平级。任命张维翰为政治部主任,姚第鸿为副主任,赵伊坪为秘书长。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为了加强抗战干部的培养,会议还决定在聊城设立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范筑先看到这样生气勃勃的场面,精神振奋,高兴地说:“没有政治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和广大群众的支援,想坚持鲁西北的抗战局面是不可能的。”他对政治工作人员说:“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去做!我支持你们,放手去干吧!”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它使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鲁西北地区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报导称“鲁西北为我国抗战后首先建立之平原游击区,……先后恢复重要县份甚多,予敌以重创。”

  为了及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启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中共鲁西北特委创办了机关报《抗战日报》,赵伊坪担任该报社社论委员会委员。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为报纸撰写社论,使该报成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喉舌,鼓舞人民斗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培养大批抗日军政人员,充实抗日斗争的骨干,中共鲁西北特委还办起了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尽管赵伊坪在特委和政治部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担任了兼职教员,经常到聊城的政治部学校和军官教育团讲课,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刊登在聊城《战地文化》第二期上的《论抗日政权》一文,就是他的一部分讲稿。为使学员在短期内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刻苦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先后为学员们讲了《共产党宣言》、《论“左”派幼稚病》、《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深受广大学员的欢迎。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延安文艺工作组的刘白羽、欧阳山尊和汪洋,陪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战的美国友人海军少校卡尔逊到鲁西北访问。中共鲁西北特委希望范筑先能出面欢迎这位友好人士,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使他认为:抵抗日本侵略者是中国自己的事,何必大张旗鼓地欢迎一个美国人呢?赵伊坪立即与另外几位共产党员一道向范筑先详细地阐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分析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范筑先听后,提高了认识,立即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狭隘想法,热情支持欢迎活动。卡尔逊到达聊城时,范筑先带领群众给予隆重的接待,并陪同卡尔逊到阳谷、濮县访问。卡尔逊回国后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聊城之行,并评价:“范筑先将军是我在华北敌后一千五百英里的旅途中,所遇到的一位最令人感兴趣的精力充沛的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人。”

  一九三八年,赵伊坪应冀鲁青年记者团主办的大型理论刊物《战地文化》之约,在该刊第二期发表了《论抗日政权》一文。文中,他对抗日政权建立的原因、作用以及意义都阐述地非常清楚,他指出:“抗日战争首先实现了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亘古未有的统一局面。这是中国历代帝王所期待不到的成功;是近数十年来封建军阀所经营不到的收获。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昭示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只有抗日战争才能促成全国的团结;只有坚持长期的抗战才能巩固全国的团结;只有最大限度发挥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性才能奠立新中国坚强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一切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个人或集团,都应该把抗日政权作为我们现阶段唯一的神圣的产业,发展它,巩固它,拼全民族的力量保卫它……”

  此文在鲁西北各界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它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权的伟大意义。

  一九三八十月五日,为贯彻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精神,解决鲁西北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重大问题,在聊城召开了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赵伊坪和政治部的同志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赵伊坪起草了《军队政治工作如何发动群众》、《政治部工作计划》的报告和《山东省第六区抗日共同行动纲领》等文件。这些以中共鲁西北特委和政治部的名义签发的文件凝聚着赵伊坪辛勤劳动的汗水,体现了他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六)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者攻陷广州、武汉之后,转变战略,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山东,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利益,顽固地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公开分裂范筑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关系,蓄意制造磨擦。为了维护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赵伊坪在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十一月十三日,日军从济南、泰安两地向聊城进发。傍晚,日军在东阿强渡黄河,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退,使日军长驱直入,鲁西北特委和范筑先闻讯后,立即作了紧急部署,决定将有战斗力的人员和群众全部撤出聊城。十四日晨,赵伊坪带领政治部机关人员和政治干部学校师生向聊城西南莘县转移,之后又辗转到冠县,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第十支队会合。范筑先等未来得及撤出,被日军围在城内。经过一昼夜激战,范筑先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以及七百余名守城军民壮烈牺牲。

  聊城失陷后,鲁西北的形势日趋严重。中共鲁西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继续坚持鲁西北平原游击战争,并作好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事进攻的准备。会后,赵伊坪和张维翰一方面抓紧补充部队,另一方面在干部和部队中进行坚持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动员工作,很快稳定了干部及战士的情绪。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北方局根据六中全会精神和鲁西北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把鲁西北和泰西特委合并,成立鲁西区党委。一九三九年一月,鲁西北党委在北馆陶成立。张霖之任书记,赵伊坪任秘书长兼统战部长。赵伊坪受鲁西区党委委托起草了一份《在新形势下给鲁西北全体党员的紧急信》,详细阐述了当前的形势与斗争的任务,以及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意义。这封信发出后,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党员和广大抗日干部,使他们更加坚定了在敌后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机关随八路军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茌平、博平地区挺进。五日清晨,部队在茌平琉璃寺一带与日军遭遇。经过一天的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由于敌众我寡,先遣纵队司令员李聚奎和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决定利用黄昏突围转移。部队从琉璃寺寨内突围出来,向许楼方向前进。突然,前方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迎面扑来。交战中,赵伊坪中弹负伤,坠马落地,不幸丢失眼镜,由于高度近视行动困难,被日军所俘。凶残的敌人用尽酷刑,赵伊坪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痛斥侵略者的暴行,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敌人恼羞成怒,将他全身浇上汽油,放火点燃。赵伊坪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和八路军战士得知赵伊坪惨遭敌人杀害的消息,个个悲痛欲绝,泣不成声。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为赵伊坪报仇。在鲁西区党委和八路军先遣纵队领导下,鲁西北广大人民纵横驰骋在鲁西大平原上,筑起钢铁长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这块神圣的土地,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段铁安执笔)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访赵西白同志记录》。

  2、《访蔡百川同志记录》。

  3、《访谢梅村同志记录》。

  4、《郾城县党史大事记》(1985年9月)。

  5、《访路庭训同志记录》。

  6、王志远:《回忆战友伊坪同志》。

  7、《访问赵国安同志记录》。

  8、张介民:《忆赵伊坪同志》。

  9、师陀:《怀念赵伊坪同志》,载1987年《新文学史料》。

  10、周传文、陆吉元:《朱慨夫在新泰》,载《新泰党史资料》1987年第1期。

  11、《访冯若泉同志记录》。

  12、《杞县私立大同学校校史》(1982年9月)。

  13、《访问王国权同志记录》。

  14、赵伊坪:《这死亡紧贴在我们身上》,载1936年《群鸥》杂志创刊号。

  15、姚雪垠:《雁门关外的雷声》,载《抗战文艺》第5卷第1期。

  16、张维翰:《抗日初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简述》,载1983年第2期《聊城地区党史资料》。

  17、赵石越(即赵伊坪):《嘱咐》,载1937年《文丛》第6期。

  18、谢玉林、李冬春:《鲁西北抗日局面的开辟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载《聊城地区党史资料》。

  19、赵伊坪:《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给长简(即师陀)的信》。

  20、《访问王化云同志记录》。

  21、《访问徐运北同志记录》。

  22、赵伊坪:《家信》(1938年11月7日)。

  23、赵伊坪:《论抗日政权》,载《战地文化》第2期(1938年9 月20日)。

  24、许法:《琉璃寺战斗》,(载《华北敌后鲁西北》(1985年7月)。

  25、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见《毛泽东选集》389页。

  26、赵晓舟:《怀念哥哥赵伊坪》(1986年)。

  27、《山东解放区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28、王幼平:《参与创建鲁西北抗日武装的回忆》,载《聊城地区党史资料》1983年第4期。

忆赵伊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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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识赵伊坪同志是1929年中秋之后。当时伊坪、朱慨夫(即朱义才)和我同在冯玉祥西北军田春芳之第24师工作,伊坪是司令部军械处录事,我是参谋处参谋,慨夫是副官处副官。我与伊坪同庚,慨夫稍大一两岁。因我们年龄相近,情趣相投,居处厮连,接触较多。伊坪虽年仅弱冠,但风华正茂,谈吐风流,意气豪迈,举止落拓,且还笃学深沉,博采约略,蔼然亲切,人为倾倒。我们相处时,经常深夜不眠,或畅谈时事,挥斥方遒;或钻研理论,发穷决疑;或翻阅文艺,指点优劣。伊坪每每发言,立论确切,意畅词晰,反复剖解,深刻动人。我之所以能稍明革命道理,得之伊坪同志诱掖者居多。故伊坪不仅是我的良友,更是我尊敬的长师。慨夫性情豪爽,襟怀坦荡,志趣高浩,热情洋溢,其思想方面受伊坪影响亦深。我们曾不断商谈,如何结识好友,深入连队发展进步官兵,进行工农革命,拉队伍、树红旗,入深山(当时拟以秦岭以南山区为活动地区)打游击。方略由伊坪指挥,具体活动由我和慨夫分头进行。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基本上掌握了约一个多营的兵力。现在记得是一个手枪连,一个八二迫击炮连,一个骑兵连。此外,尚有个别班排。这些部队均为冯玉祥之第四路军,即宋哲元总指挥部直属单位和其24师中的连队。慨夫和我那时均非中共党员,伊坪亦未暴露其中共党员身份。而在私议中慨夫同我断定伊坪为共产党员无疑,加之伊坪能力超群,衷心愿听驱策。1930年春夏之交,我们曾一再研究采取兵变方式拉出部队,终以力量初聚,机缘未熟,未敢冒昧从事。同年夏,中原战起,冯玉祥西北军全部东出潼关,开抵豫东,我们只得随军东进,另找机会俟机而动。到了豫东,我们又多次商讨,想毅然率领可掌握的部队,脱离内战,急驰南下大别山区与红军汇合,可又考虑到豫东广阔平原,迢迢千里,不仅脱离战场困难,即通过此遥远地带,也属不易而作罢。入秋以后,冯玉祥所部向西败退,我们又随军回陕,过洛阳后,沿途遭杨虎城部截击,冯玉祥所有部队已溃不成军,刚到陕境,均先后被杨虎城收编。我们辛辛苦苦培植之革命幼芽,经过这一重大挫折,已荡然无存。伊坪乃于1930年冬到西安,经其朋友介绍到杨虎城之马青苑部任秘书(注:马青苑也可能是孙蔚如部,记不很清了)。我返陕西后,在朝邑县杨虎城之冯钦哉师武士敏旅当参谋。慨夫下落不明。初时,我尚不知伊坪在马青苑部。适因公便,我去一趟西安,碰巧遇到伊坪,相见之下,不胜唏嘘。别后,我们即书信频通。几经挫折我情绪怅然,烦躁不安,屡于字里行间,多有流露。伊坪则不然,对革命前途深抱乐观,每次复信,必多方开导,要我少安勿躁,指出革命前途无限光明,但非一帆风顺,只要继续努力,自然可以涉登彼岸,竟其全功。他又怕我牢骚过甚,发生意外,力劝我返回原籍,改变一下环境。于是,我遂于1931年春节后回家,在本镇小学任教。

  伊坪亦于1932年春节前返回其故乡郾城。当年春节期间,我专程到郾城看望伊坪。夜间,我们联床共话,乐而忘倦,我告诉他:说我什么时候,怎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如何在本地搞革命活动等等。至此,伊坪才对我说他早已是中共党员。并告诉我慨夫自冯玉祥部队失败后,如何辗转到了山东,现在山东新泰鲁南民团军谢书贤的指挥部当副官长,谢书贤对慨夫颇为器重和信任。那里情况很好,机会难得,将来如果我们均能聚在一起,展所抱负,革命前途大有希望。所以,他已决定不日成行,去鲁南和慨夫一起工作,甚盼我也能随后前去等等。同年4月(农历)左右,我应伊坪再次函催去鲁,也因我的中共身份有所暴露必须出走。到新泰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后,见了伊坪、慨夫,甚为兴奋。除我三人外,尚有姚弟鸿、王乐超二同志。不久,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下(当时省委在泰安),成立了鲁南民团军中共党的组织(名称已忘),伊坪为党的负责人,伊坪的公开身份是一团一营营部文书,我和姚第鸿、王乐超均在连队作文书。当时革命工作活动方法分工是:上面联系和掩护由慨夫负责,下面物色对象、发展组织由我们四人分别进行。行动方针是先交朋友,逐步发展组织,待掌握了一定力量之后,时机成熟,即扣押谢书贤,拉起队伍上沂蒙山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自4月到8月,我们曾在各连队中吸收120多名党员,可掌握的武装力量已近300名,约占谢书贤直属部队的四分之一。同时并发展了新泰教育局长王者宾,让他专任尔后革命部队联络之责和筹款粮任务。本拟再俟稍稍扩展,即借机暴动,扯旗上山。恰在这时,不料慨夫和谢书贤闹翻,处境异常危险。怎么办?几经确商,并请示省委,决定将慨夫立即撤出,伊坪也同时离开。弟鸿、乐超和我也奉省委指示在伊坪和慨夫走后,一并找了个借口撤离部队,以免有所挂累赘,善后问题由省委作了处理。

  伊坪、慨夫撤出后,当即回到河南商丘,乐超也回到河南原籍杞县,第鸿回到济南。我撤出后,由省委介绍到济南搞学运,旋又派赴青岛,于1933年春也回到河南。1932年初秋,我和伊坪分手,自1933年夏至1937年秋4年时间里,我和伊坪虽有书信来往,但总是时断时续,且天各一方,纸短情长,难尽欲言。直到“七七”事变后不久,我再次去济南,方才见到伊坪。聊城抗战之初,尚不时会面,讵料伊坪战斗中被俘,慷慨就义。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月落云停,怎不令人悲怆!敬献俚词,略表悼念:

  (一)

  中州豪士,巍然特出。

  幼攻典籍,采精去粗。

  长通马列,信仰贞笃。

  出为革命,不畏艰苦。

  历经险恶,如茹香薷。

  磊落胸怀,侠烈为骨。

  高尚其德,风流谈吐。

  才智隽拔,卓识突兀。

  命笔成文,龙蛇飞舞。

  洋洋洒洒,建瓴高屋。

  立志超越,高瞻远瞩。

  (二)

  民族不幸,日寇侵凌。

  烽火连天,兽蹄纵横。

  人命倒悬,国脉将倾。

  慷慨时艰,敌忾填膺。

  豪气冲霄,投笔从戎。

  北渡大河,进抵聊城。

  帷幄策划,抗战扩兵。

  挥戈杀贼,叱咤驰骋。

  冒弹直前,凛凛风英。

  被俘不屈,壮烈捐生。

  忠灵不泯,永贯碧空。

  (三)

  月凄水寒,薄雾满天。

  悼念故友,情怀万千。

  忆昔音象,仿如目前。

  想见何及,隔断黄泉。

  哀哉痛哉,涕泪涟涟。

  霹雳一声,乾坤翻转。

  旭日东升,妖气尽歼。

  神州光复,禹甸咸安。

  未竞初赋,后继黾勉。

  谨具素忱,遥为君奠。

  庶乎可以,含笑长眠。

  一九七三年五月六日写

  一九八二年修改

  (选自河南省民政厅主办之《烈士永生》第14集) 

怀念伊坪
师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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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赵伊坪,河南省郾城县人,191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河南、陕西、山东从事农运、学运、兵运工作,曾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1939年3月5日,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日寇作战中负伤被俘,屡受酷刑,英勇不屈,后被日寇用火烧死,壮烈殉国,时年29岁。此文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师陀(原名王长简)生前应约撰写的,在赵伊坪烈士牺牲51周年之际,特发此文,以志纪念。

  我和赵伊坪同志相识是在1930年夏天,当时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正在河南打内战,他在冯玉祥部下田春芳师运输连当上士录事,名叫赵罗平。据我大哥王乐超说:当运输连在我家驻扎时,赵发现许多进步书刊,高兴极了,表示要与我们做朋友。在冯玉祥军队里,上自他本人,下至连、排长,绝大多数是当兵出身,一个相当于班长的上士录事,居然喜欢进步书刊,可见来历不平常了。

  我那时刚读完高中二年级,学校放了假,同学回家了,我利用学校环境清静写文章,回家晚了十多天,其时运输连已经离开我家,移驻距我们那里东南十多里路的一个村庄了。我回家不久,一天上午,赵伊坪冒着酷暑,头戴大草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满脸是汗,到我家来了,天气太热,我劝他脱下外衣,他就毫不客气,脱下军装,摘下大草帽,端起用桑叶煮的大碗茶,坐在大门底下,便谈开了。他先问我几时从开封回来的?那里的情形怎样?接下去便讲,他是押着大车队去罗王车站领给养的,经过这里,让大车队先走,自己拐过来看看。其间他特别讲了路上发生的一件事:一个赶大车的农民让路慢了,激起士兵的愤怒,打了那农民。对这件事,他动了火,当场训斥那当兵的:你自己本来也是农民,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家呢!说这话时犹余怒未息。伊坪约我过几天到他们那里去玩,然后便站起身来要走,我留他吃午饭,他坚持不肯,:“我还得追赶大车队呢。”并关照我:“我三四天就回来,希望你上午到我们那里去,在我那里吃午饭。”他既然“公务”在身,不便强留,我便将他送出村外,但见他在强烈的阳光下,匆匆向西北赶路去了。我望着这位年轻“录事”的背影,心里产生疑问:他既然有学问,热爱进步书刊,富于正义感,对农民充满同情心,对人又彬彬有礼,为什么要到西北军去呢?是的,他是怎样到西北军的呢?

  大约过了五六天,估计伊坪运给养已经返回,我和大哥便去看他。他们连部驻在一户农民的大院子里,连长叫朱聘三,是个性格热情而又开朗的人;司务长叫熊义吾,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后来交往深了,始知他其实是个极天真的人。我和大哥曾去过几次,谈话内容现在能记得的是朱聘三曾不住的大喊大叫,要找共产党,要让队伍打起红旗。朱说:“只要上了山,来一个通电,成立红军,我任司令,他(指着伊坪)是我的政委,他(指着熊义吾)是我的参谋长。”我警告他说话留神,他说:“你不用怕,全连士兵都是有觉悟的。”事后,我向伊坪了解到朱的情况:一是他不打骂士兵;二是他家里汇来的钱每月改善全连的伙食;三是他经常向当兵的讲士兵如何受压迫,为他们打不平;四是如果有谁家里遭到变故,需要钱用,他便借给他们。当时冯玉祥的军队里是不发饷的,师旅长以上的将军们可以向冯借钱,团长以下的军官如果想用钱,只好靠聪明、靠机会了,朱聘三的办法是向家里要钱。朱是商丘县乡下一个村镇的人,家里有百把亩地,是独生儿子,读过私熟,相当聪明,父亲去世了,母亲给他娶了个使他不喜欢的老婆,便在北伐期间当了兵。

  伊坪是河南郾城人,我问他为什么不顺便回家看看,他笑着答到:“又不是小孩子,还离不开父母。”熊义吾是河南确山人,我去他们那里两三次后,便不知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了,战争的结果是冯玉祥彻底垮台,约在九至十月间,我意外的收到伊坪从洛阳西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今后不知到何处去。

  1931年初春,我忽然又接到伊坪从西安来信,用的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公用信封,信纸是警备司令部的八行笺,用毛笔书写,开头讲他当了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的秘书,接下去问我的情况,嘱我如果回信,可写西安警备司令部赵一萍收。这时他改成了赵一萍。在旧社会,一个失败军队的上士录事,尽管学问好,字写得好,没有相当关系,要想当上得胜军队警备司令的秘书,是不敢设想的。

  对共产党朋友,他们的经历、入党时间、在党内的职务,我从来不想知道。这是因为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因为伊坪平常讲话有几个字爱用北京音,我只知道他曾在冯玉祥办的育德中学读过书,我只有暗暗为他高兴。他给我写信的目的,除了他认为我是进步的,想通过我了解朱聘三和熊义吾的情况外,我实在难以揣测。我马上回信,告诉他朱聘三自从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辗转到了家乡,并托我找“母亲”(即共产党)。伊坪迅速答复,谈他在司令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司令部的情形,不提朱聘三。以后还通过几次信,仍不提朱,他似乎有所避讳。这又使我怀疑,他是否真正找到了党。

  1931年夏,我到了北平,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同学张宏道来找我,问我想不想加入“反帝大同盟”,我问了反帝大同盟的情况,知道是党的外围组织,便欣然同意。这时我想起伊坪,立刻写信,如果解决“婚姻”问题,顶好到北平来一趟。很快得到他的回信,他不需要,若有他们(指朱聘三、熊义吾)的消息,请马上告诉他,至于他本人的行踪,千万勿向他们谈起,必要时他直接跟他们联系。

  过了个把月,家里转来朱聘三从山东新泰来的信,信封信笺用的是鲁南民团军指挥部的。他已改名朱慨夫,做了副官长,急须找“爱人”。我把此事向在济南的同学姚第鸿(共产党员)写了一封信。

  过了几天,我收到姚第鸿寄来的信,只简单的说:你的朋友需要“爱人”,可在某地找某人接头。我把姚第鸿的信转交给朱慨夫。过了二十来天,我接到朱慨夫的信,感谢我帮他找到“爱人”,还讲了许多充满狂喜的话。我写了回信,同时把朱慨夫先后来两次信又转寄给伊坪,却很久不曾得到回音。

  1932年3月,我收到一封从山东新泰鲁南民团军指挥部寄来的信,这封信很特别,信封装得鼓起来。我打开来看,首先是朱慨夫的信,伊坪已到了新泰,朱的信中夹着从各式各样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红片,有伊坪的,有熊寄飘(熊义吾改用的名字),有我大哥的。出乎意料的是居然还有姚第鸿的。伊坪的信写得很简单:刚来这里,还不知道工作怎样安排。朱慨夫所以发动写信运动。无非告诉我伊坪到新泰罢了。

  1932的7月,我父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我大哥也从新泰回来。据我大哥讲他和伊坪等当时名义上的职务是排、连、营录事或书记,一律上士待遇,每月工资十元,实际工作是搞“兵运”,即唤醒兵士,发动兵变。后来,由于朱慨夫和谢书贤(鲁南民团军军长)因私人关系闹翻,处境险恶。伊坪和朱慨夫等在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下,撤离了新泰。这是1932年9月的事情了。

  1932年秋收时节,伊坪忽然到我家来了。自从1930年夏天和他分手后这次相见,好象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伊坪知道我父亲去世,讲了几句吊慰的话。从他的表情看,似乎有什么心事。他住了几天,坚持要走,问他去处,他说现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既然挽留不住,只好派人送他到兰封车站。他走后,我大哥才告诉我,伊坪原是撤离到商丘乡下朱慨夫的家,为了打游击造枪,朱慨夫临走前从鲁南民团军修械所带了两个修械兵,准备造枪,枪没有造成,两个兵油子摸清了朱家的情形,扬言要告发。朱托人说情,花了几百块钱,才打发走两个瘟神爷。乡下自然呆不住了,便举家搬到商丘城里。

  秋收完毕,我到了开封,顺便去看康午生(即王国权)和赵毅然。康午生和赵毅然是河南大学学生,我是慕名而去那里的。在那里,我得到意想不到的消息:伊坪因等山东来信,困在郾城同乡会里。因此我从河南大学出来,立刻去找伊坪。

  在郾城同乡会里,我找到了伊坪。这时他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身上只剩下一块钱,山东来信仍遥遥无期,很焦急。看到这一切,我便提议用我的钱买车票一快到山东去,但我的钱只够买两张到泰安的车票。伊坪高兴地说:“不要紧,到了泰安,我立即往济南写信。”

  我俩上了火车。伊坪在火车上讲:为了拉游击队,他住在朱慨夫乡下老家时,一天晚上,曾跟当地一个土匪头子去关帝庙烧香,磕头拜过把兄弟。很难想象,这个人平常待人接物文质彬彬、不多说话的人,必要时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车过柳河,他说:我就是从这里跳下去到新泰的。

  火车抵达徐州将近夜里11点了。伊坪在徐州车站碰到一位熟人,他教我稍稍等候,并嘱咐我不要走开,便钻入黑暗的夜色中不见了。他去好久才回来,向我道了歉,并说:“刚才那个小伙子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被处分,要下煤窑,所以跟他谈了很久。”我问他怎么认识的。他说“在会上。”“你批评他了吗?”“人家既然受了处分,只能鼓励,怎能批评呢?”他语气之间有些愤然,怪我不懂事。我不是党员,尽管我内心想入党,毕竟还不是党员;一个不是党员的人,是不懂组织纪律的,也不懂同志之间关系,也不知道对待犯错误同志应持的正确态度。

  我们俩都会抽烟,在徐州车站,花了三分钱买了一包山东造的雪茄烟。火车夜里两点从徐州站开出,到了泰安,太阳已冲破晨雾。我们一夜不曾合眼,大家轮流抽那包山东造雪茄烟。

  车到泰安,我们走进一家小客栈。泰安有座泰山,只好在店簿上写“游览”。我连早饭都不想吃,便倒下去睡了。由于长期艰难生活,伊坪养成了善于精打细算,管理钱财的本领。“总管家”伊坪早已关照过:现在我们还剩下一块钱,要花到济南来人。我睡时伊坪正在写信。我醒后但见他在床上坐着,我问寄往济南的信,他说已经发了。说罢我们走出小客栈,在泰安西关大街一家饭铺每人吃了一碗米粉。那米粉价钱大概算最便宜的了,可是份量极少,每碗顶多有一两多点。我的食量小,仅能填饱胃的1/3,伊坪个头高,食量大,估计只能填饱肚子的1/4。我们每天中午晚上每人一碗米粉。在半饥饿状态中,我们俩逛了城里的岳庙,看了庙里的唐槐汉柏,荡了泰安城里用青石板铺的大街小巷,爬了泰山脚下的三家庵。

  第三天的上午,我们在三家庵外柏树坟里抽足了香烟,回那家小饭铺吃米粉。在大街上走着,忽然有一个人扬着手大喊:“伊坪!伊坪!”他是从济南来的熊寄飘,随身只带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这混小子听说我们困在泰安,便马上来了。他说朱慨夫去鲁东南视察工作了,济南没有钱,仿佛我们会变戏法,他来了就会变出钱来似的。

  伊坪沉下脸想了想。

  “伙计,还有钱吗?馋死了!”熊寄飘抓住伊坪的手不住的摇着说。原来这混小子,住在姚第鸿父亲的专车上,饭有得吃,就是没有酒喝。他的一团孩子气惹得我们都笑了。

  “还有三毛钱,你说到哪里去吧!”伊坪说。

  “走,喝四两去!”

  我们于是上了一家小酒楼,拣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坐下,要了四两白干,剩下的钱全买了“酒肴”。“酒肴”就是椒盐花生米。

  使我惊讶的是“总管家”伊坪,我们已经在泰安吃了两天米粉,买了一包香烟,一块钱居然还剩下三毛,如果不是熊寄飘赶来喝酒,足够我们两个吃三顿米粉。从酒楼出来,钱花光了。回到客栈,伊坪写了一张条,打发茶房送到泰安城里。随后来了位连长,伊坪同他紧紧握手。那位连长问我们几时来的,为什么不通知他。最后问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助解决。这个连长倒是爽快人,当场摸出三块钱给我们让买火车票,又关照茶房,店钱由他结算。伊坪在泰安有这样一位熟人,非但我不知道,连熊寄飘也不清楚。这也是我猜想他在新泰时领导的不仅是鲁南民团军指挥部的全体党员,而且是全鲁南民团军的党组织。

  靠着这三块钱我们到了济南。姚第鸿让他家厨师,煎四个荷包蛋和一盘炒白菜让我们吃。晚上我们打地铺睡在姚第鸿书房里。姚当时在齐鲁大学读书。第二天他关照我们,他不在家时顶好不要回来。我们遵从主人的吩咐,一早出门,去荡马路。伊坪又成了我们的“总管家”。从泰安来时还剩下几毛钱,中午到济南粥店吃高装馒头蘸辣椒,晚上去粥店喝水饭,把泰安抽剩下的两支香烟,三人轮流抽光了。

  姚第鸿的父亲很快知道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准备睡觉,他穿着草绿呢子军装,脚穿黑皮马靴,乌青着脸不分青红皂白,极粗鲁地把我们痛骂了一顿,声言他的家里不许住共产党。

  我们挨了骂很生气。第二天早上伊坪坚决地说:“今天一定搬出去!”上午我们看定一家便宜旅馆,中午搬了进去。安顿好后,晚上我们在粥店吃过高装馒头蘸辣糊,刚回到旅馆,姚第鸿骑着自行车找来了,姚第鸿是地下党员,又是老济南,对济南的敌人了如指掌。他一进房间就紧张地说:“你们怎么能住在这里?立刻搬!”伊坪说:“别处无处可住。”他说:“搬到我父亲的专车去。”

  为了考虑我们今后的生活,伊坪只好把他的大衣送进当铺,和旅馆结了帐,我们便搬到姚一介的专车上了。姚一介是山西人,中原大战以前任韩复榘的顾问,阎、冯失败后,韩复榘替他要了一节专车,酬谢他的他的“功劳”。专车实际上就是乘务员休息时的睡觉车,只有普通客车的半截长。专车停在胶济路车站外面的叉道上,我们去的时候车上已经住了四个人,都是姚的亲属,经姚第鸿介绍,他们知道是“大少爷”的客人,都热烈欢迎。车上有很多铺板,姚第鸿走后,我们很快搭成三张床。第二天吃早饭,看见去“公馆”领菜的人带回来的菜:薄薄一片五花肉,一棵白菜,几根红萝卜。米是专车上现成的。尽管他们为我们改善伙食,教我们回来吃午饭,我们怎好意思从他们嘴里夺食呢?

  伊坪又成了我们的“总管家”。他身上有五块多钱,我们买了一包便宜的香烟,他管得很紧,到万不得已时才拿出一根。中午吃粥店的高装馒头蘸辣糊,晚上吃辣糊蘸馒头。

  “双十节”已过,济南相当冷了,专车上取暖的火炉已生起来,朱慨夫仍没有消息。一天姚第鸿到专车上来,叫伊坪出来,对他说:老朱最近不可能回来,济南市委让你们三个人留下一人,伊坪生气地说:“要留全留,要走全走!”随后他大概又诉说我的情况,但是无用。我劝他留下来,他说他已经向姚第鸿讲了。

  姚第鸿走后马上派人送来三张免费车票。恰巧姚一介的专车第二天要去徐州替煤炭厂运煤,我们便顺便乘车到了徐州,然后乘陇海路的铁闷子车,懊丧地各自回家了。

  1933年3月,我得知一位初中同学在太行山里区公所担任小差事,想起伊坪在朱慨夫家乡,为着拉游击队曾跟土匪头子在关帝爷面前磕头烧香,认为是“开店”(即拉游击队的隐语)的好地方。便写信问他,我是否可以为他打前站。他答复我不妨先去看看情形,我在太行山里的区公所(辉县盘上)住了三个月,曾跑遍全区,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了解的结果是:那里枪枝很多,全抓在地主手里,那地方又十分落后,排外思想严重,一个外地人到了那里,如果和当地地主没有特殊关系,很难站得住脚,甚至有被杀害的危险。我把上述情况用隐语报告在杞县大同小学教书的伊坪:货色极多,生意难做,是否来,请他考虑。他没有回信。

  1933年暑假以后,伊坪到临颖县任小学教员,来信说那是个偏僻的乡村,让我回信寄到临颖县第一小学。他没谈过具体活动内容,只讲那里办得“有生气”。大约就是这“有生气”,教了一年,终于被辞退了。1934年他到泌阳县教书。学校设在一座祠堂里,校长思想落后,打了他的小报告,于是,他只干了几个月,便辞职了。1935年春季伊坪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他去杞县,介绍人是康午生,大同中学校长王毅斋是河南大学的教授,王毅斋是杞县城里人,早年在德国留学,得政治经济学博士,王为杞县办的唯一好事是先办了私立大同小学,后来又办了私立大同中学,容纳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员,教出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

  1936年夏天,我从北平去上海,事先通知伊坪,很想到他家里跟他见见面,他回信说顶好在暑假开学前来,我如期前往。

  赵伊坪家住郾城崇圣街五号,全家共有六间房子,三间堂屋是瓦房,归他祖母、父母、小兄弟居住,三间东屋是草房,由他、他的夫人吕瑞芝和女儿居住。我来了,他家没有空房屋安排,便借用前面他寡嫂的三间堂楼,我们上楼后,伊坪推开后墙上安的方形板窗,一阵凉风吹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耸立城头上的高塔。在高塔下面,是城墙里面茂密的碧绿青草,有几只雪白的绵羊在那里吃草;板窗前面,是一棵结了青青枣子的枣树。伊坪关照说:“晚上睡觉要把这板窗关起来,不然要着凉的。”我回头问他:“郾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他幽默的答道:“没有,连石头都是从老远的山里搬来的。只有花红园。你先休息,我下午陪你去。”

  我美美睡了一觉,下午同伊坪一块带了只竹筐上花红园去了。那花红园真大,我们走进去,上不见天日,四面看不到边,简直如走进了海洋,果子还不到采摘的时节,向阳的、树梢上的开始红了,上面敷着白粉,象少女的粉脸,令人爱惜。这绿色的海洋把我给陶醉了。这小县城的花红园把我给陶醉了,一阵狂喜,一阵激情。我说我准备以他们小县为背景写一本书,北方小县城里有果园,当时我想大概只有郾城吧。最后我们带回去一竹筐花红,咬一口就能感到是一种犯罪。他问我打算写什么作品,我告诉他想写《马兰》,并大体讲了《马兰》的情节。后来他写信问马兰上山了没有,我还不曾动笔呢。

  我在这楼上住了半个月,一天上午,伊坪牵着女儿莉莉的小手上来了,莉莉当时三岁左右,是个白胖小姑娘,很象她妈妈,大概她从出生起没有上过这座楼,高兴极了,来不及爸爸教她喊“伯伯”,便拍着小手跳起来叫道:“这儿真好呀!”我塞给她几只花红,伊坪关照女儿不要乱跑,然后问我:“你大概知道路某人吧?寒假曾经来过。”路某人我不但知道,而且还认识这个“特殊材料造成的”人。去年我回杞县时,他正在杞县大同小学教书,伊坪可能领导过他。去年下半年他就应聘去洛阳一个私立中学教书,我已回到北平,还通过信。不久路某人被捕,做了叛徒特务。骤然间我感到奇怪:伊坪在豫东,路某人在豫西,从党内说没有上下级关系,他天寒地冻,特地从洛阳跑来看伊坪做什么呢?

  “来请求原谅,别的他还能讲什么!”伊坪说。

  我不是党员,从不打听党员朋友在党内的职务。路某人做了叛徒特务,特地跑来求伊坪原谅,又似乎是上下级关系。究竟是否如此,当时我无从断定。伊坪是个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甚至竭力避免表现自己。可以设想,路某人曾向他痛哭流涕,伊坪也劝告路某人以后不要再陷害革命同志。这一切都不曾向我讲,只是我到上海后,他寄给我一篇散文,标题《保障》,署名蔚灵,内容对叛徒特务充满憎恶之情。所谓做共产党员没有“保障”显然是路某人到郾城来看他时亲自讲的。同时他还寄给我一篇中篇小说,内容是写一个叛逆的寡妇,标题是《河》,署名蔚灵。我看完后,认为审查官老爷很难通过,寄回去请他改。他回信说实在太忙,没有时间修改,还说:文艺这行饭我吃不了。

  学校开学,我们便一同离开郾城,同行的有他的小兄弟,另外还有一位他的亲戚。我在开封住了一段时间,约二十来天,然后去杞县,在大同中学住了三天。第二天晚上,伊坪悄悄送给我三期《蓓蕾》杂志,并说编辑人是梁雷。梁雷是地下党员,是伊坪大同中学的同事,我不认识。《蓓蕾》是铅印十六开本文艺月刊,翻开目录,但见有评论、论文、杂文、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通讯,内容比当时一般文艺刊物丰富得多!其中竟赫然有芒种的文章。芒种就是伊坪。我在北平时候,他曾用芒种这个名字寄赠一张照片。他说:凡是用蔚灵笔名发表的散文、散文诗、诗歌,用芒种笔名发表的论文、评论、杂文全是他写的。刊物的通信地址是北平。我在北平却没有看到过,显然是伪装。它的发行渠道和印刷厂,我当时没有问。就是刊物的存放地点分明也是在大同中学外面,否则他不必到第二天晚上才拿给我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评论沈从文作品的长文,笔名我忘记了,我猜想是曾在大同中学教书、后来任郑州大学校长的郭晓棠的手笔。这是河南的地下党办的秘密文艺刊物,可惜我没能好好保存下来。

  我在伊坪家居住期间,他曾教我讲过《如果抗战爆发,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题目是他出的,听的人有两位:一个是他的堂兄弟,一个是进步中学生。现在我住在大同中学,他又请我向学生讲话。我过去从未教过书,友情难却,便硬着头皮走上讲台,面对坐满教室的学生,头上直冒汗,只好再讲我在郾城时他给我出的那个老题目了。

  我离开杞县的前一天晚上,我大哥来找我,见面头一句话,就是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家里。我向他说明不回家的理由,他悄悄的走了。实际上我也对这个小城从心底憎恶,住了三天,没出大同中学校门。如果不是伊坪在那里,我压根不会回来。那学校也确实办得进步,至少各教室、游艺室都挂着哈尔滨之类室名牌子。因为事前和上海朋友约定去车站接我,第三天吃过早饭,伊坪提着我的手提箱送我到汽车站。汽车停在西门大街,要等到没有乘客上车才开。我劝伊坪回去,他坚持要等到汽车开动,最后看到汽车一直停在原地,他看看表,只得说:“到上海可来信啊。”挥挥手,告别走开了。

  我到上海安顿住下后立刻给伊坪写信,我和伊坪的通信,包括开封时的、北平时的、上海时的,毛估计共有200封,也是我和朋友通信最多的一位。由于我没有“正当”职业,随时有被国民党警特查抄的可能,对于共产党朋友的来信,首先是销毁信封,再看内容如有犯“时忌”的,看完后再行销毁。前者是怕牵连朋友,后者是避免自己被逼供。我现在保存下来的伊坪信,是屡次淘汰剩下的。约在1936年10月间,他说他很不喜欢那隔壁就是监狱的学校,已给朋友去信,希望能在别处找到工作。他已经在大同中学两年,跟监狱作邻居两年,怎么忽然想走了呢?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已觉察到敌人对他注意。敌人所以不敢立刻把他抓起来,是他平常工作谨慎,不曾拿到真凭实据。现在知道,他所讲的朋友,一位是曾参加长征的彭雪枫,一位是聊城的张维翰,这两位是他在北京育德中学的同学。快放寒假时他又来一封信,说他准备去陕西一趟,暂不要给他写信。

  1937年春,在长时间中断联系之后,我忽然接到伊坪从济南来的信。他极兴奋地讲:他去西安一趟,并附寄一首长诗《嘱咐》,说:“写于渭南,改于济南。”《嘱咐》这首诗,按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认为是用象征的手法,歌颂长征。同时还收到他的一首纪念鲁迅的诗。两首诗均署名蔚灵。当时我没征求他的意见,便自作主张,改署名赵石越。伊坪学名叫赵石庵,孺名廉越,我是把他的学名和孺名各选一字合起来罢了。我把两首持交给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月刊。但我不敢把伊坪的地址告诉看“外稿”的靳以。尽管那时伊坪已考进聊城专员公署秘书处。也正因为他考取专员公署秘书处,我了解他,靳以并不了解他,担心靳以看到“专员公署”不肯采用。结果只用了《嘱咐》,纪念鲁迅的那首诗没有用。《嘱咐》有几元稿费,我问伊坪是不是寄给他,他说:“你花了吧!”我一直认为他在专员公署搞秘书工作,薪金至少有20元,谁知他当时一个月竟拿八元工资。按我当时的经济状况,不要说几元,就是几十元,一百元也支援得起他!

  彭雪枫1937年5月在聊城的出现是伊坪想象不到的,简直是一种狂喜。至今我还保存着张维翰寄给我的四人合影:即赵伊坪、牛连文、彭雪枫、张维翰。抗战军兴,伊坪应彭雪枫的邀请去太原学习。回到山东,他在山东第三集团军政训处工作,同时参加政训处工作的还有姚第鸿、熊寄飘,当然还有许多党员。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训练出数千抗日干部,分批派赴山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后来他们又办了一份报纸,伊坪约我去编副刊。我正在上海打点行装准备去济南,想不到“山东王”韩复榘发表他如何乘装甲车亲赴黄河北岸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济南还没听见日本人的枪声时,竟率领他手下的虾兵虾将,撒开脚丫子向鲁西南荷泽方向逃跑了。

  济南失陷,我料想伊坪必赴聊城。1939年3月,伊坪随八路军先遣部队护送干部家属赴大峰山根据地,行至茌平县琉璃寺宿营,不料被日军包围,伊坪在突围中被俘,受尽酷刑,最后日军把他绑在枣树上,并浇上煤油……

  他没有留下遗体,却留下了精神。他是个对已严对人宽的人;他是个自己能吃苦却决不叫苦的人;他是个工作谨慎,考虑周密,一旦做出决定,立刻果断执行的人;他是个善于团结周围同志,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时能够根据党的政策正确估计当时全国形势,为党的事业艰苦战斗的人……

  伊坪牺牲后,我曾两次去过他的家乡。一次是我在河南参加土改后,从北舞渡去漯河,经过郾城城外,因为周围同行的还有其他人,不便进城,只能望望灰黑色的城墙和矗立城头上的高塔。过了10年,1960年冬天,我是专程去的。这时城墙已被拆除,留下一道土堤,城头上的塔依然耸立原处。穿过东门残留下来的缺口,一路上踏着拆城墙遗下的断砖,约摸到了崇圣街五号的地方,我迷惘的站住了。原来崇圣祠被拆除了,左邻右舍也被拆去了,我站在一片荒场上,成了辽东鹤。一位放羊的老人惊讶的走上来,问我的来历和目的,我说明要看的人家,他指着只剩下两垛墙的门楼说:“这就是的。不过他家里没有人了。”

  不管他家有没有人,我仍旧走进去,我是专程来的,看看这位老朋友的家,对我是莫大的安慰。我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祖母和父母住的三间堂屋变成了白地。他本家寡嫂家改成了中学。我寄居的三间堂楼依然存在,只是板窗外面的枣树已被锯掉,从根部又发出新枝,长得有原来的大了。

  只有本来是花红园的地方,盖了一片红砖瓦房子。

  本文摘自河南省民政厅主办的《当代民声》杂志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