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女儿——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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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萍,原名余硕卿、余慧琳、黎琳等,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在成都读中学的张露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四川总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秘密聚会,交流情报。张露萍还负责与中共南方局的联络,把同志们从军统机关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到南方局。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发展了党的组织,支部成员达到7人。

  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支部犹如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在敌人的心脏,在敌人最森严、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他们及时准确地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使党组织多次躲过敌人的破坏,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张露萍等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敌人从他们身上一无所获。随后,他们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以罗世文为书记,车耀先、韩子栋、张露萍等为支委的中共秘密支部领导下,同军统特务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在血海中新生,我们在血海中迈进,今天,胜利正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1945年7月14日,敌人把张露萍与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7人押上刑车。通向刑场的路上,张露萍领着战友们高唱《国际歌》,悲壮激越的歌声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刑场上,张露萍和战友们用尽全身的最后力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好女儿张露萍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张露萍等七烈士陵园

崇州政府在市公园里建张露萍烈士像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共历史上的两位红色女特工:张露萍 陈修良
时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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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萍:潜入军统电台的女情报英雄

  在我党杰出的特工中,年仅18岁就打入戴笠军统局内部的张露萍是一位情报巾帼英雄。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1937年,16岁的她经中共川西特委负责人车耀先保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受训,1939年结业后在延安文联担任秘书。

  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蔚林和冯传庆。

  张蔚林出身江南士绅家庭,读书时深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可是这个教师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蔚林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考入杭州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派到皖南敌后潜伏。在敌后,张蔚林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坚决抗战。

  冯传庆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国民党军统局看中,调到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待了这两位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获取情报。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1939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派余家英到重庆,归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由叶剑英领导。叶剑英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当时,南方局给她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化名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张露萍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

  就这样,年仅18岁的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插入了国民党的心脏。他们憧憬着民主事业胜利的曙光早日闪现,临危不惧地工作着。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他们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 与此同时,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由于这个情报送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我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发现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在街上碰到大姐余顾彦,得知母亲生病瘫痪在床,大姐此次来重庆为母亲买药。母亲生病,女儿焉有不动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话说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在看守所里,因毛烈(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就要张蔚林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果然照办。等戴笠派特务去搜捕时,我秘密机关已人去楼空。戴笠为此气得暴跳如雷,下令将毛烈枪决。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他们万万没想到共产党已经打入到军统里面来了,他们怀疑张露萍是南方局派来的,便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敌人暗中跟踪。但机智的张露萍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迫,碰到自己的同志就假装不认识,迷惑敌人。戴笠更为恼怒,他亲自出马,提审张露萍,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尽管戴笠用尽各种酷刑,却一无所得,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8年7月,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和西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发动起义,趁机逮捕了参与杀害张露萍等人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随即将其押往已解放的重庆,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公安部关押审理,受到了人民的严惩。

  情报工作是个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事业。由于当时敌我情报斗争激烈、复杂,加上我方打入军统电台地下工作人员身份隐秘,又改了名字,因此,张露萍等人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

  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曾活跃着一支秘密力量,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取情报、瓦解敌人、策动起义、策应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的地下情报组织。 

1946年3月,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女市委书记。 

5月,陈修良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广威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由她直接向上海局报告。换而言之,市委书记亲自领导这两项生死攸关的要害工作。 

要在国民党配备有8000名职业特务的南京截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不言自明。陈修良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临危不惧,胆大心细地深入敌人内部搞情报。 

有一天下午,她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他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工作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并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与一个特务长住一起总不大行,万一出了破绽不是闹着玩的。 

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见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这事该怎么办?” 

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诺,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吗?” 

“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 

她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她知道方休做出这个允诺需要多大的勇气。 

南京市委负责情报的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3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 

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中央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7年末,蒋介石策划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之后,中共的领袖们把目光投向“策动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起义”这一战略目标上。 

1948年9月,上海局发布了给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个由沙文威负责的策反系统,并通知南京各情报人员,凡是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有起义线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统。一个个策反对象被筛选出来,而首先纳入陈修良视野的,正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 

俞渤是广西人,少年时代是在桂林度过的,桂林失守后,俞渤考入中山大学,只读了一年便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这时他闻知国民党招收空军飞行员的消息,便毅然远去重庆考上国民党空军。1945年春又奉命前往美国训练,归国后便担任了轰炸机八大队的飞行员。 

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沙文威领导下的特工、时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他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起义。不久,俞渤等人驾机起义。这之后,国民党驻宁部队先后又有4架最先进的B24轰炸机飞往河北解放区。 

策反空军起义成功后,陈修良、沙文威认为策动国民党海军起义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把策反目标锁定为国民党军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 

“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装备最精良的军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南京的党组织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到江阴与海军第二舰队配合,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解放区。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过江到达合肥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送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岩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数量表》等重要敌情资料,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做出了贡献。 

自3月国民党宣布“封江”之后,长江上的大小船只便统统被赶进了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关键时刻南京市委显露身手。4月23日夜晚,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凌平号”过江到达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也开到浦口;紧接着,南京市委又组织民船和停泊在下关沿江一带的公、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只一齐出动(老江口的火车轮渡,一次能装载一个团的部队、战车)。 

24日凌晨到中午,经过轮渡往返不停地运输,停留在浦口一带的解放军三十五军全军人马顺利过江。经过激烈战斗,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来了。 

这天下午,设立在励志社的解放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军部门前,一辆吉普车戛然而止。为首的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哨兵,她需要去见三十五军何克希政委。 

哨兵犹疑满腹,他不知道这位穿着旗袍的老百姓凭什么资格要见军首长。可是,当他把中年妇女通报的姓名转报值班室后,何克希却立即跑了出来:“陈修良同志,我正在到处找你!我正在到处找你!好啊,我们胜利会师了!” 

会谈结束后,将军又立即派两个警卫员护送陈修良到寓所搬取行李。当军用吉普停在一间普通的民居前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穿着朴素、一天到晚外出“打麻将”的张太太,竟然是共产党的南京市市委书记! 

4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决定重组南京市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宣传部长、陈同生任统战部长、陈士渠任卫戍总司令。不过陈修良没在这个岗位上干多久,1950年她被调往上海,从此就离开了南京。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烈士
盛年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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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今天,张露萍烈士壮烈就义已经三十九年了。她虽然只活了短暂的二十四年,但那凛然正气,却将永留人间。

  做时代的新女性

  张露萍幼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改名黎琳、余慧琳。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

  一九二一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张露萍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杨公保府”(今县委招待所)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个私塾老师,他经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的童年时代,是在十分穷困的境况下渡过的。一家六口,全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和母亲曹天荣积麻纺线维持生计。有一年,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横征“国防捐”,她家被摊派了五十块大洋。父亲交纳不出,被关押起来。张露萍和三姐余硕芬去牢房送饭,见到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的父亲,遂安慰说:“伯伯①不要难过,等我长大了给您报仇!”看到女儿幼稚而又刚毅的神情,父亲欣慰地笑了。

  张露萍进入小学读书的时候,二姐病故,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这些不幸的遭遇,激起了张露萍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和愤懑。

  一九三七年秋,张露萍以优异的成绩由初二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读书。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向我华中、华东进犯,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在四川地下党领导下,成都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张露萍经常往来同班同学车崇英家,认识了车崇英的父亲――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同志。

  当时,车耀先以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饭店“老板”的公开身份,秘密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向张露萍等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介绍我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鼓励她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

  此时,张露萍如饥似渴地阅读由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②,从中接受教育,陶冶情操,开阔视野,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次,她在和车崇英等四位同学手握《大声周刊》合影的一张照片的背面写道: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更是时刻在心弦弹出。

  希望,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来的呢?是谁?

  是可敬可爱的《大声》啊!

  在革命前辈的培育和革命刊物的影响下,张露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③,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

  她参加了“天明歌咏团”,组织、带领群众大唱抗日歌曲;她参加了抗日演剧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其它抗日活报剧。

  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张露萍为宣传抗日救亡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

  经过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的锤炼,张露萍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她向往延安,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

  一九三七年深秋,她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在后面写下如下的诗句: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时代,

  努力探索革命真理,

  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由于张露萍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走延安。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于十二月初到达西安。

  正当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张露萍义无反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终于到达延安,实现了她的夙愿!

  大家称她“干一场”

  延安,革命的摇篮,抗日的圣地。初到这里的张露萍,对这里的一切都倍感亲切。她勤奋学习,刻苦锻炼,积极劳动。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她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给父母和三姐及车崇英的信中,张露萍谈到了在延安受到的锻炼和提高:“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台。”“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现在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她还给家里寄回了一些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张身着灰布军装,头戴红五星的八角帽,腰扎皮带,脚穿草鞋,显露出一个八路军年轻女战士的飒爽英姿。

  在“抗大”学习的六个月中,和张露萍住一个窑洞的同班同学李隆蔚长期生脚气疮,行动十分困难。她们住的窑洞在一个山坡上,离课堂有一段很远的路。张露萍总是扶着、甚至背着李隆蔚下山上山。不管烈日当空,还是泥泞路滑,从未间断。每天,她都把李隆蔚的饭菜端到窑洞。有时还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李隆蔚买来滋补品。当李隆蔚疮痛难忍的时候,张露萍就象大姐姐一样地鼓励她,要李隆蔚经受住病痛的考验。在张露萍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李隆蔚不仅没有缺一次课,而且以优良的成绩在“抗大”毕了业。

  最近,李隆蔚在一份材料中无比感慨地说:“四十多年前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黎琳,我的引路人。当时,她如同大姐姐似地关怀我。而实际上,她比我小,应该是我的小妹妹啊!”

  张露萍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她酷爱文学,擅长唱歌、演剧、写诗、作画。在“抗大”,她热情地参加文艺演出,主动办墙报,是众口称赞的积极分子。每次,延安集会,都在山头和广场上,开会前,各个单位拉歌欢唱,人们总要欢迎她起来指挥,而且喜欢她指挥演唱那首流行的抗战歌曲《干一场》。遇到这种情况,她总是落落大方地站起来,挥动着她那有力而灵活的双臂,上千人聚精会神,引吭高歌:

  河里水,黄又黄,

  东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烧了王家寨哟,

  今天又烧张家庄。

  逼着那青年当炮灰,

  逼着那老年运军粮。

  炮火打死丢山岗哟,

  运粮累死丢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啊,

  拿起刀枪干一场!

  雄浑激越的歌声,飞出“抗大”礼堂,响彻黄河之滨。这以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干一场”。每逢大小集会,相互拉歌,人们都呼唤:“干一场”起来指挥唱歌!

  去年七月十日,当年张露萍在南方局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人――敬爱的叶剑英同志,在回忆张露萍的情况时激动地说:“我想得起,张露萍同志外号叫‘干一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十七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会上,她庄严地宣誓:“要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由于全面抗战形势的需要,“抗大”第四期毕业的同学纷纷奔赴前线,她感到异常激动和兴奋,盼望早日投入抗日洪流,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以后,党组织根据她的情况,分配她到延安文联作秘书工作。在这段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原任国家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爱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不久,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张露萍赴重庆工作。

  一九三九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了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那是一个寒气袭人的早晨,陕北高原,呼啸的北风卷起阵阵黄沙,吹得行人睁不开双眼。在清清的延水河畔的一条小道上,陈宝琦陪着张露萍到拐峁村附近的一个八路军兵站;她将从这里去上海转赴重庆。

  一路上,他们默默地走着,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到了兵站附近的一个小土岗上,张露萍深情地说:“宝琦,就此止步吧!”陈宝琦凝视着张露萍,然后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两颗年轻人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片刻,张露萍毅然转身,大步地朝兵站走去。

  李清同志去年七月在一封信中,回忆了当时送别的情景。他感慨地说:“当时,虽然天气很冷,但张露萍的心却是热呼呼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别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一柄出鞘的剑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在这里领导着大后方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南方局设有军事组,叶剑英同志兼任组长,成员有李涛、曾希圣、边章五、雷英夫、张清化等。

  张露萍到重庆后,归南方局军事组和叶帅直接领导。负责和她联系的,是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

  开始,组织上准备安排她通过她姐夫余安民的关系,对四川军阀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后来,由于南方局在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等几名秘密党员,组织上安排她与张蔚林兄妹相称,并因工作关系为她改名“张露萍”,以军统职员“家属”的身份,担任我党地下特支书记,深入虎穴,领导秘密斗争。当时,南方局交给张露萍的任务是:领导张蔚林等几名秘密党员,和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系,转递情报;相机在军统内部发展组织。曾希圣、雷英夫同志还就她的化装、住房等问题,一一作了细致的安排。

  张露萍,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一片赤诚,潜身虎穴,无所畏惧,机智勇敢地进行着艰巨的秘密斗争。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年春,在军统局罗家湾本部,在军统局电讯处所在地的枣子岚垭,在马鞍山和张家花园一带,人们经常看到一位头戴法兰西绒帽,身穿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脚登半高跟皮鞋,健美而秀丽的年轻妇女。

  她不时出入于军统局电讯处,有事找她的“哥哥”、四处的报务员张蔚林。军统局会客室的登记薄上记着:张露萍,寓重庆张家花园四十号。在中二路四德里×号我南方局秘密联络机关,有她的身影;在嘉陵江畔的红岩村,曾家岩五十号的“周公馆”,有她的足迹。

  张露萍象一把出鞘的利剑,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张露萍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军统重庆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常常根据她的安排,利用电台值班的空隙,巧妙地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密电。军统内部的我党秘密党员,都知道上级为他们派来了一位由延安“抗大”毕业的特别支部领导人,因此感到欣慰。

  通过她和战友们艰苦卓绝的工作,多次获得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情况和绝密情报。然后又从她手中源源不断地送到南方局、“周公馆”④,有的又从这里转到延安。

  党中央、南方局根据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戴笠亲自派遣的、妄图潜入延安的特务潜伏小组;南方局根据他们的报告,安全地转移了已经暴露了的重庆地下党的机关和工作人员。

  这些,使我党了解了敌人的阴谋,及时采取了措施,避免了重大损失;同时,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伎俩,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切,如同一阵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

  戴笠震惊了,焦急地用手绢揩着额头的冷汗。

  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

  一九四○年三月,张蔚林由于工作不慎,烧坏了一部收发报机的真空管,戴笠以此为突破口,下令将他抓了起来,并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处,发现了一张张蔚林写的军统在各地的电台名单和张露萍写的暗语。

  敌人的大搜捕开始了!

  除张蔚林外,赵力耕、杨?、陈国柱、王锡珍四人也先后被捕。

  冯传庆当晚在总台值班,发觉情况有异,跳墙而出,跑到“周公馆”。南方局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他,要他立即离开重庆。临行前,这位负责同志亲自把自己的一件皮袍披在冯传庆身上,让他化装成一个商人,奔赴延安。第二天凌晨,冯传庆渡过嘉陵江后即遭逮捕。

  这时,张露萍正在成都探亲。敌人在搜查张蔚林住处时发现了张露萍由成都写来的信。于是,敌人盗用张蔚林之名给她发了电报,诡称“哥病重,妹速回”。她接到电报后,用暗语向南方局报告了这一情况,然后动身。南方局收到她的电报后,已经无法阻止她返回重庆了。

  张露萍回到重庆,刚下车即落入敌人魔掌!

  张露萍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采取行动,对中二路四德里×号我党南方局的秘密机关进行破坏。为了抢救同志,她在敌人未行动之前,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通知我党的秘密机关迅速转移。

  看守所长毛列,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只电子管,属于工作上的过失。毛列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敌人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列五十块钱,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纸上这么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

  毛列哪里晓得,这一案件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从逮捕人到刑讯,全出戴笠亲自处理,除个别人员外,其余大小特务头目,一概不知详情。因此,毛列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觉是毛列送去了一张条子后,秘密机关的人员才转移的情况时,他暴跳如雷,立即将毛列处决。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

  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

  她走到张家花园四十号住处,见门上贴了封条,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

  张露萍边走边低头沉思:“敌人为什么轻易放了我?显然是有新的阴谋!”当她走到曾家岩“周公馆”附近,猛一回头,发现身后的“鬼影”,她明白了。

  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

  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放长线钩大鱼”,妄图破坏我南方局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

  戴笠亲自审讯张露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徒,对张露萍软硬兼施。先是花言巧语,妄图软化;继而酷刑逼供,肉体摧残。但张露萍坚不吐实,戴笠毫无所得。

  蒋介石亲自出马干预了!他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据沈醉后来的回忆:“以后多年,戴笠一直为此咬牙切齿,恨恨不休。”

  魔窟中的搏斗

  一九四一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息烽集中营”监禁。

  “息烽集中营”又名“阳朗新监”,对外名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以下简称“息营”),它座落在息烽县城南六公里阳朗坝猫洞。这里原来是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寨,川黔公路从它面前经过。三重二米高的围墙、矗立的碉堡、密集的铁丝网,几百名武装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紧紧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大牢房。其中“义斋”为女监。从一九三八年秋到一九四六年七月,整整八年,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由于“息营”的规模和地位远在其它监狱之上,因而在抗战时期,军统称它为“大学”,称渣滓洞等其它牢狱为“中学”或“小学”。它是抗战时期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

  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监号为“253”。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黎洁霜、黄彤光、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她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经常给宋振中和难友们讲故事,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一次,他给宋振中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孩子入神地听着,还不时频频点头。从此,宋振中对母亲讲,他要做一个孙悟空,手执大棒,把坏蛋们通通打死。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他经常躺在张露萍怀中,“张阿姨”,“张阿姨”地叫个不停。一九四五年七月,张露萍临刑离开牢房前,宋振中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张露萍平静地哄他说:“‘小萝卜头’,阿姨还会回来看你的!”宋振中不相信,哭得更凄楚了。张露萍牺牲后,宋振中悲痛得几天没有吃饭。直到他和父母转囚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都还经常在梦寐中喊着“张阿姨!”

  一九四一年夏,军统认识到这个监狱用折磨的办法逼囚徒低头,失败了。派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这个国民党军统少将衔的高级特务头目,由戴笠援意并经蒋介石批准,一反前任何子祯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梦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

  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认为,周养浩采取的所谓“狱政革新”手段更为阴险狡诈。狱中地下党支部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狱中“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了一些宣传工作。

  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写诗作文,在上述刊物上发表,促使难友们觉悟。

  狱中于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特别是在《日出》的演出中,她对陈白露这个角色作了精彩的表演。她通过对这个心地善良而在旧制度下备受摧残的女性的形象表演,强烈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社会罪恶,唤起人们对新社会的向往。

  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赵力耕送去。

  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周大泉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的小难友。

  张露萍的胸怀多么宽广!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张露萍的坚贞不屈,使敌人为之蹙眉摇头,长叹无可奈何;但是,玩弄女性成性的周养浩,却又暗设圈套,企图伺机对其进行污辱。

  一天,周养浩以提审为名,把张露萍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周先是称赞张露萍的才能,诡称要呈报上峰开释她。接着,露出一副丑恶的嘴脸,向张露萍逼近。张露萍一眼就看出周的卑鄙动机,立即严加痛斥,继而举手给了他两记清脆的耳光。并愤怒地大骂:“周养浩,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了人!”显示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

  不久,周养浩借题发挥,大肆报复。他以张露萍破坏监规为名,叫特务们把她毒打了一顿,关入死牢,并罚吃盐水饭半月。

  过后,一个特务找到张露萍,说:“周主任杖打你是出于无奈。”又说:“周主任很关心你,亲自批了三百元特别费,要你到会计室领取。”接着,特务把条子递给张露萍。张露萍接过条子,当即把它撕得粉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九四五年夏初,戴笠由重庆到贵阳,曾在息烽暂时停留,刚坐下就接到军统局本部的急电报告,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事件,打死了警卫和看守多人。戴笠即要周养浩停止“新政”,并对“息营”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敌人疯狂的大屠杀开始了!

  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转押遵义;

  一批批革命者被活埋在猫洞刑讯室底层;一批批革命者被押赴蔡家寨刑场,倒在血泊中。

  六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周立即召集“息营”警卫组长刘振乾、警卫股长荣为箴、行刑队长李行观等人密谋策划。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天刚亮,“义斋”女管理员张家启打开牢房,轻声对张露萍说:“‘253’,你收拾一下,今天要送你到重庆去开释。”

  张露萍从女看守的脸色中看出了征候。她深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党的尊严,捍卫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

  张露萍沉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从容地走出了“义斋”。

  在领出她的皮箱后,张露萍迅速从中取出她在重庆进行秘密工作时用过的浅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和红宝石戒指,给自己穿戴上,再现出自己当年战斗的英姿。又从皮箱中拿出一个打火机送给黄彤光作纪念。接着,她要黎洁霜拿出口红,请黄彤光给她化妆。她微笑地对黄彤光说:“请你替我化一次妆吧,这是我最后的一次了。”

  黄彤光接过口红,为张露萍化妆。由于心情沉痛,手不断地发抖,擦不上去。张露萍安慰她:“彤光姐,你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

  张露萍再一次和难友们握手告别,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用手绢揩着泪水。

  在一辆美国道吉军用卡车的驾驶室里,周养浩紧闭双目,面色冷漠。车厢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

  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王锡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几乎是同时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

  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

  特务们狂喊:“不准唱!不准唱!”慌忙去捂张露萍等人的嘴。

  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拉被服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踏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石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恐慌万状,倒退几步。嗜血成性的荣为箴,从一个吓呆的士兵手中夺过枪来,朝着张露萍的胸部射击。血,染红了张露萍的衣襟!她紧咬辫梢,怒对暴敌……

  当天下午,特务行刑队返回“息营”,难友们才确信张露萍等已经殉难,大家禁不住失声痛哭。

  难友李任夫,当晚在一块小小的牛角片上刻下了“253”?1945?7?14”一行字来悼念这位年轻的女英雄,铭记着这个壮烈的日子!

  历史是公正的

  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为了免遭更大的损失,南方局曾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首先,曾希圣同志秘密地回到了新四军。不久,叶帅和雷英夫同志等军事组其他成员,也回到了八路军总部。这样,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张露萍被捕后的表现、是否牺牲,党组织也就一时无法了解。

  一九四三年延安开展“抢救运动”。这时,张露萍还在敌人的牢狱里苦斗。康生在一次会议上无中生有地说:“黎琳叛变了!黎琳是叛徒,是军统特务!”从此,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横加在她的身上。在那次运动中,张露萍的同学、丈夫、战友受到了株连。在“文革”中,他们又一次受到无理批斗。

  历史,曾一度给烈士的英名蒙上了一层污垢!

  但是,叶剑英同志和南方局军事组其他成员,却根据张露萍在敌人心脏里坚贞不渝的表现,坚信她是党的好女儿。一九六八年,曾希圣同志在北京“京西宾馆”病危。弥留之际,他紧紧拉着张清化同志的手说:“黎琳的问题怎么样了?她的问题不解决,我死也不瞑目啊!”

  一九八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内查外调。叶剑英等很多同志,都亲笔写了证明材料。在全部查清了张露萍等烈士情况的基础上,中央有关部门为烈士正了名,平了反,并把张露萍列为中央一级革命烈士。

  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春风化雨,洗涤了历史的尘埃,昭雪了张露萍等烈士四十年的沉冤!

  张露萍烈士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但她“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前,她不愧是党的好女几,人民的巾帼英雄。死后,她英名永垂,浩气长存。她的不朽事迹和高尚气节,闪砾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她的崇高形象,如挺拔高洁的青松,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叶剑英同志题赠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的诗句,描述了当年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在敌人心脏里坚持斗争的险恶环境,也颂扬了张露萍等烈士为共产主义理想倾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它说出了党的心声、人民的心声!注释:

  ①四川重庆一带,习惯地称父亲为“伯伯”。

  ②《大声周刊》系车耀先同志在抗战初期所创办,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抗日进步刊物之一。

  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抗战期间我党领寻的进步青年组织。

  ④“周公馆”即重庆曾家岩50号,为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听兰健同志谈张露萍烈士
■吴凡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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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健同志今年88岁,系原纺织工业部化纤学院党委副书记,与我同住北京木樨地一座公寓楼内,一次见面时谈起过去经历,才知道1938年我们同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不过不是同一个大队。我们谈起抗大时期的学习生活,她给我讲了一段张露萍烈士的生动故事,使我感动不已。原来她和张露萍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对张露萍很了解。

  张露萍是四川崇庆县人,家住成都市。原名余薇娜,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长。她在成都中学念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一心一意想到延安抗大学习,就偷偷地从家中出走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她父亲托在西安的朋友找到了她,劝她回家,她假装同意,第二天却在办事处同志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就读,后编入抗大4期3大队12班,兰健当时就是这个班的班长。兰健说,张露萍在抗大学习时改姓母亲的姓,取名黎琳。她学习用功,性格活泼,爱好唱歌。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拉唱歌,她指挥3大队唱《干一场》这首歌,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一个外号叫“干一场”。每逢其他大队拉拉3大队唱歌时,就此起彼伏地大喊:“干一场”再来一个!意思是要她指挥3大队再唱一支歌。

  张露萍在抗大时入了党。从抗大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办的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9年初秋,她与原抗大学员李清(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长)结婚。结婚不久,组织上秘密分配张露萍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与丈夫告别。到了重庆,在组织安排下,改名张露萍,潜入军统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局长是戴笠)的电讯总台工作。在那里原来即有几个地下党员,她去那里后又秘密发展了几个党员,组成特别支部,由张露萍任支部书记。她们在敌台工作期间,曾将不少重要情报报告组织,立了功。但不幸后来被敌人发现,支部全体党员被捕,均被关进重庆白公馆监狱,受到威逼利诱、严刑折磨,但张露萍等人坚贞不屈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张露萍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遭敌人枪杀,年仅24岁。

  张露萍于1940年被捕后,组织上当时不了解她的去向,负责跟她单线联系的党组织负责人又调离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张露萍便与组织上失去了一切联系。当时抗大同学中还误传张露萍叛变的消息,因为有一个抗大同学在重庆街头曾看到她与一个国民党军官(实际上是我地下党员)挽手同行,就误会了。另外,解放后我有关部门在清理息烽集中营烈士名单时,她又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遭受不白之冤。

  “文革”后中央决定对所有被捕人员重新进行复查,张露萍就义时的狱中难友(其中包括《红岩》中提到的华子良)强烈要求为张露萍平反昭雪,终于在1983年,中央决定追认张露萍同志为甲级烈士。兰健同志说,此时我们才知道张露萍烈士就是与我在抗大同班同学的黎琳。

  兰健同志说,现在可以告慰张露萍烈士的是,她的英勇事迹,已经在烈士纪念馆展览,同时有不少人写文章和创作文艺作品纪念她,怀念她。在1985年她就义40周年之际,她的丈夫李清同志在贵州省委领导陪同下,亲自到息烽快活林张露萍的墓地,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最近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露萍烈士传略——七月里的石榴花》,兰健同志为这本书写了序。她在序中写道:“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将张露萍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成长为一个坚贞的革命者的全过程告诉人们,这对我们年轻一代去追求完美的人格和理想一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