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犀利之笔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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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纪录。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间唤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他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并“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邹韬奋(1895.11.5~1944.7.24),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短短几年,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
  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国杂志发行记录。期间,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他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入党要求,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病中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主要著作收入《韬奋文集》。
  他创办了著名的三联书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我国出版界最高的奖项。 
  其子邹家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邹韬奋生平
  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①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①。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①。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②。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③,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①。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②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
  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①。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①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②《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①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②。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①。”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①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①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②,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③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④。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①。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②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③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①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48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1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②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①。
  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②。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编辑本段]重要文选
  邹韬奋故居①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1949年《世界知识》第20卷第6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3页。
  ①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1936年11月1日),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①《我们的立场》(1930年12月13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①《〈不爱江山爱美人〉编者按》(1931年11月14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648页。
  ②邹嘉骊:《韬奋的新闻道路》,见《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1928年11月18日),《韬奋全集》第5卷,第446页
  ①邹韬奋:《萍踪寄语》弁言,生活书店1936年6月版。见《韬奋全集》第6卷,第8—11页。①《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创刊词》)(1935年11月16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495页。②《学生救亡运动》(1935年12月21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510—511页。①邹韬奋遗著:《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韬奋出版社1946年5月版,见《韬奋全集》第10卷,第837页。
  ②《〈生活日报〉创刊词》(1936年6月7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672页。①《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31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708、713页。
  ①邹韬奋著:《经历》五一《前途》,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见《韬奋全集》第7卷,第259页。①《抗战以来》七五《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韬奋全集》第10卷,第372页。②《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1941年5月31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385页。③《〈大众生活〉复刊词》(1941年5月17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47、48页。④《抗战以来》序,《韬奋全集》第10卷,第171页。
  ①范长江:《韬奋的思想的发展》(1955年8月1日),《韬奋全集》第14卷,第663—664页。②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③《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10月8日),《韬奋全集》第10卷,第816—817页。①《邹韬奋遗嘱》(1944年9月2日),见《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②《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1944年9月28日,见《韬奋全集》第1卷卷首。
  ①毛泽东、朱德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②宋庆龄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编辑本段]邹韬奋散文作品
  《韬奋漫笔》、《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坦白集》、《漫笔》、《再厉集》、《抗战以来》、《患难余生记》、《对反民主的抗争》、《爱与人生》、《办私室》、《丢脸》、《干》、《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坚毅之酬报》、《久仰得很》、《敏捷准确》、《肉麻的模仿》、《什么是真平等》、《随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轩》、《外国人的办事精神》、《有效率的乐观主义》、《闲暇的伟力》、《风雨香港》、《深挚的友谊》、《萧伯纳的夫人》、《忘名》、《我的母亲》。
  其中《我的母亲》编入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十四课。

邹韬奋上海故居

   邹韬奋(1895—1944),我国现代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抗战期间主编多种爱国期刊,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邹韬奋一生著述甚多,后编为《韬奋文集》三卷。
邹韬奋上海故居位于重庆南路205弄54号(原吕班路万宜坊54号),1930—1936年他在此居住。故居是一幢普通的淡黄色公寓楼,深藏在一个大杂院里,1956年开辟为邹韬奋纪念馆。
邹韬奋并不是上海人(他原籍江西),不过他从17岁开始就在上海读书,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926年他接办了《生活》周刊,一开始《生活》周刊社址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的一座小过街楼里,发行量只有两千多份。后来经过邹韬奋的不懈努力,刊物越办越好,发行量突破十万份,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期刊。1930年,邹韬奋一家喜迁新居,搬至吕班路万宜坊54号。1932年,邹韬奋在这里酝酿、创办了生活书店,使之成为出版发行进步书刊的重要文化阵地。1936年11月23日凌晨,邹韬奋在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李公仆等六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韬奋终于获释,他们全家离开了上海。
邹韬奋被誉为“新闻出版事业的模范”,他始终牢记“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所以他才会被人们永远怀念。

我的母亲 (邹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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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蒙眬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在谈笑之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忪所见着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着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爱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母亲喜欢看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小说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娓娓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锁。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烦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讲的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到年底,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来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对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被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得嘀嗒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种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