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顽强反“围剿”―――曾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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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中生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1900年生,湖南兴宁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同年4月,他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1935年8月牺牲。

铁血儒将--曾中生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字化生,湖南省兴宁县人。1920年投笔从戎,因机智勇敢提升为参谋。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

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


曾中生身上笼罩着一层神奇的色彩: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可是他却带着弟弟曾希圣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走上了为泥脚杆子打天下的叛逆之路。

他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凭着胆识和才干,深得军阀沈鸿英和唐生智欣赏,被委以重任,授以要职,当他看清反动军阀沆瀣一气的本质后,面斥其过,弃之而去,军中同僚称他为"狂徒"。

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由于学业优秀、立场坚定、组织能力强,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斗垮了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将多数进步青年军官团结在中共周围,由于"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和骨干王柏龄、缪斌等人都是黄埔头几期的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官,这场斗争被形容为"小弟斗败了大哥"、"学生打倒了老师"。

他是著名的"丘八妙笔",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他辞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部政治组织科长之职,奉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一时间舆论哗然,报界人士疑怪:"丘八只能操刀,焉敢动笔?"曾中生不仅能操刀,而且善动笔,他知识广博,文笔老辣,常常在谈天说地、嬉笑怒骂之中露出犀利的锋芒。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或是拜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不论朋友或是对手,都承认曾中生"文武双全"。

他从未到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但对朱毛创建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经验了如指掌。1928年冬,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报告、文件,对朱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尤其佩服。后来,他到鄂豫皖苏区后,把朱毛游击战争的"十六诀"广为宣传、推广,又用丰富的实践为毛泽东提炼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提供鲜活的素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谦和的曾中生把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抛诸脑后,一生只为救国救民而驱驰,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真理"。为了军队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他心中圣洁的真理,无论前面是刀丛剑林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凭着过人的才华,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军事奇迹;凭着高尚的品格,他建树起后世景仰的人格丰碑。


苦手,围棋上指屡遭其困厄、封杀的强大对手。张国焘所以成为曾中生政治上的"苦手",并不是他具有特殊的魄力和才能,而是他阴毒的手腕。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国焘沿用其"打倒你,我起来"伎俩,企图按倒在苏区具有崇高威望的曾中生。为人谦和的曾中生在一再退让、等待之后,终于发出怒吼: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没想他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

雅洁的兰草,要穿越黑暗厚重的泥土才能绽苞吐蕊;高翱的雄鹰,要经历无数次摔打才能练就钢铁般的翅膀;坚韧的菜青虫,要忍受撕肝裂胆的皮肉分离才能蜕变为彩蝶。同样,作为军事怪杰,曾中生在横空出世之前,也要经历一段泥泞的小路。

他人生的"泥泞小路"就是横亘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脉。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曾中生赶赴鄂豫边,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对曾中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此之前,他虽然履历丰富,又以干练著称,但一直长期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即使是在军队里,也是政工干部,从未直接指挥过军事斗争。而他上任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又是那样严峻,即使是能征惯战的骁将也会望而却步。 
1930年冬,国民党集结十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连续发起第一、二次"围剿",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一军只有一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为一比十。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主力部队也由于当时情报失误,被旷继勋、徐向前带往皖西,鄂豫边红色区域只剩下三百余人枪的脱产武装和地方游击队。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曾中生单枪匹马,来到鄂豫边,当机立断,下令停止执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解散集体农庄,取消立三"左"倾经济政策,撤销根据地内部军队与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及时提出"战争第一"的口号,组织边区地方武装,利用人民游击战争与敌周旋,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局面,然后飞调主力回援,采取飘忽战略,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最后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边区渡过了危局,曾中生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信赖,他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深刻透彻的分析能力、平易近人的亲和能力给军政干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许继慎、蔡申熙、徐向前,这三个黄埔一期生,都对晚他们三届的"学弟"心悦诚服。徐向前,这位同样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著名军事领袖,多次深情地追忆当年的老领导:"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1931年4月15日,这是曾中生政治厄梦开始的日子。这天,他与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首次见面。

张国焘给包括曾中生在内的苏区军民第一印象并不好。老红军余正旺用传神的文字描述了张国焘与红军将领见面的情景:

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只见门外抬进一个台椅,台椅上坐着一个人,白白胖胖的,穿着漂白的大褂子,光着个脑壳,手里拿着把大蒲扇,神气不大正。台椅两旁跟着几个挂匣子枪的红军战士。我想,这一定是打土豪抓来的一个活宝,是这个家伙装死不走路,才抬来的。我们感到对这个老财太宽待了,就纷纷议论起来。

那副台椅放在廊沿下,台椅上的那个家伙也没有动身,兀自勾着头想心思。红军战士送水,他也不喝,送饭,他也不吃,后来煮了只鸡,他才拿起一只鸡腿,还没有啃两口又扔了。我们真有点生气了,骂这个家伙顽固,不知好歹。我们的议论被红军战士听见了,战士赶紧制止我们说:"莫胡说!这是我们的张主席。"我们才明白,他就是张国焘。

这时,门外一阵杂沓的马蹄声,接着风尘仆仆走进几个红军首长。张国焘连身子都没有欠,坐在那里伸手和首长们握手,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然后呶呶嘴,示意抬台椅的人动手走路。张国焘被前呼后拥走出了门,临走时才看了看院里的人。

曾中生日夜兼程从豫南前线赶回后方迎接中央代表,没想到见到的却是这样一副慵怠、傲慢、居高临下的模样。开始他还以为张国焘只是架子大、娇气,很快就发现来者不善。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确实担负着特殊的任务。

1931年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推行所谓"国际路线",中央分别派出代表团和中央代表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六大战略根据地。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奉命来到仅次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负着"改造"党、政府和红军的使命。

下车伊始,张国焘就把矛头对准了深受军民拥戴的曾中生。其实,这是张国焘的拿手戏。同是党的一大代表,后来受张国焘排挤愤而脱党的李达曾经有段评述:"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道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霎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遇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事。"

4月中旬,在听完曾中生的情况汇报后,张国焘无视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两次"围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共鄂豫皖特委"命令主义、惩罚主义流行,一切领导机关没有经常的工作";"地方党部放弃改造红军的根本任务";"苏维埃包藏着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及反动组织残余"。总之,一句话,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他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采取宽待纵容态度,实行"党内和平主义",宣布撤销其军委主席之职。

对曾中生的围攻在6月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到会者数十人,均是根据地高级干部。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说话很慢,脸上从来看不出春夏秋冬,只能从内容中看出其用意之深。

"从表面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任,实质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

他的话引起骚动,会场传来激愤的议论声。

"有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张国焘继续说:"不错,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到苏区,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是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红军没有进行政治斗争,却盛行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掠行为。"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列举事实一一进行驳斥。

随后,根据地领导人也表示对曾中生的支持。

蔡升熙委婉地说:"我们党实行集体领导,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也不是曾中生一人的过失,我也有责任。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的危急情况恐怕现在能够体会的人并不多。"

许继慎尖锐地指出:"要说尊敬人,团结人,曾中生同志算是做得好的,不像有人动辄训人。要说他有家长作风,简直是笑话!"

"曾中生同志当书记时大家都敢说话,写文章。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举例说:"我写一篇关于工会的文章,结果戴上极端右倾的帽子,现在搞得谁也不敢做文章,因为做文章受打击。"

许多基层负责干部纷纷发言:"中央分局督促太严,批评太过。像曾中生这样有水平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批得一无是处,普通党员以后怎么还敢讲话、做事。"

面对众口一辞的不平之声,张国焘没有硬顶,而是动员沈泽民、陈昌浩反击。

沈泽民是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曾任中央宣传部长,长于理论宣传,肚子里的书本知识一套一套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践经验。他已经内定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发言上纲上线,列举出曾中生的三条罪状:第一,鄂豫皖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对中央批评鄂豫皖红军曾受失败公开表示不同意,发展下去有走上取消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鄂豫皖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没有对自己采取的调和路线与边区实际工作进行检讨;第三,抱着出击长江的战略不放,其所犯错误不是立三残余的问题,而是标准的立三路线。

陈昌浩系湖北汉川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国,到苏区担任青年团书记。他年仅二十五岁,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一向惟张国焘马首是瞻。他强调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批评曾中生过去一团和气,现在也仍然采取外交手段,对抗中央分局和国焘同志的帮助。

在沈、陈的鼓动下,部分被张国焘"中央代表"身份迷惑的同志对曾中生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围攻。

扩大会议作出一系列组织决定:原鄂豫边特委负责人徐朋人因反对春耕时节平分土地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小组织分子"被开除党籍;原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因反对不切实际地提高工人工资被指责为破坏工农联盟,调往后方考察;原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因反对沈泽民的粗暴指责被说成有历史问题,中止其分局成员资格,接受调查。

对于曾中生,由于其威信太高、拥护的人太多,尤其是他深得军心,张国焘还保持克制态度。在得到曾中生保证贯彻中央路线的表态后,鄂豫皖军委决定将他派往红四军担任政治委员。

6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望着曾中生,敲山震虎:"今后,凡是党委成员之间发生争论,一律以书记的意见为准;工农干部犯错误,罪减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

张国焘不懂军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发号施令。早在6月初,曾中生鉴于外线敌人暂处守势,而根据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向分局建议主力南下,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可以一举三得:解决粮食问题,恢复老区,牵制国民党准备派往中央苏区的兵力。

"什么一举三得?这是企图脱离根据地的单纯军事思想,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张国焘不加思索地否决,命令红军主力开往鄂豫交界的商城南部,消灭顾敬之反动民团。

顾敬之长期盘踞商南地区,在与共产党交锋中学会了一些游击战术,也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次见红军大军压境,便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裹胁群众,一逃而空。红军用牛刀杀鸡,举巨锤砸蚊,虽有排山之力、填海之能,却无用武之地。红军所到之处,食无粮,住无房,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经常遭到民团的袭扰。因此,在六月下旬举行的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等红四军将领再次建议南下,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沈泽民激烈反对,由于他对军事一窍不通,说话没有力量。张国焘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南下。

7月,中央根据地战事更加危急。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分三路突入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一退再退,被压缩至根据地底部狭窄地带。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支援中央红军。

商城余家集,一座宽敞的祠堂内,围坐着红四军全体将领。张国焘主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这已是7月上旬。

"目前红四军的当务之急是援助中央红军,我们与中央根据地远隔千里,无法实行战术配合,只能采取战略配合。"张国焘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这番话说得中规中矩。

"所谓战略配合,我的理解就是牵制敌人的兵力,最好是能吸引或抽调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的办法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围魏救赵,攻敌之所必救。"张国焘将精心准备的计划掏了出来: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敌人。

东征计划遭到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反对。

旷继勋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国焘同志总是指责我们存在什么'立三路线的残余',那么请问,这种集中主力进攻敌人大城市的计划与真正的立三路线有何差别?这样幼稚的计划张'中央'也拿得出手?" 

曾中生忍不住喟然长叹:"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惊人的胜利,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孤军远出,奔袭四百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袭远,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蕲黄广的计划。

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沈泽民、陈昌浩等支持东征方案,大多数军队将领赞同南下方案。

张国焘最后拍板:"在军委成员发生意见分歧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我决定了,执行东征计划。"

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旷继勋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曾中生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不适宜的地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区党代会主席团的名义调整了中央派来担任军政委的康荣生的工作。

旷继勋先后于4月给中央发去两封信,表示"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

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在目前工作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央这样决定尤其必需。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中央正式回答鄂豫皖边特同志,中央对于任何问题的决定都是慎重的,将康代替余笃三工作的决定异常正确,荣生同志在政治上比较余笃三同志强过远甚。"

如果说中央对于曾中生的批复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对于旷继勋的批复则是口诛笔伐。批复粗暴地指责旷继勋"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不去切实的考察苏区的一切情况,把立三路线看成是一个与实际不相联系的抽象名词,于是聊以自慰,转以慰人,高呼不必虑及鄂豫皖苏区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逐渐肃清,这种观点实有极大的危险"。

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

中央的批复给张国焘撑直了腰。这封信点名批评的三个人--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正是对抗他的主要对手,也是坚持南下的军事首领。

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

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


明知改变既定方针和行军路线会触忤张国焘的逆鳞,但为了红军的安全,曾中生果断拍板,挥兵南下。尽管取得夺占四城、歼敌数千的辉煌胜利,他还是被扣上"企图蒙蔽中央"、"反对中央分局"等罪名,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首战告捷,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反而心事重重。

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三点担忧:

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三个师五个团,留下一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即或知道的一鳞半爪,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可靠程度不高。

"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第二天,两人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蕲黄广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那里离英山较近,总共二百四十里的路程;那里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出援,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

划桨千夫,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

曾中生沉默了半晌,没有表态。会议室静悄悄,窗外知了的鸣叫丝丝入耳。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

"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从小就引为自戒的座右铭,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了红军的安全,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四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县城,然后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攻势,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四个团进据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三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畈地区。 

红四军南下仅一个月,就取得了连克四城歼敌七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四千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以赫赫兵威牵制了敌人一个军回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共缴获和筹措了银元七万块、黄金二十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连蒋介石在给徐源泉的电报中都称徐向前此举乃"以迂为直"的兵家解围妙策。

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压服,一定会向中央告状。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经过商量后,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与中央分局关于东出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我们深深地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上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能力歼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展巩固发展而出安庆。"

由于过于劳累和高度紧张,曾中生病倒了,吐血不止,完全靠毅力坚持工作,在风暴没有驱散之前他不能休息。

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

"(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广济,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蕲、黄、广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指示信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

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来到,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百密一疏,激愤之下同意了他的建议。

9月4日,行到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蕲、黄、广等地工作。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上群情激动,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争相在信上签名,还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

红四军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用犀利的语言喊出了全军将士的不满与疑惑:

"(攻取)安庆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个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是)共产党之夸大狂。"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限两星期必占武汉有什么区别?"

鸡鸣河会议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但是在组织原则上留下了把柄。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

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一时骑虎难下。分局和军委原来的指示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虽然扣了许多帽子,打了不少棍子,气势如虹,但列举的四条罪状基本上是强词夺理,经过曾中生逐条批驳,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再打嘴仗,书生气十足的沈泽民恐怕也不是曾中生的对手。陈昌浩等人也没有想到四军将士会团结得如此紧密,不知从何处着手才能化解严重对立的情绪。

还是张国焘主意多。他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因国民党写给许继慎的一封反间信而引发,经过严刑拷打,涉案者供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国民党军队与潜藏在红军中的改组派、AB团相互勾结,准备在中秋节(9月15日)在前方、后方同时暴动。后方炸毁红军医院,救出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前方举行兵变,拖走红四军投降国民党。

为此,张国焘作出三个紧急决定:

1.目前形势危急,敌人企图内外夹击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肃反";

2.许继慎为改组派首领,他的党羽甚多,关系复杂,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将其一网打尽;

3.曾中生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带头与分局搞对立,应立即撤销他军政委职务,调往后方考察,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接任军政委职务,立即开展"肃反"活动。

陈昌浩原拟乘缴获的国民党飞机飞往四军,两次都未成功,只好策马兼程,9月13日下午赶到皖西麻埠军部,宣布分局命令。

整个军部都惊呆了,空气俨然凝固了一般,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军部外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撤曾政委的职?"

军部大厅,气氛也十分紧张。陈昌浩督促道:"曾中生,分局命令你马上交接,立即离开部队。"

干部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什么理由?""分局是怎么答复我们的申明信?""中央有没有信来?"

陈昌浩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究竟执不执行分局的命令?"

警卫营营长看不惯陈昌浩嚣张的样子,喝道:"你个孩头儿,狂什么?"

曾中生不愿意看到军中狂躁情绪升级,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红军部队,它的最高原则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中央分局的决定要遵守,你们今后要听从徐军长和陈政委的命令。"说完,他将文件箱、印章交给陈昌浩,简单地收拾了行李,便离开部队。

徐向前默默地看着老战友离开部队,心里充满伤感。他认为这样处理对曾中生不公,但是,由于这是分局的命令,他也不好说什么。同时,他还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感觉陈昌浩可能会下手对反对派进行清洗。果然,陈昌浩上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肃掉了二千五百余名以上红军指战员,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优秀将领被杀,十之六、七的团级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如果是曾中生担任政委,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分局、军委要他承认错误,政治保卫局要他交待包庇改组派的所谓"罪行",各种群众大会要他去接受质询和批评。由于确实查不出曾中生有任何通敌、纵敌和破坏革命的事实,张国焘只好把他的问题定格在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上。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重复以前的四项罪名外,决议还集中攻击曾中生所犯的纪律错误: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

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不能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

曾中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承认进行过小组织活动。在接受审查期间,他经常打听中央是否来信,对中央秉公处理还抱有一线希望。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面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南下蕲黄广的正确性,因此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蕲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于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政治工作的荣誉",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狠毒,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局在重新讨论曾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遭受贬谪和打击的曾中生把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然后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阻止红四方面军长期无目的的游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城固两河口长涕痛哭的张国焘将曾中生恨之入骨。

山乡冬早,虽然还只是12月,已是北风呼啸,霜雪如银。逶迤的山岭,旷远的雪原,寂寥的驿道,增添一缕肃杀和悲凉。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

两个月前,他还帐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数万,如今伴随在他的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身污水。

纯朴的红安人民用信任和理解迎接他。这里的人们不善言谈,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些花哨的理论和空洞的高调,他们只知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是非,那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

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连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

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流水。 

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拥有二十六个县的版图。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用。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七师人",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他还趾高气扬地致电朱德、毛泽东,批评中央红军没有采取什么过硬的战略行动。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的向西游荡。

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转移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一去不回头,他们开始疑惑。

从大别山到大洪山,从大洪山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秦岭,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五十多天,还没有止境。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六千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

西征途中,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负伤未愈的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一有空,徐向前就跑到担架边嘘寒问暖。对此,张国焘非常不满:"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打仗,整天围着个残废转个啥劲?"

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为什么采取了游荡的形式?""为什么不先占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华阳,怎么中途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听说领导层中意见发生了分歧?"

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

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说:"这样没有目标地走下去不行,要和战士们讲清楚,打回鄂豫皖,就是铜墙铁壁也打得回去。"

红十师政委余笃三说:"不能任张国焘一手遮天,要请中央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说:"中央派人来最好,我要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战士讲清楚我们是到哪里去?"

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说:"政治保卫局为什么乱杀人,上面也不管一下?"

第七十三师政委张琴秋说:"部队这样像孤魂野鬼般瞎跑肯定有问题,上面的决定肯定不正确,我们要反映,要斗争。"

朱光、王振华、傅钟等人还商量离队到中央告状。临行前,傅钟突然提出问题:"到中央路途远去不了怎么办?去了反映情况组织不承认怎么办?"

想来想去,刘杞、张琴秋、朱光、王振华、李春霖等十几个师级干部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告状,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

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

房间内寂静无声。

"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离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这个问题令大家陷入缄默。

一位师长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

"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

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报给中央。

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其实,早在行军途中,他就从战士、干部乃至身边的秘书、通讯员、警卫员阴沉的脸上看到了军中那团愤怒的火焰。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

12月10日,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充实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

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停止冲州过府式的流动作战。旷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张国焘,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

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


曾中生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共同抗争,疏浚了一条滞涩的铁流,挽救了一支英勇的军队,付出的是自由和生命。他的狱中绝唱竟是一部部价值连城的军事著作,他在书中阐述的军事原则成为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略和战术问题的重要素材。

在渡过军事和党内危机之后,张国焘开始收拾曾经迫使他低头反省的党内反对派。

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首遭其殃。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在镇外做游戏。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旷继勋同志当时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他们两人是贵州老乡。

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我说:"欢迎,那很好嘛。"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

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

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他说:"你不要管!"

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助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

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他说的"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

用绳子行刑,是张国焘的嗜好。这根罪恶的绳索将套向曾中生。

党内斗争的大网徐徐张开,缓缓地伸向军中。小河口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高级干部一个没漏。余笃三、舒玉璋被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软禁,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振华等人或者被勒令写申明书,或者被撤职,有的被杀害……最后轮到曾中生。

1933年7月,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免去曾中生西北军委参谋长的职务。随后,陈昌浩在后方最高领导机关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曾中生的"罪状":"在中生指使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等文章,公布所谓曾中生的"罪状",诬蔑他是所谓托陈取消派、右派的总头目,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他所谓的执行纪律就是逮捕入狱。关于曾中生被捕的情景,徐立新有一段清晰的回忆:

那是1933年8月1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是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着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昌浩说,你在保卫局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

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

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认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

在政治保卫局刑讯室,张国焘亲自提审曾中生。

曾中生质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 

"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很清楚。"张国焘扳着手一条条数落:"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在一起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容你了;到了小河口,你看我张某人虎落平阳,不值钱了,又把托陈派、右派、改组派纠集起来反我,想把我轰下台。"

"我们的意见不对吗?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会议上向你提意见,这是符合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

"什么民主?党只对自己的同志讲民主,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什么民主可讲?限你在五天内写出自首书,交待你反对我的罪行。"

"我只有对革命的忠诚,反对你也是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没有什么罪行需要自首。"曾中生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

张国焘指使保卫局严刑拷打曾中生,皮鞭和大棒均不能令他屈服。早在青年时期,曾中生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忍苦耐艰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在张国焘的班房里,曾中生时常背诵这段话,用来激励自己,不灰心,不气馁,不消沉,坚韧不拔,以求最后的胜利。

在中共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儒将"。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曾中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是这场斗争的终极目标,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理论的研究之中,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

《与川军作战要点》写成于1933年7月7日。在精辟分析川军特点和川中地形后,曾中生提出了十二条红军作战的战术要领:

一、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

二、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

三、行军力强,才好爬山,轻装行动,诡秘为当。

四、交通困难,注意联络,地势复杂,尤重搜索。

五、敌情不明,不可妄进;敌情既明,先发制人。

六、敌如来攻,让其接近,集中力量,歼没殆尽。

七、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

八、主力迂回,抄敌侧背,歼敌之效,以此为最。

九、突破一点,溃敌全线,纵有牺牲,必得大胜。

十、前进包围,后进合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

十一、夜间拂晓,或袭或击,如能精巧,最好制敌。

十二、突敌外围,攻敌联点,运用之妙,其法不鲜。

这篇《要点》着重从战术上加以总结,在提出观点后详加解释,同时写明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操作性极强。《要点》琅琅上口,十分适合四方面军中那些实战经验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的中下层指挥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要点没有写完。

《游击战争要诀》发表于8月7日。《要诀》共分三个部分,总纲部分论述了什么叫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目的、游击部队具备的条件、游击队员应有的技能和游击战争网的布置;通则部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进攻敌人、为什么不攻坚、为什么不打硬仗、为什么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如何配合、以及如何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问题;游击战术部分则围绕"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详细解释了扰敌、阻敌、迷敌、饿敌、疲敌、骗敌、截敌、袭敌、捕敌、毒敌、诈敌、伏敌和近战、夜战等要领。

在曾中生的军事理论中,最耀眼的明珠当属他在囹圄之中所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军事论著长达3万多字,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比较、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应注意之事项、驻军应注意之事项、战斗搜索应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特种地形作战要点、夜间作战要点、几个附带注意的问题。论著的精华集中在与剿赤军作战要领部分。

曾中生在论著中提出了后来影响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乎所有基本范畴,如关于围剿与反围剿成为红军时代战争特点的观点,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观点,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观点,关于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总结了十种反"围剿"的战法:

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

2、专击敌人联络点。

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

4、专于抄袭迂回。

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

6、围点打援。

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歼灭之。

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

9、尽力发挥夜间作战。

10、突出外线攻击。

曾中生白天不断被政治保卫局提审、拷打,晚上则忍着身上巨疼,对着一盏桐油灯辛勤写作。他是想把自己多年积累和思索的成果贡献给他挚爱的战友,科学地总结出红军所创造的全部战术。他在前言中写道:

"这本小册子编著的根据,是依靠着近代战斗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材料以及我们一部分的战斗经验。因为革命飞快的发展,红军迫切的需要,所以没有经过详细的校正,即呈献勇敢战斗的同志们之前。

我们编著的责任与希望,并不仅仅在于供给我们英勇的战斗同志参考和运用,而且要求同志们都时时携带着,时时研究着,特别是与自己的长期战斗经验汇合着,以自己的创造力量来增改这本小册子不够和错误的地方,来解决这本小册子所未解决的问题,完成着我们全部的伟大的创造新世界的红军战术。" 

这部军事著作的价值,连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发表该文时删去了曾中生的名字,在附记中写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册,再三探讨。"

论著刊出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瑰宝,无论高级将领还是一般干部,都争相阅读、研讨。论著成为军校的教材和指挥员行军打仗的手册。据不完全统计,论著先后被翻印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10月2日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油印,第二次是1934年3月24日由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第三次是1934年5月8日由红九军政治部翻印。后来这部军事著作被带到陕北延安,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火花。


"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身陷囹圄之中的曾中生日夜期盼与中央红军会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会主持公道。为了拯救一代儒将,党中央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在该电未到之前,张国焘抢先一步动手,用根草绳结束了曾中生的性命。

曾中生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四个月。

关押期间,张国焘几次亲自找他谈话,或者派人来督促,威逼他交出申明书。每次,曾中生都用同样的话回答:"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在政治保卫局,他经常与看押他的战士谈心,跟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学习文化。

老红军陈明义当时在川陕省政治保卫局工作,有机会接触曾中生。曾中生经常给他讲党早期的活动,讲他在黄埔军校的事情,讲周恩来在军校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事,讲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情景。他讲得绘声绘色,身心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陈明义不认识字,曾中生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一笔一划,认认真真,还告诉他相关的知识。

"你知道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什么吗?"

"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陈明义背得挺熟。

"你知道这三大任务的意思吗?"

陈明义说不太清楚。

"你知道这三大任务之间的联系吗?"

陈明义答不上来。

于是,曾中生详细地讲解三大任务的提出过程、具体内容和内在联系。

保卫局战士记忆最深的是他关于地理知识的介绍。他会在纸上画出简要地图,说中国有多少个省,有多少条河流和湖泊,有多少山脉。他还会根据战士的讲述,画出部队的行军路线,一一说出沿途要经过什么地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战士们都能感受到他渴望自由、希望重返沙场的迫切心情。

久而久之,随着接触和了解,曾中生在保卫局战士们心目中重新树立起革命家的形象。陈明义说:"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着了迷。我深深地为他坚贞不屈,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时刻惦念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操所感动。"

保卫局的战士敬服曾中生的人格和情操,知道他是冤枉的,不顾张国焘的禁令,悄悄地告诉他外面的消息、部队的动向。

1935年6月,有位好心的战士告诉关在川西杂谷脑监狱中的曾中生:"曾政委,红四方面军已经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先头部队已经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你的苦日子快到头啦!"

曾中生听了,热泪夺眶而出,泪水顺着他的清瘦的脸颊流到杂乱的胡须上。

他日夜盼望的一天到来了!

曾中生负冤如山,但始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了解他。他伏案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出来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随后,他还面见张国焘,要求将他释放或转送中央,他有事情向中央汇报,他要为那些冤死在所谓"党内斗争"中的战友讨还公道。

会师不久,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的一些情况,指名要见曾中生。

张国焘害怕了。曾中生了解他从鄂豫皖到川陕的全部情况,对于他推行"左"倾政治路线、冒险军事战略和错误"肃反"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了如指掌,一直与他作斗争,并且得到党内、军内那些抵制他领导的干部爱戴。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把曾中生看作定时炸弹,担心这颗炸弹一旦引爆,会给他毁灭性的打击。张国焘决定杀人灭口。

1935年8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晚,川西北卓儿基以北的一个森林里,曾中生被一条绳索活活勒死,丢进一条河流。为掩盖真相,刽子手们潜往卓儿基南面,大声呼喊:

"曾中生,你往哪里跑?"

"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

政治保卫局还派出部队到附近山岗、树林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向上面汇报:"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不仅扼杀了一个卓越军事家鲜活的生命,还要将最后一盆脏水泼到这位圣洁的英雄身上。

由于张国焘封锁消息,中央始终不知道曾中生已经蒙难,多次要求与曾中生见面,都被拒绝。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担心张国焘会采取毒辣的手段处决曾中生,专门于1936年2月8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张国焘: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处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这时距曾中生被害已有半年的时间。曾中生被害时,年仅三十五岁。

他被害两年后,张国焘倒行逆施,与中央闹分裂失败,从陕北出走,投向国民党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

卓儿基,一颗耀眼星星在黎明前坠落;

战史上,一个璀璨的名字在万众心中升腾。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中共中央庄重地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赞扬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一生。1988年,中央军委追认他为中共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