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丰碑:红军的一柄利剑——钟纬剑

  钟纬剑出生于1907年,湖南醴陵一个富裕农家。曾先后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附小、醴陵北联高等小学、长沙长郡联立中学。
  1922年入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曾与曾三等进步学生组织“新雷声社”。1925年参与领导爱国学生运动。同年秋入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6军17师,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副团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中三克南昌、强攻南京的战斗。1926年夏,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七师连长,后因北伐作战有功晋升为五十五团团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巧妙将第六军存放在汉口的2000多支枪,50000余发子弹运送到贺龙的二十军。并随二十军开赴南昌参加起义。1928年夏,受党组织派遣,东渡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9月,因参加中共旅日学生特支集会,被日本军警逮捕,并强令回国。1930年4月,回到上海后,从事收集敌情报工作。1932年1月,奉调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工作,先后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校)战术教员、上级干部队队长、第五期和第六期步兵团团长、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曾多次想方设法克服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的困难,严格按军事训练要求训练学员,协助红校和红大校主要领导人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等为红军培训了大批优秀军事指挥员。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不久,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后曾称中央纵队)参谋长兼第一梯队参谋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1935年2月,红三军团奉命将两个师缩编为4个大团,任十团参谋长。同年2月26日与团长张宗逊率团参加攻打遵义城的战斗。28日,在遵义城南老鸦山指挥战斗时,不幸腹部中弹牺牲。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身上,可以看到钟将军的影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为祖国命运顽强拼搏,不怕牺牲的前辈。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忆长征 

文/张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张震将军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备受尊敬的军队高层领导人。从张震将军的回忆中,我们能看到,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个在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艰苦之旅”、“极限之旅”、“死亡之旅”,是怎样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彻底征服,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奇迹,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章。长征精神已经突破了时代的界限,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和现代军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1934年10月17日,我们红3军团第4师部队从雩都河畔出发,通过浮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苏区父老乡亲含着眼泪,热情相送,嘱咐我们打了胜仗再回来,场面十分感人,至今历历在目……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封地区。当时,我在第10团司令部当作战参谋,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年仅2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敌军设在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我都是坐担架。因患疟疾,再加上长征出发前在战斗中右臂负伤未愈,每天发高烧,不能走路,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对我的伤病情非常关心,强令我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下来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是最为惨烈的一仗。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坚决扼守界首、光华铺、新宇,确保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机关渡过湘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调集了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红军如能轻装快速前进,还有希望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全部渡过湘江,但不幸的是,红军仍带着沉重的“坛坛罐罐”,在崎岖的五岭山间小道上缓慢行进,有时一天只走20多里。这就使敌主力薛岳、吴奇伟纵队赢得了追击的时间,而我们则错过了时机,进入数十万敌军预设的伏击圈。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以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人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所乘。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7、15军各一部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1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1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10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7连连长谢兴福在上午的战斗中负了伤,一直坚持战斗,中午又不幸身中数弹,英勇捐躯。面对优势的敌军,红5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我们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

 转战湘桂黔川滇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追剿”军主力赶往湘西南,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途中。这时,红军奉命正向越城岭(即老山界)前进,目标仍是到湘西去同红2、6军团会合,继续往敌军布置好的口袋里钻。越城岭是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山势陡峭,道路崎岖,行走艰难,在通过险峻的雷公岩时,部队摔死了不少骡马,夜晚只得就地在山壁弯曲的小径上休息。

 翻过越城岭,我们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他们的房子都是竹木做的,屋顶盖着树皮,一家挨一家,一旦失火,很难扑灭。当时敌人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结合在一起,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缓慢。

 为了粉碎敌人的谣言,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还特别注意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的粮、菜,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家,无法协商,实在对不起。无论我们在村子里宿营,还是早晨离开时,都将老乡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天,部队刚离村,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真是怪事。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正在放火的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罪恶阴谋,使群众明白放火的原来是国民党的特务,嫁祸红军,破坏红军同群众的关系。当地群众知道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境后,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红3军团奉命缩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的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到达桃子台,尔后即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



 过了乌江,我们团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一带,负责控制遵义到贵阳的公路,阻敌北进。在懒板凳,红3军团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这时,部队中传达了党中央要在这一带建立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大家甚为高兴,认为今后有了根据地,就可以落脚了。离开中央苏区后的千难万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了家。于是,我们在这里积极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扩大红军。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我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去了。开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甘棠,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途中赶上团部,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黔军王家烈部也正向我军逼近,他们是“双枪兵”(步枪加鸦片烟枪),装备落后,有的部队连刺刀、手榴弹都没有,战斗力较差,但如果他们吸足了鸦片烟,还是能冲两下的。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 (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牺牲了无数的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进行作战动员,说明川军只有3个团,战斗力不强,兵力对比我占优势,因此,要争取打一个歼灭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10团杨勇政委也负伤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得知,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而且有相当的战斗力,其后续部队几个旅也迅速增援上来。再战的话,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1月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军团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获悉红军西出川南,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迫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鉴于上述情况,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在此进行了缩编,精简机关,加强连队。红3军团撤销了师,缩编为第10、第11、第12、第13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第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钟纬剑,政治处主任杨勇,全团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团任参谋。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决定再次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移。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便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送到医院,只好躺在担架上。谁料,这一抬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进行了有名的娄山关战斗。接着,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吴奇伟两个师。就在这次战斗中,红3军团斩关夺隘,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的参谋长钟纬剑不幸牺牲,张宗逊团长也负了重伤。这是长征以来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的鼓舞了士气,也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

 在担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在担架上,我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那时,搞到一点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后来,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担架员抬着我,艰难地跋山涉水,所付出的艰辛难以估量。团首长对我很关心,杨勇主任几次从前方给我送来腊肉,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我。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很细心,我俩感情甚笃,可惜年久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长途行军,没有鞋子不行。因我人高腿长,鞋子尺码大,很难找到适合的。为此,供给部的谢胜坤同志特地给我送来大号的鞋子,真是战友情深。

 对同志们的关心,我既感动又惭愧,这么多天不能行走,真后悔那天不该喝下那碗酒。到贵州铁厂时,军团后方医院动员伤病员留在川黔滇边打游击,开始曾想要我留下。听到这一消息,我想了个办法,请来医院政委赖松年,询问有无此事,他避而不答。我俩很熟,在红5军1师1团时,我当宣传队长,他当庶务。因我不愿留下,便吓唬他说:“如果要我留下,我就先打死你,然后自杀!”他没说什么,也不再提要我留下的事了。在那时,怎么舍得离开红军呢!一时没有别的主意,才用了这个“绝招”。

 直到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可以拄着拐棍慢慢行走。中旬抵达黔滇边境的北盘江地区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衷心感谢在那样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关心、照顾我的战友们!

 渡过北盘江后,我出了医院,组织上安排我在军团教育科等候分配。科长孙毅是宁都起义的老同志,对我很关照,也帮我向上级反映我想早日重归战斗岗位的心情和愿望。不久,我被分配到12团任教育参谋。当时,我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时常头痛,有时行军还要骑马。我很想回10团工作,经上级批准,我又回到10团团部,见到了黄珍团长、杨勇政委和邱阜成参谋长。不久,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这时,我们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夺取天险泸定桥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这对缺粮的红军来说,是一大收获,全团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为阻击追敌,我们住在山上。天晴时,可以看到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水流湍急,一泻千里。按照上级命令,我们在洪门渡架浮桥,一时找不到缆绳,就买来四五匹白布,搓成一条布绳,用船拉到江中心,谁知强度还是不够,三下两下就被急流冲断了。过不了江,天气又很炎热,我们守着江边,却没水喝。只有一个卖茶的,一碗要一块银元(云南的小银元)。有的同志口渴难忍,只得挨“宰”了。就在这时,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便改由此处渡过了金沙江,向会理前进。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5月8日,红3军团和干部团奉命围攻四川南部的会理城。守敌只有3000多人,为防止我军接近城垣,他们放火将东、西城关房屋悉数烧光。开始,我团在城外负责打援。其他3个团同干部团一起攻城,激战整夜,未能攻克,后改为爆破攻城,也未成功。最后,我团也奉命参加总攻,在城东北角进行爆破,炸开了一个不大的缺口。谁知敌人在城内构筑了环城围墙,我们只好继续实施爆破,又炸开了一个口子,第一梯队奋勇冲了进去,但突击受阻。我随邱阜成参谋长带领第二梯队前往增援,在突破口附近的激战中,邱参谋长不幸中弹牺牲,我们又失去了一位战友与首长!鉴于会理城久攻不克,敌援军又正向我军两翼迂回,中革军委遂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会理城不大,敌军也不算多,为什么老是攻不下来?我脑子里总有个问号。解放后,看到了蒋介石设在重庆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写的阵中日记方才明白。原来,那时守敌虽为一个团,但贺为其空投弹药枪械,又派兵增援,所以弱敌也就会变成强敌,几次攻不下来,敌人的士气就会提高,守得更坚决。我军虽在兵力上占一定优势,但因部队长途转战,甚为疲劳,又无弹药补充。所以,作战双方的优劣是在不断转化的。

 撤离会理后,红3军团继续北上,通过彝族区,以日行军120里的速度,向大渡河急进。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一带,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素有“天险”之称。由于当时红军只有一条渡船,又无法架桥,大部队难以渡河,故改向西北的泸定桥前进。

 5月29日,红1军团左纵队先遣团的勇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畏艰险,夺取了天险泸定桥。我们10团沿着大渡河右岸向泸定桥急进,180里沿河山路要在半天一夜赶到。这时,敌军的一个旅也沿左岸去泸定桥增援,双方隔河并行,因天黑下雨,都打着火把。敌军吹号同我们联系,我们马上按俘虏号兵交出的号谱回复,他们以为我们是自己人,便相安无事。雨越下越大,敌军宿营了。我们则加速前进,到达泸定桥时,桥上还在冒烟,余火尚未熄灭。我们跑步过桥奔向泸定城,迅速北上。不久,先头部队又夺取了天全、芦山等战略要地,艰难地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