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雍和陈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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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这是共产党员周文雍被捕后在监狱墙壁上写的一首不朽诗篇。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女共产党员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陈铁军,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2年春,陈铁军考入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初中部。1924年秋,她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铁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军改为铁军。1926年4月,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1月27日,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人类最悲壮、最绚丽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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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前的这张永世的合影,记载着人类最悲壮、最绚丽的故事。其感天动地的情景,是任何小说杜撰的情节所不能比拟。

  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历史空前。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铁军还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她说:“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在一个机关,我们工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她的演讲,令闻者无不落泪。

  周文雍(1905———1928),广东开平人,广州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陈铁军(1904———1928),广东佛山人,出身富家闺秀。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

  周文雍著名的狱中遗作: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斗志不可灭;好汉头颅为党落,壮士身躯为群裂。”

坚定与浪漫的交响
——拜谒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
廖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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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阳江返回广州的途中,汽车经过广东省开平市郊,不经意地朝窗外一瞥,前方不远处,一座由靛青和灰白色组成中西合璧风格的牌坊闯入眼帘,继而一座擎天柱似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碑”拔地而起,直插云霄。我的心猛然一颤,闻名于世、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生命与爱情之绝唱的周、陈两位烈士,原来就安葬于此。

  沿着赭色条石台阶拾级而上,台阶中央镌刻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烘托出陵园的圣洁与雄浑。纪念碑底座正背两边,雕刻着两位烈士生平事迹的碑文和花环缎带图案;左右两边,雕刻着他们生前写下的“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减;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的战斗诗文,这些荡气回肠的激扬文字和文字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意志和情怀,曾使千百万人为之震撼,为之奋起。我久久地伫立在这里,任心潮涌动热流,任双眼噙满泪水,任思绪纵横驰骋。

  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为了追求真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新中国,1928年2月6日(农历的元宵节),在广州红花岗刑场,面对反动派的屠刀,面对与爱侣的生离死别,凛然不屈,视死如归,永恒地定格了中国革命史上最悲怆、壮美的一幕;当陈铁军预感到反动派就要对他们下毒手时,大声地说:“为了革命,我们假扮夫妻工作在一起,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里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说完,她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周文雍面前,把深沉而真挚的吻送给最爱慕的人,周文雍热烈地拥抱着她。这时,反动派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穿透了周文雍、陈铁军的胸膛,热血染红了他们的衣裳,染红了红花岗的泥土和绿草……。

  青山作证。文韬武略、英俊潇洒的周文雍,完全可以选择一种在常人看来更安逸的生活。先不说从小聪明过人的他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可以谋一份在当时不错的差事。单说广州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失败后,党组织安排身兼起义负责人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的周文雍携陈铁军转移到香港,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掩护身份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为党继续工作,而不必担心人头落地。可周文雍毕竟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这个胸怀远大理想的热血青年,为了重建被敌人破坏的广州市委,不顾个人安危,从香港返回白色恐怖中的广州,继续为党进行秘密斗争。最后,因叛徒告密,不幸落入敌人之手。

  江河作证。美丽清纯、柔弱善良的陈铁军出身在一个殷实的侨商之家,1925年秋,她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预料学习。先不说她的品貌和才干,仅凭祖先的家业,她完全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愁、悠闲自在的大小姐生活。可她没有,而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之路。为了鞭策自己坚强不屈,她将陈燮君的名字改为陈铁军。1927年,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敌人点名要捕捉她。危急关头,她冒着生命危险通知同志们转移,还爬上墙头,化装成装束入时的“阔”小姐,赶到妇产医院,通知因流产住院的邓颖超逃出魔爪。这生死之交,使一生重情重义的周恩来、邓颖超,直到晚年还一直感念着。

  苍天作证。在凄惨阴森的铁窗里,周文雍、陈铁军拒绝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宁愿丧失自由,也决不放弃信仰,决不出卖灵魂。虽然身陷缧绁,对革命事业却充满必胜的信念,坚贞不屈、豪气如虹,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令敌人胆寒的战斗诗篇和精神遗产。在血腥残暴的刑场,他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空前绝后地举行了刑场上的婚礼。生要生得顶天立地,不同凡响;死要死得惊世骇俗,万古流芳。共产党人的这种摄人魂魄的坚定与浪漫,让反动派目瞪口呆。在这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面前,他们无计可施,只得胆颤心惊地扣动扳机。

  人生自古谁无死?古往今来,正是有了这些为正义、为真理、为民族、为人民从容就义壮烈赴死的“民族脊梁”,中华民族才生生不息,繁衍不绝。

  虎帐逝去,柳营已远。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衡量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表现形式而今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但追求生命永恒与崇高、向往精神富有与纯洁的烈士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周文雍鲜为人知的往事 
米华 周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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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雍,一位人们熟知的烈士,他与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事迹被广为传颂。近日,记者走访其故里时,挖出了许多——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首慷慨激昂的诗,以及“刑场上的婚礼”的事迹,使周文雍的名字传扬天下,但是,关于周文雍参加革命前在家乡的往事,却鲜为人知。在今年的清明时节,笔者走访其故居乡里,了解其生平,以全其事迹。

  文雍原名叫光宏

  周文雍的家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凤凰里”(又名:宝顶村),在今开平市百合镇茅冈村委会。村中有个叫周贤三的人,贤三育有三子,大儿子叫俸成,在乡间村学当塾师,其妻替人纺纱缝衣贴补家用,俸成一家人生活清淡。为求生计,俸成的3个女儿早早出嫁了,俸成的大儿子婚后不久,就被迫“卖猪仔”到美洲去做苦工,死于荒郊野外。俸成夫妇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小儿子身上,于是,给他起名叫“光宏”,意在盼他光耀门楣,宏图大展。光宏出生于1905年农历7月。

  少贫求学多曲折

  据该村92岁的周瑞约老人说:“文雍家以前很穷,后来,他爸爸生病了,他小小年纪就帮妈妈拾柴、做饭、洗衣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文雍很聪明,特别爱读书。”文雍年仅四五岁,父亲就开始教他识文断句,他常常挑灯学习写字,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6岁时,文雍到父亲的私塾读书,伴随其长大的是《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文天祥》等历史故事,这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事迹,早已深深扎在他的心里,陶冶着他的情操。

  辛亥革命后,到处兴办新学堂,茅冈南面的横石里,也兴办了一所小学,叫做“横石里作求小学”。文雍就被父亲送去接受新思潮。虽然上学的路途较远,离家好几里,中间还隔着一条潭江,但是文雍却从不迟到早退,一心向学。如果刮风下雨不能回家,他中午就干啃从家带去的几只熟番薯,晚上睡在教室的书桌上,第二天,继续饿着肚子上学。就这样,文雍勤学苦读,只用了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初小四年的课程,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升上高小。

  高小最后一年,他父亲的病越来越重,最终失业了,家里再也无力供他求学。年仅13岁的文雍只好辍学找工,在茅冈圩上开小杂货店的同村叔父十分同情他,答应让他在店里做“伙头仔”,以协助妈妈持家。于是,文雍白天在茅冈圩上做工,晚上回到村里,躲在村边碉楼的小房间里埋头苦读,期间,他自修了高小最后一年的课程,并开始接受了“五四”新思潮。

  停学半年后,文雍向学校请求插班复学,校长对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爱护有加,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让他帮助学校厨房做杂务,以便免收他的学费,解决了他的吃饭和住宿问题。在高小毕业考试中,文雍名列前茅。

  小先生向往革命

  文雍高小毕业时,正好邻近的宝兴村请他父亲去做教员,14岁的文雍遂同父亲一起前往,为生病的父亲分担一些工作,人称文雍为“小先生”。文雍一边刻苦自学,有时还去母校求教,接受新思维,熟悉新教程,一边掏出自己所有的零用钱,订阅报章杂志、买书,然后再将这些新知识传授给学生。他带领学生关心时事、进行操练和体育活动等,这些在当时当地看起来是还比较新鲜的教学方法,深受好评。他还迎合“五四”思潮,率先将盘在头顶的小辫子剪掉,革除封建陋习,并教育他的学生也这样做,使整个学堂气象一新。有一次,文雍给学生上史地课,当他讲到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时,有个学生站起来问他:“老师,那为什么列强还敢来欺负我们?”文雍想了想,心痛地说:“因为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这一问一答,更像针一样扎进了文雍的心里,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操。

  1922年,周文雍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广州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称“红色甲工”)机械科,并真正走上革命道路,此乃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