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名言

刘胡兰:怕死不当共产党

    

    怕死不当共产党

           ——刘胡兰

    [刘胡兰简介]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杨靖宇:在侵略者面前低头,就不配做中国人
    

    在侵略者面前低头,就不配做中国人!

                       ——杨靖宇

    [杨靖宇简介]

    杨靖宇,原姓马,名尚德,字骥生,1905年生于河南确山一个农民家庭。杨靖宇是他到东北工作时的化名。他幼年丧父,7岁时靠叔父资助进入本村私塾,13岁考入县城第一高小。在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出面领导了罢课和焚烧日货。1923年秋,杨靖宇考入开封工业学校,学习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6年夏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党。                      

    1926年末,中共河南省委为配合北伐,派杨靖宇回确山任县农民协会会长。当时农协只有刀矛没有枪,杨靖宇巧设一计,引诱一个军阀部队士兵出来后,突然冲上去只身夺枪。那个士兵追赶时,杨靖宇便掏出准备好的银元丢在后面,说:“这是你的路费。”那个士兵得到钱便开了小差,确山县农协就此得到第一支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确山县委于10月末发动秋收暴动,杨靖宇担任新建的农民革命军的总指挥。不久,他在与“进剿”之敌作战中腿部负伤,被送到驻马店治疗。1928年春,他伤愈后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年末奉命赴上海,在党中央办的秘密训练班学习,1929年春天被派赴东北工作。

     杨靖宇到东北后,首先到抚顺煤矿搞工人运动,被矿上的日本特务逮捕并引渡给东北军阀。他入狱两年多,1932年初才得以出狱。随后,他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重点整合了以吉林盘石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队,派党的干部开展工作,使其成为共产党在南满掌握的最早的武装,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    1933年初,杨靖宇亲自到这支只有250人的部队当政委。为团结各阶层,他又把队伍的名称改为人民革命军。他吸取党在南方建立红军的经验,亲手制定了政治工作、参军和士兵优待、作战奖励等条例,使部队在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于1934年成为拥有4000余人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他担任了军长。同年,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次大会缺席将杨靖宇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这表明党中央已将他作为东北革命力量的代表。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随后又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下属第一、第二军),在东边道(如今的吉林东部及辽东)几十个县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他的基本部队有7000余人,还领导了一万人左右的统战关系部队,成为抗联中最大一支主力军。                      

    日寇为巩固其战略后方,1938年内将关东军的兵力扩大了3倍以上,并以伪蒙军替换作战不积极的伪满军,加强对南满的“大讨伐”。一些非党的山林武装经不起艰苦考验纷纷瓦解和叛变,杨靖宇率部突围进入长白山区建立密营。日寇在诱降碰壁后,于1939年冬大雪封山时又展开封锁和“讨伐”。因敌追踪雪地脚印和炊烟,部队又衣食无着,杨靖宇决定分散突围。最后,他自己带60余人东进。因有一个参谋叛变使行踪暴露,激战后他身边只剩两人,被日寇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1940年2月18日,两个警卫员下山买粮牺牲。2月23日,他孤身下山也被围,战至最后,壮烈就义。

    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侵略者残忍地剖开他的腹部,只见他的胃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尚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

    后来,为了纪念杨靖宇,在杨靖宇牺牲地吉林省通化市建起了烈士陵园,吉林省和通化市的领导及杨靖宇的几十位老战友参加了公祭公葬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都送了花圈;朱德元帅亲笔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张太雷: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做人要整个儿改,……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张太雷·1918

    [张太雷简介]

    张太雷,原名张椿年,参加革命后改名,立志把自己化为改造社会的“巨雷”。1898年,他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封建世家。童年靠寡母做针线活和借债上学,读一年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校长见其成绩优秀,资助他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辛亥革命时,他参加过街头宣传和军训。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后因家境困难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边读书边搞翻译。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赴北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随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找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张太雷担任翻译。随后,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党小组,并于1921年初奉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的书记。                      

    1921年8月,张太雷回国,为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翻译。不久,张太雷陪马林去会见孙中山,接着又去莫斯科,曾向列宁建议,在远东召开共产党人的大会应突出民族革命的性质,表现出政治远见。翌年,他回国参加中共“二大”。1923年春,他受孙中山委派,与蒋介石等五人共同组团到苏联参观。                      

    1925年1月,刚回国工作不久的张太雷主持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大”,会上决定改团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还担任了团中央书记。随后,张太雷到广州,担任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庭的翻译,同时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                      

    1927年春,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张太雷又与周恩来等五人共组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9月间,他代表中央赶往广东潮州,迎接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失败后,张太雷布置了疏散工作后才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马上又奉派回广州领导起义。                      

    纵观他参加建党后的七年间,在国际国内从来都是东奔西走,是当时党内旅程最长的活动家。1927年11月末,张太雷经香港秘密潜入广州,担任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                      

    在筹备暴动的十几天,他不顾危险奔走于街巷和江汊,在船舱内、大桥下和小戏院内召开各种会议,亲自向工人、教导团官兵和党员积极分子做动员。12月11日凌晨起义爆发,他身穿军装,脖系红领带,在攻占的公安局大楼上竖起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这是中共在大城市内通过暴动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广州起义时,各方面工作都由张太雷主持,他连续两三天不休不眠。12月12日,城外和部分街道上已是枪声大作,张太雷仍毫无畏惧地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向群众发表演说。午后大会结束,他乘汽车途中遇敌牺牲。张太雷牺牲后,整个起义失去指挥,12月13日只有教导团撤出奔向海陆丰。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彭  湃:工农联合起,江山万万年
    

    共产领导好主张,建设国家变富强;

    土地改革生活好,工农翻身把家当;

    工农团结有力量,同心协力互相帮;

    封建地主要打倒,土地革命要加强;

    工农联合向前进,万众一心杀敌人;

    对待敌人勿放松,全国解放责任重;

    但愿工农万万岁,共产江山万万年。

           ——彭湃遗诗《工农团结起》后半部分

    [彭湃简介]

    彭湃,1896出生在枕山面海的海丰县东乡。他在中学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1917年,他离家到日本留学,努力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救国运动。他曾在万分悲愤中,啮指蘸血,书写“毋忘国耻”四个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贴在五坡岭海丰县立中学的揭示板上,大大激励了海丰县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20年,彭湃回国,开始想从文化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次年五月,他出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曾组织全县学生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并出版了《赤心周刊》,批判当地《陆安日报》上的反动理论,被陈炯明等军阀地主豪绅撤销了教育局长的职务。从此,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决心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为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彭湃1924年以后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还被毛主席聘请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负责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的情况》。1927年,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他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在八月七日紧急会议上,彭湃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其后,他组织农民自卫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湃被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他被调到上海,留在党中央工作。1929年,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同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8月31日,年仅33岁的彭湃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刘志丹: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
    

    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

                         ——刘志丹

    [刘志丹简介]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改名志丹县)一个秀才之家。小时候,他就读于本县的高等小学堂,虽自身家境尚好,却目睹了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他爱听当地李自成起义的故事,立志改变社会。                      

    1922年,他考入陕北地区23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阅读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1924年,他成为陕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秋,他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秋毕业后又回西北,到冯玉祥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成为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动员西北军一部于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了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间,西北军主力向渭河一带反扑,起义军被打散。刘志丹潜回陕北家乡任特委军委书记,并打入当地驻军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于1931年秋在南梁一带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翌年初,他又将所部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建立红二十六军(兵力仅一个团)。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三原时失败,刘志丹突围后又返回陕甘边区的照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至1935年春,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占领了六座县城,并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根据地政权。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由于保存下这块革命的落脚点,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都长征到达这里,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                      

    1935年8月,徐海东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与当地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10月初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被捕。随后,中央红军到达,11月初将刘志丹释放出来,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的军长。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他亲临前沿观察。敌晋绥军阵地上有一挺机枪正猛烈扫射,刘志丹探出上身用手指着说,要把它缴下来向陕北苏区献礼。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他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但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和曲折,进行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斗争,建立了那么多的功勋。毛泽东同志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同志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同志称他是“红军模范”。

    这就是党和人民对他最崇高的评价。

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我为中国作楚囚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带镣行》

    [刘伯坚简介]

    刘伯坚,原名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开栈房的小商业者家庭。他聪明好学,靠家中借贷到巴中县上中学,后又考入万县的川东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的前身)。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                      

    当时,西欧正经受十月革命的冲击。刘伯坚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并因待人和蔼及处理问题老成持重,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活动,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因自己率领的西北军失败,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并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的部队。1927年4月,他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随后,党中央派他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他回到上海,翌年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万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了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长征,刘伯坚被留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20万国民党军队将留下的3万红军(半数系不能远征的伤病员)压缩到赣南一隅,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在几个月后才接受陈毅的建议,下令分路突围,开展游击战,可惜为时已晚。1935年3月初,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自豪。临刑前,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信中谆谆叮嘱他的亲人:“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何叔衡: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
    

    我平生对于过去的失败,绝不懊悔,未来的侥幸,绝不强求;只我现在应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所以免去许多烦恼……且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

                          ——何叔衡致家人的信

    [何叔衡简介]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何叔衡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虽被有人讥笑为“穷秀才”,却也因其正直和嫉恶如仇而颇受乡里称道。

    不久,因清廷行“新政”后办新式学堂,1909年何叔衡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自己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当众砍烂。

    1913年何叔衡进入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五四时期的著名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会后,毛、何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党组织。北伐军占领湖南后他公开了身份,一面担任《民报》馆长宣传革命,一面在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化装去上海,翌年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此时他年过五十,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1930年他回国到上海,任秘密救助遇难同志的全国互济会负责人。1931年又进入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中任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因他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死刑,被诬为右倾而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红军长征,未带何叔衡这位中共建党时的元老随队,留他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他心里虽难过,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组织上派便衣队护送他向闽西突围,不幸于2月14日在途中壮烈牺牲。

    何老牺牲以后,熟悉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在1937年党的16周年纪念大会上在为牺牲的同志致哀时郑重提到了何老的名字。

    谢觉哉曾经回忆说:“在中央苏区时,何叔衡同志本来处理得对的案子,以为不对,这种领导不能培养好的司法作风。”“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深刻和意志坚定是超人一等的。”“叔衡同志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虚怀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陈潭秋:不达成功誓不休
    

                      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响应全世界。

                      西欧东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切莫辜负五一节! 

                                    ——陈潭秋《五一纪念歌》(1924)

    [简介]

    陈潭秋,原名陈澄,潭秋为其字,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祖父中过举人,是当地名流,父辈家道中落,还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小学,并到武昌入省立一中。因五哥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潭秋从小便受其革命思想影响。1914年他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1916年又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 

    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

    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抚院街寓所里秘密召集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

    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随后参加了共产党,并与陈潭秋相爱成为夫妻。

    1923年京汉铁路发生了“二七”大罢工,陈潭秋是组织者之一,事后遭通缉,转赴安源从事职工教育。         1924年秋潜回武汉,组建中共武汉地委并担负领导。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转赴江西任省委书记,秘密配合南昌起义。                      

    翌年他调任顺直省委(北方局)任组织部长,后曾到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工作,1930年又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他到哈尔滨布置工作时被捕并受刑,坚不吐实,关押两年后获释。出狱回上海后,于1933年转移到中央苏区。他的妻子徐全直因分娩未能同行,随后被捕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陈潭秋到苏区后任福建省委书记,又转任中央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长)。在反“围剿”斗争中筹足了军粮,保证了部队供应。1934年秋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任中央分局委员,翌年初率一部突围到闽西,途中作战负伤,赴上海治疗。7月又去苏联,入列宁学院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夏回延安途中,在新疆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反共,陈潭秋被扣押,1943年9月27日遇害。

    从建党到牺牲,陈潭秋历任华中、东南、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其功绩始终为党内同志怀念。


左  权: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
    

    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我没有灰心与馁气……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来安慰自己。

                              ——左权1941年12月致中央的一封信

    [背景]

    左权对党的事业忠诚,还表现在个人处于逆境时毫不动摇。1931年,王明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打击革命同志,大搞肃反扩大化。1932年肃反中,左权被诬陷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他曾一再向党声明,却不为当时的中央所相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责怪党,也没有动摇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地为党努力工作。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感觉不出他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直到1941年12月,左权才给中央写信说:“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将近十七年了,在这过程中,我未离党一步,一贯受党的教育与培养,在党内生活,做党内工作。”“其中没有犯过有损于党的过失,也没有在任何斗争情况下动摇过,也没有在艰难困苦面前低过头,我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我一切为党工作,为党的路线斗争,虽由于我之能力低微,无所建树,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的弱点,但自问对党是真实的,对工作是负责的积极的……我没有灰心与馁气……总以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去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来安慰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受得住委屈,襟怀坦白,忠实积极,顾全大局。在这方面,左权以他崇高的党性,作出了榜样。

                 ——摘自耿飚《光明日月  浩气长存》,《人民日报》1982.5.25

    [简介]

    左权,原名左纪权,幼名自林,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县。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深受母亲坚强和勤劳的品质影响,形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他自幼聪慧过人,8岁读私塾,10岁便能写诗作对,14岁转入“北联高小”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他身背“毋忘‘五 七’国耻”标语,在村里谴责其卖国罪行。升入醴陵中学后,他在宋时轮介绍下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决心外出追求进步。                      

     1924年,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同年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际战斗。周恩来曾说:“左权同志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间,他所在的讲武学堂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进步刊物,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的几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被称为“黄埔新星”。1925年夏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冬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在那里,他与刘伯承相识并共同探讨革命问题和军事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翌年秋,他们都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留苏四年多期间,左权博闻强识,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                      

    1930年6月回国后,左权先在上海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条令,随后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此后,他担任过新十二军军长和新十五军的军长,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斗争。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因不满一些过“左”的主张,被有些人诬称有“托派”倾向,使他一度因所谓政治问题被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当军事教官,但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1934年10月,左权作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长征,途中参与指挥了四渡赤水河和飞夺泸定桥等战斗。到达陕北后,他代理红一军团长,率领这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此后他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创建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著名战役。1942年5月,日军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进犯,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时,被日寇的炮弹击中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

    朱总司令写了悼念左权同志的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拚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周副主席为《新华日报》写了代论:“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诗文,概括了左权同志光辉灿烂的一生。


方志敏: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方志敏在狱中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的杀灭中国民主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离去中国了。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的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这是光荣的一天,决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摘自方志敏1935年在入狱后写下的《可爱的中国》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背景]

    1935年夏天,记不得是我自己到生活书店,还是胡愈之同志叫我去的,因我是经常去访友、买书的。我到时,看到胡愈之和毕云程正在焦急,说有一年轻女子送来4封信,是分送鲁迅、孙夫人、李公朴和邹韬奋的。他们接下了致邹韬奋的信(当时邹在国外),内容是叫人到宝隆医院门口取方志敏托交的纸包。那女青年只说方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监狱中,是别人转托她的。信中还说,请给送信人一百元治病。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方志敏是谁,又怕中了敌人的圈套,但又怕如果是真的不去取要误大事。我们商谈结果,决定由我去取。我是作了各种可能发生危险的准备的。我盛装扮成一个阔太太,到了宝隆医院门口,确见一位约十七八岁的姑娘,坐在台阶上。她问我姓名,因我母亲姓宋,就自称姓宋,她听了很高兴,大概她以为我就是宋庆龄了。她说她正在焦急中,说着就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问了她的姓名的,可早忘了。我根据来信,从生活书店带去一百元,要交给她,她说,"杭州已解决了",没有收。我急忙把纸包送回生活书店,由胡愈之交给毕云程。我们是打开纸包看了的,信中说过,前四张是白纸,以后才是密写,需要显形,所以,我取来的只是一包白纸。以后是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不久,胡愈之出国,一年后回来,我曾问起这事,他只是含糊其辞,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1936年11月傍晚,在章乃器被捕的前四五天,突然有一个貌似小官僚的人来找章,因章不在,由我接待,并留他在家吃了晚饭。他说,他同方志敏是同牢的,敌人经过种种威迫利诱,方始终不屈,最后牺牲了,他对方非常钦佩。方在就义前把一本题为《可爱的中国》手稿交给他,要求他出狱后千万交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们救国会一定会知道的,所以转托你们了。"我打开手稿看过,行书带草,墨笔书写,笔锋颇促,与以前看到的信中字迹完全一样。我收下稿件,曾问过他的姓名,可惜也忘了。过了没有几天,法租界捕房把章乃器传去,我知道要出事了,急忙同吴大琨(他那时住在我家)一起,清理救国会文件,予以转移。我突然想到方志敏的手稿,立即打电话给孙夫人,取出来交章乃器之弟章秋阳(中共党员)送去。孙夫人收到后回了电话,那时已是夜里两点钟了。1960年我出差到大连,在旅顺烈士纪念馆看到玻璃窗内陈列着《可爱的中国》,我知道这书有了着落,心里很高兴。

                              ——胡子婴《人民日报》1982.12.17  

    [简介] 

    方志敏,原名远镇,1899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之家。他8岁入私塾,17岁时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在校内时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方志敏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机械专业,后因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被开除,1921年又考入了九江南伟烈学校。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方志敏加入共产党,并在南昌市郊创办农民协会。翌年,他又到广东向毛泽东、彭湃学习农运经验。1926年秋,北伐军进入江西时,他发动当地农民奋起支援。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方志敏潜回家乡弋阳县,以"两条半枪"起家,发动数万农民于1928年初举行暴动,又于1929年建立红军并逐步扩大。这种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                      

    1930年春夏,蒋阎冯军阀发生大混战。方志敏利用这一时机率红军独立团乘虚占领景德镇市,迅速把原先只有千余人的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建立了人口近百万的赣东北苏区。此后,他担任过红十军政委,又任闽浙赣省委书记、省苏维埃主席。这块面积不大的苏区,在敌人数万重兵的四年"围剿"中始终屹立,成为保卫中央苏区的战略右翼。

    在家乡赣东北经过七年苦斗后,1934年末,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区命令,要他和刘畴西等率红十军团北上进入皖南,以掩护中央红军向西长征。红十军团一万余人孤军进入皖南后,连遭围追堵截,有耗无补,损失极大。1935年初,部队折返皖赣边界,遇敌拦截被冲为两段。当时,方志敏带领前卫800余人已冲出包围圈,见大部队未跟上便要返回。师长粟裕和其他同志要方志敏先去赣东北苏区,他们回去接应。方志敏却下命令让他们先行,自己率十余人趁黑夜潜入包围圈,在生死关头以高度的责任心自愿走上最危险之路。                      

    方志敏找到大部队后马上组织突围。带伤的军团长刘畴西指挥出现犹豫,遇阻击未坚决冲锋而是折回再找路,敌军乘势收紧了包围。天黑后,饥疲不堪的方志敏在山坡上燃起两堆大火,向四周大喊:"我是方志敏,快出来向我靠拢!"这样,他又集合起不少分散躲藏的干部战士,并将他们临时编成一个团。天亮后,众多敌军压来,部队再度被打散。方志敏两日水米未进,藏进一个柴窝,不幸被敌搜出。他被押到南昌后,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降,方志敏则表示:“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1935年8月6日夜,他被秘密处决。


明翰: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1928年3月在就义前写下

    

    [背景] 

    1928年初,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来到武汉。以野蛮著称的桂系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处决。如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当时已脱党,被桂系军阀捉住后也马上被杀害。面对市面上一片萧条和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                      

    开始他住在湖南商号,发现武汉卫戍司令部已盯上那里,便迁到东方旅社,与徐特立、谢觉哉、熊谨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没过几天,谢觉哉突然通知说交通员宋若林已靠不住,夏明翰便回到东方旅社收拾东西。他正准备转移时,叛徒宋若林带着警探闯进了房间。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刑讯,他在拷打中只是怒斥审判官。回到牢房,他知生命将要结束,忍着伤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他还留下了一个带血迹的吻印。被捕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的清晨,夏明翰被带到汉口余记里刑场。执行官问他有无遗言,他大喝道:“有,给我纸笔来!”接着,他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的就义诗。这一正气凛然的词句,当时就被人称做热血谱写的革命战歌,激励了无数后人为之奋斗。

    [简介]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阳县,1900年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县。祖父为前清进士,任过户部主事。父亲赴日本考察后主张维新,辛亥革命后又投附革命。可惜父亲早逝,夏明翰由祖父抚养,被强迫每日读《四书》、《五经》。思想开明的母亲则主张儿子接受新式教育。祖父和父母两种思想的冲突,使幼年夏明翰养成了喜欢思索和勇于探寻真理的精神。                      

    1917年,夏明翰进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校内,他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读进步书籍,并参加游行和反对军阀的活动,因此与祖父的矛盾日益尖锐。1920年,夏明翰离家出走,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1年秋,他入自修大学,并经毛、何二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此后寄居在简陋的房舍里,学习和生活都非常刻苦。据当时的人回忆,平时他戴着一副眼镜,因几个月不剃头而乱发蔽脸,总是抱着书本苦读,一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过毛泽东的秘书;曾带领暴动队智取团防局,夺得40多只步枪。

    入党后不久,夏明翰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同时,他还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1923年,自修大学被封闭后,夏明翰转而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离家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运领导骨干,后来都在湘南暴动时期牺牲。

    1927年初,他去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并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同年夏天,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夏明翰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专门赴平江、浏阳,将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后留下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还亲自带领一批暴动队的小伙子,以偷袭方式智取浏阳北圣仓的团防局,夺得40多支步枪。

    1928年初,中央调夏明翰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受“左”倾急躁情绪影响,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想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这种盲目行动注定不能成功,夏明翰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暴动计划。这时,统治湖北的桂系军阀已经破坏了一些暴动准备机关,搜捕日紧。夏明翰先送李维汉上船回上海,自己准备转移时被捕。因坚贞不屈,入狱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遇害。

瞿秋白: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赤潮澎湃,

    晓霞飞涌,

    惊醒了

    五千余年的沉梦。

    

    远东古国

    四万万同胞,

    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猛攻

    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

    奋勇,奋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从今后,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产大同。

    看!

    光华万丈涌。

    ——瞿秋白1923年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的歌曲,当时配有曲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革命歌曲之一。

    [简介]

    瞿秋白,1899年生,江苏常州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四大”及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长征时,留在根据地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被捕。同年6月18日英勇就义。


蔡和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1920年7月6日-10日在留法新民学会会员蒙达尼会议上说

    [背景]

    蔡和森早在60年前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明目张胆地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且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英勇奋斗,最后壮烈地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蔡和森在青年时代就热烈追求革命的真理,立志拯救国家,改造社会。1918年4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们大多是奋发有为的青年,他们不满旧社会和一切旧的东西,充满着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蔡和森提出,要“时时与恶战”,要将万恶的旧社会“捣之碎之”,“烧之熔之”,“演而进之”。随后他又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活动方针。毛泽东及当时在国内外的会员均表赞成。

    为了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蔡和森到达法国勤工俭学。他“日惟手字典一册”,“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期间内,就收集了上百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择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他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而很快地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和森在1920年八、九月写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2月写给陈独秀的长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系统地阐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中国发生的问题,无论哪一种都不是现社会制度所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从而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必须成立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战士,担负伟大革命事业。蔡和森所阐述的这些思想,今天看来当然已经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但是在当时党的筹建工作刚刚开始、《共产党》月刊还未出版的情况下,却是很少见的,因而曾发生广泛影响,对党的创建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给蔡和森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对党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丁守和(《人民日报》1980.06.27)

    [简介]

    蔡和森,字润寰,曾用名蔡林彬,189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幼时读私塾,13岁时因家中困难到堂兄开的店中当学徒,未受照顾而长期遭欺压,从而萌发了反抗意识。16岁时他才入初等小学读书,因年龄大被周围嘲笑称为“太学生”。经他刻苦攻读,一个学期后便跳级进入高小。1913年,蔡和森来到长沙,考入铁路专门学校,后转入第一师范学校。在校内他读书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以才学出众著称。

    湖南学界名流、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十年的杨昌济教授的弟子满三湘认为,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蔡和森二人,并说过:“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一师学习时,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蔡和森树立了革命志向。1918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会内同仁当时评价说:“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1918年,蔡和森来到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结识了李大钊并得到很多教益。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后,于1919年末赴法国。在那里,蔡和森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并向国内朋友写信提出要组织共产党。毛泽东接信后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年底,蔡和森回国,在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他长期主办中共机关刊物《向导》。1925年,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1927年回国任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蔡和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独立展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开始后,蔡和森长期在上海和莫斯科两地工作,因反对过“左”的政策,于1928年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之职。1931年年初,他从苏联回国,提出想去江西苏区,但中央派他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难立足,他在香港联络同志开展工作。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惨烈殉难。

叶  挺:我希望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起烧掉,

    我希望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叶挺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的牢房墙壁上写的《囚歌》 

    [背景]

    叶挺视革命气节重于生命,意志操守坚如磐石。他从小就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和邹容、秋瑾等革命志士,立志献身中华民族,做一个高尚的人。参加革命后,他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为座右铭,威武不屈。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项英等人却擅自离队他去,叶挺则临危不惧,力挽危局,指挥部队浴血奋战9昼夜。由于寡不敌众,部队无法突围出去,叶挺冒着生命危险,下山与顽军谈判,要求让部队通过,到苏北抗日,但下山后被顽军无理扣押。对于叶挺这些表现,周恩来曾作出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先后囚禁于江西上饶、四川重庆、湖北恩施及广西桂林等地。在此期间,国民党当局进行威迫利诱,要他投降,曾向他提出,只要发表一个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声明,就可委以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司令之职。叶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他们的卑鄙行径,坚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他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快邮代电,“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挺不愿苟且偷生,以玷前修,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同时,愤然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宣告“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人如果没有名节,没有人格,活着没有意义,死后也要受到历史的裁决”,宁愿“把牢底坐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也“不愿苟且偷生”。蒋介石对他劝降一再碰壁,仍不死心,又针对他抗日心切,劝他到国外远征军就职。他洞悉其奸,明白而郑重地说:“只要是逼我改换门庭,在国内不干,在国外也不干。如果真让我打日本,就放我回新四军!”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等人的阴谋。蒋介石劝降无效,只好长期囚禁他。他虽身陷囹圄,处境艰险,但意志更坚,在那黑暗的囚室里,写下了著名的明志篇《囚歌》。这浩气凛然的正气歌,将永载史册。

    抗战胜利后,叶挺被党营救出狱。正当他可以为党继续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同志在由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毛泽东同志亲笔为“四八”死难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简介]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7岁时,他上了刚由私塾改成的小学,15岁时考上了免费的惠州蚕业学校。1912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5年时间逐级升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1917年,叶挺回广东后不久参加粤军。1922年,他任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1924年,孙中山为了培养国民党的军事人才,亲自决定让叶挺去苏联学习。他先入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翌年,他又与聂荣臻等人进入军事学院,在那里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 

    1925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三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他率部作为主力,部队受挫后潜往香港。同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两天后,广州起义失败。组织上对叶挺有不适当处分,叶挺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叶挺脱党后到德国学习军事,因生活困难开过饭馆,旅欧5年后回到澳门。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任军长。                     

    在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用对党外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两人关系不融洽,国民党乘机挑拨。毛泽东却一直要求项英等尊重叶挺。周恩来亲自出面劝说后,叶挺为顾全大局还是留下工作。1941年,国民党在皖南围攻新四军军部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致电决定全军由叶挺指挥。叶挺对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军血战,最后奉命去谈判时被国民党扣押。经中共中央长期交涉,他于1946年3月获释。出狱第二天,叶挺便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两天后得到批准。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时,因飞机在大雾中撞山遇难。


向警予: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
    

    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

                   ——向警予1928年临就义前和她的同牢女友留下遗言

    [简介]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入私塾,8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后入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校,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蔡和森、毛泽东。                      

    向警予于1916年毕业后回溆浦老家,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学堂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                      

    1919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纠缠,加上为寻求真理,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1919年冬天,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同乘船赴法国。她一边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一边攻读法文并学习马列主义,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                      

    1921年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孕的向警予也随之返回。翌年,她在上海入党,随后参加中共“二大”,当选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部长。此后,她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领导过上海十四家丝厂1.5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7000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                     

    1925年,蔡和森赴苏联参加国际会议,向警予同往,并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7年4月,向警予回国参加中共“五大”后,留在武汉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春,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随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江竹筠: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1948年6月在《挺进报》被伪装进步的特务逮捕,其间,她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她说:

    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简介]

    江竹筠,1920年生,四川自贡人。她十岁当童工,后进孤儿院小学读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长期在重庆、成都做党的地下工作。因革命需要,江竹筠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农学院肄业后,于1947年担任中共川东工委联络员、下川东地委委员,负责《挺进报》的组织、筹款和发行工作,并在重庆负责联络女师、西南学院等校的中共党支部开展学生运动。

    1947年年底,江竹筠被派往万县地区领导农村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被囚禁在重庆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惨遭毒刑,坚贞不屈,于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英勇就义。


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

    [背景]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进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期间,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先后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敬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报》编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李大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积极奋进的态度,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并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此,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3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周文雍: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周文雍1928年在狱中墙壁写下的这首《绝笔诗》

    [背景]

    周文雍和他的爱人陈铁军,生长在近代广州这个濒洋背陆的特定环境中。

    1927年,“四一五”政变后周文雍在广州转入地下活动,因单身汉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于8月间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假冒夫妻。在“家庭”内,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对富家出身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的忘我工作精神不久就吸引了她。11月间,周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局逮捕,幸亏未暴露真实身份。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经同监人大闹和事先疏通了狱医,监狱当局把他送人医院。地下党马上派人到医院支走看守的警察,将周文雍抢出来送回“家”中。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周文雍深深被感动。两人的感情发展到近似夫妻,只差最后一句话未说破。 

    广州起义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协调,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周文雍看看身边只有陈铁军可派,在枪炮声中两人面对可能的生离死别,只是深情地互道珍重而分手。当晚起义失败,两人分别都潜往香港,无数战友牺牲的悲痛和工作难题,又使这对恋人来不及再谈个人感情。20天后,两人再度份作夫妻回广州,主要任务是联络失散的同志。回来仅半个月,因有一个被联络者是叛徒,他告密后于傍晚带警察来抓捕。当时在家的陈铁军听到动静,让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妹妹从阳台逃走,自己留下搬动窗台的花盆发出信号。不幸的是,周文雍未看见告警,跨进门后,二人同时被捕。

    周文雍被捕后,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他见周文雍毫不动摇,下令用“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周文雍几次昏厥,醒后仍坚不吐实。陈铁军受审时面对威胁利诱也毫不动摇,只关心“丈夫”的情况。敌人恼怒之下,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共产夫妻”。此时周文雍仅23岁,陈铁军24岁。

    [简介]

    周文雍,1905年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农村,从小跟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念了四年书。后团家穷,他在一个高小伙房,边当杂工边读书,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这个人称“红色甲工”的学校里,周文雍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以及《阶级斗争浅说》等,并于1923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1923年秋,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部队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等团员组成慰劳队去前线劳军时突遇机枪火力封锁,周文雍带领大家低身前进冲过铁桥,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这次表现轰动一时,周文雍自然地成为广州重要的学生领袖。 

    根据组织安排,周文雍还在课余负责“手车夫工会”的工作。所谓“手车夫”相当于北方“拉车的”,过着收入微薄、吃着无定且居无定所的生活。周文雍与同志们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终于在东堤二马路侨高街为他们建起了一批简易房。手车夫们感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会能办实事,于是积极参加工会活动。这支队伍后来在组织广州起义时成为工人赤卫队的主力。    

    1925年夏,周文雍被反动校长开除,中共广东区委将他转为正式党员并安排担任区工委委员,翌年他又任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1927年4月,广东当局进行反共屠杀后,周文雍任中共广州地下市委的负责人,为掩护身份与陈铁军扮成假夫妻。

    陈铁军年长周文雍一岁,原名陈燮君,出身广东佛山富户,15岁时便被封建家庭许配另一豪门。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这位小姐,提出只拜堂、不同房和婚后继续读书的条件。婆家被迫同意后,陈铁军又发现名义上的丈夫是个纨绔子弟,愤然离家出走,到广州考入女子中学和广东大学文科的预科,1926年在校内加入共产党。翌年“四一五”政变时,她从校内化装逃脱,随即又到医院把因难产无法单独行走的邓颖超送上船去上海。几十年后,邓颖超还带着深深的怀念说,如果没有陈铁军相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27年秋,广东军阀内争激烈,周文雍作为参加起义的三人核心领导小组,在工人中秘密建立了几千人的赤卫队。12月11日起义爆发,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协助张太雷、叶挺组织作战。第二天晚间,形势恶化,周文雍被迫潜往香港。

    当时,李立三代表中央到香港处理起义善后,他认为周文雍领导不力,由省委决定开除其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其实,广州起义的失败并非周文雍的责任,但他对组织上的处理没有计较,抱着对革命的赤诚,同陈铁军返回广州,继续以假夫妻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1月27日,二人被捕,2月6日同时壮烈牺牲,刑场的枪声成了他们结婚的礼炮。


赵一曼: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誓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全都好,

                  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滨江述怀》

    [赵一曼简介]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乳名淑端,学名李淑宁,又名李一超,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北部一个小地主家庭。她8岁入私塾,10岁时母亲按当地旧俗要给她裹脚、穿耳眼,但无论呵斥还是责打,她都坚决不肯。她当着众人的面洗脚,这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                      

    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大姐夫郑佑芝用通讯的方式介绍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夏,她加入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妇女委员和县国民党党部代理妇女部长。1927年夏,武汉政府反共,她转移到上海,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翌年与同学陈大榜(陈达邦)结婚。1928年冬,她因疾病和身孕,奉调回国,先后到宜昌、上海、南昌等处做地下工作。  

    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                      

    在游击区里,赵一曼同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她患有肺炎,身体虚弱,化名李一超的她,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瘦李”、“李姐”。1935年11月,她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她要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在村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奋起迎战时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受刑后几度昏迷,仍坚贞不屈。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死去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都为她的英勇所感动,又听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在二人帮助下,她于1936年6月28日深夜逃出哈尔滨,朝抗日游击区的方向走。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敌人反复折磨了她一个月,她只是怒斥敌人:“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1日,敌人把她押到珠河县,在公开处决前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许多群众感动得流泪,就义时年仅31岁。

恽代英: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恽代英《狱中诗》

    [恽代英简介]

    恽代英,江苏武进县人,1895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武昌,在中华大学读过书。读书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恽代英和同学们投入了反日爱国运动,散发传单,抵制日货。他买一瓶墨水,一只篮球,都要看看是不是中国货,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恽代英正担任中华大学附中主任,闻讯后,立即发动武汉学生积极响应,和军阀王占元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领导武汉各阶层群众投进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他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坚定信心的人。他在1919年7月8日的日记中录存的致友人信中说:“足下所望于代英者,代英久已自任,有生一日,必为人类做一日事,且必要收一日之效。代英决不欢迎失败,亦自信决非徒凭理想。盖不敢忘者,乃以稳健笃实的进行,求最高洁理想的实现也。即令今日代英夭死,亦信己有朋友肯坚决为人类做事。只此精神辗转传递,理想终有实现日也。”

    为传播革命思想,他访问北京,寻求真理,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在武昌横街头会见了毛泽东,开始了武汉“利群书社”和长沙“文化书社”的合作交流。在认真学习和刻苦实践中,恽代英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去四川泸州播撒革命火种,受到军阀豪绅无端迫害,使他们最后抛掉了利用既成势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任何幻想,认识到必须由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救中国。1923年暑假,他离开四川,参加第二次团代会后,受党的委托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曾在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壮丽生涯。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不幸被捕。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他。蒋介石听说抓住了恽代英,如获至宝,先是派人劝降:“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国青年的领袖,是国家杰出的人才。希望你回到国民党来工作,我们绝不会亏待你。”接着又亲自出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官邸亲自接见恽代英,请他吃饭。恽代英当即斩钉截铁地对蒋介石说:“你我在黄埔军校接触虽不多,但相互还是了解的。你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希望,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原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党派恽代英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当时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感到恽代英是个人才,对他很器重,并拉拢他。蒋介石生活上很讲究,他自己每吃什么,就让副官也送一份给恽代英。开始恽代英拒绝收下,后来同志们建议他收下来,带给大家吃。他就将罐头、巧克力糖等带来分给大家“打牙祭”。蒋介石白赔上东西,丝毫没能动摇恽代英的革命立场。这次,蒋介石劝降不成,便下决心杀害他。

    1931年4月29日中午,恽代英高唱着《国际歌》走出了牢房。临行刑前,敌人问:“你还有什么话说?给你一个机会。”恽代英怒目以视:“我遗憾的是为我们党工作得太少了。”这时,蒋介石派来监刑的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高声嚎叫:“恽匪代英跪下受刑!”恽代英双眼冒火,紧盯着敌人,严词拒绝:“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下跪的!”他面对刽子手,发表了最后的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恶果!”敌人惊恐万状,王震南急令行刑。可是面对正气凛然的恽代英,刽子手哆嗦了,竟好久扳不动枪机。执行官无奈,只得另换一个刽子手开枪。恽代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里。

    1950年代英牺牲19周年时,周恩来同志题辞:“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1953年,周恩来同志又笔录了代英的《狱中诗》。


彭  湃:工农联合起,江山万万年
    

    共产领导好主张,建设国家变富强;

    土地改革生活好,工农翻身把家当;

    工农团结有力量,同心协力互相帮;

    封建地主要打倒,土地革命要加强;

    工农联合向前进,万众一心杀敌人;

    对待敌人勿放松,全国解放责任重;

    但愿工农万万岁,共产江山万万年。

           ——彭湃遗诗《工农团结起》后半部分

    [彭湃简介]

    彭湃,1896出生在枕山面海的海丰县东乡。他在中学时代受到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情绪。1917年,他离家到日本留学,努力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救国运动。他曾在万分悲愤中,啮指蘸血,书写“毋忘国耻”四个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贴在五坡岭海丰县立中学的揭示板上,大大激励了海丰县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20年,彭湃回国,开始想从文化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次年五月,他出任海丰县教育局长,曾组织全县学生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游行,发表演说,宣传革命道理,并出版了《赤心周刊》,批判当地《陆安日报》上的反动理论,被陈炯明等军阀地主豪绅撤销了教育局长的职务。从此,他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决心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为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彭湃1924年以后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还被毛主席聘请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负责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的情况》。1927年,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他参加了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在八月七日紧急会议上,彭湃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其后,他组织农民自卫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湃被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他被调到上海,留在党中央工作。1929年,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同年8月24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8月31日,年仅33岁的彭湃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董存瑞:做事是为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
    

    一个革命同志,他做事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是为了被人奖励,而是为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

                                     ——董存瑞

    [董存瑞简介]

    董存瑞,1929年10月15日出生于察哈尔省(今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上过几天学堂,后因家贫而辍学。抗战爆发后,他的家乡成了抗日游击区,他13岁时就曾掩护过八路军干部,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年少的董存瑞机灵聪明,很有骨气,被称为“南山堡的王二小”。                      

    1945年春,董存瑞参加了当地抗日自卫队,同年7月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4月初,在察北重镇独石口遭遇战中,他机智地夺下敌人的一挺机枪而被记大功一次,被部队授予勇敢奖章。                      

    1947年初的长安岭狙击战,他在班长牺牲、副班长重伤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自任班长,如期完成了狙击任务,又立大功一次。至牺牲前,他共立大功3次、小功4次,荣获3枚勇敢奖章和一枚毛泽东勋章。 

    1947年3月,在平北整训期间,董存瑞入了党。毛泽东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后,各战略区的部队纷纷练习城市攻坚战。                      

    当年解放军没有飞机,也缺少坦克,攻坚主要靠有限的炮兵和步兵实施爆破。董存瑞带领的班被师、团领导誉为“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也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的称号。                                           

    1948年5月初,董存瑞所在部队参加冀热察战役。隆化县城是热河省会承德的拱卫,敌人事先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                      

    1948年5月25日,进攻隆化县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的6连负责拔除敌人核心阵地——隆化中学。临出发前,身为爆破组组长、在比武中夺得“爆破元帅”的董存瑞,代表大家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他带领战友接连炸毁了敌人3个炮楼5个地堡。打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工事之后,敌人隐藏在围墙外干河道上桥形暗堡的机枪突然开火,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突击受阻,而派去爆破的战友又一个个在中途倒下。                      

    面对敌碉堡的凶猛火力,董存瑞再次请战,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到桥底。此时,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暗堡的底部离干涸的河床还有段高度,河道两侧护堤陡滑,他两次安放的炸药因没有木托都滑了下来。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拖延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形暗堡被炸毁,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董存瑞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董存瑞由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六位经典英烈之一。

    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决定,追认董存瑞为全国战斗英雄。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亲切接见了董存瑞的父亲。

    1957年5月29日,朱德委员长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了“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的光辉题词。

    1998年,为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40周年,聂荣臻题词:“舍己为国,人之楷模”。张爱萍题词:“为国勇捐躯,万代颂英雄”。

叶剑英: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1973年与参加全军体育运动会的运动员们在一起。

    人生贵有胸中竹,

    经得艰难考验时。

             ——叶剑英《七绝·题画竹》

    [背景]

    叶剑英同志有许多长处,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总能洞若观火,毫不含糊,机智果敢地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凡是了解他的人,对此都有同感。  

    50年代末,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要我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加以充实,在回北京继续召开的大会上再讲一次。当我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几位同志纷纷插说,毛泽东同志就着叶剑英同志的插话说: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是北宋人,当过太宗朝的宰相,时人称之“识大体,以清简为务”。这“吕端大事不糊涂”,我看剑英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当时我听了还不怎么理解,便和几个同志议论,这是指什么说的呢?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句话,主要是指叶剑英同志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那件事,也联系到剑英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顺便指出,我当时的发言并不完善,是有错误的。  

    1976年,叶剑英同志顺应党心民心,挺身而出,同华国锋、李先念等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筹划,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他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那时,我还在被“管制”期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心中大快。这再一次表现了叶剑英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在党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大事面前的深谋睿智与精明果决。不久,叶剑英同志又力主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都是他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叶剑英同志在一首《题画竹》的七绝中曾写道:“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我想,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薄一波《经得艰难考验时——忆叶剑英同志》《人民日报》1989.08.10)

    [叶剑英简介]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他5岁时入私塾,学习之余还要做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入三堡学堂、东山中学时,除文史诗词成绩突出外,他又兼习军事体育,尤精剑棍。日后他文武全才,正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叶剑英当过小学教员,依侨乡的习惯于19岁时到马来西亚谋事。因受歧视和遭资本家欺压,他愤然于1917年回国考入云南讲武堂,想走从军强国之路,自改名剑英。                      

    两年半后,叶剑英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他谢绝挽留,返乡入粤军任参谋、炮兵教官,并曾在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后他任旅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师长,北伐战争中因立战功升少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时曾拉拢他,叶剑英却抛弃每月可得上万薪饷的地位,赶到武汉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并得到周恩来批准。                      

    1927年秋,叶剑英接受党的指示返回广州,在国民党军张发奎的第四军任参谋长,暗中掩护由“C.P分子”(共产党)和“C.Y分子”(共青团)为骨干的教导团筹划的起义。同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他任红军副总指挥。翌年,他赴苏联入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原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秋,叶剑英回到上海,与刘伯承等一同翻译了苏军的条令。翌年春,他进入赣南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负责参谋部,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会的首任参谋部长。继刘伯承之后,叶剑英成为人民军队的第二任总参谋长。                     

    1932年,叶剑英与刘伯承对调,任红军学校校长。长征中,他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他曾因向中央报告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后来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到达陕北后,叶剑英任一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任八路军参谋长。由于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同周恩来、董必武并称为“中共外交三骑士”。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回延安主管总参谋部工作。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随后再赴国民党统治区,任美、国、共合组的军事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1947年,他率军调部最后一批人返回延安,随后去晋西北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负责对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的中央机关实施保障。                      

    1949年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派出的首任北平市长。同年秋,他又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1953年,他调回北京,主管军训等工作,并任军事科学院首任院长。“文革”后期,老帅中间只有他在位主持军队工作。1976年10月,叶剑英坐镇指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在新的历史时期,德高望重的叶剑英曾任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后来他因“身欲奋飞兮病在床”,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1986年逝世,享年89岁。

    正如毛泽东对叶帅的评价:“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彭  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没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是反对任何人搞特权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在法律面前只有带头、模范地遵守法律的义务,决没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

                          ——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

    [背景]

    彭真与我国的法制建设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后,彭真就认为,为适应这一历史性转变,必须把法制建设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他指出,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那时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办事,根据地的政权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简单。现在,彻底消灭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社会改革运动已经大体上结束,今后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当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法律。为了加强法制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亲自抓立法工作。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从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在彭真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我们国家不仅制定了一部好宪法,而且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经济的、行政的重要法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彭真强调立法工作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以我们的社会实践来检验。他总是说,立法要吸收古今中外对我们有用的好东西,解放思想,百家争鸣,但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基础是本国的实际。因此,立法必须很好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对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更需要充分进行调查研究。彭真强调,立法要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根据,脑子里要有工人、农民,要面向他们,为了他们。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们之间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关的立法就是要对这些矛盾划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作为准则,要在矛盾的焦点上划杠杠。对单位、个人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发生的矛盾,都要在与宪法、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抵触的前提下解决,都要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依据。

    彭真反复讲,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经过十年内乱得出的结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针对有人提出,是法大还是哪级党委大、哪位首长大的问题,彭真说,我们的法律是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的定型化,它是党领导制定的,是经过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按照法定程序审议通过的,是代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党委应当把确保法律的实施提上党委的议事日程,检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特别是要坚决纠正违法行为,这对保证法律的实施具有决定的意义。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保证法律实施的一条基本原则。彭真早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彭真同志反复强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1980年,彭真同志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在领导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中,他提出必须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划清路线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界限。特别法庭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问题。党内犯路线错误的,一律都不能判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彻底查清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树立了我们党和国家严肃依法办案的历史性的范例,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王汉斌《人民日报》1997.10.27)

    [彭真简介]

    彭真,1902年10月12日生。原名傅懋恭。山西曲沃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中共天津地委第一、第二、第三部委(区委)书记,地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工人部部长、代理书记,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45年8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48年12月~1955年6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49年9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1949年10月,被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1949年11月~1955年4月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主席。1951年2月~1966年5月任北京市市长。1951年7月~1956年11月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长。1951年10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1952年1月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52年~1953年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9月~1959年4月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1954年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6月~1966年5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1959年6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9年7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兼任代秘书长。1989年4月任全国李大钊研究会名誉会长。1990年5月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一届名誉会长。1994年1月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二届名誉会长,同年起任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历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

    1962年5月2日,在朝鲜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1964年10月5日,被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授予一级沙瓦德拉王家勋章。1983年6月28日,被秘鲁议会授予秘鲁议会大十字荣誉勋章。

    1997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彭德怀: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
    
彭德怀给部队在作动员令

    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

    今后须特别注意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只有讲真话,对一切事物采取老实态度,才主动而不被动。

                                            ——彭德怀

    [背景]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员党性的最高体现。彭德怀他在剖析自己时曾说道:“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58年12月,正值“大跃进”期间,他回到家乡湖南,先后到湘潭、平江调查研究。那时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唯心主义口号影响下,浮夸盛行,“卫星”满天飞,湖南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亩产稻谷6万多斤、红薯50多万斤的“高产典型”。彭德怀家乡的公社党委书记向他汇报说:“今年粮食丰收,产量高的亩产有1600多斤,平均亩产900斤的生产队有不少。”但是社员背后跟他讲真话:亩产稻谷600斤都不到。彭德怀没有轻信汇报,而是尊重事实。他和干部们冒着冬寒,亲自下田,拔起禾蔸,一根一根地数,然后据此推算产量。他说:“禾蔸咯样小,根又咯样浅,可见禾不蛮好,会有900斤一亩吗?”并尖锐地指出:“说大话,说假话,一害自己,二害国家,没有一点好处。”在平江,县委书记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部分高产田亩产才800来斤。彭德怀高兴地予以肯定,说:“你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呐!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多厚,长得出来吗?”

    为什么会出现浮夸风?彭德怀带着这个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刨根究底,寻找答案。平江县委书记向他反映:“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彭德怀明白了事情原委,愤然批评道:“什么加码?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为了教育干部,他回京后给乌石大队负责人写信,反复告诫“今后须特别注意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只有讲真话,对一切事物采取老实态度,才主动而不被动。”他这刻骨铭心的警语,在那浮夸风盛行的年代,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在今天也不乏深刻的教育意义。

    [彭德怀简介]

    彭德怀,原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1898年出生湖南湘潭县,与毛泽东是同乡。据他自述,小时“家贫如洗”,只读过短期私塾。因母亡父病,和祖母及两个弟弟讨过饭,因不愿受欺负经常不去而挨饿。

    几十年后,彭德怀每忆至此便伤心落泪。为家人生计,他13岁便到煤窑做工,闲暇时又喜欢读书,在苦难中形成倔强性格和反抗的志向。                      

    1916年,彭德怀参加湘军,六年后因路见不平杀了恶霸,逃离部队入湘军讲武堂。毕业后虽官阶不断升迁,他却痛感社会黑暗。1926年,他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了解到革命道理,明确了解救穷人应走的道路。1928年,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7月间他以团长身份奉命到湖南平江镇压农民,却乘机发动起义,将所部改为红五军,并担任军长。

    为了学习建军经验,他率红五军一部上了井冈山与朱毛会合。在敌人攻山、部队突围时,他裹着一条毯子从峻岭上滚下来,两日内粒米未进,仍率部突围成功。1930年,他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率部一度攻占长沙。之后,他随毛泽东进入中央苏区,在反“围剿”和长征中战功卓著。到达陕北后,他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

    抗战时期,他率八路军总部东进,任副总司令,直至全国解放,与朱德并列为全军正副总司令。在抗日战场上,彭德怀指挥过百团大战,并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期间,他负责西北战场,指挥只有几万人的西北解放军同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周旋,完成了战略牵制任务并最后解放了西北。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恶化。面对美国的嚣张侵略气焰,彭德怀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参战的主张,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在与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对手的较量中,我人民志愿军打出国威军威,将美军由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

    彭德怀于1952年回国主持军委工作,1954年任国防部长,翌年在授十大元帅军衔时排名第二。1959年,他通过调查发现“大跃进”的严重问题,便在庐山会议上对"左"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因此被错误打击和撤职。此后,他住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六年,一面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一面决心“自食其力”,主要吃自己种的粮和菜,并苦苦思考建设问题。

    1965年秋,毛泽东找他谈话。说到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要他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文革”开始后,他被造反派揪到北京,在关押审查期间患重病,于1974年11月去世。

    当癌扩散病势垂危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派人问他有什么话说。彭德怀虽已肢体瘫痪、说话不清,但记录本上仍留下他断断续续挣扎着发出的言语——“我们国家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对于彭德怀的骁勇善战,毛泽东曾赋诗赞曰: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聂荣臻: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强加于人
    

    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朋友间的这类差异产生的分歧,只能互谅互让,互相尊重,以“和为贵”的态度来解决。

                                     ——聂荣臻

    [背景]

    聂帅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不管是对人对事,他都讲究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绝不看风驶舵,绝不迎合势头。最令我们难忘的是: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在组织悼念活动中,有中央首长守灵的安排。轮到聂帅守灵时,恰巧他的心脏病发了,不能参加,于是让秘书代他写报告向中央请假。当时由于江青还是主席夫人,向中央写报告时最后加了一句话——望江某人节哀多保重。聂帅看了,让把这句话立即勾掉。他说,我就是向中央请假,不要写那么多。这一句话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聂帅的刚直不阿,令人由衷钦佩。在“四人帮”其势汹汹的年代,老帅这种态度,足见其为人之耿直。另一件对我们教育很深的是:1975年冬,周总理病情严重,“四人帮”更加猖獗,在全国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小平同志的处境很困难。有的同志就不敢去见小平同志。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完了,特意转到东郊民巷,为的是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可惜小平同志当时开会去了,未见到。这一事实同样证明聂帅为人的耿直坦荡。

    聂帅的耿直坦荡是一贯的,对人对己,要求一贯都是很严的。远的不说,就说1992年初吧。聂帅想放大一张毛主席像片挂在自己办公室。我们代选了两张供他挑选:一张是毛主席办公照,一张是毛主席同几位元帅观看空军飞行表演照。老帅看后只选了前一张,说后一张毛主席和他并排站着,还是侧身像,没有突出毛主席。我们解释说,这是在机场看飞行表演,你正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旁边还有贺老总、罗帅,很自然嘛。但聂帅始终强调,在他的办公室里只能挂突出毛主席的照片,不能同时突出他。并且重复地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忽略。

    聂帅的耿直还表现在,他日常遇到的问题,总要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他非常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

    聂帅为人又是很厚道的。杨成武同志说,1967年毛主席在研究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员名单时,谈到聂帅。毛主席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著名作家魏巍同志1985年在写给聂帅的祝寿诗中也说:“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可见聂帅的厚道是公认的。1992年初,聂帅与外孙女谈心时还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这就是相互尊重,就是谦虚谨慎。聂帅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人相争。真正原则性的分歧,必须讨论清楚,是与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见分歧,有时也可争辩,但要心平气和,不可盛气凌人。至于个人之间一般性的分歧,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因为谁是谁非很难说清,大多是由于个人经历、性格、爱好等等不同造成的。朋友间的这类差异产生的分歧,只能互谅互让,互相尊重,以“和为贵”的态度来解决。聂帅这一语重心长的谈话,就是一位厚道人的写照。 (聂荣臻办公室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1992.06.14)

    [聂荣臻简介]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江津县。他8岁入私塾。后人高等小学,1917年夏考入江津中学。在校内,他接触到《新青年》等杂志,曾与同学相约“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因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恰逢当时四川勤工俭学运动迅猛发展,他决定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初,聂荣臻到达法国,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思想上也从“实业救国”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他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与叶挺等人被秘密派往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的宝贵军事人才。

    1925年,聂荣臻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负责传达党的指示和调配干部。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他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聂荣臻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并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

    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赴上海转入地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他终日兜中揣一张月票在市内奔走,还练就一身跳电车甩掉特务盯梢的本事。1931年底,他进入江西瑞金,不久任红一军团政委。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率领这支红军主力南征北战长达五年。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副师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平型关大战。此后,他率2O00多人进入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半年多就将部队发展到4万人,建立了毛泽东称赞的“抗日模范根据地”。1944年8月,聂荣臻赴延安出席“七大”。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领导了华北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曾任北京市市长、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职。

    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后又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先后试验成功了“两弹”(核弹、导弹)“一星”(人造卫星)。

    1992年5月14日,这位共和国仅存的一位元帅,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93岁。


罗荣桓: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罗荣桓

    [罗荣桓简介]

    罗荣桓,原名慎镇,字雅怀,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他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后入青岛大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社会上的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坤。1927年4月,他又进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同年夏,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罗荣桓被派往鄂南搞农运,随即率农军参加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在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基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时评价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翌年末,他率部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任115师政委、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                      

    1945年夏,考虑到罗荣桓伤病交加,中央派人去山东接替他的工作。因日本投降形势突变,罗荣桓随即又强支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春又出任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53年,他提议创办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由于长期抱病坚持工作,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63年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寐。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yàn(晏鸟)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了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之情,但属于寓意较深的词作。《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友情和器重。

刘少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更多的“傻子”
    
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在过去,曾经被反动统治者看作“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作“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这样做一次两次,人家也许还不注意,做十次八次,人家还可能把他看作“傻子”,十年,二十年,长期地这样做下去,人家就会说他是好人,就会信任他,拥护他。……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

        ——刘少奇1957年3月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刘少奇简介]

    刘少奇,原名绍选,字谓潢,1898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略有些田产的农家。从小上私塾,1913年考上县里最好的学校——玉潭学校,开始受到新式教育。1919年又考入长沙育才中学。同年的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赶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随后到保定育德中学的留法预备班过了一年半工半读的生活,却因费用问题未能去法国而返湖南。                      

    1920年秋,刘少奇在长沙加入了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初与任弼时等一同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冬,刘少奇在苏俄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22年夏,他提前回国,被分配到中共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组合”是搬用的日文词,后来译为“工会”)。接着他奉派回湖南,到安源与李立三会合,参加领导9月间的罢工。1923年春,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1925年春天以后,他又到广州、上海、青岛、武汉等地组织工人运动,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他曾作为中央特派员到天津主持顺直省委,翌年又奉派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接着又到哈尔滨组织中东铁路工人斗争。通过长期工运斗争的实践,他反对超越群众觉悟的过“左”斗争方式,结果在上海和莫斯科都一再被批判为“右倾”,并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长之职。                      

    1932年冬,刘少奇转移到中央苏区,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34年红军长征,刘少奇随队走完全程,曾任军团的中央代表和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他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到天津领导北方局,纠正“左”的错误,并使“一二·九”学生运动走上正轨。                      

    抗日战争开始后,哪个战略区局面复杂,刘少奇就被派到那里。开始他到山西担任北方局书记,1938年秋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华中,又任命他为中原局书记,指导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打开局面。皖南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1941年重建新四军军部时,他担任政委,并任华中局书记。同年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等评价他是“正确的领袖人物”,并要他回延安。1943年春,中央政治局选举刘少奇为中央书记处三成员之一。                      

    1945年,在中共“七大”确定的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二位,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养病期间代理中央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1959年当选国家主席,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大跃进”造成严重恶果后,他认识到“左”的错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分歧日益加深。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诬陷打倒,1969年含冤在开封去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

朱  德: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我为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朱德的一封家书

    [背景]

    这是朱德参加抗战十年来(是年1937年)第一次写家信。他知道因为自己参加革命株连了家属。他在这封信中表达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的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差堪告诉你们,昨邓辉林、许朋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畅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我又函南溪兄〔寄〕贰佰元,恐亦靠不住,望你做到复我。此候,近安。

                           朱德 十一月廿九日于晋洪洞战地

    当音讯全无、生死两茫茫的时候他是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亲人怎样、家事如何;而当亲人来到身边带来的消息却又是忧多乐少。两位年届80的生母、养母虽然健在却又遇到荒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的威胁。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却身无分文,连寄钱尽孝的能力都没有。此信研读到此令人的感到真是200元难倒了总司令,于是只得求助川中好友了。信中充满了信赖与厚望。信结尾处的“望你做到复我”,其言外之意是:你一定要把钱寄到再给我回信,而且借钱的时候就宣布“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做捐助吧。”朱德的第三位妻子叫陈玉珍,四川南溪人。“我又函南溪兄”是指又给陈玉珍写信嘱她寄款,但又担心她可能也没有这财力,因此把能寄钱的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戴与龄的身上了。

    信中多次提到两位母亲,生母和养母,这使人不能不去追溯朱德的家世。朱德的生母钟氏(1858-1944),从小生长在极端贫困、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流浪艺人家里。钟氏19岁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生朱德的前几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朱德呱呱落地之后,她又起身接着做饭。钟氏生有13个子女,由于生活艰难,有5个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朱德在两岁时被过继给大伯父。大伯父因无后代,遂领养朱德为嗣。这样朱德又多了一位养父和养母。钟氏晚年知道自己的儿子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仍不辍劳作,自食其力。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儿子一面,因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未能如愿。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辞世。

    朱德母亲去世之后,蔡畅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说,朱德母亲的模范行为是妇女界的光辉榜样。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劳动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是:“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是:“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钟氏去世之后,朱德十分悲痛,百忙之中写下了《母亲的回忆》,发表在1944年4月5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几十年之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老母逝世前连一杯水都没倒。”

    [简介]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少年下田劳作并读过私塾,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3个月到昆明,考入由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德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喜好音乐,在家中广泛接纳青年军官及学生,并读过《新青年》等杂志。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尽管鼓励朱德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新中国建立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同意给彭德怀那样定性,被有人说成年老糊涂。“文革”初定林彪为接班人时,他不表赞成,1975年又率先揭发江青,可见心底如明镜。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毛泽东曾称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
董必武:对于故意违反法律的人,
不管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董必武(左一)在中共八大会议上

    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其二,有法必依。……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董必武1956年9月19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

    [背景]

    董老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学对法学有渊博的知识,成为我国最早的、优秀的无产阶级法学家。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董老就曾担任中华苏维埃最高法院院长,后来又在解放区主持政法工作,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和革命法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董老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了民主宪政运动,批判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所谓《五五宪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所实施的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暴行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合法”斗争,取得了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老长期全面领导我国政法工作,对我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40年,在政权建设上,董老就明确地提出“要使政府真正有权”,批评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做法,指出:“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党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特别重要的是,1956年9月19日,董老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从理论方面、实际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发展和作用,总结了法制工作的基本经验,分析了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根源,提出了健全法制的指导思想和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及具体措施。这篇重要讲话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董老特别强调地指出:“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当然,在法制的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它的规定有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就应该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必要的修改、补充或变通执行的办法。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后,1957年3月18日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董老又从理论上、制度上、历史的发展和实际的经验方面,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法制和法制作用等问题,特别强调地指出“有法不依”的严重性,他说:“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什么说有了法就要守呢?我上面说过,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我们立法是表达了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自己不守,怎么能叫别人守呢?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

    ——张友渔 《人民日报》1986.03.05

    [简介]

    董必武,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1886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1910年毕业,获清朝学部授予的拔贡学衔。后在黄州任教员。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 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6年出狱后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1975年1月起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陈  毅: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陈毅与周恩来在一起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鉴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在1954年参加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写了《感事抒怀》组诗,《七古·手莫伸》是其中之一

    [简介] 

    陈毅,字仲弘。1901年生,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负责政治工作。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兼外交部部长。还曾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外交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陈  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背景]

    这是陈云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谈话时将事先题写的条幅赠送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然后陈云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1991年1月18日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的理论文章,阐述他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重要思想的体会,文内首次介绍了陈云同志1990年1月24日同浙江省党政军领导同志的谈话情况和谈话内容。

    下面是陈云对这15个字的解释:

    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个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简介]

    陈云,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1975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和重大决策。例如1980年12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讲话:“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中共十三大以后,他退出中央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生活。

    1995年4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3卷)。


徐向前:端正党风,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过去打仗,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现在整党,说一千道一万,关键是看党员的模范行动,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更要做出表率。整党,首先是把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整顿好。领导层要是整不好,整党就是走过场。因此,端正党风,首先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徐向前

    [徐向前简介]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10岁入私塾,后入高小,15岁时因家庭困难而失学,当过学徒。1919年,他考入有准军事化特点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在校内受过军训,并接触到“五四”运动传来的新思想。毕业后,他当过小学教师。1924年初,他投考黄埔军校入第一期,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作战。此后,他到北方的冯玉祥国民二军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由于深深厌恶部队的军阀习气,北伐战争开始后,徐向前回南方,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长。                      

    1927年3月,在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对革命忠贞不贰、永不回头的决心。广州起义中,他受命指挥工人赤卫队,与敌浴血奋战,最后时刻才撤出广州城。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四师后,开往海陆丰地区。徐向前任师参谋长,同彭湃等同志一起战斗。形势恶化后,他又任师长,带领剩下的一二百人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最后奉上级命令撤出。                      

    1929年6月,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此后任红一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等职。这支队伍于1931年秋发展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在他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川陕,又进行长征,后进入甘肃走廊。西路军失败后,他脱险回到延安。                      

    抗战开始后,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率部先后在晋东南、冀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他又进入山东,统一领导山东及苏北八路军各部队。1940年初,他奉命返赴延安,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抗大校长等职。1945年,徐向前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中,他负责山西战场的作战,指挥由地方部队组建的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与阎锡山作战。两年多时间里,他率部队相继进行了运城、临汾、晋中、太原等战役,消灭敌人25万,解放了山西全境。1949年10月,他出任总参谋长,此后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4年以后主管民兵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他不顾年老多病,倾心于国防现代化建设。1980年,他又主动辞职,成为当时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的表率。晚年的徐向前居住在北京市柳荫街,积极支持街道的军民共建活动。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因病逝世,享年89岁。遵照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他曾经浴血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骨灰盒和遗像安放在他的故土——山西五台县烈士陵园。


徐特立: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句极平常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

    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他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考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

                                    ——徐特立

    [徐特立简介]

    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体味到农民所受的残酷剥削。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欺压,凑钱让他读私塾。他读了六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跟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特立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有血性的激进人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特立积极参加湖南起义,被推为长沙副议长,翌年又任省教育司的科长。他一身清正进入官场后,顿觉黑暗无比,不久返回教育界,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国内兴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热潮,年已42岁的徐特立也报名前往,成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在法国四年间,他边做工边学法语,后入巴黎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回国后,他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                      

    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时,徐特立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任教育科长,又在左派掌权的国民党长沙市党部任农工部长。同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在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徐特立却以50岁年龄入党。随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师党代表。部队失败后,他决定同贺龙一起上山打游击,只是因病未能跟上,被派赴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他学通俄语后,系统研究了马列主义,并同吴玉章、瞿秋白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末,徐特立潜回国内,赴江西根据地,后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任教育部副部长(部长为瞿秋白)。1934年,他随军长征。一路上,他拄着一根竹杖,扛着防身用的红缨枪,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在告别时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据统计,长征两万里,徐老骑马不过二千里,人称“徐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为他庆祝60岁寿辰。毛泽东写信致贺,称徐老“今后还将是我的先生”。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先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中共代表,1940年回延安任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此时,他老当益壮,年近七十还参加了延安青年体育运动会的游泳比赛。1947年,中央为他庆贺70岁诞辰,毛主席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朱总司令的题词则是“当今一圣人”。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毛主席远远看见他后,马上打招呼并想走过来,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徐老此后身体日衰,难以外出,于1968年去世,享年91岁。

孔繁森: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拚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

                               ——孔繁森

    [孔繁森简介]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18岁参军,在部队干了7年,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                      

     进藏以后,原定孔繁森担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地党委考虑到他年轻能干,征求本人的意见后,派他到海拔更高的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先后任莘县县委副书记、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地区林业局长、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等职。                      

    1988年,孔繁森在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因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交关。                      

    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充满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                     

    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他为了制定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功夫。为此,他带领有关部门,亲自到新疆塔城进行边贸考察。1994年11月29日,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他牺牲后,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
    

    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致友人的信

    [背景]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曲志红  孙承斌《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2001.09.25)

    [钱学森简介]

    钱学森,1911年生。浙江杭州人。1929~193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1935~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36~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3~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1940~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1945~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6~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1949~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1955年回国。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5~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70~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曾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6~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名誉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4月被推举为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九~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参与组建航天科学研究机构和培养航天技术队伍的工作。参加组织领导中国战略导弹、卫星的研制和试验。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钱三强: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不管搞什么科研都得有经济观点,一是要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二是要最大限度地省钱,三是要尽可能地快一点起到生财的效果。

    科学技术可以生财。搞经济的一定要有科学的眼光。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钱三强

    [钱三强简介]

    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两代居里夫妇都是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第二代的丈夫因慕名还改用了妻家的姓。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他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强调不仅要服务于军用还要供民用。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了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华罗庚: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科学的根本是实。

    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华罗庚

    [华罗庚简介]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邓稼先: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邓稼先

    [邓稼先简介]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焦裕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焦裕禄在田间了解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

               ——焦裕禄

    [背景]

    兰考是个重灾区。焦裕禄初来时,县里原设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劝阻办公室”,但干部们快腿快脚还是堵不住外出逃荒的灾民。                      

    1963年元月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临时召开县委会。他没有宣布议程,而是把大家带到火车站,去目睹成批成批灾民逃荒的令人痛心的场面……有着同样逃难经历的焦裕禄下了决心,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把兰考的“三害”治住。他毅然把消极的“劝阻办公室”改建为积极的“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工作。                      

    许多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病,劝他不要参加野外调查了,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为此,他多次住过老饲养员肖位芬的牛屋,向他讨教治沙的“真经”;他同新分到林业局的两位大学生交朋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鼓励他们的泡桐研究。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是他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就是在这种流动的“办公桌”上认识了兰考,找到了治理“三害”的具体方法。

    这句话细察其意,就是强调领导者要多动脑筋,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方能取得指导工作的发言权,拟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说出令人折服的道理。那些不愿自己动手起草讲话、报告的领导干部,恐怕主要不是因为文字表达水平不高,而是缺乏一种躬行实践的精神,缺乏对实际情况的透彻理解的缘故。心里没数,脑中空空,于是只能念别人的稿子。焦裕禄的这句话,强调的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革命精神。有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有勤政不怠的革命精神,就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些。

    [焦裕禄简介]

    焦裕禄,山东省淄博市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于贫农家庭,1946年1月在本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本县区武装部工作。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到河南尉氏县工作。1953年到1962年,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担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上任之后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他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焦裕禄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随后,《人民日报》及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雷  锋: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雷锋正和战友一起读《毛泽东选集》。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结和固定,才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

                     ——雷锋1962年4月17日日记摘抄

    [雷锋简介]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父亲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当过自卫队长,后遭国民党和日寇毒打致死。母亲张元潢在受到地主的凌辱后,于1947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雷锋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被好心的六叔奶奶收养。幼年雷锋上附近蛇形山砍柴时,被地主婆用刀在左手背上连砍三刀。所以,他从小对黑暗社会充满仇恨。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1950年,雷锋当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改。同年夏,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1959年12月征兵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军,焦化厂领导舍不得放他走。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现人武部)表明参军的决心。他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均不符合征兵条件,但因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最后被破例批准入伍。                      

    雷锋入伍后,他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1960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伍后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荣获“模范共青团员”,出席过沈阳部队共青团代表会议。1961年,雷锋晋升为班长,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他因事故不幸殉职。

    [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背景]

    1963年2月中旬的一天,《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出版一期学雷锋专辑,为此,该杂志编辑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学雷锋题词。在我收到这封信时,毛主席正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

    当天,我拿着已选好要送给他批办和阅处的文件和资料,其中有《中国青年》杂志请毛主席题词的信,来到毛主席的寝室。大约过了两三天,《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同志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询问主席是否答应写题词。我了解毛主席已经看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但未做什么表示。我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们。大约两天后,该杂志编辑部的同志又打电话来询问。这时毛主席已经答应要为他们题词,我便如实地转告。该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说,《中国青年》杂志在3月1日出版,能否请主席在2月25日前写好,因为印刷还需要一周的时间。我将他们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了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其中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

    2月22日,毛主席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个也未用。毛主席说:“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了雷锋的事迹。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习。”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先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全国报纸《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手迹。第二天,《解放军报》又首次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志的题词手迹。《中国青年报》随即转载。以后,陈云、叶剑英等同志也为雷锋题了词。

    由于老一代革命家的积极倡导,学习雷锋的活动很快从军队向全国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兴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学雷锋热潮。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相继做出决定,并以各种形式组织了学习和宣传雷锋的活动。全国性的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地方报纸,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各地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情况,以及雷锋事迹、雷锋日记等。文化艺术和出版部门还出版了图书和画册,演映了雷锋的电影。随着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全国各行各业和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成千上万雷锋式的先进人物,社会上迅速地出现了一种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进一步地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新风气。

毛岸英: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毛岸英1949年10月给表舅向三立写的一封信

    [毛岸英简介]

    毛岸英,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随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                      

    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小弟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一再遭到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董的原配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变坏。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董健吾将他们找回,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送往欧洲,随后到莫斯科入国际儿童院。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毛岸英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到机场迎接。据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的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父子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并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这时睡农民的土炕,一样干起农活儿。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他随中央机关北撤,又按毛泽东的安排去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参加试点。他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此后,他又到冀中、山东搞过土改,并参加了中宣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毛岸英与刘松林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

    1950年春,毛岸英跟随李克农访苏并当过翻译,此后又要求到基层。1950年夏,他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同年10月,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随后,他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了彭德怀等几人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毛岸英等四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跳出后,木板房便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袁隆平: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

                            ——袁隆平

    [袁隆平简介]

    袁隆平:1930年生,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863"计划"863-101-01"专题责任专家。他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1964年率先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最先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指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现象,并提出通过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来利用杂种优势的设想。1975年和协作组成员一起攻克了制种技术关,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总设计师和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1986年他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由三系法到两系法到一系法和从品种间到亚种间到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已成为国内外公认杂交水稻育种的指导思想。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的重点课题。近年来,在以他为主的指导下,两系法杂交稻研究基本成功并投入生产应用。不久前,他主持研究的超级杂交稻也获得成功。

    杂交水稻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年种植面积约有2.3亿亩,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产量占稻谷总产的57%。每年全国因此增产的粮食超过200亿公斤,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全年的粮食总产。由于杂交水稻获得巨大成功,他先后获得迄今惟一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八项国际奖,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奖励。奖金500万元。

    [袁隆平的事迹]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艰难的研究历程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6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下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王进喜: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宁可少活二十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进喜抒怀

    [王进喜简介]

    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1938年他进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当时,玉门油矿的美国技帅垄断了采油技术,王进喜在矿里干了十几年没有上过一次钻台,没有摸过一次石油钻机的刹把。他作为一个干杂活的穷工人,多少年里连铺盖卷也没混上,盖的是破羊皮,铺的是稻草。                      

    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1956年升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                      

    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禁运方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们的国产石油量又很少,中国政府每年人得不拿出极其有限的外汇从苏联进口油料。50年代末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背着煤气包,作为采油工人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因在黑龙江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于1960年4月14日经苦干五夜五夜后,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                     

    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当时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工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就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了全中国。                      

    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胃癌晚期,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