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老子即老聃(1,老子像),春秋晚期人。《老子》又名《道德经》,分《道经》、《德经》上下两篇,为老子所作,后人略有增益。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写本,与通行本《道德经》编次不同,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帛书《老子》的出土,为研究老子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由于他生活在奴隶制没落、新兴封建势力成长时期,反映在思想领域中的是重民轻天思想的高涨,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

  在老子看来,道是经常无为的,但它却能创造一切,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无所作为,实行较为温和的政策,人民群众就会服服贴贴地服从统治,出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三七章。)那样一种局面。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实质,就是要维护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不愿看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为了真正做到“无为而治”,老子一方面反对统治阶级“有为”而治,以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子》第三章。);奉劝国君“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同上。);反对各大国争霸和兼并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一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三○章。);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愚民”政策,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所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第六五章。),只有实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才能收到“民利百倍”、“民复孝慈”(《老子》第一九章。)的效果。他还鼓吹:“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三章。)这就是说,民众只有成为愚昧无知的劳动工具,才便于统治者实行统治,这才是“圣人之治”。所以老子在教育问题上也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说什么“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七章。)。“善人者”和“不善人者”是相对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复归于同一,这就无所谓教育不教育了。一方面是“使民无知无欲”,另一方面又“不贵其师”,这个社会“虽智大迷”,却得其“要妙”了。老子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蓝图。这样的社会,车、船、军队、武器、文字等等都被废止了,人们无知无欲,永不迁徙,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生而不有”(虽生产而不私有)、“为而不恃(虽劳动而不据有劳动成果)、“长而不宰”(虽有长者却不拥有权力),一句话,“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一章。),完全回到氏族制社会。可见,老子目睹现实,深为纷繁的社会关系所困扰,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最好的办法还是回到原来结绳记事的时代中去,这与“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完全一致的。应该说,老子不满当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残暴性与虚伪性,指斥他们为“盗竽”,是有进步性的,但他又看不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鼓吹向后看开倒车,向往人类社会的开端,则是一种没落的阶级意识,完全是行不通的。老子的从“无为而治”到“寡国小民”社会的描绘,是他所处时代与现实环境的产物。除了春秋时代这一大历史背景给老子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外,老子的故乡陈国,地处中国,一直为楚国北上争霸及其他中原大国争夺的焦点,人们深受其害,统治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一特定环境氛围下,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以及厌战反战、“寡国小民”思想就不是偶然的了。老子的天道观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素。老子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看到客观世界变化无穷,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他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第五八章。)等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老子》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性,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反者道之功”,最终导向了形而上学,为相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他还强调“圣人不行而知”,隔绝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说什么“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子》第四七章。),显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宇宙观的哲学家,且思想丰富,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外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终”(同上。)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同时,庄子又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

  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与“道法自然”观相联系的,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至乐》。)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这在当时固属幻想,但要求恢复“素朴”,即人的自然属性,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庄子对这种“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以致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屈原的作品25篇,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以“问天”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从唯物的天道观出发,屈原的历史观也充满着唯物主义的精神。他谴责夏启荒淫无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他指责周昭、穆王贪婪无度,不顾国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对楚国的历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楚辞·天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楚国衰亡的要害。

  作为一位思想家,屈原在社会政治等领域方面,更立足于现实,探索真理,闪现出特异的光彩。他所处的是各国争相兼并、人民长期蒙受战争祸害而渴望和平的时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样,也热烈希望结束战争、迎来大一统的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楚国的君主能像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来完成一统寰宇的大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辞·离骚》。)这正如司马迁所评论的那样:“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记·屈原列传》。)这种“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国来统一各国。屈原的这一思想与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了当时思想家所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屈原积极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现富国强兵。他在《离骚》中大量援引历史典故,希望楚国君主能像尧舜禹文武那样,任用贤能,公正无私,实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咸等人自许,决心为实现这种“美政”而奋斗终生,即使不能实现,亦“将从彭咸之所居”,死而无悔。对外积极倡导联齐抗秦,合纵以求自立图强。他不避辛劳,风尘仆仆,往来于齐、楚间,为合纵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屈原不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导乎先路”奋斗决心的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