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

  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1978年11 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会上,陈云发言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他提出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很大”;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陶铸等也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中央专案组是文化革命时期成立的”,“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象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0年中组部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应根据这两个决定的精神,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给以重新审查,“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①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会的许多老同志还提出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要求中央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很大,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在12月13日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认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应该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守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就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根本问题上重新恢复和确认了中共八大的正确估计,从而解决了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全会指出我们必须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切实注意解决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思想,是党摆脱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影响、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还提出了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借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全会还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会后,中央政治局任命胡耀邦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签署于3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全文虽不足1000字,然而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其间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4年多时间,其原委和内情是什么,请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始末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 前不久,应邀访日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之后,中日双方形成的第四个双边关系文件。四个文件如同四块里程碑,勾画出中日两国由恢复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进程。

  在四个文件中,签署于30年前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篇幅上来说是最短的一个,除前言外正文只有5条7款,全文不足1000字。然而,这一条约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签署,其间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4年多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一、 谈判桌上,日方以“反霸权”涉及第三国为由表示难以接受条约方案;出访途经东京的陈永贵传达国内的意见——“最高指示:不能让!”

  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双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发展很快,先后签订了航海、贸易等几个业务协定。在此背景下,双方要求尽早展开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1975年1月,双方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双方达成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

  然而,当中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提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协商条款和期限条款等内容的条约方案时,日方却对其中的反霸条款提出异议,说“反霸权”涉及到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这一条款将会把日本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不同意在条约中写上反霸条款。

  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中国驻日人员及时将此分歧报告了国内。起初,国内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谈判人员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在机场贵宾室,陈永贵向负责谈判的陈楚大使等传达了国内的指示:“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楚大使希望陈永贵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在随后的谈判中中方的立场更加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而日方则坚持以“‘霸权’这个词很少作为条约术语使用”为由,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二、 日方以“宫泽四原则”对反霸权主义进行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

  日本方面为何坚持不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权”的内容呢?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正在严厉批判苏联的“霸权主义”,因此“反霸”成了“反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同义语,如果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条约,将会把日本置于联合中国反对苏联的境地。

  日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由于与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日本在外交上不得不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苏联当然也明白日本的软肋,因此千方百计对中日关系进行干扰。1975年1月,就在中日开始商议和平友好条约事宜的同时,苏联把日本外相叫到莫斯科,就缔结苏日友好合作条约进行谈判,企图以此来搞垮日中条约谈判。但对日本所关心的领土争端问题,苏联始终避重就轻。双方的谈判终究没有任何结果。

  在中日进行缔约的事务级谈判期间,日本新闻界也出来搅浑水。1975年1月23日,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写进日中友好条约——政府意向,避免刺激苏联》的独家新闻,将反霸条款是日中条约的核心问题这一事实曝了光,日本朝野一时舆论哗然。4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题为《日本外交和“霸权条款”》的社论,称“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从长远看有可能使日本陷入困境”,并危言耸听地说:“这种针对第三国的条款通常会被别人看成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这篇社论对日本政府、自民党甚至在野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似乎是与日本国内舆论遥相呼应。6月17日,苏联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苏联政府的声明,其中用挑拨性的语言说:“日本和苏联为维护共同利益,对于第三国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给日苏关系的改善设置障碍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理所当然要予以反击。苏联已经采取这一方针,希望邻国日本采取同样态度。”

  一面是苏联的强硬态度,一面是国内包括外务省在内业务部门的步步紧逼,原本对缔结和约持乐观态度的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一时疲于应付。他更担心中国政府对他失去信任,于是抛开外务省派遣亲信向中方递交《首相见解》,称反对霸权主义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和平原则,因此日本当然要遵守反霸原则,并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背离这一原则;既然这是一项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原则,不言而喻不是针对某个第三国的。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1975年9月,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会谈中,宫泽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宫泽四原则”。

  针对宫泽的解释,乔冠华反驳说:“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

  宫泽自嘲地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又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

  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会谈的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没有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

  当时,由于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中国国内主要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对日缔约谈判的工作。针对日本模棱两可的态度,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中日关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要从外交辞令、外交手法考虑。日本一些外交官说什么用中国这个棋子对付苏联,用苏联这个棋子对付中国。这是搞外交手法,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

  时间进入1976年,中日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动荡。在中国,周恩来、毛泽东相继逝世,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在日本国内,发生了洛克希德政治献金事件,自民党内派别斗争愈演愈烈,三木内阁摇摇欲坠。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三、福田内阁对恢复谈判表示出积极姿态,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 ‘签订’。”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搁浅了两年多的缔约谈判出现转机。

  在中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着手推动中国的对外政策朝着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战略,又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大目标进行重大调整。

  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在政界和财界都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对恢复谈判逐渐表示出积极姿态,他托人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能取得一致意见,就应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邓小平回应说:“既然福田首相声明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 ‘签订’。”

  福田首相在进一步协调日本内部意见后,逐渐下定决心。1978年春节之后,两国代表展开以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为目的的预备性会谈。

  看到中日准备重新展开友好条约的谈判,苏联方面又开始蠢蠢欲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亲笔写信给福田首相,呼吁在苏日缔结和平条约之前首先缔结睦邻合作条约,其目的依然是想以此牵制中日谈判。日本则坚持在领土问题解决之前难以缔结此类条约。

  当时,美国卡特政府也在推行“联华制苏”战略,下定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规劝日本在中日缔约问题上积极行动。

  对于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来说,有了美国的支持,便不把苏联的说三道四放在眼里了。

  1978年7月,中断两年多的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新开始。谈判双方从一开始就切入主题,围绕有关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内容的理解、不针对第三国或特定第三国、反霸的地区范围以及反霸态度的表达方式等问题进行了14次会谈。

  经过认真磋商,日方在会谈中逐渐接受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的主张,只是提出将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至“世界任何地区”,以淡化其针对性。对中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日方认为与反霸条款联系不密切,提出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条约中曾引起分歧的“反霸条款”最后表述为:“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三国条款”则表述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面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

  邓小平看了上报材料后当即拍板同意,并说:“这不是很简洁的表达嘛!”

  8月8日,日本园田直外相来华,在双方事务级谈判基本达成一致的基础上,与黄华外长先后举行了三轮正式会谈。8月12日,经过 “马拉松”谈判之后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终于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两个月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邓小平对条约高度评价,他说,条约 “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

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

上图: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严俊昌、严金昌、严学昌、关友申(从左至右)在小岗村牌楼前合影(10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王雷摄下图:部分“大包干”带头人的在实行农业“大包干”初期在茅草屋农舍前的合影(资料照片)。

上图: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严俊昌、严金昌、严学昌、关友申(从左至右)在小岗村牌楼前合影(10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王雷摄下图:部分“大包干”带头人的在实行农业“大包干”初期在茅草屋农舍前的合影(资料照片)。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定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