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羽毛球运动发展概况

第一节 中国早期的羽毛球运动
  
二十年初,这项运动不仅在少数留驻中国的外国人中开展,而且少数在外国人俱乐部的华工及青年会的会员也加入到这项运动的行列中来。当然那时参加活动的人数毕竟很少。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这项运动的中国小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从我们搜集到的资料看,当时这项活动主要在北平(北京的旧称)、天津、上海等地区的外国俱乐部、租界以及青年会内开展。

  原在天津师范大学工作,63岁的贺永志提供了北平当时开展这项活动的材料。他说:“我父亲生于1889年,在北平西人俱乐部工作。我生于1926年,当我懂事的时候,听父亲讲过,过去他常在北平外国人的俱乐部里陪外国人打球。以后我兄贺永利常跟父亲到俱乐部玩,同时也常为打球的外国人捡球。后来渐渐学会了打羽毛球和网球,技术不错,因此外国人也常叫我兄永利陪他们打球”。

  “1926年俱乐部的一个西人(美国)经理从国外带来一只羽毛球,让我兄仿效制作。我兄拿回家后精心钻研,终于制成了一只标准用球,得到了用球人的赞赏。从此,我家便开始手工生产羽毛球了。材料是从南京畜产公司买回羽毛(鹅毛),并从旧瓶厂收购瓶塞,羊皮在当地购买。球制成后专供北平西人俱乐部和青年会使用。俱乐部一冬就要用球百余打,青年会也要用几十打。”

  “1926-1929年间,由于我兄的打球技术较好并能做球,被常去看球的东亚企业公司经理宋裴卿看中。后托在英国邓禄普公司代办处工作的张克正来动员我兄永利去天津东亚企业公司工作。其目的,一是开设一个生产羽毛球的车间,二是可陪公司里的上层人士打球。我兄应邀去了天津,后因制球的收入较少,生产也就停了下来。他又被调到洗染部工作,也是一边教羽毛球,一边打球。打球地点是在宋裴卿经理院内搭的一个大棚里进行的,此棚到五十年代仍在。”

  “当时的技术是从西人那里学来的,因此技术动作都很大,打法求稳以稳取胜。1/3靠技术,2/3靠顽强的意志和充沛的体力。”

  原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86岁的李友珍同志提供了天津当时羽毛球活动开展的情况。他说:“我于1921年到天津表年会工作。我在东马路青年会的体育馆内见到过有四组木制的灯架挂在墙上,灯泡是用竹皮做的灯罩罩上的,馆肉有划了线的场地,这说明在我到津前就有这项活动在此地开展。”“当我上任后开展羽毛球活动就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项目。每周二、五进行固定的训练。队员都为男性。队员有杨锦奎、陶少甫、翟士齐等十多人。”

  从上述的材料来看,说明二十年代初已有少数的华工和表年会会员在西人俱乐部、青年会内参加这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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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羽毛球运动的勃兴
  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羽毛球队运动已传入民间,爱好这项运动并被这项动动的“好奇心”所驱使的市民们踊跃观看羽毛球活动和比赛。于是这项动动开展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是京、津、沪及沿海城市,开展得相当活跃。北平当时的一则报道称:“近年来欧风东渐,我国体育日渐振兴,北平于去岁(1931年)始,发现了羽毛球队球球赛于市上,市人爱好运动被好奇心驱使,观察乃积极踊跃”。当时北平市有羽毛球组织的计有“青光”、“燕京”、“清华”、“西绅”、“税务”、“卜内门”、“邓禄普”等。其中除青光系纯华人队员,西绅系英、美、意、法所组外,其余各队皆系中西合组者。

  从实力上看,“西绅和青光队最强,西绅队的历史悠久,练习极勤,设备也好。而青光队的个人技术较好并有特长。其它几队技术稍差于这两个队。”

  “自青光队成立后(1931年初)多次对外比赛,市人开始对该运动已有相当的了解。该队为纯华人所组成的唯一羽毛球团体,出师以来,首挫燕京、两胜清华,一和西绅,盛名因而噪起。全体队员二十多人都是青年会会员。队长:于锦文,干事:张克正。全队队员名单如下:于锦文、张克正、卢敏俊、宋心灯、薛德立、张锡耀、陈毓流、王金章、孙仲宽、杨轶庵、刘鹤、刘思贵、罗琴南、沙继昌、李兵天、陶学孝、宋敏泉、卢文义、傅玉魁、高齐月。该队成立后并有组织地进行定期训练,每周三次(星期二、四、日),地点在青年会内场,每次训练时间为1-2小时。”“清华队主要队员有:马约翰、施嘉炀、陈总、蒋延黻、李先闻、朱先闻、王文显、施嘉杨等。燕京队华人有黄国安、古志安等。”

  在三十年代初(1932年),天津也是开展这项活动较好的城市之一。华人参加这项运动的人数日趋增长,市民渐被这项活动的兴趣所吸引。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市民认识水平也有提高。当时在津开展较好的队有青年会和西商队等。青年会队华人球员主要有陶少甫、陶祖椿、梁伯瑜和梁佩摇(女)姊妹等。另外其它公司、社团也常有打球的华人,如潘禹钧、谢维仲、李清安、杨锦奎、杨厚谌、毛克明、毛立仁、贺永利等“(访原天津羽协委员、80岁的翟士齐口述材料。

  在青岛,1934年初,随着这项运动兴起和易被国民所接受,扩展的范围又逐渐增加。“青岛体育协进会于1934年初通过报纸宣传提倡羽毛球运动,同是介绍了比赛的规则和方法。青岛体育协进会为提倡这一运动,特由北平购到羽毛球运动的全套用具。为使各界人士明了此项运动兴趣,该协进会在放风筝或踢毽子比赛的同时,进行羽毛球表演,以资提倡”。由于当时的场地未能铺设好,所以活动一般是在排球场中进行的。

  三十年代初,上海也是开展羽毛球活动较好的城市。除当时这项运动的青年会、租界俱乐部等社团内开展较广泛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参加此项活动,一些学校里也开展了这项活动。“1934-1937年间,在圣约翰大学里就有这项活动的开展,并取得过一些成绩。”另外上海体育协会于1936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宗旨是力求体育之发展及普遍,使将来上海民众,悉成体魄健全之国民,街头里巷,成为自由活动之场所,该会规定每星期四下午七时举行活动一次。”体育会简单内提到,本会已有的活动项目中就有羽毛球。 ”

  综上所述,三十年代初至中期,这项运动已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兴起。由于这项运动的玩法与当时的网球类似,再加上它自身的游戏性,所以很快被市民所接受。

  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仍趋向于学习欧洲人的技术。其特点表现在稳健取胜,击球技术的动作幅度大,击球点偏低,步法移动的合理性不讲究,反拍击球用得多,而规则除双打以21分或15分为一局计分外,其它规方法同现在无太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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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团、埠际之间的比赛交往
  三十年代初,由于羽毛球运动在我国的开展范围逐渐扩展,因此各地区社团球队之间的比赛交往亦相应增多。尔后扩展到埠际之间的比赛交往。人们通过这种途径求得更多的机会互相切磋技艺,共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1932年1月11日至2月11日期间,北平市举行了社团之间的比赛。参加比赛的有:青光、清华、西绅、燕京四个队。比赛设项目有单打、双打。”“这次比赛中,青光队所向披靡,除与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西绅总会队战成平局外,其它队难以抵挡。当时青光队的单打张克正、于锦文、卢敏俊堪称‘圣手’,薛德立、宋心灯的双打阵线坚固,配合默契。”当时四队比赛的战绩如下:

  1932年1月11日下午6时

  燕京队对青光队(海淀燕京大学内)六比○

  1932年1月14日下午8时

  青光队对清华队(清华大学球场) 四比二

  1932年1月24日上午11时

  青光队对清华队(表年会外场)  七比○

  1932年2月11日下午5时

  青光队对西绅队(青年会外场)  二比二

  此后,“更有热心羽毛球运动的体育界多人,共同发起‘北平羽毛球公开银盾赛’。从此羽毛球运动更有兴盛普及之势。

  接着,北平、天津埠际球队之间开始了比赛交往。“在平久负盛誉四次出师未曾一败之青光羽毛球队,于1932年3月11日由队长于锦文率领来津,一行5人,于当午抵达,即在巴黎道青年会下榻略事休息,6时即赴英球场与西商队做第一次比赛。西商队严阵以待,青光队以一比四大败。翌日晚6时,又以青年会队比赛,主队虽有梁氏姊妹及两陶,但青光队仍能分军应付,以二比二战成和局。次日遂乘早车返平。当时的比赛成绩:

  1932年3月11日 青光队对西商队 一比四

  1932年3月12日 青光队对青年会队 二比二

  “平、津运动界因此次北平青光队到津比赛的结果,而对羽毛球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有华北公开单、双打锦标赛的倡议。片得天津西商总会的同意,比赛地点设在该会内。项目设有男子单打、双打及男女混合双打。”

  由此看来,通过社团、埠际之间的比赛,扩大了影响,使市民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对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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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抗战时期及胜利后的羽毛球运动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结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此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无暇顾及和参与各项体育活动。

  由于战时的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内地。体育发展的重心也随之内移。进入四十年代,一些外省大学迁移至西南、西北等地,但各校大多设备简陋。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在一些学校里仍有羽毛球活动开展。当时,“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体育课中就开设有羽毛球课。”由于当时这项活动所需的器材费用昂费,人们无法购置,他们只能开动脑筋,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制作器材。燕京大学林启武教授就是其中积极倡导和推行这项活动的一位。当时制作的球同现今我们见到的球一样,而球拍则用木质制成来代替正规的球拍。

  当时,四川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也开展了这项活动。据记载:“该校成立于1941年,当时教师队伍包括了几个学派,即北师大派(包括留美的)、中大派、重(庆)大(学)派和全国其他院校科系等,师资力量较强,其中,开设课程就有羽毛球课。”

  战时的另一个侧面是,羽毛球原有形式活动仍保留在少数地区的学校里。”194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内,有南洋群岛华侨(爪哇、新加坡)学生到约大借读,当时有洪德全、温孔文等六、七名华侨学生经常在交谊大厅进行羽毛球活动。后经前校长沈嗣良的支持,体育教师周家骐将交谊大厅内的篮球场改为四块羽毛球场地。参加的人数较往常多了,并有教职员工的子女参加,如沈郇灵等,后又有燕京大学转来的魏氏姐妹(魏文玲、魏文远)。电影星陈云裳也常到学校里打球。”

  至1942年羽毛球队在圣约翰大学已很盛行,许多人将此作为业余体育活动,特别是到周末,常有外校学生到校进行友谊比赛。如育才学校的何传龙、曾宏然等。

  综上所述,尽管战争给人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仍有不少羽毛球爱好者克服重重困难,因地制宜,自己动手制作器材,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羽毛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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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羽毛球运动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经过八年抗战苦难的人民群众,渴望能过和平、安宁的生活。但由于战事再起,社会又陷于动蔼不安。在此形势下,少数地区仍有羽毛球活动开展。抗战胜利后,上海成立了地方羽毛协会,当时的协会负责人有奚玉书、奚政、蔡琪、奚毓义、李国藩、潘有源、越铁宝等,主要负责安排日常事务和比赛。

  1946年,上海举办了第一届市长杯羽毛球比赛,徐国华(马来西亚华侨)获男子单打冠军由李国藩夺走。与此同时,另有一些地区也开展了这项活动。如“1947年上海龙华镇的青年康乐会就开展了这项活动,当时以民校为基地进行一些羽毛球等活动和比赛。”

  1946年,上海青年会举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地点在中国青年基督教会内,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训练班课程内容包括羽毛球。由世界基督教会派美国人巴克利执教。后来北京也举办了类似的训练班。

  1948年5月,在旧中国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间隔了十余年后,国民党当局举办了第七届“全运会”。该届“全运会”把羽毛球列为表演项目,前羽毛球世界冠军马来西亚的黄炳顺、黄德福、王保木、杨德材四人来到上海参战。上海队的洪德全、李国藩、侯树基等在原回力球场(现卢湾区体育馆)应战。沪队终因技术水平远不如客队而惨败于马来西亚队拍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四川路美国海军青年会由青年会全国协会接收,改由上海青年会主管,开办了羽毛球及其它体育项目的训练班,每两个月为一期,从此羽毛球发展成了正式的体育运动项目。

  开办羽毛球班的宗旨是为开展并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使一般青年及社会青年,于业余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迎接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每周训练时间2-3次,依班次而定,每次训练一般1-2小时。

  第一期训练班由青年会干事司徒桐主办,人数14-15人,每周三次训练。参加人员多是学生、店员、银行职员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全国统一的羽毛球竞赛规是由司徒桐与球员王中成翻译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体育战线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和改造原有的体育事业。所以当时的羽毛球活动基本上维持原状,无多大改变。活动范围也仅限在几个大城市的少数体育馆和一些原教会办的大、中学校里开展,参加的人数也不太多,技术水平较低,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初。其后,现代羽毛球运动才真正在中国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心下,我国羽毛球运动得到蓬勃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学习起步阶段 50年代初期,羽毛球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起来。在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亲自关怀下,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全国篮球、排球,网球、羽毛球四项球类运动会,羽毛球为表演项目。虽然当时技术水平很低,但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以王文教、陈福寿为代表的第一批印尼华侨回国,带来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希望和技术,全面推动了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

  1956年,中国羽毛球协会成立,标志着我国羽毛球运动新纪元的到来,在羽毛球协会的组织下我国每年都举办全国羽毛球比赛,使羽毛球比赛逐渐制度化、规范化。

  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羽毛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共有21个省、市派选手参加了比赛,这对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和羽毛球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国内练兵的同时,我国羽毛球运动员认真、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经验。

  1956年2月,印尼队来我国访问,共比赛10场,结果印尼队全胜。但是,我队不甘落后,认真分析失败原因,奋发图强,刻苦训练。

  1957年4月,我队回访印尼时,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在9场比赛中,我队获得了7胜2负的好成绩。

  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阶段 60年代初期,第二批印尼华侨青年相继回国,如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等。在中国羽协的重视培养下,在教练们的精心指导下,这些羽毛球优秀选手成了我国羽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快速、灵活准确的技术特点而闻名于世界羽坛。虽然我国羽毛球队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但通过与世界冠军队的互访比赛,表明了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1963年,连获第四届、第五届汤姆斯杯冠军的印尼队来我国访问比赛,我国羽毛球队取得了6胜4负的战绩。 1964年印尼队第二次访问我国,我国家队仍以4: 1取胜。同年11月,我国羽毛球队再次到印尼作访问比赛,取得了全胜的战绩。

  1965年、1966年我队在与世界亚军、欧洲冠军丹麦队和欧洲劲旅瑞典队进行互访比赛时,我队再次获全胜。当时中国羽毛球队的战绩使世界羽坛为之震惊,外国舆论界称中国队是世界羽坛的“无冕之王”、“真正的世界冠军”。在一片欢呼声和赞扬声中,中国羽毛球队没有陶醉,而是努力为攀登新的高峰打坚实的基础。

  1964年第一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及时总结了经验,明确提出了我国羽毛球“快、狠、准、活”的技术风格和“以我为主、以快为主、以攻为主”的指导思想,以理论指导促进训练比赛实践。我国羽毛球技术风格的形成和训练指导思想的建立,为促进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调整、恢复阶段 由于受十年动乱影响,我国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羽毛球运动受到了严重挫伤,水平直线下降。虽然在70年代初,重新恢复了训练,也取得了一些比赛的胜利,但一批老队员体力下支,力不从心,而青年选手水平较低,青黄不接的现象非常突出,导致我国羽毛球队刚刚获得的优势又完全丧失。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我队以2:3负于印尼队,在1978年举办的第八届亚运会上又以1:4败在印尼拍下。

  为了重振我国羽坛雄威,迅速调整、恢复我国羽毛球运动水平,1978年国家体委、羽毛球协会联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重申了我国羽毛球的技术风格和指导思想,制订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新的规划和具体措施,使我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机。

  四、全面夺取世界冠军阶段 根据全国羽毛球训练工作会议提出的奋斗目标,全国羽毛球界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掀起了刻苦训练,拼搏奋进,再攀世界羽坛高峰的热潮,使一大批优秀青年选手脱颖而出, 1979年在香港举行的印尼~中国男、女羽毛球对抗赛上,我国的韩健,栾劲、孙志安、姚喜明、刘霞、韩爱萍、张爱玲为代表的新秀向世界老牌冠军林水镜、纪明发、张鑫源等发起挑战,中国男女队分别以6:3和5:O获胜。

  进入80年代后期,我国羽毛球运动进入第二个鼎盛时期,我国羽坛选手全面参加各种世界比赛,都取得了好成绩。1981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运动会上,中国队获得了男女单打、双打四项冠军。1982年在全英锦标赛上,我队夺取女单、女双两枚金牌,一块男单银牌。最令人兴奋的是1982年我国男队第一次参加第十二届汤姆斯杯比赛,在与印尼队决赛的第一天,我队出师不利,以1:4落后,舆论全部倒向印尼队,但我队不气馁,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奋力拼博,一鼓作气,连胜4场:最后终以5:4击败印尼队,夺得汤姆斯杯;登上了世界冠军宝座。

  我国男子羽毛球队1986年、1988年、1990年连续三次捧回汤姆斯杯。 我国女子羽毛球队在男队连续获得世界冠军的喜讯鼓舞下,奋起直追,1984年在吉隆坡举行的尤伯杯赛中,我国女选手以优异的成绩一举夺得尤伯杯。随后,我国羽毛球女队又以强大的优势蝉联五届尤伯杯赛冠军。

  在八九十年代,我国选手分别参加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世界杯赛和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等系列大奖赛,共获70多次单项冠军。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和1988年在曼谷举行的世界杯赛上,中国男女羽毛球队囊括全部冠军。

  在系列大奖赛决赛中,我国女选手7次夺金,男选手6次夺冠。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羽毛球运动最辉煌的时期,是世界羽毛球运动的“中国时代”,中国羽毛球队为祖国争了荣誉,振了国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羽毛球一方面是处于世界羽坛众目睽睽之下,各国都在研究、寻找击败中国选手的方法,另一方面我国羽坛也受到经济大潮的冲击,训练体制和人才体制都相应受到影响,训练质量下降,人才外流,导致了中国羽毛球队严重滑坡的现象。尤其男队危机四伏,1992年在汤姆斯杯赛,奥运会、世界杯三大赛事中,一金未得。女队虽比男队好些,但危机感也同样笼罩着她们。 1994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亚运会上,我国羽毛球男女选手无一人进入决赛。这表明,中国羽毛球运动水平已经跌落到自6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这一严酷的现实使整个羽毛球界为之震动,舆论一致认为我们的技术打法陈旧了,原有的技术风格给丢了,训练作风及训练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我国羽毛球运动的严重滑坡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要卧薪尝胆,总结经验教训,鼓足干劲,找出差距,改革训练体制,搞好普及工作,狠抓尖子队员,加强全面锻炼。只要全国羽毛球界共同努力,中国羽毛球的第二个春天肯定会很快到来。

 正当羽毛球项目刚列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正式比赛项目,而中国的羽毛球水平却跌落到低谷,世界大奖赛的冠军与中国运动员极少有缘,第25届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中国运动员一枚金牌都未得到。中国男子羽毛球队1992年在汤姆斯杯半决赛时以2比3不敌马来西亚,连决赛权都未能取得。直至1998年连续3届也都未取得最后的决赛权。中国女子羽毛球队也在1994年和1996年的尤伯杯赛中两度被印尼队夺走奖杯。这种状况不是中国队放松所致,而是对羽毛球运动员职业化趋势带动其他国家羽毛球运动迅速发展的势头估计不足。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后,在90年代后期,局面开始有了转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双打葛菲、顾俊摘取了金牌,董炯也取得了男子单打银牌的好成绩。
      1998年中国女子羽毛球队夺回“尤伯”杯,而在代表男女羽毛球整体实力的 “苏迪曼”杯比赛中实现了1995年、1997年、1999年三连冠,2000年中国女子羽毛球队蝉联“尤伯”杯冠军,男子队也得了亚军。只是要捧回“汤姆斯”杯,并在奥运会夺取更多的金牌,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