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精神的随想

    据说今天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但是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二楼会议室里,“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上从未冷场,一天下来,直到最后会议结束,还有人欲说不休。何谓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哪些部分,大家各呈高见,很符合科学精神。
  樊洪业先生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樊先生一开始就引用了外国一位学者的话说:“在一个人民普遍爱国的国家里,是很少发生爱国运动的。”中国现在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似乎可以表明,现在中国是没有科学精神,至少是缺乏科学精神的。联想到几年前,学术界曾经广泛地讨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就发现我们既没有人文精神,也没有科学精神。照刘华杰的说法,一点儿也精神不起来。
  樊洪业历数了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科学精神”一词出现的情况,最后,他归纳到:“每次提倡科学精神,都和当时社会状况有些关系。”这一点又暗示了一个秘密,我们提倡科学精神,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者说,为了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用刘华杰擅长的术语来说,科学精神这个词具有某种建构的因素。
  既然是建构,就有人的目的在内,怎样建构,为什么建构等问题就出现了。这几天和刘华杰通e-mail时恰好谈到了科学精神。我新散布了一篇旧文《绝对正确》,其中有大致这样的句子:某些教师以绝对正确的口吻在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却损害了科学的精神,那种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在文章结尾的时候,我自问:“凭什么说科学具有宽容的怀疑的理性的精神?”刘华杰指出:科学主要讲逻辑自洽和经验实证。理性是必然在包括在科学精神之内的,宽容不必。
     怀疑更不是科学特有的。我在回信中说:每个人都有一种心态,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具有所有自己喜欢的性质。比如体育迷就把什么公正、拼搏等好词都说成是奥林匹克精神,决不会说野蛮也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一部分,但是体育中的野蛮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科学主义者也愿意把好东西附会到科学上。我虽然不是科学主义者,但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科学是好东西。而我认为宽容和怀疑也是好东西,所以就觉得科学精神“应当”具有这些品性,也愿意或者希望科学精神确实如此。
     在这种观念下,我自然能够论证出科学精神具有宽容和怀疑。但是,科学精神是否真的如此?“是”怎样和“应该”怎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作为学者,应该努力区分它们。因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应该是什么?这次会议材料印发了我前年写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中仍然包含许多“应当”。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是”。
  正如与会专家反复提到的,科学精神这个词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没有定义,谈“应该”反而方便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理解的“应该”赋予它定义。而谈“是”则有些危险。作为一个受过物理学训练的人,在遇到抽象概念时常常努力把它转化成可观测量。我想可以有两种转换的思路,一是把整个科学知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归纳,看里面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者社会建制,看它有哪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从科学知识这个线索出发,可以发现,科学知识共同的东西至少有两个: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知识都坚持用物质世界自身来解释物质世界,没有超自然力的地位,这大概就是理性精神;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所有的理论都经得起观测的检验,这应该是实证精神吧。
  就我而言,从科学建制考察科学精神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遇到了类似的精神问题,即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我觉得韦伯具有物理学精神,按照我的理解,他把资本主义精神转化为资本主义多少的量度。凡是资本主义精神多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发达,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他从新教徒的多少与当地资本主义程度中发现了统计相关性,从而认定新教伦理具有最多的资本主义精神。那么,按照韦伯的做法,是否也可以把科学精神视为科学多少的量度,认定科学最发达的地方具有最多的科学精神呢?
  这个定义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可观测对象。据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美国比中国具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美国比中国的科学发达。在中国,按照同样的逻辑,大城市比边缘山区有更多的科学精神。想必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样推下去很快就要出问题,所以打住。我换一种问法,科学精神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谁最具有科学精神。一个直觉就是科学家最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这个答案已经被郭正谊先生否定了,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科学精神。而按照吴国盛的说法,对于科学精神的阐发主要是由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科学社会学家做出的。那么是否他们更具有科学精神?这个问题也是个问题,不过至少他们是科学精神的主要阐发者和传播者。
     下面要问的是,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的阐发?他们阐发的对象是什么?所以问题又绕了回来,他们所阐发的当然是科学活动本身。所以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答案:科学精神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之中。这时可以这样定义科学精神: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但是这个定义依然很难排除“应当”。我们从科学共同体中归纳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可能并不是实际具有的,而是我们认为应当具有的。
  现在以西方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为例。不过我没有亲身体验过西方的科学共同体,所以我所说的只能是我间接了解的,其中难免又有“应当”的成分。西方的科学共同体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其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现在可以说,科学精神中有一种平等精神,权威和晚生有同样的学术权利。但是,在西方科学的历史上,权威压制后辈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当然现在,后辈指出前辈权威错误的文章有更多机会得到发表。现在我们说科学承认首创,但也不乏反例,1967发现的脉冲星在1974获得了诺贝尔奖,获奖的并不是发现者贝尔,而是贝尔的导师休伊什。不过到现在,导师在研究生的论文上署名尽管仍被认为当然,但像贝尔这样被迫奉献的案例越来越少。历史上,地质学中火成派和水成派之间曾水火不容,双方也动用了各种手段,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力量压制对方,很不得在肉体上消灭对方。但是现在的学术争论则完全是两回事,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一直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这种争论也具有完全的透明度,我们可以同时从学术刊物上体会这种争论的全过程。我们可以说这是理性一种科学精神。爱因斯坦与泰戈尔之间也有过争论,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记录了他们二位的对话。泰戈尔是唯心论者,他不相信存在脱离人之外的物质世界和客观真理,而爱因斯坦相信,但是他当然无法说服泰戈尔。爱因斯坦说:“我不能证明我说的是正确的,这是我的信仰。”这种回答可能让许多人感到软弱无力,爱因斯坦并不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信仰着。既然同时信仰,而且都是不能证明的信仰,自然就不会有高低正误之分。这种对其它信仰的宽容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呢?我们说,造假是科学的死敌。但是,科学史研究表明,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密立根实验,其数据就经过了筛选。但是现在,造假事件一旦被揭露,造假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止。
  根据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现状,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那么,我们是否认为这些就是科学精神?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些还不够理想,还“应当”怎么样。那么我们不妨看,这些规范、价值和准则的发展方向是否符合我们认为“应当”的科学精神。于是,问题发生了转换: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存在一个使其规范、取向和准则朝向科学精神方向发展的机制?
  以这种方式考察中国的科学共同体,发现大不相同。比如,某大部一个研究所,生产火箭上的某一个零件,这个零件很贵,比如说五百万一个吧,因为设计寿命只有五年。所以如果五年过后火箭没有发射,这个零件就应该报废。但是,该所的领导却命令总工程师重新论证,把设计寿命论证为十年。在学术机构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我们经常说中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不高,科学精神缺乏,这种判断应当是成立的,但是一味地谴责民众愚昧并没有
     抓住问题的要害。正如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不能一味地谴责民众堕落一样。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当乡政府的官员可以公然欺压百姓而长期不受到任何惩罚,当中国电信的官员可以毫不脸红地宣讲多收电话费的理由,我们不能指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能够提高。同样,当我们的博士生导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抄袭而能够继续招博士生且有人报考,当我们的研究生靠编造的数据拼凑的论文而能顺利毕业,我们不能指望民众会具有多少科学精神。事实上,造假、剽窃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心照不宣的秘密,造假者的学术生命丝毫不会遭到损害,反而揭露者会一再遭到各种刁难、打击。再如评职称,有多少领导利用职权把自己评成教授、研究员?如果我们把西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打80分,中国的科学共同体能打多少分?分数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个有利于提高分数的机制,现在实际运行的机制恐怕只能使分数进一步降低。
  但是,那么,这种机制我们能否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起来?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孤立的,它必然是在一个社会之中的。西方科学共同体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显然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我们从西方科学共同体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取向和准则也是其全社会共同的准则。就如蔡德诚先生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主精神是一致的。
  这时我们看到,科学精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回到了樊洪业先生所暗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答,是希望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意,使得我们希望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倡导一种东西,在几年前,我们倡导的东西叫人文精神,因为当时我们发现的社会问题是人文精神的失落。现在我们倡导的东西叫做科学精神,因为我们发现科学不精神。可是在我们倡导的时候,科学精神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那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倡导“科学”的精神?
  这又是与中国长期的唯科学语境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正确、高明、有效,具有很大的正的意义。在这种语境中,科学实际上具有神的意味。不妨对两种说法进行一下语义分析。一是“科学的殿堂”,这种说法其实很明确了,科学是我们供在殿堂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需要仰视。科学可以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但是不能成为质疑的对象,贬低的对象。另一种叫“规律的惩罚”。比如一个人炼了什么功,相信自己可以飞,于是从八楼窗口飞出去,于是摔成了肉饼。这是我们会说,因为他“不相信”科学,所以遭到了科学规律——在这里是落体定律——的惩罚。但是,科学靠什么实施这种惩罚?如果跳下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玻璃杯,这只玻璃杯摔成了碎渣是否也是遭到了落体定律的惩罚呢?另外,科学为什么要对人实行惩罚,从这个说法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不相信”。如果以“不信”为理由实行惩罚,又与宗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这个拟人法中,规律(科学)实际上被拟成了具有人格力量的神。这就是唯科学语境中科学的形象。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许多人是以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的。樊洪业戏称不妨把“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改称“高级精神科学研讨会”,其实暗有深意。因为我们需要一种高级的精神,而这种高级的精神就是科学。而科学为什么高级,因为它是神。仿照樊先生的做法,把科学精神的精去掉,就是一个科学神。而科学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的精华,可以简称科学神经。倡导科学精神,就是要给我们的科学神开一次光,给我们的社会按上一根科学神经。当然,后面这几句话是文字游戏,我只是开玩笑。但是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我这样开玩笑,他们会认为我亵渎科学,这有证明了科学的所具有的神性。
  事实上,科学的神性早就遭到了亵渎,亵渎它的是那些打着科学招牌的人。几乎所有想要证明自己正确、高明、有效的东西都曾打过科学的招牌。比如某某神功、比如某某营养液体,我甚至还吃过一个科学烤鸡,号称用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结合而成,包装纸上赫然印着含各种氨基酸成分多少多少。这时,回想我以前谈的科学精神,就有了某种警惕。我是否在假科学之名宣扬某种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宽容是好东西,所以我就证明科学具有宽容精神。这样,别人是否也可以把他喜欢的东西在科学中论证出来呢?比如方舟子就强调科学精神一点儿都不宽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决不宽容错的。为什么我不可以直接倡导宽容呢?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我们倡导科学精神,而且,在科学依然保持着语境中的地位,我也不反对通过科学来倡导宽容、民主,提倡说真话,求实证。我只不过是想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忍不住不说而已。

 

  把问题重新审视一遍,竟发现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感到是因为缺少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倡导科学精神,却发现,单单提出科学精神并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精神问题呢?王一方最近说,科学的殿堂也有旁门。给科学的殿堂开一个旁门,是对科学神性的一种消解。只不过他的消解办法比较温和。换上我,开什么旁门,直接把殿堂全拆了才对。
  我想这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