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发展嬗变及启示

 曲铁华 

    在中国教育史上,科学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经过了长期的教育与科学相脱离的古代,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之风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教育和科学才又结合起来。在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变革的百多年历史中,科学教育作为变革的需要,参与并促进了这种变革。科学教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有利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正确地实施素质教育和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中国科学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

一、明末清初的科学教育启蒙思想

    明中叶开始,西方的科学文化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碰撞融合,促进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在继续历史上实学传统的同时,放眼看世界,吸收西学中的精华,反思传统教育,提出了教育理论的新观念。

    西学东渐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传统学术以外的自然科学知识,并由此引起对中国传统教育和科学模式的深思,从而提出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学方法、考试制度的设计以及新型学校的构想诸方面,皆提出了颇富新意的见解。

    (一)教育内容的重新构建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内容的新范式: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他认为数学是所有实用科学的基础,而数学的发展是其他科学发展的前提。数学还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

    (二)建立新式学校的构想

    在中国传统学校的教学内容、方法、人才观等不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情况下,颜元、梅文鼎等提出了建立新式学校的构想。梅文鼎认为要培养科学人才,就需要通过学校这一途径。因此,他将数学、天文学与《四书》、《五经》并举为学校的课程,使之作为一门不依附于儒家经典而独立存在的科学传授给学生。他所构想的新式学校,不仅是教学的场所,还要成为科学研究的机构。

    (三)教学方法的更新

    在科学教育启蒙思想中,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必然要引起教学方法的更新:要求吸收古今中外的科学文化精粹,重视科学实验,以实践为知识的检验标准;更要求重理性思辨,重逻辑推理,由已知推出未知。因此,重实验、实践的治学方法运用于教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教育)中,直观性教学原则也非常受重视。

    (四)“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是造成中国古代科学与教育脱节的重要原由,启蒙思想家将自然科学引入教育内容中,必然要求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陆世仪提出了“试以实事”的考试制度。“试以实事”是指选拔人才的考试,必须考核其实际能力,选拔有真才实学者。黄宗羲则认为学校教育内容中包括各项科学,这样的教育内容,便决定了考试制度中不能只限于科举。总之,这一时期出现的科学教育思想向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以其反传统、批判程朱理学和崇尚自然科学为特色,孕育了近代民主思想和近代教育理论,为科学教育在洋务运动中付诸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

    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主要方面,洋务派提出“兴西学”,提倡“新教育”,培养洋务人才等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科学技术教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一)开设各类新式学堂,建立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科技教育实体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十分重视开设各类洋务学堂,其中主要有外国语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

    1.外国语学堂。较为著名的有: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等。值得一提的是同文馆的教学内容,除英、法、俄、德、日等国语言文字外,1866年鉴于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本国军事武器创造的需要,加设了算学馆,将西方近代某些自然科学列入课程,包括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万国公法等课程。

    外国语学堂作为中国近代仿照资本主义教育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打破了中国两千年封建教育的模式。尤其同文馆的建立,改变了以文为主的传统教育内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始列为正式课程。由于科学知识的传播,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使人们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也冲击了科举制度,出现了科学渗入科举的思想和举动。

    2.工业技术学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上海机器学堂(1865年)等。福州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和后学堂进行教学,前学堂设造船、设计两科,主要讲授轮船制造技术,开设课程有法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机械制图和机械操作等。后学堂设驾驶、管轮(轮机)两科,主要讲授驾驶轮船技术,所开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天文地理和航行理论、磁学、光学、热学等。

    3.军事学堂。主要有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等。军事学堂开设课程有:英文、算学、地舆图说、几何原本、代数、测量天象、重学、化学等课程。

    洋务派创办的洋学堂,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纳入其课程体系。使得西学东渐之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重新构建教育内容的主张,通过清政府的实施成为事实。洋务运动使得中国近代的科学教育迈出重要的一步。

    (二)雇佣洋人教习

    洋务派科学教育的另一方面体现是雇佣外籍学者、教师来中国从教或进行专业指导。在洋务教育和洋务企业开办初期,洋务派就提出了“雇洋人、习洋器、求洋法”的方针。

    以同文馆为例,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其他的教习如英文馆为英人包尔腾,法文馆为司墨灵等。课程扩充后,大部分学科由于中国无人能讲授,只好继续聘请洋教习。在洋务企业中,一些技术岗位也多聘请外籍人士,负责指导解决生产中的具体技术问题和向中国员匠传授有关的近代工业技术。他们给中国学生和员匠带来了西方近代的科学和工业技术,成为科学技术教育的实施者,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开展和实施。

    (三)翻译近代科学书籍,以便中国人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认识到翻译西书的重要性,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根本”,积极组织力量翻译西方近代科学及工业技术方面的书籍。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的工作。被翻译过来的书籍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气、博物、工艺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多数是与制造局“制器”有关的。

    (四)派遣留学生出国,开辟近代科学教育的新途径

    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洋务派“师彼长技”以图自强而采取的加强科技教育的主要措施之一。1872年始由容闳等人具体操作实施派遣留学生事宜,留学生主要是到美国、欧洲进行学习。留学生们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并把这些新知识带回祖国,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的留学教育的确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使中国在机械、造船、铁路、邮电、医学、采矿等专业有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批人才。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代表清政府的洋务派所提倡与具体操作的,并且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事实上,洋务教育自上而下的将西方近代科学纳入近代中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并且开办了新式学校,对科学教育的普及发展,对中国人民科学启蒙起着重大作用。

三、维新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

    这一时期的科学教育是随变法运动而进一步发展的。

    (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十分重视“西学”的作用,主张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代替《四书》、《五经》一类的旧知识,这种观点无疑是对传统教育的挑战。郑观应曾说:“时文不废,则时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而移于重西学。”(《盛世危言》卷一,《西学》)“西学”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改良主义者在主张学习“西学”的同时,还提出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现代形式的学校系统。主张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建立新式学堂。郑观应设想新式学堂分为文、武学堂,大、中、小三级。同时,他们主张改革科举,提出将“西学”列入考试内容。

    总之,改良主义者主张学以致用,扩大学习“西学”的范围,把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教育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尤其是改良主义者提出改革科举,将“西学”列入考试内容的观点,对于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维新变法时期的科学教育

    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育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维新派把办学堂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手段。他们创办的学堂较著名的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在维新变法时期,还开办了我国第一个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大学堂对中西学并重,课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包括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共十几种门类。

    在积极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同时,又将各省、府、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科学教育的范围由于新式学校的广泛开设而扩大。并且由于京师大学堂的设立,科学教育的内容向高深发展,较洋务学堂只限于技术的学习和传授,而对各种理论、学问从略、从简的情形更加进步。

    2.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变法期间,八股取士的制度废除了。为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事的变化,改试时事策略,并开设经济特科,议设法律、财政、物理等各专门科。早期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将“西学”列入考试内容,以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主张在这时得以实现。“西学”被列入考试内容,改变了衡量人才的标准,大大地促进了科学教育的传播和发展。

    (三)变法失败后的“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包括教育方面的改革,主要有:

    1.建立新式学校体系。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学校系统,将学校分为三段七级。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章程规定的各段各级学校课程中,自然科学内容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学生年龄提高,进入更高一阶段的学校,科学教育的内容增加了,程度也加深了。

    2.废除科举制。一直阻碍科学教育发展的科举制终于1905年8月被废除了。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在新教育制度下,学校得到了发展,科学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得到迅速发展。

    总之,维新运动时期的科学教育是和维新派的变法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维新派极力提倡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内的“西学”,并且认识到了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把自然科学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政治学说作为他们实施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维新派还朦胧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改变政治体制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在维新运动期间实施的一些教育改革,如开设学堂、改革科举等,都促进了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四、五四时期的科学教育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科学的时期,科学教育随着民主、科学思潮的发展得到很大发展,表现在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和大学科学教育的发展。

    (一)科学教育思潮

    科学教育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思潮,其基本主张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也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与任鸿隽及其主持的科学社有密切关系。他是近代自然科学家,他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形成了许多有关科学教育的精辟见解。任鸿隽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特别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提倡扩大科学研究的范围,强调物质科学的研究,将科学与教育相联系,主张把科学引入学校教育内容。他不仅重视科学内容的传输与培养,尤其重视科学的方法与态度的培养。他认为科学包括内容与方法两方面,两者都应武装、运用于社会一切部门及所有领域。他强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及科学精神是与教育直接联系的。“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1]这是任鸿隽科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任鸿隽将“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结合起来,以培养既有科学知识,又有科学精神与智能的人才,这成为科学教育思潮的基本内涵。

    任鸿隽在从事科学教育,阐述其教育思想的同时,还主持中国科学社的工作。中国科学社是近代著名的学术团体和教育团体,于1914年6月成立,其主旨是“传播科学知识,促进实业发展”。这是中国近代科学家创办的第一个科学教育组织,它的宗旨是为科学增长和工业进步,传播科学精神。可以说,正是在任鸿隽和中国科学社的影响下,科学教育才形成一种思潮,并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前夕,科学教育思潮达到鼎盛时期,对科学教育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形成教育思想界的普遍性意识。这一时期对科学教育思潮起重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他们从不同角度对科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首先,主张尊重客观事物,尊重理性,探索科学规律,发扬科学精神,反对想象与武断。其次,提倡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胡适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方法论原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在思想启蒙中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深化了科学教育思潮的内涵。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可以直接应用于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这在科学教育思潮的演变与发展中是一大进步。

    科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对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教学改革及实验等均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第一,重视并着手于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教育研究人才。第二,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科学教育思潮倡导用实验、测量等科学方法研究各种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第三,推进教育改革的进行。在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教学制度的改革不断发展。

    (二)大学科学教育的发展

    科学教育,特别是大学科学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基础。翻开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史,科学的每一次飞跃或革命,无不与大学科学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到五四运动时期,大学已得到不断进步,科学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

    1912年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还对学生入学、毕业、学位等重要事项作出规定。至此,我国大学体制已基本确立,与大学联系密切的科学教育也随着大学体制的形成而不断进步。一批大学不断发展壮大,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由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重大改革。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即科学的机关。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大学的课程改革思想,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二是“文理通融”。学与术,也就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蔡元培认为应用科学必须以基础科学为基础,而基础科学则必须通过应用科学才能应用于实际。而高等教育强调基础科学的重要作用,促进学与术共同进步。比较之下,他认为学重于术,但两者不可偏废,应“两者并进始可”。

    关于“文理通融”,蔡元培认为大学学科,不能单纯以文理来划分界限,他认为“文科的哲学,必植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蔡元培选集》第291页)。因此,他要求文科和理科互相渗透,互为补充。

    蔡元培在北大所进行的改革,遵循的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他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他认为要使科学真正繁荣,必须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吸纳各种学术流派,相互争鸣,共同发展。蔡元培一生关注科学技术,对于科学的巨大社会功能深有体会,他积极主张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提出大学的教学内容要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他希望尽快在中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让科学技术在中国国土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以此来拯救中国。蔡元培在北大所进行的改革促进了科学教育在北大的发展,并随着北京大学影响的日益扩大而发展。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我国大学的科学教育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比较低,这是因为:第一,中国近代长期落后,造成科学基础薄弱,人才匮乏,大学缺少从事科学教育的师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第二,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仍很深,要消除这种影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第三,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大学缺少必要的社会支持和适宜的社会环境。

五、国民政府时期的科学教育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这期间由于时局动荡,战争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中国教育只在缓慢地发展。但科学教育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国民政府对科学教育的作用也有一定认识,因此,科学教育仍有一定进步。

    (一)科学教育得到一定重视

    国民政府对科学教育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1927年6月教育行政委员会起草了《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共提出十二条内容:“……八、科学教育应特别注意。”1929年正式通过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指出:“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可见,国民政府对科学教育给予了极高的重视,把实施科学教育作为发展生产,以“裕国民生计”的重要手段,并作为养成“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重要途经。

    (二)高等教育继续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北京大学为代表,但北大的人文科学保持领先,而自然科学却有些逊色。这一时期利用美国庚子退款而兴办的清华大学后来居上。清华大学实验设备充实先进,图书资料丰富齐全。同时拥有一批在国外受过科研训练,学有所长的教师。清华的算学、物理、化学等系,被认为是当时国内这几方面学术研究的中心。30年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成就最多的学校应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于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在当时成绩很突出,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研究,周培源的流体历学研究,都有很大影响。但是,这一时期我国大学科学教育的水平还比较低,其原因与五四运动时期限制大学科学教育发展的原因相似。

    (三)科研机构逐步发展

    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研究机构多是依附于大学创办的。大学中最早设立的科学研究所是1926年交通大学建立的工业研究所。该研究所的宗旨是“为研究高深学术,促进科学及技术的实验而确立”。而中山大学科研组织的发展是最具特色和成果的。

    中大的两广地质调查所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组织地质系师生及科研人员多次共同开展野外及室内地质科研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农学院则是因地制宜,融教学、科研、生产于一体,使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培养一批农业专门人才,创造大量科研成果,为广东农林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它形成了良好的科学教育体制,即教学、科研、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体制。

    总之,这一时期科学教育有所发展,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并未真正对教育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且由于战争的关系,造成时局混乱,因此,科学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

六、启示

    我们研究历史、考察历史的目的是以史鉴今。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历史考察,给我们当前实施科学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教育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及对如何正确实施科学教育的认识。

    (一)正确认识科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由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发展过程看,从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带入中国到国民政府时期,对科学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

    近代启蒙思想家最先认识到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作用,提出将“西学”纳入教育内容体系,改革教育,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洋务派作为统治阶级,在经过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在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和武器制造等方面的优越性。因此,洋务派主张兴“西学”,要求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增添自然科学知识为教育内容,并将其主张付诸于教育实践,真正把科学技术纳入教育内容体系中,以维护统治,自强求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更是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他认为要救国,“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也就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在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学说去教育人民。所以,此后的中国教育,“在宜著意科学”,实现挽救国家命运的目的。蔡元培先生是“科学救国”的倡导者,他一生关注科学技术,曾明确指出:“现代文化,基于科学”,“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

    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对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必须依赖教育。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观点的争论,并不影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必须要发展科学、发展教育,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日中国,这依然是不可置疑的。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因为中国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没有起到传递、传播科学,创新、发展科学的作用。而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科学知识的拓展、传播和应用已成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唯一可依赖的、可不断拓展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为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时,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不能把依靠和发展科学技术与依靠和发展教育事业割裂开来,两者是紧密联系的。科教兴国的基础在于教育,它可以传递、传播和发展科学知识;而教育又是以科学为媒介、以科学为内容的活动。科学教育将科学和教育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时,一定要重视科学教育,通过实施科学教育,保证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二)正确实施科学教育

    对科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有了充分认识之后,还需要在教育实践中正确地实施科学教育。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发展的各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在实施科学教育上都是从以下几方面去着手进行的。

    1.构建科学教育内容体系。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从将近代科学技术纳入教育内容体系中开始的。徐光启提出了“以数学为宗、重经济物理”的教育内容构想;洋务派的科学教育内容遵循“中体西用”原则,侧重机械、军工、船舶等与洋务企业关系密切的实用性强的应用科学和技术;维新派将西方自然科学作为专门学与包括经学、物理的普通学并列为教育内容,这较“中体西用”的教育内容更进一步。由于各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不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科学教育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在今天构建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教育内容体系是时代的要求。在现代生产、现代科学、现代生活方式下,必然要以学科知识为中心来构建学校的课程体系,必须按每门学科逻辑来编写教材,确定科学教育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学科知识系统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体系,构建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内容体系,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学会求知等。这种以生活生存为目标所构成的教育内容体系,学生也可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但缺少相应的理论基础,会削弱对系统科学知识的掌握。所以,要对素质教育及科学素质有正确的认识,再对症下药,进行改革,在教育这个重要问题上不能有形式主义。所以在构建科学教育内容体系上必须讲求科学性。

    2.改革教育教学方法。为实现科学教育的作用,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在构建科学教育内容的同时,还要采取适合的教育教学方法,才能提高科学教育的质量。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重理性思辨、重逻辑推理、重科学实验等。在当前的科学教育中,对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要针对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结合西方人思维方式中的优点,针对科学知识的特点,采取那些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教育教学方法,将理性思辨与直观教学结合起来,将逻辑推理与科学实证结合起来。更重要的一点是建立科学的方法论,用以指导科学教育。

    3.改革考试方法。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是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科举制也是阻碍科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成为科学教育所要改革的重要对象,并最终被历史淘汰。当前的考试制度中同样存在不适合科学教育发展的方面,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科学教育的发展。在调整改革考试方法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要使考试能准确、客观地评价教育质量;第二,要能选拔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材,能选拔到英才;第三,考试要能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建立完善的科学教育体制

    科学教育的发展进步需要由完善的体制来保障。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发展缺乏的正是体制上的保障和促进,因而发展缓慢。从国家方面来讲,科学教育只为维护政权、维护统治服务,没有制定一个完善的保护和促进机制。从科学教育本身方面来看,也缺乏一种内在发展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的产学研一体的科学教育体制,虽然并不完善,在当时却是先进的。因此,在发展科学教育的同时,要建立两个层次的完善体制,以保障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首先,国家从宏观调控视角要在体制上将科学和教育联系起来。教育与科学的结合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科学教育的必然要求。我国由于受体制关系的影响,教育与科学各自为政的局面依然存在,制约了教育与科技的协同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必须依据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目的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党的十五大强调教育体制与科技体制改革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以实现教育与科学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完美结合,共同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因此建立宏观的科学教育体制,促进科学教育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完善产学研一体的微观的科学教育体制。科技、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是现代化生产的基本特征。科学教育本身不能脱离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实践,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教育可以为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也可以发展、传播、传递科研成果;生产企业将科研成果投入生产,取得经济效益,反馈给教育和科研机构,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科学教育发展,促进经济进步。

    总之,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内在联系决定于生产力的要求,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二者结合的程度越高。现代科学教育是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价值的催化剂,只有教育与科技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更大的生产力,,这正是科学教育的精髓。

[参考文献]

[1]任鸿隽. 科学与教育[J]. 科学,1915,1(12):15

[2]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J]. 北京大学月刊,1919,1(1):1-2 

[作者简介]曲铁华(1962-) 女,辽宁铁岭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王健(1972-) 女,吉林公主岭市人,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硕士。

摘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