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研究 掌握生命的秘密

 "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据认为很可能会增加 人类的快乐和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 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
                      --罗素
  同"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一道,被并称为 自然科学史"三大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随着人类基因组排 序的日渐完成,仿佛一下子闯进了人们的视线,也越来越受到媒体的 关注。(本报6月5日《科技周刊》对这项计划以及中国科学家在其中 作出的贡献作了详尽的报道。)近日,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数十位国 内科学家鼎力完成的《解码生命--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 一书,从不同专业的角度,对人类基因组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讨论。 其中,基因工程将会给人类未来带来哪些方面的冲击,引起了我们的 兴趣。为此,记者分别采访了国家科技部"973"项目"疾病基因组学" 专家组成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方福德教授和中国人类基因组伦理法律 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邱仁宗研究员, 请他们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各自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看 法。
  记者:有报道称,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接近完成,意味着破译人 类密码的竞赛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是这样吗?
  方福德:并不是这样的。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完成,仅仅是人类基 因组研究的开始。它的生物学意义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即使对专业 人员来说,人类基因组序列也还是一部"天书"。目前,人类对这部 "天书"里到底有多少基因,这些基因是按照什么形式排列的,知之 甚少。要想了解人类基因的全部功能,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但有 一点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里,知识的积累会越来越快。
  
    基因作用不应神化   记者:我在一些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描述:未来每个人的基因组图 谱可能会被录制在一张光盘上,医生通过这张光盘,就能预测到你在 什么时候会得什么病。是这样吗?
  方福德: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预测呢: 人是变化的,环境也是变化的。但是通过这张光盘,会大体了解你的 遗传背景,比如某些基因在某些位置上可能有突变,对某些疾病易感, 可以提醒你注意相关食物的摄取、对工作环境的选择等等,从而对疾 病作一些预防。
  记者:对于基因治疗,各种报道不尽相同,有的说已经开始了, 有的则引述专家的话认为前景渺茫。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方福德:所谓基因治疗,是指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达到医学治 疗和预防的目的。就总体水平而言,基因治疗目前还没有达到临床应 用阶段,个别的方案在临床上有过使用。有的科学家认为,到2020年, 基因治疗可以在临床上使用,到2080年,可以在临床上作为常规的治 疗;而有的科学家则认为,到2040年,就可以称为常规治疗。作这样 的预测是很困难的。我个人估计,再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很多基因的 功能就会比较清楚了。另外,基因工程的特点是,清楚了一个基因的 功能,就有应用价值。当然全部基因的功能都清楚了,使用起来就会 更有目的性。
  记者:对于基因功能的研究正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几乎每隔几天, 就会有这方面的相关报道。人们也开始习惯于将身边发生的事情同基 因联系起来,比如,美国小肯尼迪驾机遇难后,有的科学家认为,是 "冒险基因"导致了肯尼迪家族"事故频发";而近来,又有科学家 发现了"自杀基因",甚至宣称:有"自杀基因"并不意味着一定会 自杀,但自杀者一定带有"自杀基因"。是这样吗?
  方福德:这涉及到生物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人类基因组的创 始人杜贝克提出:DNA就是真理,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与DNA序列有关。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所有行为都有遗传学基础,但是我们绝不 能一谈基因,就把基因的作用扩大化、神化,绝对不能搞基因决定论。 人的健康、人的行为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遗传因素,一个 是环境因素。所谓遗传因素,说到底,就是基因。所有人的思想和身 体的状况,都是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的功能是多种多样 的,我想,冒险基因也好、自杀基因也好,还有别的什么基因,都是 有可能存在的。
  邱仁宗:玻璃杯是易碎的,但只有当它掉到硬地上才会被摔碎。 基因只有通过同环境进行复杂的相互作用,才会表达出来。同时,我 认为,对于人的智力、行为、性格而言,基因不是决定性的。我不同 意"自杀者一定带有'自杀基因'"的说法。基因同疾病的联系相对 密切一些,而同人的行为的关系则更加间接了,比如,有的基因可能 容易导致抑郁症,而自杀可能与抑郁症有关。
  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后,有些人生物决定论的倾向很厉害。他 们认为,社会现象都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生物决定论或基因决定 论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人类是不平等的,人类天生就是有优有劣,这 是环境无法改变的。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曾导致了从本世纪 初开始的所谓"优生"运动:许多北美和欧洲国家制定法律,那些被 认为智力低下的人、犯罪的人要绝育,以改良人种,这一运动的顶点 就是希特勒的"优生论"。希特勒对人类的屠杀不是从犹太人,而是 从对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认为残疾人就是"劣生",浪费国家资源, 因此第一步是绝育,第二步是安乐死。随后屠刀指向了吉卜赛人和犹 太人。什么是劣生?有残疾就一定是劣生么?很多残疾人都非常优秀, 比如霍金,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病人"概念更难判断   记者:随着基因工程的发展,人们对"什么是病人"的看法是否 也会发生变化?
  邱仁宗:实际上,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很难判断的。对此,大致有 三种"说法":第一、没有发病症状就不是病人。但很多人认为,有 了症状才算病人,这对医学的要求太低了。因此,有人认为,疾病就 是偏离了物种的正常的标准,比如说视力,正常人能看清楚多少米之 外的物体,如果看不到就是近视,看得更远就是远视。但是,这个观 点并没有解决衡量标准的问题。比如说,随着近视的人越来越多,那 么"标准"是不是应该随之改变?第三种意见认为,疾病是一个文化 的范畴,不是单纯的科学概念,同意识形态有关系。比如,有的美国 科学家就举例子,说在蓄奴制时期,当时有些人就认为一些黑人有 "游荡症",实际上,这是由于这些黑人不堪忍受对他们的歧视和剥 削的一种反应。而相反,有些人则把精神病患者视为能够"通天"的 人。但这同样没有回答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是否有疾病,是一 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
  记者:哲学的争论也许还会继续,但是普通人对于疾病的看法则 简单得多。
  邱仁宗:的确,对于疾病的判断,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基因有缺 陷的人,就有可能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因此, 在国际伦理学方面,我们用很大的力量去反对把基因检查结果告诉给 雇主、保险公司、没有关系的人,而只能告诉他的直系亲属。甚至有 人认为,基因检查结果,谁都不能告诉,这只是被检查者个人的事情, 告诉任何人都必须经过本人的同意。
  近期在某城市,个人电话是否应自动刊登在城市电话簿上引起了 争论。有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信息越来越重要,因此个人 要放弃隐私。而我的看法与此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隐私就越 来越重要,因为隐私的泄露,将使人们遭到更加严重的侵害。
  
    基因歧视令人担忧   方福德: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人 身上都带着或多或少的某些基因的缺陷,对每个人来说,发病的机率 都是一样的。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基因组的框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是一样的,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有差异呢,就是因为在基因上有一些细 微差异。因此,对待基因,不应该有人种的歧视、民族的歧视或人与 人之间的歧视。
  记者:但是人们担心,在未来的社会,有钱人会不会利用自己在 财富上的优势,对自己的基因进行改善,从而导致人与人在"身体上" 的不平等,进而产生歧视?
  方福德:是的,基因工程在伦理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 能导致社会不公:有钱人可能享受基因工程带来的最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而没钱的人则做不到。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学者来加以研究 和解决。当然,我个人认为,要求社会绝对公平也是不可能的。试想, 如果不让一些人优先享受这样的新技术,这项技术也可能不会发展。 因为基因技术的研究,首先需要投入,其中可能包含有某个人、私人 公司甚至病人的贡献。有贡献的人优先获利,这也是合理的。我们所 能做的,是防止这种社会不公的扩大化。我想,基因治疗同普通的治 疗手段,在大的方面是一样的,只是作为高技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因此从立法的角度,根据其特殊性,制定一些特殊的条款来进行限制, 是可以做到相对公平的。
  邱仁宗:其实,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公,在很多时候都存在。 比如"代理母亲",在许多国家,谁做"代理母亲"?穷人。谁利用 "代理母亲"?有钱人。我估计,生物工程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将使 人们对这种技术的运用产生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基因的"好"与"坏"有时很难区分, 比如,研究人员已经发现,有一种基因会使人得上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但同时,这种基因又会对恶性疟疾有预防作用,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恶性疟疾会导致人的死亡,比贫血症更加可怕。
  
    基因治疗走向何方   记者:对于基因治疗,通行的看法是:体细胞的基因治疗和预防 是允许的,因为尚没有根据认为它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生殖系基因治 疗和预防在原则上也可以允许,但基因改变会遗传给未来后代,因此 必须慎重;而非医学意义上的基因增强或基因治疗的非医学使用,则 应当被禁止的。
  邱仁宗:关于增强,如果是增强人类预防疾病的能力,是可以的。 而对于非医学的目的,比如说改变容貌、高矮、头发的颜色等等,则 应另当别论。基因治疗有一个过程,体细胞的基因治疗成熟了,再考 虑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然后再是预防,这之后有人可能就会考虑到 非医学的目的。我们现在所作出的判断是基于目前科学进展情况,过 几十年后会怎么样,很难说。
  方福德:我认为性细胞的基因治疗问题,势在必行。如果说前 10年讨论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的话,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是时候了。 科学进展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以前,我们对于性细胞本身的一些发育 特点、对性细胞的遗传操作技术还不成熟。但现在,人类对这些问题 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积累,技术上也慢慢地成熟起来了,我认为, 现在考虑性细胞的基因治疗已经是时候了。
  记者:上面我们谈到了,有些容易导致某种疾病的基因,可能对 其他疾病有抵御作用,但是在我们并不知道它全部的功能时,利用基 因技术消灭了这些看似"有害"的基因,那么,在未来,会不会有新 的疾病出现让人类蒙受一场灾难?
  邱仁宗:这是完全可能的,同样,令人担心的是,基因治疗会不 会减少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梵高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病,假设, 如果我们在梵高还未出生时就发现他有容易导致精神病的基因,而将 他流产,就不会有梵高了;如果梵高出生后作了基因治疗,那么,基 因治疗后的梵高也许会考大学、上研究生,但他还是那个取得了非凡 的绘画成就的梵高吗?
  方福德:这里有一个尺度的问题。现在探讨的性细胞的基因治疗, 决不能在人体上试验,要经过很多步骤和程序才能发展到用于人类的 临床试验。
  记者:但是即便所有的试验都证明无害了,人们也许仍然会对科 学家的判断心存疑虑。
  方福德:这就是潜在的负面效应和现实的负面效应之间的关系。 应该允许科学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不探索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实际上, 某项基因治疗的危险性有多大,这是完全可以进行科学评估的。至于 治疗会不会在几十年以后产生影响,其潜在的危险性需要一个长时间 的观察过程。其实,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存在这样的危险性。这就 需要权衡利弊。我们现在的基因治疗,不是采用一种"优先原则", 而是一种"优后原则",因为我们现在对基因治疗不能做到完全有把 握,因此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到目前为止,在世界上用各种方法都治不 好的疾病,比如癌症晚期。反之,如果对一个健康的人进行基因预防 或是基因增强,则要更慎重地考虑,稍有一点潜在的危险,副作用的 症状就可能在今后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对此类基因治疗要加以限制 的原因。
  
    伦理研究亟待跟上   邱仁宗:20世纪人类有了两大成就:一个是进入了原子核、一个 是进入了细胞核。生物工程对人类是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对于原子核 的研究,一开始不存在伦理方面的问题,只有将其应用,才会碰到伦 理学的问题,而遗传学研究从一开始的研究采样,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对其后果的研究还显得很不充分。
  记者:我记得,一位国外的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所有过去人 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今都已被征服。难道这次真的有什么 不一样吗?或者我们是不是又一次过高估计了技术的危害,同时又低 估了人们应付困难的能力,因而使自己落入了判断错误的陷阱呢?"

  邱仁宗:人类的确征服了很多挑战,但是人类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工业革命在带来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使人们牺牲了多少环境和健康? 我们并不反对科技突破带来的社会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希望将这 种变化带来的副作用、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记者:您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该如何入手呢?
  邱仁宗:首先,应该在每一个有关遗传、基因、基因治疗的研究 费用项目中,拨出一定比例,用于相关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的研究; 第二步,在相应的研究机构里,设立伦理委员会应该制度化,由委员 会定期审查各项研究进展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然后作出相应规 定,而这个委员会必须在各个层次的机构里都有,包括研究所、科学 院和有关的部委,比如科技部、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
  记者: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类发展创造了动力,但有时,它也为 人类制造更大的悲剧提供了条件,近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 并不少见。
  邱仁宗:如果我们拿足球赛做一个比方,科学如同才华横溢的球 员,而伦理学则是场上的裁判,激情四射可能会导致足球场上出现一 些过火的举动,这时就需要通过规则来进行规范。当然,如果规则限 制了天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规则本身也应该进行修改和调整。
  方福德:科学探索无禁区,但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明确:科 学技术必须最终造福于人类,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脱离。否则,基因工 程也可能做坏事,科学家有义务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制止这样的事 情发生。

    《光明日报》2000年0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