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

向基因的分子水平进军

 DNA是一个双螺旋
  用X光衍法研究DNA
  DNA分子的双螺旋模型

信息学派
    德尔布吕克
    卢里亚
    薛定锷

 DNA分子复制
  半保留复制方式
  PCR在试管中复制DNA

生化学派
    研究黑尿症的先驱
    比德尔
    果蝇眼色的生化遗传学

中心法则

“一个基因一种酶”
  结构学派

 遗传密码的阐明
  遗传密码子是三联体
  遗传密码的解读

 “死菌复活”之谜

中心法则的补充和发展

基因工程

 DNA改变了细菌的遗传
  艾弗里的发现
  赫希和蔡斯的噬菌体实验

向基因的分子水平进军

  摩尔根及其弟子们将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基因研究发展到细胞学水平之后,遗传学面临的历史任务便是解决“基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了。摩尔根在他的经典著作《基因论》中,就已经提出“基因是某种化学实体”的猜测。摩尔根及其弟子尤其是缪勒(H·J·Muller)相信,基因是某种化学分子,基因是通过化学过程而起作用的。他们进而认为,经典的物理学和化学方法最终能说明生命现象。
  
  研究基因的化学本质,单靠遗传学的力量已经不够,需要有生物化学家与物理学家的加盟。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从不同方向朝基因的分子水平进军,在分子遗传学的酝酿时期形成了三大学派:信息学派、生化学派和结构学派。

德尔布吕克

  德尔布吕克(M·Delbrück)是信息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德尔布吕克曾经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N·Bohr)的研究生。1932年,玻尔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光疗会议上发表了《光和生命》的著名演讲,应用物理学的概念来解释生命现象。在当时,人们很难理解玻尔这些科学思想的意义,一些听讲的生物学家甚至不知所云。然而,玻尔以一种天才的直觉能力,借助于量子力学的范例,预感到在生物学中将有某些新的发现。这无疑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并向当时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了挑战。
  
  德尔布吕克受到这个著名演讲的启发,使他“对于广阔的生物学领域将揭示的前景充满了热忱,并准备迎接挑战”,转而研究生物学,“选择了一条把遗传学与物理学结合在一起的道路。”1935年,德尔布吕克与前苏联遗传学家梯莫菲也夫-雷索夫斯基(Timofeeff-Ressovsky)和物理学家齐默尔(K·G·Zimmer)合作,应用物理学概念研究果蝇的X射线诱变现象,建立了一个突变的量子模型。他们三人共同署名的论文题为《关于基因突变和基因结构的性质》,刊登在德国哥廷根的科学协会通讯上,这篇论文代表了德尔布吕克的早期生物学思想,可以认为是量子遗传学的最早端倪。1937年,德尔布吕克带着洛氏基金的资助,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世界的遗传学中心。在加州理工学院,德尔布吕克与摩尔根及其弟子们过从甚密。他犹豫不决地接受了基因作为“分子”的看法,但同时坚持,这种“分子”决不是处于随机碰撞和化学平衡中的分子,细胞中的化学反应是高度专一的,各个反应彼此常常保持独立。尤其重要的是,基因仅以一个或两个副本存在,它不可能是满足一般化学平衡所需的大量分子,而且基因代代相传,在结构上异常稳定,抵御着不确定性的降解。这一切对于物理和化学来说是反常的。在德尔布吕克这些独创性的想法中,看不到玻尔互补原理或统计决定论思想的痕迹;相反,却看到了生命的确定性和因果性。
  
  德尔布吕克想采用最简单的生物来探讨“基因的化学本质是什么”的问题。然而,摩尔根研究的果蝇使他感到一筹莫展,果蝇过于复杂而不适应于物理学家惯有的简单性思维。1938年,一种寄生于大肠杆菌(生活在人体或动物大肠中的一种细菌)中的小小病毒——噬菌体,闯入了德尔布吕克的生活。德尔布吕克与噬菌体可谓“一见钟情”,噬菌体碰上了德尔布吕克经过长期物理学方法论训练的有准备的头脑。噬菌体在分子生物学中的地位,犹如氢原子在玻尔量子力学模型中的地位,氢原子只有一个核外电子和一个核内质子。用噬菌体作生物学研究材料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它易于繁殖,在半小时内,就能依赖一个细菌细胞繁殖出数百个子代噬菌体;在培养基中,因为它们分解细菌而出现透明的噬菌斑,因而易于计数;噬菌体只含有蛋白质外壳和核酸内含物两种生物大分子,结构异常简单——氢原子结构与噬菌体结构惊人的可比性以及在玻尔和德尔布吕克师徒两人开创性成就中的作用之类似,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噬菌体的特性符合德尔吕布克的想法:“在每一个有机体中,所发现的许多高度复杂和特殊的分子,其起源有一个极大的简单性”。德尔布吕克与另一位生物学家爱利斯一道发展了研究噬菌体的方法以及分析实验结果的数学方法,但这里并没有开创性的发现,开创性的发现期待着另一位英雄的到来。

卢里亚

  这另一位英雄就是萨尔瓦多·爱德华·卢里亚(Salvador·Edward·Luria)。卢里亚是一位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分子遗传学家,1912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一个犹太中产阶段家庭。他在都灵大学的医学院完成大学学业,1937年去罗马师从当时意大利的物理学新星费米(Fermi),希望通过生物物理学走向生物遗传学,结果却因微生物家瑞塔(Rita)而“结识”了噬菌体。1938年,卢里亚到巴黎,做了一段时间的噬菌体研究工作。1940年巴黎沦陷后,卢里亚来到美国。1943年1月,卢里亚前往布鲁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在一次著名的教师舞会上,他想到了如何证明细菌基因的突变。不久,他便与德尔布吕克合作发表了著名的“卢里亚-德尔布吕克波动试验”。这是信息学派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卢里亚的第二项发现是X射线“致死”噬菌体的重组修复。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在合作中,发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一些被X射线操作致死的噬菌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又奇迹般地复活了。1946年,卢里亚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种致死噬菌体复活必须同时有两个或多个存在才能成功,原来这两个或多个噬菌体仍能感染细胞并在细胞中进行重组(即交换了部分基因),重组的结果得到了一个具有破坏细菌功能的“活”噬菌体。打个比方说,两根在不同部位破损的竹杆,若分别把好的部位截下并拼接起来可以得到一根没有破损的竹杆。卢里亚关于噬菌体重组现象的发现第一次表明,噬菌体也是有基因的,因为重组也是基因的行为特征之一。
  
  卢里亚的第三项成就是细胞基因限制/修饰现象的发现,那是另一次偶发事件。1952年,他得到了一种特别的突变菌,噬菌体可以感染并杀死它,但并不释放出噬菌体来,卢里亚一直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一天,卢里亚不小心将装有被噬菌体感染的大肠杆菌的试管打碎了——卢里亚的动手实验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到隔壁借来了痢疾杆菌(志贺氏菌),他认为结果应该大致相同。结果被感染的痢疾杆菌释放出了噬菌体。这一结果使卢里亚感到既迷惑又兴奋,后来秘密揭开了:噬菌体在突变菌中被修饰了而不能生长,只有到其它菌种上才能繁殖。亚伯(W·Arber)等人于70年代在分子水平上解开了这一谜团:细菌的酶对于入侵噬菌体DNA发生作用,将其切成小片段。而这些DNA被特殊修饰“标记”后就不会被切割了。亚伯找到了这种切割的酶,叫做限制性内切酶,它能识别DNA顺序上特定的DNA位置并在这个地方切割。这种酶后来被广泛地使用于基因工程中,亚伯因此荣获了1978年度诺贝尔奖。
  
  德尔布吕克与卢里亚的重要贡献是证明了噬菌体和细菌都有基因,以及选取了一种恰当的生物学研究材料,从而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奠思崾档幕 5露悸揽撕吐镅怯?969年荣获诺贝尔奖。

薛定锷

  德尔布吕克早期工作中关于基因突变的量子模型,激发了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薛定锷对生命问题的兴趣,使他对于将物理学理论应用于生物学充满了乐观和希望。1943年,薛定锷应邀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作了题为“生命是什么?”的一系列演讲,讲稿于次年汇册出版,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薛定锷在《生命是什么?》(副标题为“活细胞的物理学观”)这本小册子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他的目的是希望探索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一个生命有机体的空间范围内,在空间和时间上发生的事件,如何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
  
  薛定锷在德尔布吕克的量子力学突变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德尔布吕克关于基因是生物大分子的思想。薛定锷还进一步指出,生物细胞内的遗传基因被一个“能障”保护着,外界因素如果要引起遗传物质发生突变,必须越过这一能障——一个量子化了的很高的能垒。高能辐射可以越过这一能垒,引起遗传基因中10个原子距离立方体内的“爆炸事件”,导致基因中的量子跃迁过程,从而成为突变基因。
  
  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薛定锷最先提出遗传密码传递的概念,并且认为这种密码贮存在“非周期性晶体”——具有亚显微结构的染色体纤丝中。薛定锷说,这种贮存着密码的非周期性晶体,正是生命的物质载体。这简直可以说是薛定锷对后来发现的遗传物质DNA特性的预言。一般的无生命物质的晶体,总是由一定的晶格结构周期性地重复排列而成。DNA分子中虽然也存在核苷酸单体排序的重复顺利,但主要的一级结构是“非周期性”的单一顺序(这里说的是DNA中核苷酸的排列顺序,而不是指DNA分子的空间构型),唯其如此,才能贮存大量的信息。
  
  薛定锷应用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等物理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的本质,最先提出负熵的概念及其与生物生长和进化的关系。他的“生物赖负熵为生”(或译“生物以负熵为食”)的名言,至今仍然脍灸人口。
  
  薛定锷的《生命是什么?》比玻尔的“光和生命”的演讲影响更大,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物理学家转向生物学的研究,DNA双螺旋模型的提出者克里克(F·H·Crick)就是其中之一。克里克曾经这评价:“对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薛定锷的小书似乎曾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其主要观点——生物学需要用化学键的稳定性和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一点,只有物理学家才会理解。这本书写得非常出色,分子的解释不仅是十分需要的,而且它们就在眼前。这就吸引了那些原先根本就不会进入生物学领域的人们。”
  
  本世纪40年代末期,诞生了控制论和信息论,导致人们应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概念来探讨遗传学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在这种气氛的刺激下,同时由于受到薛定锷关于遗传密码思想的启发,著名的美籍俄裔科普作家兼理论物理学家盖莫夫(G·Gamow)在1954年通过排列组合的计算,从理论上预言了遗传密码子是核苷酸的三联体。
  
  信息学派的先驱德尔布吕克与薛定锷都是物理学家,他们从物理学的观点来探索生命现象与遗传现象的本质,不仅为分子遗传学的诞生准备了前提,也开创了“生物物理遗传学”(Biophysical Genetics)的研究领域。

研究黑尿症的先驱

  1908年,英国医学生化学家伽罗德(A·Garrod)在伦敦皇家学会主办的克鲁尼安(Croonian)讲座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代谢的先天错误”的演讲;1909年他又就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伽罗德一共找到了四种代谢失调症,称为“代谢疾病”。他特别关注到其中一种“黑尿病”(病人的尿色发黑),他注意到一系列化学反应在某个地方被阻断了,尿黑酸不能沿正常的代谢途径转化为其它物质而排出体外,使尿呈现出黑色;阻断的原因是缺乏尿黑酸氧化酶。在著名遗传学家贝特森(William Bateson)的帮助下,他调查了这一病例的家史,发现它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1914年,伽罗德的一位合作者清楚地证明,所有正常人都能分离出这种氧化酶,而所有病人中却没有。
  
  伽罗德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代谢的障碍与基因(突变)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然而他的工作却被忽视达30年之久。如果说贝特森对伽罗德的工作没有产生太大的兴趣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终生反对把基因当作为具体的物质,反对把基因定位于染色体,更不用说化学分子上。可是,渴望了解基因化学本质的摩尔根学派也置若罔闻,就使这个问题成了千古之谜。
  
  下面的原因都可能影响经典遗传学家对伽罗德的理解:
  
  第一,伽罗德的研究工作没有与那些相信基因是分子的遗传学家们进行交流。在当时,会议、实验室之间的交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出版交往是学术交往的主要途径;伽罗德除了接触否认基因物质性的贝特森之外,几乎没有接触任何有影响的经典遗传学家。
  
  第二,伽罗德研究的选材是人,而经典遗传学家则倾向于果蝇、玉米或豌豆。
  
  第三,伽罗德的研究是一个生理过程,而经典遗传学家却研究明显可见的性状。
  
  第四,经典遗传学家已经把遗传学推向了细胞水平,而伽罗德没有关于细胞学(如染色体)的任何研究,甚至没有确定这些化学反应是发生在细胞内还是细胞间。
  
  第五,经典遗传学家设想化学过程过于复杂,认为基因对性状或功能的作用是通过一系列化学过程实现的,或者一个性状联系着多个基因,如上章提到的摩尔根的基因调控思想。伽罗德的一步化学反应就导致功能失调的概念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这一思想恰恰是复杂性的生命隐喻在经典遗传学家头脑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比德尔

  经典遗传学的语言系统与物理学语言系统似乎必须经历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找到一个合适的生长点,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时势造就了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这位生化学派的英雄。
  
  当经典遗传学的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比德尔还是内布拉斯加州农场的一位青年,1922年后,他到了内州大学,这时期他遇上了刚从康奈尔大学回来的凯姆(K·D·Keim)教授并担任其研究助理,从事小麦杂交的研究。当时,康奈尔大学以研究农作物的遗传学而闻名,是植物遗传学的中心,可以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摩尔根学派相媲美。在凯姆的坚持下,比德尔到了康奈尔大学,与麦克林托克一道种植玉米,他的课题是“决定玉米花粉不育的遗传机制”,这是一个十分难啃的世纪难题,其机理至今仍未完全弄清楚——幸好比德尔及时地离开了它。麦克林托克本人也放弃了这个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转而研究玉米染色体的行为,后来终于发现基因的跳跃性而荣获诺贝尔奖。
  
  1928年,全力以赴地在地里种植和收割玉米的比德尔,参加了由纽约植物园一名科学家多吉(B·O·Dodge)举办的讨论会,那时这位科学家正在用一种真菌——红色面包霉作遗传杂交实验,他观察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分离现象。比德尔猜测这可能与摩尔根的学生布里奇斯关于果蝇异型染色体交换(非同源染色体之间发生的基因交换)机制有关;在后来的研究中,比德尔并没有找到这两者间的确切联系,但红色面包霉却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摩尔根曾接受多吉的劝说,让他的一位研究生全力研究这种真菌,而他自己却没有给予太大的关注,这项研究也没有太大的发现——这是1931年的事情,比德尔正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作他的博士后,他同当时的摩尔根一样,似乎对红色面包霉没有太大的兴趣,正全力研究果蝇遗传学。

果蝇眼色的生化遗传学

  1933年,遗传学家伊弗雷斯(B·Ephrissi)获得洛氏基金的资助来到加州研究果蝇遗传学和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比德尔开始加盟这一行列,并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尝试。他们研究了果蝇成虫器官移植对性状发育的影响,并成功地将一只果蝇的眼睛移植到另一只果蝇身上,他们为此还在咖啡馆中庆祝一番。
  
  1935年,他们在巴黎继续着他们的研究,他们把一只果蝇眼色基因发生了突变的眼芽(发育成眼睛的原始细胞)移植到另一只眼色突变型的果蝇胚胎上,结果长出来的眼睛的眼色是野生型的。他们接着做了大量的突变体移植,令人困惑的结果使他们开始思索眼色的化学机制并由此更深入地思考遗传的化学机制。
  
  眼睛之所以能显现出颜色,乃是由于其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即色素,色素物质是体内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他们设想至少存在着两步化学反应,其中基因A控制物质a的生成,基因B控制物质b的生成,而a是b的前体物质,b又是野生型眼色的前体物质,过程是野生型眼色。他们一开始的突变体移植是把A突变而B完好的果蝇眼芽移植到A完好而B突变的果蝇胚胎上,两者刚好镶嵌互补为野生型。如果A和B均被破坏(突变),那么果蝇的眼睛就没有色素,表现为白眼。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提出基因如何实现这种控制的假说。

“一个基因一种酶”

  为什么比德尔和他的同事没有提出一种假说?恐怕与生命化学复杂性的隐喻不无关系,他们或许认为果蝇体内的化学反应过于复杂,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为时过早。
  
  于是,比德尔开始思索果蝇是否是生化遗传学研究的好材料的问题。比德尔回到美国以后,他处于与欧洲大陆十分不同的共同体中,他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微生物学家塔特姆(E·L·Tatum)。与塔特姆的巧遇使得比德尔蓦然想起了1928年偶然参加的那次红色面包霉研讨会,他们立即决定选取红色面色霉做实验。
  
  比德尔和塔特姆的基本实验设计是简单的。他们用辐射(如X射线或紫外线)照射正常红色面包霉孢子以提高其突变率(正常突变的突变率很低,选择所需突变体的时间很长)。由于大多数突变是有害的,所以可期望的许多孢子将不能在基本培养基上萌发;基本培养基只含有正常红色面包霉生存和生长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营养成分。这样就可以鉴别发生的孢子类型,把这些在基本培养基上不能生长的孢子接种到限制培养基上——添加了能够使特定突变体生长的物质,就可以选择特定的突变体。例如,某种突变体只能在含有维生素B的培养基上才能生长,这就说明该突变体中合成维生素B的代谢发生障碍。
  
  在鉴别了大量突变体之后,比德尔和塔特姆对它们一一作了遗传杂交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代谢障碍和基因分离有着直接的关系,代谢障碍可以看作是基因突变的结果。那个时代的生化知识已经揭示出酶对代谢过程中生化反应的控制作用,而且人们普遍相信蛋白质在生命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甚至连遗传物质也可能是蛋白质。因此,比德尔和塔特姆得出结论:基因突变引起酶的改变,一个基因控制着一个特定的酶。后来这一结论被说成更为简洁的格言:“一个基因一种酶”。
  
  红色面包霉在生化学派中的作用犹如噬菌体和大肠杆菌在信息学派中的作用。同先前用果蝇作实验材料相比,红色面包霉有着许多优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产生有性后代的世代时间较短,条件适宜时只需几天时间;(2)在实验室条件下易于生长和保存,在含有简单培养基的试管中就能生长;(3)由于找到了适当的方法(限制培养),从而使其代谢(生化)突变体容易鉴别;(4)成体阶段是单倍体(仅有一套染色体),这样就使得所有的突变基因都能表现出来,呈表现型,不存在所谓隐性突变。
  
  比德尔和塔特姆在1941年公布了他们的发现,不久就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与伽罗德相比,比德尔有着明显的能得到承认的背景。首先,他本人曾是经典遗传学共同体的成员,他对生化遗传学的思考得自于他长期的经典遗传学探索,他的研究是从玉米到果蝇然后到红色面包霉的。其次,他选择一种显而易见的材料,这种材料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当时信息学派也正在使用简单的噬菌体和大肠杆菌;重要的是,红色面包霉的“性状”是简单的代谢物质,而不是复杂的器官生理性质。在这里,生命隐喻(遗传性)与分子隐喻(酶)达到了完善的结合。

结构学派

  生化学派给基因的生物化学功能勾画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但在物理学家眼里,是结构决定着功能,对结构了解得越精细,则从其中推导出功能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准确性越高。这就是当时概念尚未十分明确但气氛却非常浓郁的还原论。
  
  结构学派的根据地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1937年,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爵士接替刚去世的卢瑟福,担任该室的第四任首席教授。劳伦斯·布拉格与他的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一起,应用X光衍射法研究晶体的结构,提出有名的布拉格公式。早在1915年当他25岁时,就与他的父亲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布拉格的领导之下,卡文迪什实验室聚集了一批从事蛋白质晶体学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贝纳尔(J.D.Bernal)、佩鲁兹(M.Perutz)和肯德鲁(J.Kendrew)等。
  
  一个蛋白质分子由一条到几条肽链组成。肽链是由许多不同氨基酸分子缩水而生成的长链。这些长链很清确地折叠起来,构成各种各样的形态,如近球状的、纤维状的,等等。这些折叠往往要经过好几次,犹如一个很长的弹簧或软发夹,必须进一步折叠才能放入工具箱或化妆盒一样。
  
  布拉格小组早初得出的蛋白质分子结构模型,是一个错误的模型。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把所有模型都做成了整数倍轴,即一个螺旋中包含着整数个氨基酸单位。这大概是毕达哥拉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数学家)主义的幽灵(数的隐喻的形而上学)在作怪。
  
  成功的模型却在美国产生了。泡林(L.Pauling)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最先将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键的研究,得出关于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共振论”,荣获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当时,他正领导着一个很有才华的研究小组,应用有机化学理论研究生命现象。泡林在构建蛋白质分子的结构模型时,并不试图让螺旋轴整数倍化,而是任其自然地折叠。按泡林模型,每螺旋包含3.6个氨基酸,这就是有名的蛋白质α螺旋模型。泡林把这一模型与当时已知的一些多肽链的X射线衍射图进行了比较,发现能很好地符合。他们的成果发表在1951年《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后来,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泡林α螺旋模型的正确性。
  
  两年之后,1953年,两位青年科学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应用类似的方法建立了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结构的有名的双螺旋模型。DNA作为基因的化学本质也已在1944年得到证明。这时候,信息学派、生化学派和结构学派开始合流,相互融合,终于将基因研究推向分子水平,推动了分子遗传学的诞生和发展。

“死菌复活”之谜

  1928年,英国医学微生物学家格里菲斯(F·Griffith)发现肺炎球菌的转化现象。肺炎球菌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菌体细胞外包有多糖荚膜从而可以致病的类型,许多这样的细菌集结在一起形成的菌落是光滑的(smooth),所以称作S型;另一类型不具荚膜也不致病,它的菌落是粗糙的(rough),称作R型。格列菲斯把加热杀死的S型与不能致病的R型细菌混和注入到小鼠体内,结果小鼠致病而死。将死鼠体内分离出的细菌进行体外培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S型活菌。难道S型致病菌复活了吗?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R型活菌或S型死菌分别注入小鼠体内,都不会致病,而两者混和注入却致病了。这一结果暗示S型死菌与R型活菌之间发生某种作用,从而使R型活菌转变为S型的,而且这种转变可以遗传(因为体外培养物中有大量S型活菌)
  
  这个实验也可以在体外进行。将S型死菌的无细胞提取物加入R型活菌的培养基中,也可检测出S型活菌。这里,S型细菌已不具备细胞结构,不可能“复活”。那么,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只可能是R型活菌在S型死菌无细胞提取物的作用下发生了转化(transformation);S型细菌中存在一种可遗传因子导致R型活菌转化为S型。这个因子被称为转化因子。
  
  这个导致R型细菌发生遗传转化的因子,其化学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与遗传学家提出的“基因的化学本质是什么?”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艾弗里的发现

  在格里菲斯发现肺炎球菌的遗传转化现象之后不过数年(30年代初),加拿大生物化学家艾弗里(O·T·Avery)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便开始探寻转化因子。他们把S型死菌的无细胞提取液进行分离,然后再检测各种分离组分的转化活性,发现只有DNA(而不是蛋白质)具有转化因子的作用。1944年,他们非常谨慎地发表他们的结果(论文中与艾弗里同时署名的还有麦克劳德(C·MacLeod)和麦卡蒂(M·McCarty)),确认脱氧核糖核酸是肺炎球菌的转化因子。
  
  他们列举了六点证据:(1)纯化的具有高度活性的转化因子,其化学元素分析与计算出来的DNA组成非常接近;(2)纯化的转化因子在光学、超离心、扩散和电泳性质上与DNA相似;(3)其转化活性不因抽提去除蛋白质或脂类而损失;(4)可以破坏、消化蛋白质的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不影响其转化活性;(5)分解、消化核糖核酸(而不是消化分解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核糖核酸酶对转化活性无影响;(6)相反,在加入分解、消化DNA的DNA酶后,转化活性即行丧失。
  
  艾弗里等人的工作是艰苦卓绝的。1943年5月,艾弗里给他的兄弟罗伊(Roy Avery,一位医学微生物学家)写信说:“近两年来,我先与麦克劳德,现在又与麦卡蒂博士一道,一直试图找出导致这一特异变化的细菌抽提液中的这个物质的化学本质。……真是艰巨的工作,有多少头痛和心碎的经历啊。但是最后也许我们找到它了”。
  
  发现遗传物质的化学本质是DNA,这是基因研究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在当时,这项重要的发现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艾弗里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但当时评奖委员会认为“最好等到DNA的转化机理更多地为人们所了解的时候再说”。
  
  比起孟德尔的被人遗忘达34年之久,艾弗里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了。1945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授予艾弗里考普莱(Coply)奖时,就特别提到他关于转化因子的工作。1951年,赫里奥特(R·Herriott)受到艾弗里工作的启发,提出一个十分富有魅力和启发性的假说:“病毒的作用可能像一个充满着转化因子的注射针。这样的病毒本身不会进入细胞,但它不仅用尾部接触寄生细胞,并可能通过酶的作用在细胞外膜上钻一小孔,然后病毒头部的DNA就钻入细胞。”赫里奥特在病毒感染寄生细胞过程的细节上都叙述得如此准确,真是令人惊异!

赫希和蔡斯的噬菌体实验

  当时与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一起研究噬菌体的赫希(A·D·Hershey)及其助手蔡斯(M·Chase),按照赫里奥特的思路设计了一个漂亮的实验,再次证明DNA是基因的化学基础。噬菌体是以细菌为寄主的病毒,赫希和蔡斯便以噬菌体为材料进行实验。那时,生物化学家早已弄清了蛋白质和DNA的化学元素组成。DNA含磷而不含硫,蛋白质则正好相反。赫希和蔡斯用含有放射性硫或放射性磷的培养基分别培养感染噬菌体的细菌。两种培养基中的噬菌体都会合成蛋白质外壳和DNA内芯。但是前者的蛋白质外壳带有放射性,而后者却是DNA内芯带有放射性。让这两种在不同部位带有放射性的噬菌体分别去感染寄生细菌,并在细菌尚未裂解时(噬菌体在细菌内繁殖后,会使细菌细胞裂解而释放出大量噬菌体),搅拌振荡液体培养基,以使DNA与蛋白质外壳分离出来。结果表明,用放射性硫培养的含噬菌体的细菌,并不具有放射性;而用放射性磷培养的细菌则带有放射性。这一结果确凿无疑地证明,进入寄主细胞内的是噬菌体的内芯DNA,而不是蛋白质外壳。
  
  人们彻底摒弃蛋白质是基因的化学本质的概念,是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有名的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之后。这是一个核苷酸非周期性排列的分子模型,表明DNA的多样性并不亚于蛋白质。而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又为DNA的复制提供了构型上的基础。这是继艾弗里之后,DNA研究的又一重大发现,1953年也是彪炳基因研究史册的光辉的一年。9年后(1962年),沃森与克里克荣获诺贝尔奖。对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的进一步深刻认识,使诺贝尔基金会回过头来意识到了噬菌体研究对这一认识所作的重大贡献。赫希与德尔布吕克和卢里亚一起,荣获1969年的诺贝尔奖。遗憾的是,已经不能食人间烟火的艾弗里的在天之灵,却无法享受诺贝尔奖的殊荣了。

用X光衍法研究DNA

  物理学与生物学的奇妙结合,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应用X光衍射技术来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当时主要是研究蛋白质),形成了分子生物学中的结构学派。结构决定着功能,对结构了解得越精细,则从中推导出功能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准确性就越高。这就是当时生物学中观念尚未十分明确但气氛却非常浓郁的还原论。
  
  在蛋白质分子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应用X光衍射法来研究DNA的分子结构,其中贡献卓著的当数威尔金斯(M·H·F·Wilkins)和富兰克林(R·Franklin,1920-1958)。
  
  威尔金斯于1915年出生于新西兰,他的父母是爱尔兰人,22岁时毕业于英国剑桥的圣约翰大学物理系,24岁在伯明翰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自己曾追述说,在剑桥时,“我对固体的结构及其依赖于这种结构的特殊性质非常感兴趣。”40年代中期,当威尔金斯读到薛定锷的《生命是什么?》一书时,非常兴奋,感受到控制生命过程的复杂分子结构的概念的强烈冲击,从此步入了生物学的殿堂。1950年,威尔金斯担任英国皇家学院生物物理学部的助理主任,并开始进行DNA分子的X光衍射研究。
  
  第一幅DNA的X光衍射照片是由先驱者阿斯特伯里在1938年得到的,但这中间停顿了几十年。到威尔金斯小组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已是20世纪50年代了。1950年,威尔金斯得到伯恩实验室作为礼物送来的一份纯净的DNA。这份DNA呈胶状,是一种黏性物质。当威尔金斯用玻棒点了一下,然后拿开玻棒时,他发现玻棒“带出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DNA纤维,就像蜘蛛丝一般”。这些纤维表明其内部分子具有有序的排列。威尔金斯和他的研究生戈斯林(R·Gosling)立即用X光衍射设备拍摄了DNA纤维产生的图样照片,他们得到的照片比阿斯特伯里的要精美得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保持了DNA纤维的湿润状态,而阿斯特伯里研究的是干了的DNA薄膜。DNA的X光衍射照片中有明显的几组点组成了十字的一横,提示DNA的整个结构为螺旋形,但证据并不充分。要弄明白DNA究竟是什么样的螺旋,研究者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在此时,富兰克林加入了研究组。富兰克林生于1920年,在剑桥大学获得物理化学学位。她是X光衍射技术的专家。富兰克林此时也进行DNA的X光衍射研究,并于1952年5月获得一张清晰的DNA的X光衍射照片。
  
  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为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提出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于1962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应该说,富兰克林在这方面的贡献完全不亚于威尔金斯。沃森和克里克提出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所依据的其实是1952年5月富兰克林得到的DNA的X光衍射照片。事实上,富兰克林也接近得出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了。可惜她英年早逝(1958年38岁时死于癌症),而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DNA分子的双螺旋模型

 

  在X光衍射照片的基础上,综合DNA化学研究方面的资料,沃森和克里克,特别是沃森,有着更宽广的眼界,从各专家处汲取所需,而得到新的综合结果,而且这种综合结果比其各部分更伟大,这是那些不能聚木为林的专家们无法领悟到的。
  
  1928年4月6日,沃森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6岁就在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理学士学位,在生物学方面开始显露才华。22岁时沃森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结识了早先已在这里工作的克里克,从此开始了两人传奇般的合作生涯。克里克于1916年6月8日生于英格兰的北安普敦,21岁在伦敦大学毕业。二战结束后,来到剑桥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克里克也是深受薛定锷的《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从物理学转向研究生物学的。
  
  沃森和克里克构建DNA分子结构模型的工作始于1951年秋。他们仿照泡林构建蛋白质α螺旋模型的方法,根据结晶学的数据,用金属片按原子间键角与键长的比例搭配核苷酸。核苷酸(DNA中的核苷酸是脱氧核苷酸,为简单起见,以下简称核苷酸)是DNA的基本结构单位。核苷酸有A、T、G、C共4种。1950年,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Chargaff)报道了他对人、猪、牛、羊、细菌和酵母等不同生物DNA进行分析的结果。查伽夫的结果表明,虽然在不同生物的DNA之间,4种核苷酸的数量和相对比例很不相同,但无论哪种物质的DNA中,都有A=T和G=C,这被称为DNA化学组成的“查伽夫法则”。1952年7月,查伽夫访问卡文迪什实验室时,向克里克详细解释了A:T=G:C=1:1的法则。1952年春,克里克的朋友,理论化学家格里菲斯(J·Griffith,他是发现肺炎球菌遗传转化现象的F·Griffith的侄子)通过计算表明,DNA的4种核苷酸中,A必须与T成键,G必须与C成键。这与查伽夫法则完成一致,以上这些工作,就成了沃森和克里克DNA分子模型中A—T配对、G—C配对结构的基础。
  
  1953年2月,威尔金斯将富兰克林1952年5月拍的一张非常精美的DNA的X光衍射照片拿给沃森和克里克看,克里克立即发现,DNA是双螺旋的,而且构成双螺旋的两条单链走向相反。至此,DNA骨架已经浮现。随后,泡林以前的同事多诺(J·Donohue)告诉沃森,A-T和G-C配对是靠氢键维系的。克里克提出,与糖-磷酸骨架垂直的碱基只有朝向骨架中心(而不是离开中心向外),才能保持稳定的氢键联系。2月28日,沃森用纸板做成4种碱基的模型,将纸板粘到骨架上朝向中心配对,克里克马上指出,只有两条单链的走向相反才能使碱基完善配对,这正好与X光衍射资料一致。完整的DNA分子结构模型完成于1953年3月7日,星期六。根据这个模型,DNA分子是一个双螺旋结构,每一个螺旋单位包含10对罨ざ任?4埃(1埃=10-10米)。螺旋直径为20埃。4月15日,沃森和克里克关于该模型的第一篇论文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同时在这期Nature杂志上发表的有关论文还有:威尔金斯、斯托克(A·R·Stokes)和威尔逊(H·R·Wilson)合署的文章,介绍了X光衍射数据的总体证据支持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以及富兰克林和戈斯林(R·Gosling)合署的文章,文中展示一幅重要的、精美的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确认了沃森-克里克模型的合理性。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发现,是生物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为DNA复制提供了构型上的解释,使人们对DNA作为基因的物质基础不再怀疑,并且奠定了分子遗传学的基础。DNA双螺旋模型在科学上的影响是深远的。2003年是DNA双螺旋模型发现50周年,科学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半保留复制方式

  在构建DNA分子的结构模型时,沃森和克里克事实上已经提供了DNA分子的复制模式。他们充分了解DNA双螺旋的两条链互补(碱基配对)的重要性,这是DNA复制模式的基础。复制时,DNA双螺旋就像拉开拉链那样,两条链的配对碱基之间的氢链断开,碱基暴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两条“模板链”(母链)。然后作为合成原料的游离核苷酸按碱基配对的原则结合到模板链上去。最后,结合到模板链上各有一条新链(子链)形成,原来的一个双螺旋DNA分子就变成(复制)了两个双螺旋分子。这两个双螺旋分子中各含有一条母链(旧链)和一条子链(新链)。DNA的这种复制方式称为“半保留复制”。
  

  我们不妨从沃林和克里克1953年的原始论文中引出关于DNA半保留复制模式推测的一段话:“我们的DNA模型实际上是一对模板,每一模板与另一个互补。我们设想:在复制前氢键断开,两条链松开、分离,然后每条链作为形成自己新链的模板,最后我们从原先仅有的一对链得到了两对链,而且准确地复制了碱基序列。”真是天才的推测!这一推测的DNA复制模式,后来得到了实验事实的充分证明。1957年,泰勒(J·H·Taylor)等人应用放射性标记的胸腺嘧啶与放射自显影技术,证明蚕豆根尖染色体的半保留复制。1958年,梅塞尔森(M·Meselson)和斯塔尔(F·W·Stahl)应用重氮标记与密度离心技术,证明大肠杆菌DNA的半保留复制。
  
  后来关于DNA分子复制的细节又有了更多的了解。1968年,日本生化学家冈崎(R·T·Okazki)等人发现DNA是“不连续”复制的。复制时,先在DNA模板链上合成一些短的片段,然后再连接成与母链等长而且互补的新链。DNA合成过程中的这些短片段,后来被称为“冈崎片段”。每一冈崎片段的合成都需要DNA多聚酶的作用。但DNA多聚酶只能把单个的核苷酸连接到已形成的核苷酸链上。因此,每一新的片段合成时,需要有一个已存在的片段作为“引物”。

 

PCR在试管中复制DNA

  目前,已经可以在试管中人工复制DNA。这个体外的生化反应称为多聚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这个反应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将DNA模板、多聚酶、作为合成原料的4种脱氧核苷酸和引物一起加入到一种特制的薄壁塑料管中。之所以要用薄壁管,是为了便于传热。先将试管置于90℃的高温中约20秒,使DNA模板拆开成两条链(这叫“变性”)。然后将试管转置于55℃的环境中约20秒,使一对引物分别结合到两条分开的模板上去。再在72℃的温度下放置约30秒,使单核苷酸从引物的一端一个接一个地连接上去,从而复制两条新链。于是,一个DNA双螺旋分子便复制成了两个。再重复一个上述的温度循环,两个便复制成四个,……。如此循环下去,便可以得到大量的DNA分子。例如20次循环就可使DNA扩增至100万倍。这一切,都可以在带电脑控制的PCR仪内进行,非常方便。
  
  说来有趣,PCR技术是缪里斯(K·Mullis)在1983年4月一个周末之夜与其女友(一位化学家)驾车行驶在通往北加州红杉林县的山间公路上时想出来的。星期一,缪里斯一回到他所供职的西特斯公司(Cetus),就以DNA多聚酶为关键词在电脑上进行一次文献检索,未发现有关于DNA体外扩增的文章。以后的几个月里,缪里斯反复进行实验,结果表明PCR技术是可行的。1984年春,缪里斯贴出一张海报,叙述了PCR技术,但未能引进起广泛注意。唯一感兴趣的人是细菌遗传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里德伯格(J·Lederberg)。
  
  最初的PCR技术有一个缺点,就是DNA多聚酶不耐热,在90℃以上的高温即失活。因此,反应过程中要不断添加新的DNA多聚酶。这不利于实现反应的自动化。1969年,有人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温泉中的水生栖热菌体内分离纯化出了耐热的DNA多聚酶,后来的商品名叫Taq酶。1988年,西特斯公司的研究者们开始在PCR中使用Taq酶。这是PCR技术的重大改进,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反应的自动化,从而PCR技术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缪里斯因发明PCR技术面荣获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中心法则

  早在1909年,伽罗德(A·E·Garrod)在《先天性代谢差错》一书中,就描述了黑尿病基因与尿黑酸氧化酶的关系。以红色面包霉(链孢霉)为材料而开创生化遗传学研究的比德尔(G·W·Beadle),1941年与塔特姆(E·L·Tatum)一起提出“一个基因一种酶”的假说,认为基因是通过酶来起作用的。
  

  基因(DNA)主要位于细胞核中。如果酶(化学本质是蛋白质)是在细胞核内合成的,问题倒也简单,由基因直接指导酶的合成就是了。可事实却并不如此。
  
  早在40年代,汉墨林(J·Hammerling)和布拉舍(J·Brachet)就分别发现伞藻和海胆卵细胞在除去细胞核之后,仍然能进行一段时间的蛋白质合成。这说明细胞质能进行蛋白质合成。1955年李托菲尔德(Littlefield)和1959年麦克奎化(K·McQuillen)分别用小鼠和大肠杆菌为材料证明细胞质中的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场所。这样,细胞核内的DNA就必须通过一个“信使”(message)将遗传信息传递到细胞质中去。
  
  1955年,布拉舍用洋葱根尖和变形虫为材料进行实验,他用核糖核酸酶(RNA酶)分解细胞中的核糖核酸(RNA),蛋白质的合成就停止。而如果再加入从酵母中抽提的RNA,蛋白质的合成就有一定程度的恢复。同年,戈尔德斯坦(Goldstein)和普劳特(Plaut)观察到用放射性标记的RNA从细胞核转移到细胞质。因此,人们猜测RNA是DNA与蛋白质合成之间的信使。1961年,雅可布(F·Jacob)和莫诺(J·Monod)正式提出“信使核糖核酸”(mRNA)的术语和概念。1964年马贝克斯(C·Marbaix)从兔的网织红细胞中分离出一种分子量较大而寿命很短的RNA,被认为是mRNA。)
  

  实际上,早在1947年,法国科学家布瓦旺(A·Boivin)和旺德雷利(R·Vendrely)就在当年的《实验》杂志上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DNA、RNA与蛋白质之间可能的信息传递关系。一位不知名的编辑把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理解为DNA制造了RNA,再由RNA制造蛋白质。10年以后,1957年9月,克里克提交给实验生物学会一篇题为“论蛋白质合成”的论文,发表在该学会的论文集(Symposum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第12卷第138页。这篇论文被评价为“遗传学领域最有启发性、思想最解放的论著之一。”在这篇论文中,克里克正式提出遗传信息流的传递方向是DNA→RNA→蛋白质,后来被学者们称为“中心法则”。

遗传密码子是三联体

 

  既然mRNA是DNA与蛋白质合成之间的信使,人们自然设想,mRNA是指导蛋白质合成的模板。但mRNA由4种核苷酸组成,蛋白质却由20种氨基酸组成。4种碱基是如何排列组合起来以决定每一种氨基酸的呢?这就是分子遗传学中著名的“遗传密码”问题。
  
  1954年,美籍俄裔理论物理学家莫夫(G·Gamow)应用排列组合计算来研究遗传密码。DNA中的4种核苷酸,每次取3个来进行组合,其组合种数是:

  恰好与蛋白质中氨基酸的种数20相应。伽莫夫于是提出遗传密码的三联体(triplet)假说。当时,伽莫夫很得意,他将20称为“生物学上的神奇数字”。
  
  伽莫夫认为DNA的3个核苷酸组成一个密码子(coden)来决定蛋白质中的一个氨基酸,后来证明是对的。1961年,克里克用吖啶黄引起的移码突变证明遗传密码确实是三联体。当DNA中插入一个或两个核苷而引起“移码”时,基因即失去正常功能成为“突变型”。而当再插入一个核苷酸,即总共插入3个核苷酸时,突变基因又回复成正常的基因。但伽莫夫的计算前提是“组合”(不计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后来则证明是错误的。遗传密码的三联体是核苷酸按一定顺序排列而成的。

遗传密码的解读

  那么,究竟是哪3个核苷酸组成1个密码子来决定哪个氨基酸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分子遗传学家与生化学家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美国科学家尼伦伯格(M·W·Nirenberg)与美籍印裔科学家霍拉纳(H·G·Khorana)贡献卓著。
  
  尼伦伯格于1927年4月10日生于美国纽约市,21岁时(1948)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1952年又在该校获生物学硕士学位,1957年在密支根大学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到马里兰州的贝特斯达国立卫生研究所继续研究生物化学。
  
  霍拉纳于1922年1月9日生于印度旁遮普邦瑞普尔的一个小村庄(现属巴基斯坦),1943年毕业于拉合尔(现亦属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大学,两年后又在该校获硕士学士。1948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博士学位。1952年,他受聘去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领导一个有机化学研究小组。1959年,他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合成了生物化学上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辅酶A,因而国际驰名,霍拉纳于1966年加入美国籍。
  

  阐明遗传密码这个难题,在1961年终于露出一线曙光。尼伦伯格先合成了一条全部由尿嘧啶核苷酸(U)组成的多苷酸链,即UUU……。然后将这种多聚U加入到含有20种氨基酸以及有关酶的缓冲液中,结果只产生了一种由苯丙氨酸组成的多肽链。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与苯丙氨酸对应的遗传密码是UUU。这是世界上解读出的第一个遗传密码子。后来,尼伦伯格及其合作者参考霍利的研究结果,将人工合成的密码子(核苷酸三联体)“栽种”在核糖体上,这个人工密码子便像天然的mRNA一样,从介质中“捞起”完全确定的tRNA及其所携带的氨基酸。尼伦伯格及其合作者合成了64种理论上可能的核苷酸三联体密码子,终于将64个密码子的含义一一解读出来。在这个64个密码子中,有3个并不编码任何氨基酸,而是作为蛋白质合成的终止信号(“句点”),称为终止密码子。
  
  霍拉纳则按照事先的设计合成具有特定核苷酸排列顺序的人工mRNA(这个结果本身已是卓越的成就),并用它来指导多肽或蛋白质的合成,以检测各个密码子的含义,证实了构成基因编码的一般原则和单个密码的词义。霍拉纳确定,在一个分子中,每个三联体密码子是分开读取的,互不重叠,密码子之间没有间隔。1966年,霍拉纳宣布基因密码已全部被破译。
  
  遗传密码的破译,是生物学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尼伦伯格与霍拉纳于1968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中心法则的补充和发展

 

  中心法则在具体细节上经过完善后,在遗传信息流传递方向上又有补充和发展。1970年,巴尔的摩(D·Baltimore)和梯明(H·M·Temin)在致癌的RNA病毒中,发现一种酶,能以RNA为模板合成DNA。他们称这种酶为依赖RNA的DNA多聚酶,现在一般称为逆转录酶。这就是说,遗传信息流也可以反过来,从RNA→DNA。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巴尔的摩和梯明于1975年荣获诺贝尔奖。
  
  巴尔的摩1938年3月7日生于美国纽约,在中学时代就对生物学有浓厚兴趣。1960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思莫(Swarthmore)大学,1964年获洛克菲勒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梯明1934年12月10日生于美国费城。1955年毕业于宾州斯沃思莫大学,195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巴尔的摩与梯明发现了逆转录酶,还发现了逆转录病毒的复制机理。逆转录病毒是RNA病毒,病毒腞NA逆转录出DNA,再整合到寄主细胞的染色体中,使寄主细胞发生癌变,这一成果也使癌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对于逆转录酶的发现,巴尔的摩的华裔夫人黄诗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巴尔的摩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癌症研究时,寻找逆转录酶遇到困难。当时正好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黄诗厚博士发现在某些RNA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中带有“转录酶”——RNA多聚酶。这个发现给了巴尔的摩极大的启示,他也果然在RNA肿瘤病毒的蛋白质外壳中找到了逆转录酶。
  
  根据中心法则,DNA中的信息转录到RNA分子中后,要再进一步转译成蛋白质,才能表达为酶的活性。
  
  1981年,切赫(T·R·Cech)等人在四膜虫发现自催化剪切的tRNA。1983年阿尔特曼(S·Altman)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大肠杆菌的核糖核酸P的催化活性取决于RNA而不是蛋白质。这意味着RNA可以不通过蛋白质而直接表现出本身的某种遗传信息,而这种信息并不以核苷酸三联体来编码。这是对中心法则的又一次补充和发展。切赫和阿尔特曼荣获198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经过补充和发展后的中心法则

  DNA本身是否也具有酶活性呢?1994年,乔依斯(G·F·Joyce)等人发现一个人工合成的DNA分子具有一种特殊的磷酸二酯酶活性。此后,国外又有多例报道人工合成的DNA序列具有各种不同的酶活性。1995年,我国学者王身立等人发现,从多种生物中提取的DNA均具有酯酶活性,能催化乙酸萘酯水解为萘酚和乙酸。这种较弱的酯酶活性并不需要特定序列的DNA编码,而是非特异性DNA的一般性质。王身立推测,在生命起源时,RNA和蛋白质都还未出现,原始海洋营养汤中的DNA可能利用本身的酯酶活性水解萘酯等物质以获得能量。随着生命的进化,酶活性更强的蛋白质出现了,在生命世界中DNA作为酶的作用则为蛋白质所取代。但DNA分子本身的酯酶活性仍作为一种“分子化石”的遗迹,一直保存到今天。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设计,对DNA分子进行体外加工操作,再引入受体生物,以改变后者的某些遗传性状,从而培育生物新类型或治疗遗传疾病的一种现代的、崭新的、分子水平的生物工程技术。发明基因工程的思想渊源,在于可以应用体外的DNA来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状。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44年艾弗里等人发现DNA可以导致肺炎球菌的遗传转化。5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各种DNA转化生物的遗传性状并用于育种实践的报道,这些工作,可以认为是基因工程的前驱。
  
  真正进行基因工程,还得有目的、有计划(设计)地对DNA进行体外加工,把某些DNA分子“剪”断,再与另外的DNA分子片段重新连接。用来剪断DNA分子的是一种“分子剪刀”,叫做DNA限制性内切酶,简称内切酶。早在1962年,阿伯(W·Arber)就发现大肠杆菌对外来侵入的DNA有限制作用。他认为,这是由于菌体内有一种酶,对外来的DNA起切割、分解的作用,从而预言了DNA限制性内切酶的存在。1968年,斯密思(H·O·Smith)分离出第一个内切酶。1971年,纳赞(D·Nathans)应用斯密思的内切酶切割SV-40病毒的DNA,获得了第一个DNA的内切图谱(通称“物理图谱”physical map)。为此,阿伯、斯密思和拉赞共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奖。
  
  有了切割DNA的内切酶,而1966年魏斯(B·Weiss)和理查德森(C·C·Richardson)就已经发现了DNA连接酶,这就可以对DNA进行体外加工了。1972年,伯格(P·Berg)等人用这两种酶成功地进行了λ-噬菌体与SV-40病毒DNA的体外拼接。1977年,基因工程正式宣布成功——吉尔伯特(W·Gilbert)分别将编码胰岛素和干扰素(这是两种有用的药物)的DNA经过体外重新拼接后,导入大肠杆菌中,分别使大肠杆菌合成了胰岛素和干扰素。伯格和吉尔伯特曾荣获197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其中吉尔伯特的获奖主要是因为DNA测序方法的研究)。同时获奖的还有桑格F·Sanger,他完成了φX噬菌体DNA的全测序。
  
  自70年代末以来,基因工程发展迅速。1980年,肯普(J·D·Kemp)和霍尔(T·H·Hall)将大豆种子的贮藏蛋白基因引入向日葵中,得到“向日豆”(sunbean)。近年来维尔莫特(I·Wilmut)将人的AAT蛋白基因导入绵羊体内,使羊奶中含有人的AAT蛋白(一种治疗囊性纤维变性的药物),都是比较有名的例子。维尔莫特所在的英国罗斯林研究所曾向德国一家药厂出售一头这样的转基因羊,获得50万英镑。维尔莫特研究小组继克隆羊多莉之后,又对含有人AAT蛋白基因的转基因羊进行了克隆,无性繁殖出两头分别名为波莉和莫莉的克隆羊。
  
  基因工程的研究目前在我国也已经普及,获得了累累硕果。